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左还是反右？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载入中共“九大”党章的“接班人”林彪从《人民日报》版面上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林彪当初凭借“文化大革命”的狂飙扶摇直上，取代刘少奇成为党内第二号人物，林彪的灭亡自然也宣告了“文革”的政治破产。林彪在温都尔汗折戟沉沙之日，就是毛泽东骤然遭遇执政合法性危机之时。“文化大革命”推行的一整套极左路线能不能站得住脚？住在中南海游泳池边的毛泽东，与全党同志一道陷入沉闷的思考。
在相继失去刘少奇、林彪的中央，周恩来受毛泽东委托，顺理成章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并从1972年开始过问《人民日报》宣传事务。此时，人民日报领导层早已被陈伯达砸烂。在周恩来的要求下，临时成立了7人“看大样小组”，牵头的是“中央文革”从上海调来的鲁瑛，成员包括被陈伯达赶下台的前社长吴冷西，还有一位46岁的理论部编辑王若水。就是这位王若水，在“九·一三事件”后怀抱各异却又暂时相安无事的党内高层，撕开了一个口子。
王若水，北京大学哲学系高才生，解放前夕参加革命，1950年进入人民日报任理论编辑。林彪机毁人亡后，王若水以党报编辑和哲学家的敏锐和深入思考，觉察到“中国政局面临一个转折点”——
“在‘文革’期间，周恩来一直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反对极左的；现在，以陈伯达和林彪垮台为契机，他加大了纠左的力度。”
周恩来召开一系列全国性专业会议，在出版、科研、高等教育、文艺、农业等问题上反击“极左思潮”。1972年8月1日，周恩来对驻外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讲话，批评外交部、人民日报社、新华社说：
“你们对极左思潮没有批透。
“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下面也有嘛！
“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
细心的王若水还发现，对于批“左”，中央领导人之间存在微妙区别。“九·一三事件”后，原中央“文革”干将张春桥、姚文元被迫处于守势，但并不甘心极左路线就此偃旗息鼓。周恩来讲话不久，8月8日，张、姚来到人民日报，对“看大样小组”表示：
“林彪搞出一套形左实右的东西，流毒很广。因此，在批林时要动脑筋，划清界限，不要过头。”
刚刚恢复工作的吴冷西，根据周恩来的讲话精神，在这一年国庆社论上加了一句话：
“要批判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特别要批评极左思潮。”
社论送审时，姚文元挥笔轻轻一勾，把这句话删去了。姚文元说：
“全国形势如何，还要再看一看。”
但《人民日报》心忧天下的有识之士不想继续观望，不甘心在高层政局不明朗的情况下无所作为。特别是王若水跃跃欲试，想按照周恩来的讲话和自己的理解，在全党营造纠“左”的舆论氛围。10月14日，趁着张春桥、姚文元都不在北京，王若水推出一块反无政府主义的专版。专版的3篇文章，用今天的眼光看挺“八股”的：一篇叫《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根据国务院业务组指示精神写成，第二篇叫《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还有一篇关于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书评。在老式的政治术语背后，是《人民日报》从“文革”爆发以来第一次公开反“左”和为“文革”纠偏的尝试。
专版一出，各方瞩目。法新社电讯称，文章是为老干部讲话、批评“红卫兵”的。此时张春桥、姚文元不愿与周恩来发生正面冲突，因此自己不出面批评《人民日报》，而是通过大本营上海向《人民日报》发出质疑。上海市委控制下的《文汇报》连发2期内参《文汇情况》，说上海工人座谈，批评《人民日报》文章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批判到了群众头上。《文汇报》的公开报道则把林彪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一贯是右的，只是在“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搞一点形“左”实右的东西。一时间，形成《海瑞罢官》事件后又一次南北对抗，地方报纸挑战中央党报。
上书毛泽东
王若水对来自上海的批评很不服气，对中央的不同声音暗自着急，希望以一己微薄之力，跳上政治秤盘，影响高层微妙的政治天平。在不可能诉诸全党公听的情况下，王若水采用士大夫密折奏事的传统，给曾经对表扬过自己的毛泽东写信，开诚布公地汇报对中央认识分歧的看法。
