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的诞生
从1959年到1961年，当“和平时期最大人口事件”和“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发生时，面对“人相食，要上书的”，最高领导层如何向自己的人民、向历史交待?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不得不作了检讨：
“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
可惜的是，就在这个“比较地懂得”的农业领域，就在“生产关系”方面，新中国的折腾最多，损失最重，而农业生产力的进步甚少。
然而，“七千人大会”上，深藏不露的林彪传出不和谐音。他别出心裁地把上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称为“交学费”，并且信誓旦旦地说：
“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
毛泽东对林彪的讲话大喜，从会场下来，毛泽东兴奋地对总参谋长罗瑞卿说：
“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
毛夫人江青在“文革”中透露说，毛泽东对“七千人大会”是“心里憋着一肚子气哩”，只对林彪的讲话“内心是感激的”。
显然，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所谓“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说并不认同。在公开场合，党在寻找另外的解释。
1959年9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的指示》中，首次出现了大规模自然灾害的说法，宣布“全国今年遇灾面积达九亿亩(全国耕地16亿亩，占56.25%)，并把自然灾害与夏粮库存减少和山东、河南、山西、安徽、江苏等省肿病、非正常死亡和人口外流现象挂钩。
9月23日，中共中央《关于压缩食油销量和加强油脂收购的指示》，再次提到“今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导致食油库存新低，因而只能降低居民食油供应。
耐人寻味的是，在此前2个月中央庐山会议期间，无论是彭德怀的意见书，还是中央郑重其事的反右倾文件，都没有提到当时中国存在严重的“自然灾害”，尽管用“天灾”反驳彭德怀对“大跃进”缺点错误的批评是最好的理由。
1960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展望60年代》，第一次向外界公开宣称农业生产遇到了“几十年未有的特大自然灾害”。
9个月后的国庆社论，让“自然灾害”攀上一个新的高度，表示1960年是“建国以来遭受到最大自然灾害的一年”。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人民日报一再声称存在特大自然灾害，在这3年的报纸版面上，却看不到对于“占全国耕地总量56.25%”的灾情成规模的新闻报道，更没有一张受灾或抗灾图片。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公报更把这种天灾程度推向极致：
“在1959年严重自然灾害之后，1960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
再后来，“自然灾害”又扩展到1961年，从2年变成3年。“三年自然灾害”成了官方对大饥荒的标准解释，掩盖“大跃进”荒唐的遁词。据有心人统计，从1960年到1976年底，仅《人民日报》就有170篇文章使用这个称谓。
一个现代“神话”就这样被精心编织出来，一直传承到“文革”后。上世纪90年代，一批专家学者对1959-1961年的中国气象水文精心研究，不约而同得出同样一个惊人的结论，原来那句让刘少奇后来付出生命代价的所谓“三分天灾”其实也不存在，这3年完全是正常年景!例如，金辉在于光远主编的《方法》上撰文《风调雨顺的三年》，以若干无可辩驳的科学数据，指出：
“1959～1961年间，中国大地风调雨顺，全国的旱涝态势相当正常。并且，其正常的程度甚至令人吃惊。
不论与其他任何灾年或是常年比较，1959～1961年三年灾难时期全国的气候都可以说是天公作美，甚或‘历史上的最好时期’。本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中国大地上，既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严重自然灾害，也没有发生大的战乱和严重瘟疫，而是天下太平，风调雨顺。”
金辉用尽可能平静的笔触，轻轻揭破一个“神话”：
“实际情况是，在1959～1961年间，导致‘农作物产量比常年减产30%以上’的成灾面积中，起主要作用的根本不是什么自然灾害，而是左倾狂热及其指挥下的9000万人去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和‘共产风’使人们无心收割庄稼、‘大兵团作战’和瞎指挥的穷折腾，以及农业劳动力大量死亡和患病等等。正是这些人为因素直接和决定性地造成了三年灾难。它显然不是什么‘自然灾害’。”
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神话该结束了。
至于所谓苏联“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其实也与大饥荒不沾边。中苏交恶是在中国经济已经崩溃、大批中国人已经死去的1960年7月，而且苏联毁约影响的是工业尤其是军工业，与普通老百姓的肚皮无关。
中国百姓所不了解的是，1961年周恩来曾提议向苏联远东地区借20万吨粮食，尽管此时中苏已经恶语相向，苏联政府还是如数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1961年3月，苏联政府还曾表示愿意提供中国100万吨小麦、50万吨转口古巴糖，当年贸易欠款可延续至5年内偿还。毛泽东不想在赫鲁晓夫面前丢脸，只准接受古巴糖，不准接受苏联小麦。
就此打住，因为这样的考证对整整一代中国人来说，未免过于残忍。
但人民日报不能原谅自己的过失。如果塞给中国人民一个2000万人“非正常死亡”的不实解释可以只算作“过失”的话。后来，在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曾有读者把刊发颠倒黑白报道的人民日报撕碎了寄给当时的总编辑鲁瑛，上写“戈贝尔总编辑收”。那么吴冷西领导下的人民日报对于3年大饥荒的解释，与鲁瑛有什么本质区别吗?
