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革”第一声异议
毛泽东内心明白，对于他发动“文化大革命”——
“这事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先看周恩来，尽管这位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忠臣努力理解和紧跟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战略部署，但在内心深处不会赞同不顾天下苍生的政治大动乱。周恩来英文秘书李慎之1987年访问日本时，听日本公明党前委员长竹入义胜讲起“文革”时访华受到周恩来接见的一幕——
“当接见结束,周恩来已送客转身，竹入一行也已经走到楼梯口的时候，周恩来突然又折回来，走到竹入跟前说了一句：‘竹入君，我们中国不会永远这样下去的。’
说罢转身就走。竹入义胜告诉我，他当时分明看到周恩来的眼里噙着眼泪。”
在全国夺权高峰期，财政部一个副部长不顾中央禁令，妄自夺取财政部领导权，周恩来在国务院礼堂喝令解放军战士将他当场逮捕。这一回，周恩来动了雷霆之怒：
“我一个总理代表中央作出决定，他作为副部长竟这样对抗，拒不执行，这样做对吗?我忍耐了很久。财政部的夺权中央没有批准，不能承认!”
周恩来嘱咐在国务院协助他工作的余秋里、谷牧说：
“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闹什么革命?”
对于局势混乱的铁路、交通部门和工矿企业，周恩来断然实行军管。
周恩来的做法，代表了党内相当一部分干部和普通党员的价值取向。转眼进入1969年，党开始筹划没有刘少奇、邓小平参加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经过近3年的“天下大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向何处去，成了摆在党中央领导层面前的一个尖锐问题。而“九大”政治报告怎么写，必须对这个问题给出基本答案。
按照党内习惯，取代刘少奇成为第二号人物的林彪将代表党做“九大”政治报告。这年1月，毛泽东提议陈伯达牵头，张春桥、姚文元参加，共同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林彪约3位“笔杆子”到毛家湾寓所谈了一次，委托他们3人代劳，报告内容由陈伯达考虑。
据陈伯达自己的秘书王文耀、王保春回忆：陈伯达从毛家湾回来后，很快拟了一个提纲，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陈伯达带着这个提纲，又去和林彪商量，改成总题目下面分为10个小题目。
姚文元、张春桥数次来电，询问起草报告怎么进行。此时，陈伯达已决心与江青、康生拉开距离，连江青居住的钓鱼台也懒得去了。陈伯达不肯接2人的电话，让秘书以自己身体欠佳为托词，答复他们：
“你们觉得应该写什么就先写吧。”
秘书担心这样把张、姚拒之门外，他们是会向上告状的。这时“陈夫子”书生气犯了，强硬表示：
“不管它，中央决定主要是要我来写，他们就是想要塞进他们那些东西，这次我就是不让他们参加。”
陈伯达向秘书谈了“九大”政治报告的主题设想：
“运动不能再搞了，现在主要的任务应该是抓生产了，就是说，经过了一场政治上的大革命，必然要掀起生产上的大跃进。”
陈伯达向中央请了一个月的假，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埋头起草政治报告。草稿中谈到当时国内主要矛盾时，他抛弃了自己在《人民日报》社论中一再鼓吹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的提法，改而表述为——
“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因此，陈伯达主张当前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就回到了1956年党的“八大”决议立场：“这个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八大”时对这个提法就将信将疑，时隔一年后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公然推翻了“八大”的论断，危言耸听地提出——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如果承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为主要矛盾，势必继续推进“文化大革命”，继续搞“天下大乱”。如果承认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为主要矛盾，就要以经济建设为主，为“文革”降温甚至走向收场。陈伯达的提法反映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多数同志的心声，对于大局的判断，颇有点正本清源的意味。在这个指导思想下，报告文稿谈到了“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谈到了团结大多数的问题，谈到了安定问题。
在讨论陈伯达报告稿的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姚文元先后发言，抨击报告文稿鼓吹“唯生产力论”。毛泽东当即决定请康生主持重搞，实际上是由康生出面，张春桥、姚文元另起炉灶起草报告。
等张、姚报告稿出来后，轮到陈伯达表达不满了，他在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时尖锐地批评说：
“这个报告稿存在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忽略生产。还是要把生产搞好，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你们只强调政治运动，是在搞伯恩斯坦主义，伯恩斯坦就主张运动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
张春桥立刻反唇相讥：
“你是在宣传唯生产力论。中国现在就是要搞运动。你强调搞生产，不符合中国的实际。”
一个说是“伯恩斯坦主义”，一个说是“唯生产力论”，双方相持不下。这时毛泽东开口，表示陈伯达的意见可以考虑加到报告里去。周恩来说，陈伯达的意见是有道理的。林彪随后也表态说陈伯达的意见好。陈伯达还想两面讨好，表示对于张、姚版报告“大家都同意，我也同意”。毛泽东没有好气地说：
“你可以不同意，不要你同意。”
最后，还是张春桥、姚文元大获全胜，成为“九大”政治报告的官方文本。林彪内心不认可张姚又无可奈何，直到“九大”开幕那天上台做政治报告前的最后一分钟，都没有看过报告文稿一眼。秘书问林彪：“我给您讲解一下报告?”林彪断然拒绝：“不听!”而毛泽东对于陈伯达当初起草的那份报告文稿，则压根没有拆封，“九大”后原封不动地退回。
