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爹娘的孩子”
这是一段过来人都熟知的政坛风云。
1965年11月1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口气不小，指名道姓批评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人民日报》编辑部不明就里，请示社长兼总编辑吴冷西怎么办?吴冷西说要请示中央。
很快，吴冷西通知编辑部，中央决定不予转载。吴冷西当时名列“中央文化革命”5人小组，胸有成竹地透露：姚文元文章是江青和上海市委搞的，目的是要整北京市委，不是中央的意思;文章联系“翻案风”、“单干风”，太勉强。据说中宣部还给上海市委打了电话，责问如此重要的批判文章发表前为什么不跟中央打招呼?
到了11月底，风云突变。吴冷西匆忙致电编辑部，说中央作出新的决定：北京各大报全部立即转载姚文元文章。人民日报大惊失色：原来这篇文章是毛泽东亲自审定的!毛泽东夫人江青事后透露：
“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
“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遍。”
但是，《人民日报》所依循的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仍然没有搞懂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或者是装糊涂，企图把对《海瑞罢官》的批评限制在学术范畴内。11月30日《人民日报》将姚文元文章刊登在“学术研究”版，总编辑吴冷西主持起草“编者按”，给围绕《海瑞罢官》的“辩论”定调：
“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
这个按语经周恩来总理亲自审定。此后一段时间，《人民日报》同时刊出肯定和否定《海瑞罢官》、拥护和反对姚文元的文章，比如有一篇《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质疑》直率地指出：
“姚文元同志捕风捉影，牵强附会，把自己的主观臆断说成剧作者的主观意旨，恐怕不是无产阶级应有的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吧!”
吴冷西给报社编辑部吃定心丸说：
“批判《海瑞罢官》，不是政治问题。”
然而，到了1966年4月1日，如晴天霹雳，吴冷西突然神色紧张地告诉人民日报编委会：毛泽东严厉批评了由彭真主持制订、当作中央文件下发的“文化革命”《二月提纲》，说它是“完全错误的”。吴冷西赶写一篇批判《二月提纲》的社论，还要从政治上批判《海瑞罢官》。吴冷西叮嘱说，以后这类批判文章不要再送中宣部审定，要自己独立负责。
吴冷西的这个提示，表明上海滩姚文痞的一篇文章威力之大，不仅摧垮了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而且连中宣部也失去了权威，很快就被毛泽东指责为“阎王店”砸烂了。
虽然吴冷西还经常到毛泽东那里参加起草中央文件，但在中央考虑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时，吴冷西的名字被毛泽东大笔一挥勾掉了。反映毛泽东最新意图的文章，都来自张春桥、姚文元把持的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林彪掌握的《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只有跟着转载的份儿。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局面，过去都是各报转载《人民日报》的文章。“文革”后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余焕椿，回忆那时候人民日报同事的心态：
“党中央机关报，一旦不知中央的声音在哪里，那种慌乱和不知所措，就像没有爹娘的孩子。”
后来人们才知道，为了部署这场与党内二号人物刘少奇的政治大对决，毛泽东行事非常谨慎，只信任妻子江青，由江青出面拉拢柯庆施的上海市委和林彪的军方。从姚文元文章的出笼，到组织对北京市重臣吴晗的政治大批判，都是毛泽东一个人下决心，瞒着几位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和总书记悄悄布置，也没有给自己空投到人民日报掌握版面的吴冷西打一声招呼。
尽管吴总编辑在“大跃进”中有过卓越表现，作为“秀才班子”参与撰写过中苏论战“九评”，为毛泽东争取在国际共运中“为首”鸣锣开道，但毛泽东不能原谅他在《海瑞罢官》问题上对刘少奇、彭真亦步亦趋。毛泽东气乎乎地说，这段时间——
“我说过我学蒋介石，他不看《中央日报》，我也不看《人民日报》，因为没有什么看头。”
“我只看《解放军报》，不看《人民日报》!”