其实，当时中国人用咕咕作响的肚子，对党报的白纸黑字投了不信任票。我的学长、一位50年代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学生在当年的日记中写道：
“1961年1月18日 星期三
上午组织大家学习《人民日报》和《红旗》元旦社论。开始讨论大好形势时，一个同学开玩笑地说：‘形势大好，我一天天烂下去’。又说：‘社会主义好，就是吃不饱;资本主义不好，就是不用挨饿。’当讨论到去年的灾害时，他又说：‘是地球犯了政治错误……’
最近，我有一个坏毛病，喜欢谈吃，容易想到吃。”
这是典型的中国式幽默，此后的人民日报还将一再领教读者的这种黑色幽默。
“天聋地哑”
撇开“自然灾害”的真伪不说，从中央察觉饥荒苗头的1959年5月底发布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到1960年夏收，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人民日报作为“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为纠正党的决策失误，为救人民于水火，都做了些什么呢?
人民日报没有组织记者到各地采访报道中国民众“非正常死亡”、万户萧疏、饿殍遍野的惨状。敢于在报社谈论基层实情的记者，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至少也落个“严重右倾”倾向。三十年后，一些老记者还记得吴冷西从庐山毛主席身边回来，在报社大会上一句冷冰冰的话：
“有的同志大家共同战斗了几十年，现在要分手了!”
过来人都能听出这句话背后刺骨的寒意，足以代表党把记者、编辑的真实报道和真心话逼退。
大饥荒中最多的死亡发生在1959年11月至1960年夏收前。在这段时期的人民日报上，虽然“大跃进”逐步有所降温，但仍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从党报上看不出任何危机：
1959年6月14日的社论，还在鼓吹“大跃进的高速度”，“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我们的伟大的理想”。
7月6日社论《大量生产小球藻》，隐约说明小球藻不仅可以喂猪，某些地方人也可以吃，甚至可以用来哺乳婴儿。这是饥荒期间鼓励人民“瓜菜代”的先声。但与此同时，报纸还在宣传毛泽东最新指示“今冬动员7000万人”大炼钢铁，声称 “全国各地涌现了很多亩产千斤左右的小麦高额丰产田”。
1960年元旦社论《展望60年代》驳斥“美国宣传机器”关于1959年是中国“最黯淡的年份”、“最困难的年份”的“谣言”，声称1959年“就全国来说仍然得到了比1958年更大的丰收”，“全国城乡都洋溢着欣欣向荣的景象”。社论大言不惭地说：
“不但对于1960年继续跃进和更好的跃进，充满了决心和信心，而且对整个60年代的连续跃进，也充满了决心和信心。”
到1960年春节，人民日报1月30日在头版在《公社社员欢度春节》大标题下发表一组新闻：
工人兄弟来做客 老人欣谈幸福多
电灯底下谈新事 家家研究“开门红”
告诉亲爱的毛主席 春节事事称心如意
苗家儿女个个盛装 清水江边载歌载舞
锣鼓齐敲公社好 龙灯编成跃进年
后人翻开人民日报，哪里想像得到，就在这个春节，千百万中国人民正在辗转沟壑?!
