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办报”

1957年，毛泽东在斥责邓拓“书生办报”、对自己精心设计的“大鸣大放”反应迟缓的同时，提出需要“政治家办报”。

邓拓挨批2个月后，6月7日，毛泽东把秘书胡乔木和吴冷西叫到卧室，透露结束“鸣放”、收网“反右”的考虑。当时，有个叫卢郁文的“民革”成员在“鸣放”中一再为共产党缓颊，提出给共产党提意见不应只讲缺点不讲成绩，党外人士与党的隔阂其实往往是自外于共产党，并点名批评章伯钧“政治设计院”的主张。卢郁文声称自己因此收到了漫骂威胁的匿名信。毛泽东得知如获至宝，“兴高采烈”(吴冷西语)地说：

“这封恫吓信好就好在他攻击的是党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员;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它不是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署名。当然署名也可以作为一股势力的代表，但不署名更可以使人们广泛地联想到一种倾向，一股势力。”

叶剑英元帅的养女、光明日报记者戴晴在《储安平与“党天下”》一文中猜测，所谓卢郁文受恐吓很可能是“一场类似国会纵火案式的小把戏”。但毛泽东高屋建瓴，把卢郁文事件设计为从“鸣放”到“反右”的一个转折点，当机立断要求人民日报发号令，启动全国“反右”运动：

“过去几天我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社论的题目是《这是为什么?》，在读者面前提出这样的问题，让大家来思考。”

《这是为什么》的人民日报社论6月8日一刊出，广大工农兵群众自然对胆敢向共产党“猖狂进攻”的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肺都气炸了”。

于是，从费孝通到傅雷，整整一代饱学深思之士就这样在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阳谋”中轰然倒下，剥夺了从事教育、科研、文化研究创造的权利，戴着“右派”帽子蒙冤22年载，还连累了他们的家庭，很多人没有活着看到“文革”后有限“改正”的那一天。

毛泽东事后自负地说：1957年四、五、六这3个月，“实际上是我在当《人民日报》总编辑”。人民日报在毛泽东的呵斥和手把手指点下，终于成为执行惊天“阳谋”的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而此时，毛泽东告诫即将到人民日报走马上任总编辑的吴冷西：

“写文章尤其是社论，一定要从政治上总揽全局，紧密结合政治形势。这叫做政治家办报。”

这里的“政治家办报”，准确地说是“为政治家办报”。决不是鼓励党报总编辑自成一家，以政治家的眼光和魄力，对中央精神择善而从乃至自作主张，只是要求你忠实地充当党中央的“喉舌”而已。

还是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的发言讲得更透彻：

“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

所谓“杆子”，为人所用、没有自主性的工具也。既然对枪杆子必须“党指挥枪”，对笔杆子也不例外。“杆子”体制，是对传统的党报体制非常到位的概括。

毛泽东先后派出秘书班子中的3位胡乔木、吴冷西，后来还有陈伯达，先后领军人民日报。秘书是标准的“笔杆子”，它与现代媒体的价值取向和气质截然不同。媒体对事实负责、对读者负责，是“社会公器”;秘书则需要去除独立的价值判断，以首长的是非为是非，对首长公开的和不便明言的旨意都能心领神会，必要时为首长文过饰非。秘书比一般人更了解首长的弱点以及首长们之间的分歧，但秘书的身份决定了他对上层领导集团特别是他所伺奉的那个首长的人身依附性。

(“文革”后的秘书特质有很大变化，像郑必坚帮助胡耀邦开阔阅读视野、接触新思潮，像李真利用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牟取私利，他们与首长的关系都呈现反向影响。)

人格较高尚的秘书也可以有自己的道德底线，像长期担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田家英，“文革”一来只好自杀，留下对自己待之如师、视之如父的“主公”的诤言：“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那个不识相的邓拓，当初听到毛泽东要调他去做秘书的谣传，坚决不允，还私下抱怨“伴君如伴虎”，难怪不懂“政治家办报”的真谛了。

列宁的“党性”

毛泽东的“政治家办报”，是对列宁、斯大林党报思想的直接传承。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送来列宁主义(夏衍语)。

十月革命前，面对一个强大的沙皇专制政权，主张社会主义革命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本身却派别林立、争吵不休，党的报纸编辑部经常与中央委员会观点不一致，无法组织起一个有力量的进攻的党。

列宁痛恨党报的自由主义倾向，1905年他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直言不讳地骂道：

“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全体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

列宁有一句党报名言，对党报在政党政治中的功用作了精确定位：

“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

在1907年党的“五大”上，列宁明确了党的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体制，由党章明文规定：中央委员会指定在自己监督下进行工作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这条规定一直延续到苏联共产党解体。

