悼周拥邓讨江射毛
1月8日，周恩来病逝的消息传出，北京、上海用来制作黑纱、挽幛的黑布迅速销售一空。整个国家陷入巨大的悲痛。
1月11日下午，周恩来的灵车缓缓驶向八宝山。北京街头出现了感天动地的一幕：上百万衣着朴素的中国人臂带黑纱，胸佩白花，在寒风中伫立街道两旁，含泪相送灵车，十里长街哭声震天。
在那个擅长社会动员的时代，没有任何组织和串联，北京人倾城而出，其中有白发苍苍的老头，有脱帽肃立的老军人，有怀抱婴儿的母亲，更多的是平时在“单位”里最沉默、最老实的中年人。
西方媒体眼中喜怒不形于色的中国“蓝蚂蚁”，用压抑的泪水显示：一种不寻常的精神力量如地下岩浆在涌动，寻找爆发点。
1月15日，周恩来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据杨健《丙辰清明前前后后》记载，在“四人帮”严密控制的上海，港口船舶汽笛鸣响持续了37分钟，长航医院的高音喇叭冲着市委大楼播放哀乐。既是悼念，也是示威。上海市委下令调查，基层干部说：“你们可以开除我的党籍，悼念总理如果有罪……”北京交通部打过来的电话掩饰不住赞赏的口吻：“上海很好”；“群众自发拉回声不要批评，不要追查”。
中国向何处去？国内、党内的政治分歧已经泾渭分明：以普通百姓特别是“文革”中长大的年轻人，以及他们背后的党政军多数干部为一方；以“四人帮”少数政客及其背后的毛泽东为另一方。在体制内的正式场合，后者通过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文宣工具保持着绝对的“话语霸权”。在体制外的私下交流中，周恩来，在很大程度上也包括邓小平，成为同情和拥戴的对象；而“四人帮”则成了冷嘲热讽和愤怒声讨的箭垛；至于毛泽东，虽然他不时在“文革派”和老干部中搞点平衡，甚至连“四人帮”这个概念也是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批评江青他们的，但更多的时候，正因为毛本人的思想倾向，才让江青等人有恃无恐，因此1976年民间普遍认为毛“老糊涂了”。
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副组长曹志杰，只是一名普通的工会干部，在长期“阶级斗争”意识的熏陶下，竟然也能对上层政局洞若观火。1974年1月25日，理论组成立后第一次大型活动，是参加国务院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评法批儒”动员大会。周恩来、江青、姚文元，还有“四人帮”的亲信谢静宜、迟群等先后发言。周恩来的发言主要是作检查，讲自己的工作没搞好，“我们中央和国家机关已经落后了”。周恩来还提到，这次会议是在24日下午才得到通知；而曹志杰和同事们在24日上午就知道要开会。曹志杰心里雪亮：
“在整个大会期间，周总理一再作检查，而'文革'派却大讲批大儒，矛头所向一目了然，完全是冲着周总理去的……这个大会给我们传达的最重要的信息，就是毛泽东和江青开展的评法批儒运动是要批周恩来总理。”
1974年9月30日，周恩来抱病最后一次主持国庆25周年盛大招待会。此时周恩来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还煞费苦心安排尽可能多的“文革”中受冲击的党内老干部和党外人士参加招待会，“在政治上营造一个大团圆的局面”。而江青等人在周恩来住院前后，控制《人民日报》为首的舆论宣传机器，批“周公”，批“宰相”，批“党内大儒”，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曹志杰回忆说：
“工人理论组在私下的议论中，对江青等人的敌视之情已经毫无隐讳，怒于言表。当时人们并不知道'四人帮'这个称谓，通常是把他们称作'上海帮'。
“当时毛泽东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早已远不如'文革'之初了。特别是不少人（尤其在高干子弟中）已经认识到江青的猖狂源自于毛泽东的支持。对于'文化大革命'，对于政治运动，对于今天打倒张三、明天又打倒李四之类的阶级斗争，人们已经普遍感到厌倦了、讨厌了。人们的不满情绪已经到了无法继续忍受的程度。”
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另一位活跃人物贺延光，也佐证了曹志杰的分析。《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第2期王鸿谅文章《贺延光：“那个总理成为旗帜和符号的年代”》记述：贺延光1973年从黑龙江建设兵团回到北京当工人，他这样分析自己当时的心境：
“大家对于社会的不满。其实是从个人生活的无望开始。邓小平带来的是直接的经济变化，跟每个人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和最真实的生活细节捆绑在一起。对于邓小平的攻击，引发的或许是人们并没有意识到的关于生存的一种本能。周恩来的去世，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而且周恩来忍辱负重、兢兢业业、不计个人得失的形象，坚持'良心底线'的形象，在这样的背景中也被无限量放大了。”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周恩来之死，具有足够强烈的悲情成分，可以支撑一场草根民众民主运动。为什么他坚持不留骨灰？当时民间传说、后来得到验证的是，周恩来1975年7月对请求合影的身边工作人员说：