1960年上半年，人民日报也发表过一些不痛不痒的社论，要求《全面安排社员生活》，《全面组织城市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像抓生产一样地抓生活》，从今天看其实是想小声提醒全党关注全国出现的民不聊生。只是社论的文笔未免过于婉转，回避了人民吃不饱饭的残酷现实，对于“大跃进”以来甚嚣尘上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压根起不到什么切实的警世和纠正作用，何况其中还继续夹杂着对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赞歌。
这年3月，毛泽东对贵州大办公共食堂的报告大为称许，据贵州省委说，贵州省农村食堂巩固的约80%，不固定的约20%，在食堂不固定的地方才有“外逃、肿病和死人现象”。毛泽东让中共中央批准这个报告，下令公共食堂“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1960年全国农村食堂达到贵州省的水平。
《人民日报》立即响应，继续为公共食堂大造声势。一会是贵州“十一万九千多个食堂越办越好……社员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干净卫生”，一会是《河南33万个食堂坚如磐石》，“人们吃得饱，吃得好，干劲足”。
而实际情形呢?当时贵州已有至少数十万人饿死，奄奄待毙的更多，省检察院已将“革命圣地”遵义人吃人的惨况秘密上报。
1960年的国庆社论在托词当年是“建国以来遭受到最大自然灾害的一年”同时，还要充硬汉地说：
“全国2.4万个农村公社没有一个经受不住这样的考验，充分表现了它的顽强成长的生命力。
“人民公社已使我国农民永远摆脱了那种每遭自然灾害必然有成百万、成千万人饥饿、逃荒和死亡的历史命运。”
当时“成百万、成千万人饥饿、逃荒和死亡”的残酷现实，连党的一些高级干部也开始心怀愧疚地面对和承认，但人民日报还在公然抹煞事实和造谣!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在人民公社典型河南信阳地区饿死100万农民后，到信阳地区光山县调研，回来说：
“我到光山去看过，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确实是这样，这不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攻击我们，这是真的。”
1960年五六月份，在夏收前青黄不接、无数中国人气若游丝的时候，人民日报连续若干天的头版竟然彻底抹掉国内民生新闻，大肆渲染全国各地集会示威，“支持苏联反对美帝国主义间谍飞机入侵和破坏四国会谈”，以及解放军炮轰金门。
尤其刺眼的是，放着本国那么多饿死的魂灵不理，某日却在一版刊出了一个日本反政府示威中死亡的女学生照片，文字说明是“日本民族英雄木华美智子永垂不朽”。这差不多是人民日报全年唯一的平民单人照片。
四十多年后，这张照片比前述所有文过饰非的文字，更让我耿耿于怀——我所钟爱的人民日报，在新闻价值的取舍上曾经本末倒置到什么地步!
人民日报，我为你愤怒而且悲哀。
后人的研究表明，在几个关节点上，如果中央能够明白全国形势的严重性，及早采取措施，本可以挽救千万老百姓的性命。人民日报虽然力量有限，但完全可以效“耳目喉舌”之劳，在传统政治格局允许的范围内，透一点风，说几句话，提醒中央和全党直面灾难。
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是决定数千万人生死的关节点，不幸的是毛泽东把彭德怀打成“反党集团”，中断了纠“左”的进程。当庐山上的高级干部对彭德怀墙倒众人推的时候，人民日报更不可能对“左”的严重性置一词。
另一位农民作家、山西阳城县委兼职书记赵树理在全国“反右倾”大浪滔滔的时候，敢于向上级如实报告缺粮情况，将政府征收过头的粮食退还农民，及时分发，救了阳城县不少人，让阳城人民感念至今。丁抒在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出版的《人祸》一书中写道：
“1960年上半年农民饿死与否，主要取决于中共县委、省委书记们是否向上级说了实话。只要他们肯向上司说实话，承认过去吹了牛，把农民的口粮充作‘余粮’交进了国库，那么多半能讨回一些粮食，使治下的饥民免于一死。”
在各地瞒报成风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戴上眼镜、拨着算盘，统计核实全国粮食实际库存，直到1960年秋天才弄清全国缺粮的真实数字。到年底，周恩来、陈云等人才痛下决心，不顾毛泽东的老大不乐意，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粮食救急。
如果人民日报能像赵树理一样仗义执言，发出公开报道或内参;如果吴冷西能利用主席贴身工作人员的便利，像田家英从浙江农村调查回来就力主“包产到户”那样，近水楼台向毛泽东陈情救灾，本可以更早地引起中央和全党警惕，至少为总理早一点弄清粮荒程度出把力，推动人民政府拨出“返销粮”，或者早点进口粮食。
遗憾的是，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党报党刊和国家通讯社保持着可耻的沉默，赵树理以农民的质朴说出一句无比悲愤的话来：
“1960年时的情况是天聋地哑。”
人民日报的失语，是“天聋地哑”的恶兆。
耐人寻味的是，人民日报老领导、老记者的回忆文章中，对“大跃进”时的虚假宣传反思颇多，却很少提到紧接着“大跃进”的“大饥荒”报道缺位和舆论失职。
这是偶然的疏忽，还是党报人员内心深处新闻自由、舆论监督的意识贫乏?或者是认为在当年的政治体制下，人民日报任何如实报道的努力都是痴人说梦，所以根本不作妄想?