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列宁为党和苏维埃的报刊规定了进行社会教育、改变偷懒、转变拖拉作风、鞭策落后等30多种功能。这就把党报作为“组织者”、“齿轮和螺丝钉”的作用推向极致。

列宁只给党报留下了一个小小的透气孔，在保障党的战斗性前提下允许党内一定程度的争论，即“行动一致，批评自由”。斯大林掌权后，比列宁走得更远，断然放弃了列宁的有限党内民主，绝对禁止党内非主流派发表意见，为实行政治大清洗扫清了党内舆论障碍。

中国共产党以地下斗争、武装斗争起家，在气质上自然倾向于列宁的党报思想。1942年中宣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对党报和党的执行机关提出双向要求：

“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

“各级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必须亲自注意报纸的编辑工作。”

这个通知及当年的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在党报史上产生深远影响，促使一些来自国统区的文化人彻底抛弃“资产阶级新闻观”，新闻的客观性为党性让步，一切新闻的选择“要看对党有利无利”、“注意政治影响”、“考虑政治后果”。

1948年4月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将党报作用概括为：

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够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

毛泽东理解的党性，就是充当党的领导层“传声筒”，比如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在改版社论《党与党报》中，明确提出党报对党的执行机构要态度“恭谨”：

“党报工作人员对于党的每一个工作部门，对于各种实际工作中的同志，不可以自以为是，做‘无冕之王’，而应该去做‘公仆’，应该要有恭谨勤劳的态度。”

华北局领导人彭真在《改造我们的党报》一文中甚至要求：

“报纸的每一句话，每一篇文章，都应该是代表党讲话的，必须是能够代表党的。”

林彪在解放后关于办好《解放军报》的指示说得更露骨：

“要尽量使用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全国性语言，以及全国流行的语言……如果来稿没有这种语言，编辑部审稿时要加上去，因为这些东西，有的下面是不知道的……昨天讲的，今天就要反映出来。要经常变，要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各个时期所提出来的全国性的口号、提法、语言来变化。”

这里强调的是党报对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绝对服从，做“驯服工具”。为了保证绝对服从，斯大林的办法是采取大清洗式的政治高压。据《真理报》总编辑回忆，一天深夜他正在报社审阅下一期报纸的大样——

“突然，直通克里姆林宫的电话响了。我没有放下报纸大样，拿起听筒，漫不经心地答话。

我是斯大林’，听筒里传来这样的声音。

‘是哪位斯大林?’我冒出一句。

‘就是那个斯大林——’我听到回答，意识到情况是多么荒唐，试图进行辩解……瞧，从那时起我就得了神经性抽搐，一生未愈。”

这就是那个导致上千万人被流放、被枪毙的斯大林，对党报总编辑的绝对权威!

与斯大林相比，毛泽东棋高一着，直接把自己的秘书班底派去掌管党中央机关报，而且一个不行再换一个。

从吴冷西开始，党报管理体制受到破坏。按照中共组织原则，宣传口第一道把关人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长陆定一，以及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也是毛泽东秘书);第二道把关人是政治局委员、总书记邓小平，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彭真;第三道把关人是中央第一副主席刘少奇、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刘少奇把最后一关;重大问题十分必要时，再送毛泽东审阅。

吴冷西不是毛泽东的正式秘书，出掌人民日报后依然保持着手眼通天的贴身工作人员身份(虽然吴总编并没有江青等人的政治野心)，意味着党报从对党中央领导集体负责变成对中央主席个人负责。这是中共“八大”取消“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实行集体领导体制后的又一退步，是比庐山会议更早发生的党内民主滑坡。

“大跃进”

1957年“反右”大功告成后，毛泽东启程前往莫斯科，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此时，斯大林已经去世，毛泽东从内心看不起莽撞的赫鲁晓夫，萌生了与苏联争当国际共运领袖的雄心壮志。但在与各国共产党人的交往中，毛泽东深受刺激，他在莫斯科沉痛地说：

“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本。我们经验少。我们有革命的经验，没有建设的经验。我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我们半个卫星都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

赫鲁晓夫在“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的时刻，提出苏联将在15年赶上美国。毛泽东当即表示中国要在15年赶上英国。在莫斯科期间，他就亲自修改审定了《人民日报》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要求掀起全国规模的工农业生产高潮。

被毛泽东“空投”到人民日报的吴冷西，自然理解毛泽东内心柔嫩的痒处，也明白人民日报可以为领袖作什么样的精神按摩。当毛泽东还在莫斯科期间，吴冷西就着手为邓拓一年前发表的那篇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还债。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清理“反冒进”的错误：