12月5日，他没跟报社的任何人打招呼，斗胆发出了给毛泽东的一封信，汇报了《文汇情况》对《人民日报》的批评和《文汇报》对林彪路线性质的提法，把尖锐的矛盾直接端到毛泽东面前——
“到底《文汇报》讲的是不是中央精神？如果不是，《文汇报》怎么有那么大的胆子？但如果是，《人民日报》为什么不知道？”
“我不相信《文汇报》的提法是中央精神，因为如果是中央精神，不会不向《人民日报》传达。中央文件刚刚说过批林整风中要注意反对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就是极‘左’。中央精神要变也不能这样快。”
共产党人让人吃惊的勇气就在这里。在信中，王若水不仅是请毛泽东裁示，而且敢于以人民日报编辑的身份跟党中央主席侃侃而谈，对当前党的基本政策提出自己的见解。王若水认为：
“刘少奇有右的表现也有‘左’的表现，主要是右；林彪有‘左’的表现也有右的表现，主要是‘左’。当前实际工作中的主要干扰也是‘左’。因此，批林就要批极“左”思潮。”
给中央直至毛泽东本人上书陈事，或者贴出“大字报”公开表达政见，这是毛泽东时代一种极为特殊的现象，在十年“文革”中此风尤甚。一方面是毛泽东鼓励小人物越级进言，以毛泽东本人至高无上的权威为后盾，造当权派的反，把“资产阶级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翻在地；另一方面是普通党员和普通中国人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向党袒露心曲，像张志新甚至不惮发表批评毛泽东本人的言论。这种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和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正如毛泽东1957年在吴冷西到人民日报上任前送他的“五不怕”——
“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
事实上，中共历史上一直存在两种“党性”：一种是令行禁止的民主集中制，经常表现为有集中无民主的僵硬体制，一种是以党的道德理想为最高行动准则，不惜抗御现实的强权，哪怕他是中央主席。也许我们可以把共产党人的这种情怀称为共产主义的“原教旨主义”？对此，王若水晚年在美国做了一点理性分析：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时代精神说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认为无产阶级肩负着历史的使命。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共产主义者就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对自己的使命坚信不移，类似宗教。列宁所谓的“共产党人的自大狂”，也是类似于此，他们好像说“真理在我这里跪下来了”。这种信心，成为许多共产党人前仆后继不怕牺牲的精神力量的泉源，但也产生一种盲目的信仰。
“真理在我这里跪下来了”——激荡在共产党人胸中的这份自信和自我期许，这份庄严和沉重，被王若水描述得非常到位和感人。虽然有人、有的时候在现实权力的高压下不得不保持沉默、委曲求全，内心备受煎熬；但在另一些特殊的际遇下，他们总要喷薄而出，仗义执言，敢于以下犯上，位卑言重，表现出“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胆识。在精神上，他们是不被世俗权力约束和扭曲的自由人。在党内民主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普通党员飞蛾扑火、以卵击石的努力，有时不失为一种差强人意的党的自我修复机制，更多的时候虽无力回天却也凸现了体制内人格的雄奇豪迈和悲剧命运。
王若水没有想到的是，“文革”的“左”不是林彪和“中央文革”的工作偏差，始作俑者恰恰是毛泽东本人！尽管“左”因为林彪毁灭而声名狼藉，但毛泽东丝毫不准备改弦更张。毛泽东接到王若水来信后，立即召见江青，安排政治局开会讨论。接着，毛泽东把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等人叫到住所，对这场反“左”的争论下了断语：
“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
“（林彪路线）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毛泽东不服输、不认错的个性让人吃惊！就像十年前的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几千万中国人民的“非正常死亡”未能唤醒毛泽东对“大跃进”真诚的反省；“文革”推手林彪的毁灭也没能让他对极“左”路线痛定思痛。毛泽东说过：“我是不下罪己诏的。”对于《571工程纪要》所指斥的“文革”种种弊端不以为耻，还要给周恩来缓解“文革”灾难的局部修复工作踩刹车。王若水冒冒失失的一封信，一下子把高层心照不宣的政治模糊操作明确滑向“左”的一边。