“我这是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脸上打上叉叉。”
过来人都知道，老干部一夜之间被打成“反革命”的案例实在是太多了，从彭德怀、刘少奇到林彪，多少中南海要人的国务活动照片成为禁忌，要打上叉叉。中国人更知道，历史上人亡政息、掘尸扬灰的事还少吗？但谁又能想像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敬爱的周总理身上，而且由他本人亲口道出？！
令很多老干部和老百姓耿耿于怀的是，为什么毛泽东没有参加周恩来追悼会？自遵义会议以来45年间，周恩来忠心耿耿辅佐毛泽东。当然，1976年初的毛已到风烛残年、步履维艰，但在此前半个月刚刚接见过尼克松的女儿、女婿啊，中国人多么希望他像陈毅追悼会那次突然出现在悼念会场。周恩来追悼会后不久的阴历除夕夜，毛仅仅因为嫌中南海冷清，竟然粗心到不察民意，下令工作人员在游泳池寓所大放鞭炮。
当时民间流传一份周恩来总理遗言，后来查明是杭州汽轮机厂一名23岁的工人李君旭伪造的。今天读来，令人诧异那个年代普通中国人竟然有那样的政治敏感性和判断力，对上层的政治心态和语言描述得又是那么得体：
“1926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能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的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们，死者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的。'我总想着用什么来向他们汇报呢……
在弥留之际，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们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点工作而感到内疚……
展望本世纪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这一段话把周恩来的亲民形象，把“我们人民的生活条件”改善不力、“幸福生活”尚未实现、愧对先烈的悲哀，把扭转阶级斗争、迈向“现代化”的憧憬，刻画得荡气回肠。而且，借周恩来的革命前辈身份，强调了人民渴望“生活条件”和“幸福生活”的政治合法性和意识形态纯正性。
令江青等人恼火的是，这份伪造的遗言还把周恩来与邓小平巧妙地联结在一起，通过“四人帮”在政治上不便公开否定的周恩来，来肯定党内地位岌岌可危的邓小平：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关于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的。”
“请小平同志致悼词。”
这个23岁小伙子代拟的遗言还提到，希望朱德同志和剑英同志“保持晚节”，隐约反映出一个深埋中国人心头的期待：如果在毛泽东身后，这些中央老同志不给毛泽东面子，江青等人该如何自处？
1976年，是小道消息和政治谣言满天飞的年头。在中共干部阶层中，还秘密流传邓小平与战争时期老搭档刘伯承元帅的唱和诗：
七律 邓小平进伯承元帅
一封朝奏主席边，夕贬蜀国路八千。
本为民众除鄙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峨嵋家何在，雨阻巴山车不前。
人生自古谁无死，我以我血荐轩辕。
这两首“伪托”的刘邓唱和，塑造了一个屈原、邓世昌式忠臣的完美形象，露骨地为邓小平鸣冤叫屈。在刘伯承的答诗中，明确肯定了邓小平“逐鹿定中原”的历史功绩，以及“功成身不退”、“白首挽狂澜”的献身精神，借这个几近失明的共和国元帅之口，悲呼“宏策未尽天下叹，常谈中华泪如泉”。
据人民日报副总编李庄回忆，1月14日，周恩来追悼会前一天，他接到黑龙江朋友打来的一个长途电话。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汉、大庆油田的中层干部，在电话线那头哽咽着说：
“就这么完了吗？怎么办呀！”
李庄当时还在“靠边站”，在宿舍的传达室接电话不敢造次，只能“嗯啊”以对。对方接着急切地问：
“明天追悼会，是邓小平同志致悼词吗？”
李庄继续敷衍道：
“我想应该这么安排吧！”
对方长叹一声，挂上电话。
就像雨果小说《悲惨世界》中的一个经典场面--1832年法国同情穷人的拉马克将军病逝，迅速点燃巴黎街头的革命风暴，曹志杰认为，在周恩来与世长辞的那一刻--
“社会上自”文革“以来积聚压抑已久的不满和反抗迅速聚集在悼念周恩来的旗帜下，以'悼周、拥邓、讨江、射毛'的方式表现出来。”
曹志杰说：1976年初的中国人--
既是哭周恩来，哭国家，也是哭自己。
“悼念之声、抽泣之声不绝于耳。人们的脸色凝重，人们的双眉紧锁。这一切再清楚不过地预示着一场大搏斗，大震撼、大爆发。”
官报逼民反