毛泽东借批评《人民日报》，发泄对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的不满。彭真心知肚明，安慰吴冷西说：
“主席的批评不仅对你，也是对我们说的。”
本来秘书班底领办党报的体制已有架空中央之嫌，但在吴冷西跟中央一线领导走得过近时，毛泽东毫不留情地决心换马，再换一个只听命于自己的秘书。
陈伯达的“扫帚”
5月28日，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宣告成立，毛泽东提名自己的秘书陈伯达当组长，自己的妻子江青任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这就是在上世纪60年代后半叶的中国政坛上炙手可热的“中央文革”，它名义上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实际上直接对毛泽东个人负责，其功能取代了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和邓小平主持的书记处。毛泽东通过“中央文革”重返一线，刘邓在党内的地位已经摇摇欲坠。
在“中央文革”宣告成立的当天，陈伯达在人民大会堂召集首都几个主要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宣布解除吴冷西领导北京各报宣传的权力。
5月29日，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意识到吴冷西已经不保，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作出决定，第二天刘与周恩来、邓小平联名写信给正在杭州遥控政局的毛泽东请示：
“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到报馆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
毛泽东当天批示：
“同意这样做。”
5月31日晚10时左右，陈伯达带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冲着吴冷西等人说：
“从现在起，由工作组领导《人民日报》，原来的社领导不得插手。”
吴冷西要发言，刚讲两句，就被陈伯达粗暴打断。陈伯达宣布中南海同僚吴冷西停职反省。不久，吴冷西被投入监狱。
陈伯达后来得意洋洋地说，“我在人民日报发动了一场小小的政变。”人民日报是全国头一个被夺权的单位，比6月1日陶铸从广州飞来北京接任中宣部长、6月3日中共北京市委改组都要早。陈伯达率领的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也比中央向北京大学派驻工作组早了2个月。由此可见，人民日报是比其他部委和机关更迫在眉睫的兵家必争之地。
陈伯达进驻人民日报当晚，紧急布置第二天要发一篇“旗帜鲜明的社论”，向全社会发布《五·一六通知》的核心内容。社论说“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继续发展，社论煽动群众——
“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最初的社论标题是《再接再励，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陈伯达嫌过于平淡，“没有震憾力和号召力”。他在纸上写了几个题目，斟酌片刻，最后圈定其中火药味最浓的一个——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牛鬼蛇神”原是佛教用语，牛头的鬼，蛇身的神，说的是阴间鬼卒、神人。秘书陈伯达深知毛泽东信手拈来这个词儿，常常用来代指他不喜欢的人群和文艺作品。例如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最近一个时期，有一些牛鬼蛇神被搬上舞台了。”这是指传统戏曲中的鬼戏。1957年发动“反右”运动前，“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一闹”，指的是共产党打算“引蛇出洞”的知识分子。1960年代毛泽东心目中的“牛鬼蛇神”则泛指所有敌对势力：“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这是警告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人，不抓“阶级斗争”，就可能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对“牛鬼蛇神”的处置，也像他们的罪名本身一样，主观随意性较大，既没有国家法律，也没有执政党内政策加以规范。从被贴大字报、批斗、审查，到剃阴阳头，限制人身自由，关进牛棚，或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甚至注销城市户口，遣送农村落户，家属亲友也受株连。
陈伯达特别吩咐：社论放在头版最上方，标题做通栏，文章排楷体字。当时中央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尚未公开发表，这篇社论无异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纸动员令和宣言书，向全党、全国人民宣告一场特大政治风暴的来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成了“文革”中煽动打砸抢的口号。长达十年令人发指的癫狂和污浊，从这一天的社论拉开狰狞的大幕。从国家主席刘少奇到掏粪工人时传祥，更有无数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被迫害致死，这是一个长长的名单：人民作家老舍、老报人储安平、翻译家傅雷、乒乓球明星容国团、电影明星上官明珠……邓小平1980年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沉痛表示：
“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人死了很多。”
据官方粗略估算，十年“文革”中受迫害、被株连的人口达1亿人。
横扫“牛鬼蛇神”的鼓噪，从人民日报发出，也给中央党报自己的工作人员留下带血的伤痕。6月1日社论发表后，人民日报内部空气骤然紧张，吴冷西等一批社领导被当作“走资派”揪到报社礼堂。造反派强迫他们跪在台上，围着他们拳打脚踢，吐唾沫，抽皮鞭。原文艺部主任陈笑雨本已调到华北局政策研究室工作，此时也被揪回报社批斗，一直在台上污辱到晚上10点才让回家。据老记者田钟洛回忆说：
“笑雨满身污秽、一脸愤懑、双目炯炯、双唇紧闭，到了办公室取了手提包，疾步下楼。他回到三里河华北局宿舍，但是并未回家，只是悄悄将手提包塞进宿舍铁门，就回身到玉渊潭，让清澈的河水陪伴他离开那个混乱污浊的人世。”
这是继老社长邓拓之后，人民日报屈死的第二人。陈笑雨给夫人黄寅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只有12个字：
“死了算了，干干净净。寅，永别了。”
就在同一天深夜，曾为人民日报副刊撰稿的作家老舍先生也愤然自沉于太平湖。北京两片清澈的水面，同时接纳了编辑和作家2个纯净的灵魂。
陈伯达的“六一”社论还号召“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于是“破四旧”之风刮遍全国，大量不可再生的文物和古建筑被摧毁殆尽，其荒唐可恶不亚于前几年阿富汗塔利班炸毁巴米扬大佛。这是一场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民族浩劫!