12月19日晚上，王若水与人民日报“看大样小组”成员鲁瑛、吴冷西和军宣队负责人一道，被紧急召到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起找他们谈话。周恩来试图淡化自己和毛泽东的认识分歧，也竭力为《人民日报》开脱：
“王若水同志听到8月1日我的讲话。我讲极‘左’思潮要批透，是指外交政策，还有工作上的一些问题，不是讲林彪的整个路线。林彪叛党叛国，那是极右了。中央报刊上曾经指出过极‘左’思潮，《红旗》11期也提过，但是我们没有定性为‘左’。至于表现形式，也有形‘左’实右。说林彪是‘左’，在原则上是错误的。
这是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的同志。”
但昔日“中央文革”三成员不依不饶。江青火气十足地说：
“我有一个感觉，这封信不管动机如何，客观上对中央起着挑拨作用，我看了以后很不高兴。
你这封信，好像春桥、文元同志跟总理闹别扭，我认为过分了。都在中央工作，怎么可以把两个政治局委员和一个常委对立起来呢？”
张春桥借机对人民日报内部抵制“中央文革”成员鲁瑛的行为，提出警告：
“这封信反映出来，不是王若水同志一个人的问题，人民日报还有人。这究竟是什么问题，需要研究。
我总觉得人民日报内部有一股邪气，一股势力，容不得外面的人。”
姚文元说话不多，但一句尖锐质问，听得王若水心中一凛：
“在阶级斗争这个时刻，你站到哪里去了？”
毛泽东一言九鼎，反“左”的呼声自此在《人民日报》上戛然而止。
大会堂谈话直到次日凌晨2时才结束。分手时，中央领导人与人民日报同志一一握手。王若水把周恩来的手紧紧握住，努力想从他的脸上看出一些表示。可是周恩来的脸变得没有任何表情。王若水事后写道：
“这次会议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我能够从近距离观察这几个高层领导人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在这以前，我是把江青同张春桥、姚文元两个人分开的，只是觉得张、姚不好，而江青大概是受他们包围。我还以为，毛泽东是信任周恩来的，他们之间是完全一致的。从这次会后，我才知道我过去错了。”
意外发现毛周分歧，对王若水的心理冲击，不亚于“九·一三事件”，他不禁对中国的前途陷入深深的忧虑。
从这次事件后，周恩来就不再过问《人民日报》的事了。而人民日报内部按照张春桥、江青的要求，展开对“一股邪气，一股势力”的批判，受冲击的是王若水和理论部党支部书记胡绩伟。王若水始料不及的是，一次勇敢的犯颜直谏，换来的却是江青为首的极“左”派彻底攻占人民日报。
马克思主义“修正派”
1974 年初，王若水被送往干校劳动。党报为“文革”纠偏的努力虽告挫败，但反“左”的思索陪伴着王若水迎来了“文革”后时代。1977年，王若水出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1979年初，经叶剑英元帅提议，胡耀邦主持，一场别开生面的“理论务虚会”在北京召开。十年“文革”雨后初晴，党内众多有识之士从干校“牛棚”和监狱里出来，如梦方醒，大彻大悟。不再是“七千人大会”对“大跃进”反思的羞羞答答、欲说还休，“理论务虚会”上各路精英锋芒毕露，刀刀见血，直指“文革”灾难的深层原因：政治体制，理论误区，领导人的责任。据郑仲兵介绍，与会同志发言题目广泛，差不多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进行了全面反思：
1． 关于总结建国三十年来的经验教训问题；
2． 关于总结六十年来苏联和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教训问题；
3． 关于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及其思想理论问题；
4． 关于肃清林彪、“四人帮”流毒，揭批康生、谢富治和否定“文化大革命”问题；
5． 关于继续平反冤假错案问题；
6． 剖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7．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
8． 领袖和人民关系问题；
9． 关于破除个人迷信问题；
10． 关于废止干部、特别是党的最高领导人职务终身制的问题；关于指定“接班人”问题；
11． 关于党内民主和国家民主问题；
12． 关于破除对国家迷信、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和长官意志问题；
13． 关于健全发展法制、法律和实行有效的人民监督问题；
14． 关于政治、思想、言论、人身自由问题；
15． 关于“反右斗争”和“反右倾”问题；
16． 关于“左”和右的问题；
17． 关于“复辟资本主义”和“复辟封建专制主义”问题；
18． 关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问题；
19． 关于社会主度发展阶段问题；
20． 关于生产目的问题；
21． 评析“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22． 关于商品、市场、价值规律问题，关于按经济规律办事问题；