“1956年公布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后，曾经鼓舞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造成了全国农业生产的高潮，但是，有些人却把这一高潮看成了‘冒进’，他们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地爬行得很慢。”

在把矛头指向“右倾保守”倾向的时候，社论发明了一个后来让全世界目瞪口呆的词汇——“大跃进”：

“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

这是人民日报在社论中第一次使用“大跃进”这个词儿。毛泽东看了击节称赏，曾在一封信中向中央政治局隆重推荐：

“重看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此文发表时，我们一些人在莫斯科，是国内同志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吴冷西身兼人民日报总编辑(1959年接社长)、新华社社长、中宣部副部长数职，却始终不忘这些要职的权力来源，让自己一直不离毛泽东左右。他很少坐镇人民日报，不要说普通记者、编辑，连报社其他领导见到他的次数也屈指可数。但这不妨碍他对报纸宣传“遥控”指挥，一会儿在钓鱼台，一会在中南海，一会又从外地给报社打来电话，而外地一般正是毛泽东出巡的地方。

1957年岁末，“毛主席的好学生”、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在上海党代会上做了《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报告，获得毛泽东赞许。吴冷西闻风而动，人民日报1958年元旦社论就用《乘风破浪》4字为题，反映毛泽东莫斯科讲话精神，提出要扫除消极、怀疑、保守的暮气，宣告用15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报纸头版还绘制了钢铁产量15年赶上英国的图表。

就在人民日报的狂热鼓噪中，6亿中国人完全不顾“在经济上是个小国”的家底，为一举成为“经济大国”进行一场历史性的豪赌。

毛泽东再次眉开眼笑。在中央南宁会议期间，他单独召见吴冷西和胡乔木，习惯地将一支烟撅成两截，一段放在桌上，另一段放进嘴里点上火，开心地说：

“社论写得好，题目用《乘风破浪》也很醒目。南北朝宋人宗悫就说过‘愿乘长风破万里浪’。我们现在是要乘东风压倒西风，十五年赶上英国。

“看来派你到《人民日报》去没有错。现在大家对《人民日报》反映比较好，认为有进步。”

吴冷西深受鼓舞，决心不负重托，为了毛泽东国际共运“为首”的梦想成真再接再励，为王前驱。2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我们的行动口号——反对浪费，勤俭建国》，正式发布国民经济“全国大跃进”的口号：

“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

5月份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高度评价当时已经出现的“大跃进”形势，认为这标志着我国正在经历着“一天等于20年”的伟大时期。尽管在这前后，毛泽东也曾对吴冷西几次谈到“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定指标要留有余地”，但更多的时候，老人家还是希望全党全国踩着他的狂想曲旋律起舞。

毛泽东亲自改写刘少奇的八大二次会议工作报告稿，不避嫌疑地加上2个段落，号召全党全国学习他本人的“榜样”：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要当促进派、不要当促退派的口号，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口号，苦战三年、争取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的口号，所有这些号召，迅速地被几亿人口组成的劳动大军所掌握，成为极其伟大的物质力量。

“我们应当向毛泽东同志和其他联系群众的许多同志(其中包括中央、省、地、县、乡各级党的和群众的大批领袖人物)学习，学习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时时刻刻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辩证法和唯物论的榜样……学习他们同亿万群众在一起、看到了正确方向、抓住了真理、就为真理而奋斗、势如破竹、所向披靡的榜样。”

就在这一年，毛泽东不断修改“赶英超美”的年限：起初还是15年赶上英国、20年到30年的时间超过美国;不久“赶英”由15年缩短为10年，由10年又缩短为7年，再由7年缩短为2至3年;对美国呢，压缩为5年接近、7年超过。随着毛泽东本人的调门高亢入云，人民日报怎么可能自讨苦吃地“压缩空气”、“留有余地”呢?

翻开1958年的人民日报，在大炼钢铁、粮食高产“卫星”、人民公社3件事上，人民日报严重违背了新闻真实性原则，对读者说了假话。

后人很难理解1958年中国人弃耕抛荒、砸锅卖铁来土法炼钢的荒唐，而《人民日报》却把它提到关系民族振兴的基本国策高度大肆宣扬。

6月，人民日报发表消息《炼钢不神秘，小炉显神威》，报道福建炼出第一炉钢。此后，接连刊发社论和新闻报道，号召大搞“小(小高炉)、土(土法炼钢、炼铁)、群(群众运动)”。全国各地由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大约出动9000万人，小土炉、小高炉遍地开花。“书记睡到炉边去，一炉生火万炉红”，结果炼出的却是不能用的废铁疙瘩。一年后，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说：

“1958年炼出来的300万吨土钢，至今还埋在草里。”