邓拓的谀词
在民主机制阙失的情况下，体制内报人的心态最难琢磨。比如，老记者李克林、宋(王争)“不能说、不敢想”的痛苦，比如人民日报老社长邓拓在饥荒中一反常态的表现。
邓拓在参加革命前以一部《中国救荒史》成名。对于“灾荒之多，世界罕有”的祖国，邓拓早已做出深刻的观察，认为以往的学者过高估计自然条件对灾荒的的影响力，是很不妥当的——
“灾荒基本上是由于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的失调而引起的人对于自然条件控制的失败所招致的社会物质生活上的损害和破坏。
“从来灾荒的发生，带根本性的原因无不在于统治阶级的剥削苛政。”
不可思议的是，邓拓1960年7月下江南，竟然对全国性的大饥荒没有一点敏感和思考，却写下一组《江南吟草》。他在序言中说：
“近于病后漫游江南，到处气象一新，令人鼓舞。跃进声中，山川倍见壮丽，风物美不胜收。时有所感，辄成小诗。”
即使是灾荒程度较轻的江南，当时也已是一片民不聊生。但在邓拓眼里，统统成了莺歌燕舞的田园诗。你看——
“东风飞雨过萧山，百里田畴曲水间。蓑笠云烟浑入画，插秧人在白萍湾。(《萧山野外》)”
“丽日和风烟水平，云天摇漾远帆轻。鼋头望远具区阔，静听湖波拍岸声。(《游鼋头渚》)”
这个备受打击的党内报人，写出如此谀词闹曲，是荒政专家敏锐嗅觉和书生道义感的退化，还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高压下的自保反应?谁能说得清楚?人民日报老同志的回忆录，对此大都语焉不详。
后人所知道的是，邓拓回到北京后，终于没有继续迟钝和粉饰现实，以冷峻思考的头颅，慨然写下《伟大的空话》、《专治“健忘症”》等一批杂文，洗刷了《江南吟草》的尴尬，凭着一个老党员和书生的良心，向党进上逆耳忠言，直到走向那个血迹斑斑的人生终点。
从《人民日报》想到解放后它取代其全国报业领袖地位的《大公报》。仅仅在此前十几年，抗战时期河南灾荒导致300万人死亡，重庆《大公报》1943年2月1日发表6000字的记者通讯《豫灾实录》，首次披露灾民惨状。第二天，《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写出感人至深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
“谁知道那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饥馑死亡的地狱。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乾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够换到几斗粮食。这惨绝人寰的描写，实在令人不忍卒读。”
王芸生大胆为灾民请命，要求国民党政府救河南同胞于水火，并痛斥重庆豪商巨富的奢靡生活，还在社评最后表示愿意为读者收转赈灾款项。蒋介石读后勃然大怒，勒令《大公报》停刊3天。这篇社论就此成为中国新闻史上批评报道、为民请命的代表作。
研究当代文化人命运的学者谢泳，对《看重庆，念中原》社评感慨系之：
“不说别的，光这个标题，今天就没有人能做得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