23． 评析“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
24． 评析“以粮为纲”、“以钢以纲”；
25． 关于“一大二公”和“全民所有制”问题；
26． 关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问题；
27． 关于正确对待知识分子问题；
28． 关于党性与科学性、党性与人民性问题；
29． 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
30． 关于实事求是地进行历史研究，特别是党史研究的问题；
31． 关于改进干部理论学习和学校理论教育问题；
32． 正确看待青年人和他们的“闹事”问题；
33． 关于树立科学学风、真正贯彻“双百方针”的问题；
34． 理论工作如何适应“重点转移”，为现代化建设服务？
35． 关于“保密制度”和档案制度问题。
王若水一马当先，在会上作振聋发聩的长篇发言，题目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教训是必须反对个人迷信》，在党内首次公开批评毛泽东。显然，从1972年到1979年，王若水用7年时间走完了对毛泽东“从尊敬走向敬仰、崇拜、再到失望、怀疑和批判的曲折经历”。
这是党史上的特殊时刻，力图“开创新局面”的党中央与一批有头脑的党员一起，掀起一场拨乱反正的“脑力风暴”。胡耀邦在“理论务虚会”开幕时的引言激情洋溢，他挥舞着拳头，要求“冲破一切禁区”、肃清林彪、“四人帮”的“理论恶霸作风”，并称赞说：
“近几年，理论战线上涌现出一大批善于思考问题、敢于发表创见的闯将。”
王若水无疑是其中一位首开风气的代表，而且他主持的《人民日报》理论、评论、文艺版为这样一批“闯将”提供了“发表创见”的舞台，是上世纪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大规模拨乱反正的舆论中心。《人民日报》是胡耀邦任常务副校长时的中央党校之外，坚持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前沿阵地。
“文革”前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从秦城监狱走进“理论务虚会”，一开口就质疑“文革”主要责任在于林彪、“四人帮”，还是毛泽东本人？
“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林彪、‘四人帮’几个野心家阴谋家造成的，还是在路线上、理论上有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否存在问题？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两个凡是’的问题也就搞不清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个根本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毛泽东同志。”
1983年初，王若水协助周扬起草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大会上的报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在“文革”后首倡“人道主义”，用“异化”理论解释“文革”灾难。其中，“异化”学说是王若水乐此不疲的理论追求。他在给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生讲课时，对“异化”做了一番通俗形象的解释：
“母亲生下并养育了孩子，这个孩子长大后却变成了逆子，反过来虐待母亲。”
王若水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异化，意识形态方面如个人迷信；政治方面如人民的公仆变成了人民的主人；经济方面如盲目建设、片面追求发展重工业，结果成了包袱，造成环境污染。据说胡耀邦听过王若水的讲课录音，表示“很感兴趣”。
然而，周扬这份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总结“文革”教训的学术报告惹了大祸。由于当时意识形态领导人的“理论恶霸作风”，周扬被勒令公开检讨，从此一病不起。王若水则以党内罕见的不服从态度，顽强地《为人道主义辩护》，坚持《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直到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被免去人民日报副总编，1987年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从党内除名。随之发生婚变，王若水前妻趁机揭发他的政治问题，终于分手。在王若水最困难的时候，一个身材娇小的四川女孩冯媛走进他的生活，缔结了一段惊世骇俗的15年婚姻。在王若水病重期间和身后，新闻学硕士冯媛帮助整理出一些重要的著述，让我们看到了这位党内哲人沿着1972年反“左”专版对党的意识形态长驱直入的思想成果。