“文革”后，在审判林彪、江青集团的特别法庭上，被告陈伯达当众坦白：
“那时候我像发疯了一样!
“社论是我搞的，并且是我出的主意，竟没有事先送中央审查，罪恶是很大的。
“就凭这篇文章，也可以判我死罪了。”
6月1日，陈伯达进驻人民日报的第二天，接到毛泽东从外地亲自打来的电话，下令安排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造反派的“大字报”。毛泽东为这张质疑中共华北局和党中央权威的“大字报”写下批语：
“这张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比巴黎公社意义更大;
“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 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打破……”
以“大字报”为杠杆，毛泽东从北京大学到北京市委，直捣刘邓主持工作的中央。当天，毛泽东的电话还打给了康生。政治局委员兼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在广播里听到这篇公然挑战党的领导的“大字报”，去问周恩来：
“这么大的举动，为什么事先不打个招呼?”
周恩来说，他也是在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通知。当天，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也在向刘少奇机要秘书打听：
“看到过中央关于审批广播那张大字报的传阅文件吗?”
机要秘书说没有，王光美忧心忡忡地说：
“这么大的事，少奇同志说他不知道，他说中央开会没有说过。”
党主席秘书兼人民日报负责人陈伯达此刻的地位，已经超过党中央副主席。陈伯达权力恶性膨胀的背后，是毛泽东个人的绝对权威凌驾于中央集体领导之上。
从6月1日到5日，陈伯达一口气发表了5篇社论，号召全国造反。被印成活页文选，在全国广为传布，成为人人必读的“学习文件”。另外4篇同样气势嚣张：
《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
《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
《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
陈伯达坐镇人民日报，要求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负责人每天晚上必须到人民日报社开碰头会，“统一宣传口径”，其他各报也都照此精神与人民日报“对表”，确保“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迅速准确地转播到每个角落。
6月初在人民日报先声夺人后，陈伯达因为忙于“中央文革”的全国夺权部署，委托王力分管《人民日报》、关锋分管《红旗》杂志。从1967年起，《人民日报》在王力控制下，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将王洪文上海“一月革命”的造反夺权经验推广到全国。1月28日《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号召——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夺权斗争。
“真正的革命左派，看的是夺权，想的是夺权，干的还是夺权!