关于粮食高产“卫星”，人民日报的报道更是汗牛充栋。这一年夏收之后，《人民日报》激情预言：

丰收的喜报像春的燕子，在祖国的天空到处飞翔;高额丰产的新纪录如滚滚的海浪，一个高似一个地向我们涌来。

据不完全统计，从《人民日报》放出的小麦高产“卫星”包括：

6月8日，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小麦亩产2105斤。

6月12日，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又有一块小麦地平均亩产3530斤。

6月21日，河南辉县小麦亩产4535斤。

6月23日，湖北谷城先锋社亩产小麦4689斤。

6月30日，河北安国卓头村小麦亩产5102斤。

7月12日，河南西平县小麦亩产7320斤。

9月22日，青海柴达木小麦亩产8585斤。

很多年后，人民日报农村记者李克林还记得当时一篇特别有想像力的通讯，提到河南邓县一个村小麦亩产6500斤，麦秆长得太密了，跑来一只兔子，怎么钻也钻不进去，结果被人一把抓住了。

《人民日报》对只是北方小麦高产不过瘾，以社论形式催促南方《水稻生产要加油》。7月28日，又一篇社论《今年秋季大丰收一定要实现》公然提出：

“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

没有万斤的指标，就没有万斤的措施。”

果然，有了思想和指标的领先，水稻生产也频频传来“奇迹”：

7月12日，福建闽侯城门社亩产3275斤。

7月26日，江西波阳桂湖社9195斤。

7月31日，湖北应城春光社10975斤。

8月10日，安徽枞阳县高峰社一块早稻试验田，亩产16227.13斤。据说田里最少的一株稻穗也有206粒。

8月13日，湖北麻城县麻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一块早稻田，平均亩产干谷36956斤，被人民日报称为“天下第一田”。新闻照片显示，四个小孩站在在密密种植的稻面，“就像站在沙发上”，不由得你不信。《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

“这又一次生动证明‘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解放了的人民可以创造出史无前例的奇迹。”

8月27日《人民日报》在报道山东寿张县高产“卫星”时，再次以通栏新闻标题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口号传遍全国，成为“大跃进”时期一句最有代表性的口号。

这一年《人民日报》宣布，中国小麦产量已经超过美国，仅次于苏联!赫鲁晓夫秘密访华时，刘少奇似嗔实喜地说：

“我们现在发愁的不是粮食不够吃，而是粮食多了怎么办?”

赫鲁晓夫当即语带讥讽地回答：

“噢!我们没有那样的问题。你们把粮食运到我们那里去，就完事了。”

9月18日，又一颗“卫星”从广西环江县红旗农业社冉冉升起，水稻亩产13万多斤!很多年之后，人们才知道，就是这个“卫星”县一年后饿死村民无数。为防止饥民逃荒，出动民兵把守路口，将二百多名男女老幼用绳索捆成一长串，押送回乡。当走投无路的饥民到粮管所抢粮时，区委书记下令开枪镇压这些“反革命分子”。

水稻高产纪录最后被哄抬到匪夷所思的22.8万斤，出处是江西波阳桂湖社。

人民公社，是“大跃进”时代毛泽东带有原始共产主义理想的桃花源。集体劳作，集体生活，大锅吃饭不花钱，这样的浪漫构想经过《人民日报》的包装宣传，如风卷残云，到当年10月底，全国74万个农业合作社改组成了2.6万多个人民公社，99%的农户加入。

这一年8月4日，毛泽东视察河北徐水人民公社，对这个“共产主义试点”的村民发出指示：

“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农业社员自己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

毛泽东前脚刚走，人民日报特约记者、著名作家康濯进村，写出长篇通讯《徐水人民公社颂》，从8月23日连载到9月1日。人民日报编辑唯恐读者忽略，9月1日最后一篇特别用一组小标题突出徐水的高产“卫星”：

一亩山药120万斤

一棵白菜500斤

小麦亩产12万斤

皮棉亩产5000斤

全县粮食亩产2000斤

党报利用这位写过《水滴石穿》、《东方红》等乡土小说的作家，给中国人民描绘出一幅共产主义的海市蜃楼：

“这些将要发射的卫星庄稼，是在迈向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飘扬的鲜明耀眼的红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竖起这样的红旗。

唱不尽人民公社的优越性，颂不完人民公社的灿烂前程。

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带向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

事实真相如何呢?后来才知道，就在人民日报这组重点报道几个月后，1959年春，徐水这个“共产主义试点”就有2400多人因饥饿而患浮肿，260多人饿死，11000人外出逃荒。

原来不是“历史上最高的仙境”不远，而是历史上最惨烈的地狱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