上世纪90年代，王若水作为“妹夫”，经常参加妻子的同学聚会。有一次，他面对同在人民日报工作的冯媛同学们，用一句话概括自己“文革”后所做的理论研究：
“我就是用现实批判马克思，用马克思批判现实。”
一句话言简意赅，闻者心惊。1995年，王若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以批判扬弃的姿态，全面地梳理了这个他托付终身的理论学说。其中一些尖锐的见解要被党内更多同志所接受，仍然需要时间——
“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革命，过去说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对；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违反。
“从马克思逝世到现在的一百多年里，资本主义的经济总的来说是在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仍能够容纳生产力发展，资产阶级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阶级。
“我想提一个尖锐的问题：拿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比较，到底哪一个阶级是进步的，哪一个阶级是落后的呢？”
王若水对社会主义命运的思考，在党内并不是孤军深入。1987年党的“十三大”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相比斯大林、毛泽东的传统社会主义观，在战略定位上已经迈出了一大步。王若水在被驱逐出党后的民间思考不过表现得更为犀利和彻底而已。
王若水不避嫌疑，勇敢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派”。在这篇文章中，王若水用比夫人同学聚会上更谨严的文字表述道：
“总起来说，我不是列宁主义者；也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基本过时了，他的共产主义仍然是乌托邦。马克思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在他的哲学里面，但不是列宁所阐述的那种辩证唯物主义，也和马克思本人讲的历史唯物主义内容不尽相同。这种哲学，我想称之为‘实践的唯人主义’，也就是马克思的人的哲学或‘哲学的人学’（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我只想说，马克思的这一部分思想在当今世界上仍然有生命力。实践的唯人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价值标准，它既可以用来批判资本主义，也可用来批判现实的社会主义。”
最后一段文字读起来颇有些苍凉，显然王若水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内心对话的不是现阶段国内不甘退出历史舞台的“左派”和激进的“右派”，而是全世界思想者，是20年后、50年后的历史学家，因而自有一份让人肃然起敬的庄严和从容：
“马克思主义产生将近一个半世纪了，现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正在走向灭亡。这是历史的进步，应当欢迎。我只是想补充两点。第一，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将永远占据一个重要位置，不管人们怎样评价它。第二，马克思主义中的精华仍会被许多人继承、发展；这些人可以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也可以不是。说得确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灭亡不是简单地消失，而是被‘扬弃’。
我们今天对马克思主义应当做的工作，就像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对黑格尔做的一样：从这个思想的废墟上救出其中有价值的内容，并加以发展，使之适合当今世界的需要……在一个新世界的多元的文化格局中，马克思主义的新流派毫无疑问会有自己的位置。”
王若水没有像他的新华社同行李慎之晚年走向自由主义学说，就他的思想体系而言仍属于体制内人士，虽然他本人不见容于体制。当年面对胡乔木的高压，他顽强地“为人道主义辩护”；晚年“左派”影响式微的时候，他面对世界多元文化思潮，却开始顽强地为马克思主义辩护。就像“苏联”垮台后，第一个挺身而出抗议叶利钦取缔共产党的，不是昔日那些听话的共产党员，而是斯大林时期饱受迫害的“持不同政见者”麦德维杰夫！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忠诚和坚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