“自下而上地夺权……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
接着，从当年1月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起，到1968年9月西藏和新疆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止，《人民日报》接连发表29篇祝贺各地夺权“成功”的社论。毛泽东满意地看到陈伯达在人民日报发动的这场“小小的政变”，成功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彻底摧毁了刘少奇经营多年的党政干部体系。
毛泽东幽默感十足地谈起自己2个贴身工作人员的更替：
“陈伯达的扫帚不到，吴冷西的灰尘不会自己跑掉。”
其实，不是陈伯达的扫帚，而是忠于职守的秘书陈伯达，挥动毛泽东本人的扫帚，给中央党报，并借助党报给党中央和全党，来了一次大扫除。
书生掌握大局面
陈伯达，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生，1939年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比吴冷西和田家英做秘书的时间还早。1943年蒋介石发表有法西斯独裁倾向的《中国之命运》，毛泽东授意陈伯达写出《评〈中国之命运〉》，痛斥蒋介石，在延安《解放日报》刊载，加上此后另一篇《人民公敌蒋介石》，陈伯达在共产党内开始以“理论家”身份扬名。解放后，陈伯达仍然是毛泽东秘书，同时在中宣部挂名副部长。当时在中宣部工作、“文革”后出任人民日报社长的秦川，对这一阶段的陈伯达并无不良印象：
“陈伯达很少参加中宣部部务会议，碰到中宣部大一点的会议就请他来讲话。他福建口音很重，要有人翻译。常见他在中南海散步，他对谁都客客气气，没有什么架子。他经常自称‘小小老百姓’，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中竟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
但是，毛泽东机要秘书田家英对陈伯达观感很差。据田家英夫人董边回忆：陈伯达经常向田家英打听“主席最近又读了什么书?”“注意什么问题?”之类。为人正直的田家英感觉这样察颜观色“是一种危险之事”。
没有迹象表明，陈伯达在出任“中央文革”组长前，有什么坚定的思想倾向。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与田家英一样，对彭德怀给毛泽东的意见书心存同情，冒失地在毛泽东面前夸过一句彭总文章“写得不错嘛”。但毛泽东并未深究2位秘书，只是让彭真出面给陈伯达布置任务，写一篇批判彭德怀的文章，以实际行动将功补过。
1965年1月上旬的一天深夜，习惯夜间工作的毛泽东传唤陈伯达，谈起对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系列与刘少奇截然不同的观点。毛泽东强调，“社教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分子地方有，中央也有。陈伯达听着，暗暗心惊，整理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全国各地发布。党史专家推测，陈伯达可能是除江青外，党内最早领会毛泽东决心打倒刘少奇意图的人。
正因为如此，陈伯达才会有这样的底气，在进驻人民日报后，无需请示中央，连续发表若干篇气吞山河的社论，煽动“天下大乱”。
林彪曾以谅解的口吻，评价陈伯达出任“中央文革”的要职：
“一个书生掌握这么大的局面，他不容易啊。”
陈伯达的异军突起，到这年7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登峰造极：他以“中央文革”组长身份进而问鼎政治局常委。连一向内敛的周恩来也不想掩饰他对陈伯达进入常委的惊讶：
“我没想到你还列入这个名单里。”
江青嫌陈伯达迂阔，给他起了个绰号“陈夫子”。在“中央文革”，江青直言不讳地嘲笑他是“刘盆子”。作为“中央文革”这个党章和宪法都没有载明的机构名义负责人，外有刘少奇、周恩来体系老干部、老将帅的负隅顽抗，内有第一副组长江青的咄咄逼人，陈伯达也只好经常以“刘盆子”自嘲。“刘盆子”何许人也?西汉末年依仗刘氏宗室身份当上皇帝，但资历、能力甚浅，最终亡国，是个阿斗式的人物。尽管对自己的局限性有所认知，陈伯达可能还是没有参透毛泽东启用自己的真实意图——掩护江青在党内崛起。一朝权在手，陈伯达就忘了自己的口头禅：“我是个书生，不行。”
陈伯达拉进“中央文革”的几个小秘书，都没有好下场。分管《人民日报》的王力，分管《红旗》杂志的关锋，因为鼓吹“揪军内一小撮”，受到毛泽东呵斥“还我长城!”王力、关锋，还有戚本禹，在完成搅乱全国的任务后，作为“中央文革”与老干部和军队妥协的“替罪羊”，被毛泽东亲自下令逮捕。还有从《解放军报》调来的总编辑唐平铸，也没有在人民日报站稳脚跟。
在“中央文革”里，副组长江青才是实际上的当家人，什么事都是江青说了才算数。“中央文革”剩下的成员，都是张春桥、姚文元那样的心腹，包括康生那样老奸巨猾的重臣，也唯“第一夫人”马首是瞻。渐渐地，江青寓所——钓鱼台17号楼成了“中央文革”的代名词。8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干脆宣布：
“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
吴冷西做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的时候，可以列席政治局常委会，陈伯达领军人民日报时直接做了常委，但对于第一家庭来说，吴陈两人仍然是一秘书和准秘书身份，一种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政治道具。
果然，张春桥、姚文元从上海《解放日报》调来的鲁瑛，在中央驻《人民日报》工作组中渐渐脱颖而出。而陈伯达对《人民日报》的管辖权，最终落到了江青的心腹姚文元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