从后来披露的情况看，坐在火山口上的邓小平，通过短暂的“整顿”与“四人帮”的交锋，已经对党心、民心、军心了然于胸，下决心与毛泽东时代分道扬镳。当1975年11月，毛泽东几乎是乞求式地要邓小平主持作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希望总体评价为“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时，邓小平一口拒绝了：
“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毛泽东继“亲密战友”林彪谋反后，再次被自己寄予厚望的邓小平所抛弃。听到邓的这个表态，心境的悲凉可想而知。毛泽东虽然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但对自己的身后事，内心已是一片空空荡荡。今天已广为人知的一个情节，是1976年8月间，他把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等叫到病榻前，沉痛地说：
“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另一件事你们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腥风血雨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缺乏自知之明的“四人帮”，显然比毛本人还要高估了自己这一方的力量。以《人民日报》为代表，体制内媒体还在肆无忌惮地强奸民意。
据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余焕椿揭露：周恩来逝世的第二天，姚文元对鲁瑛说，总理逝世“没有报道任务”，各国的唁电“不能占版面太多”，“唁电的标题要缩小”，“不要提倡戴黑纱，送花圈”，“报上不要出现敬爱的周总理字样”。
周恩来逝世后的6天里，人民日报只发了两条有关消息。首都百万群众街头送灵车，新华社记者写出长篇报道，先是被压缩到很少的字数，最后由姚文元下令，一个字也不准登。姚文元还特意叮嘱鲁瑛：“不要登广场群众悼念的场面”。
1月14日，周恩来追悼会的前一天，《人民日报》前3块版只字未提悼念周恩来，却在头版以通栏标题发表长篇报道《大辩论带来大变化》，文章劈头盖脑第一句话就是：
“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
明明是党内、国内大多数人与“文革”派的尖锐对立，《人民日报》的这篇报道却说：怎样估计“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教育革命？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广大干部、群众同“那么几个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人”产生了根本的对立。在悼周情怀如烈火蔓延的时候，姚文元自以为得意地说：
“只有这篇文章才能压得住。
这是关键时刻发表的典型文章。”
“四人帮”亲信迟群、谢静宜则说：
“这篇文章发表的时机，比文章本身更重要。”
人民日报压根是在玩火。报纸一出来，从早到晚，抗议电话铃声不绝于耳。有温文尔雅的批评建议，如中国科学院一位女士在电话中说：
“人民日报没有反映人民群众的心情，今天发清华的大变化，不代表群众。你们应该到天安门前去采访、拍照片，把这些报道出来，反映群众的心情。”
有激烈的抨击和蔑视，人民日报老同志亲眼目睹，在王府井大街的阅报栏，《人民日报》被路人扯下来践踏。
2月6日，供党内高级干部阅读的“大参考”（《参考资料》）刊登一篇文章，提到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对共产党人大屠杀时，诬陷周恩来“叛变”。
2月13日，《光明日报》头版刊登“高路”（北大清华写作组笔名）的《孔丘之忧》，挖苦悼周民众：
“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
3月5日，新华社播发沈阳部队指战员纪念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号召13周年的文章，引述了周恩来给雷锋的题词。《文汇报》在刊载这条消息时，删掉了周恩来题词。3月25日，《文汇报》在一篇题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报道中公然写道：
“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
当时“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已成邓小平的代名词，但有能力扶邓小平上台的“那个走资派”又是谁？《文汇报》几乎是指名道姓地攻击周恩来，一下子激怒了全国人民。
博主家乡在扬州一个小镇，家里正好订了一份《文汇报》。某天晚上父亲的同事悄悄登门，低声议论了点什么，翻出那两天的报纸，消失在夜幕中。很快，小镇街头刷出了毛笔字大标语：
“反对周总理不得人心！”
“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到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