围绕3个秀才的文稿，毛泽东和“接班人”林彪的分歧凸现。林彪作为“文革”另一个主导人物此时的态度耐人寻味。林彪当初手握兵权奉命“勤王”，疯狂煽动红卫兵和造反派夺权，为击败刘少奇立下汗马功劳。在“文革”高潮过后，林彪在国内基本政策上却与激进派江青集团拉开距离。据说林彪私下里对女儿林豆豆说过：
“刘少奇、邓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刘没有道理。”
到了林彪儿子林立果暗地里起草的《571工程纪要》，更是对第一家庭“继续革命”思路提出了尖刻的批判。虽然没有迹象表明林彪本人看过这份纪要，但林家父子思路相通则是确定无疑的。纪要写道：
“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
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
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
小撮秀才仗势横行霸道，四面树敌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这份青年波拿巴派风格的秘密文件，以宫廷政变为目标，为收买人心，多多少少反映了广大干部群众对多年政治运动的厌倦。纪要所描绘的理想社会图景是：
“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
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
林彪摔死在外蒙古草原后，毛泽东被迫同意向全国散发这份纪要，在全党全国人民心中引起巨大的震撼乃至相当程度的共鸣，极大地削弱了“文革”极左路线的合法性。
历史沿着“九大”政治报告的争议，《571工程纪要》的冲击，一直走到邓小平复出后1975年的全面整顿，1976年的逮捕“四人帮”并宣告结束“文化大革命”，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
全面地看，陈伯达是搞乱全国的罪魁祸首之一。从毛泽东的机要秘书田家英，到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文革”惨死前都留下字条或者遗言，控诉自己是被陈伯达、江青等人诬陷逼死的。陈伯达“用封建时代的词句歌颂毛主席”，完全可以列入“左倾教条主义者”(遇罗克语)的行列。陈伯达与张春桥、姚文元的分歧，也带有文人相轻、宫廷争宠的成分。无论如何，陈伯达决不是一个正面人物。但他在历史的特殊时期，阴差阳错，牵头起草党的政治报告《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毕竟反映了党内多数同志的心愿，揭示了国内多年政局腥膻中相对光明的发展方向。
不必过高估计陈伯达个人的智力，惶论他的人格。就在陈伯达起草“九大”报告前后，国内就出现了不少对“文革”乱象后国家走向的真知灼见。翻翻“文革”后有心人打捞出来的民间上书、大字报和私人书信，就会发现对于结束“文革”、发展生产，并不需要特别深奥的理论思考，需要的只是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回归常识理性。当陈伯达把自己关在办公室1个月打磨“九大”政治报告的时候，当此后的庐山会议200多名中央委员，包括几乎全部军队将领，对上海滩几个文人的“空头政治”忍无可忍、群情激奋的时候，对“文革”浩劫的反思和批判其实也在党内和民间作“地火”运行。
如果历史给予舞台，彭德怀、张志新、顾准、遇罗克、杨小凯等人都会比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更能体现时代的内在要求。但是历史当时没有为他们提供机会，他们此时此刻已经被陈伯达贴上“牛鬼蛇神”的标签正在蒙难(杨小凯出狱后就写过一本狱中生活《牛鬼蛇神录》)，即将走上断头台，甚至临刑前会被割断喉咙!
请看上海师范大学物理系一个普通大学生王申酉对时局的见解。他在一封尚未发出的给恋人的长信中，为“彭德怀这位热血老人”呼冤叫屈，批评人民公社勾画的改造社会蓝图为“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与马克思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格格不入”;为“打倒刘邓”忿忿不平，说“文革”使“中国倒退了”;批评解放后的闭关自守政策——
“马克思和恩格斯130年前带着兴奋的心情看着印度和中国开始进入世界市场，一起参加世界历史活动。然而130年后的中国现时状态，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天有灵，该会产生多么遗憾和失望的心情啊!”
“文革”后，人民日报派出资深记者金凤采访报道作为“思想犯”被杀害的王申酉，然而，直到她退休、采写的稿件纸张发黄，也没能公开见报。
在20世纪60年代末，历史老人举目四顾，中国大地万马齐喑，只好一声叹息，皱着眉头把做好的球踢到了为正直的人所不齿的陈伯达脚下。居庙堂之高的陈伯达，接球轻轻踢入球门，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动作，因为事关历史关头的路径选择，与他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一道，被历史记住了名字。历史跟中国人民开了个超级玩笑，党内高层从“文革”的狂热中发出第一声异议的，竟是这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吹鼓手。对《人民日报》这位曾经的领导人，迂腐猥琐又狂妄自负的“陈夫子”，真不知说什么好。
一部现代中国意识形态史，在体制外的大脑被取缔和镇压后，体制内“笔杆子”的耻辱与明智、顺从与挣扎，就这样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据陈伯达回忆，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后，毛泽东曾经与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和谢富治讨论“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久。周总理讲了经济停滞、社会无政府主义、大批干部被打倒等问题。林彪表态：同意总理意见;要发展经济，发展国防，整肃社会派别、山头。陈伯达发言说：毛主席革命路线已经取得彻底胜利，要发展经济，团结大多数。
这时，毛泽东激动起来：
“斗批改还刚起步，斗争还有反覆，彻底胜利!还要不要革命?看来，今天我又是少数。”
康生、谢富治当即表态，站在毛主席一边。
现场气氛一下子变得沉闷起来。顾全大局的周恩来只好表示：
“我对主席的教导、对主席思想的学习、领会还是很差，要很认真总结、检讨，否则，在工作上会犯大错误，还迷惑着。”
毛泽东并不领情，对周恩来说：
“总理，检讨不要勉强。党内有不同观点、有不同立场，我不惊奇。”
说着，毛泽东大步朝屋外走，自个散步去了。高层聚会不欢而散，原订毛泽东与大家的共进晚餐就此取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