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发生于陕西南郑县圣水镇幼儿园的凶杀案把我太太吓哭了，她说再也不送孩子去幼儿园了。但是现在每个家庭、每个居民区的孩子都那么少，不像我们小时候成群结队，幼儿园所教的那点知识倒不妨自己教，但跟各色同伴相处的能力却是家庭无法教会的。因此我只好安慰她，说北京警力强，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并且答应尽量自己去接送孩子，非不得已不让阿姨去。

这已经是50之内发生的第五起大规模屠童案了。如果不是政府及时、果断地加强校内和校园周围的保安措施，同类案件恐怕还远不止此数。据新京报5月12日报道，就在这50天内，仅仅北京警方就制止了7起针对中小学幼儿园的案件，控制10名嫌疑人。

在穷凶极恶之徒纷纷效尤之际，政府加强校内和校园周围的警力作为权宜之计是绝对必要的，作为孩子的家长于情于理都应给与配合。周四我送大女儿到幼儿园，看到门口只有一个男保安和三个女教师，我就主动在门口站了半小时岗。我当时想倡议︰一段事件内尽量由爸爸们送（接）孩子上（离）幼儿园或小学，轮流站岗半小时。但是周五发现离幼儿园大门三十米的巷口增加了一名手持狼牙棒的保安，我觉得没有必要倡议爸爸们护校了。

把学校搞得像战争期间的军营一样戒备森严，不但对孩子们的心理健康和人身自由有消极影响，而且也无法阻止孩子们在离校园较远的地方受到伤害，增加的财政负担也不小。因此加强保安只是治标之策，而非治本之策。至于从重从快甚至加快处罚，反倒可能逼出产生新的冤案，为几年以后的社会秩序埋下新的定时炸弹。何况，对于那些谋求同归于尽的罪犯，无论多么严厉的刑罚，也都是不起作用的。至于舆论谴责，那更是扯淡。

让人欣慰的是，温家宝总理5月13日回答凤凰卫视记者采访时并没有强调严刑峻法，相反强调“要注意解决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包括处理一些社会矛盾，化解纠纷，加强基层的调解作用”。5曰3日中央政法委员会周永康书记在全国综治维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也指出︰“要组织广大干部深入街道小区、乡镇村组和单位、家庭，及时准确掌握社情民意，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活动，关心帮助困难群众，解决合理诉求，加强教育疏导，防止因矛盾积累激化酿成极端事件”。

化解社会矛盾涉及到计生、拆迁、征地、冤狱、城管、小区物业管理等方方面面的问题，遵照上级指示去化解矛盾的官员总体上还是当初那些官员，而且许多矛盾的产生背后还有制度性原因；因此化解矛盾可谓任重道远，恐非短期内所能奏效。

周永康书记还指出︰卫生、民政等部门要加强对精神疾患人员的治疗救助管理，同时又要防止“被精神病”进一步激化矛盾。这跟“化解矛盾”的要求并不矛盾。即使是精神病人作案，也未必就没有需要化解的社会矛盾。社会矛盾激化对精神病的发生和加剧是有刺激作用的。即使是先天性精神病人作案，背后也可能存在政府对精神病人的治疗、救助失职的问题。

“冤有头，债有主。”私了不去找仇人，公了不去找政府，屠杀完全无辜又无关的孩子，这种事不是普通人可以干得出来的，我看犯罪嫌疑人多半有精神病，虽然其精神病未必到了应该免负法律责任的程度。

精神病人的监护、治疗和救助主要只涉及财政开支，比化解矛盾更容易见效，必须立即着手。政府似乎也已经开始在教育系统里排查精神病。据羊城晚报2010年5月13日报道，“粤东山区的梅州市教育、公安部门经过排查，发现校园内外备受精神疾患人员困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教师队伍中精神病患者超百人，山区农村的精神病人也经常到校滋事。目前，有关部门商请卫生、民政等部门对他们进行救治，防止发生意外。”

仅仅一个梅州市的教师队伍里就有这么多精神病，全国有多少孩子暴露于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教师的威胁之下？想一想就让人不寒而栗。实际上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威胁的远不只是学校和幼儿园的孩子，而是整个社会。

仅凭自觉，我们就能感到最近二十年来跟精神病有关的暴力犯罪和自杀的显著增加。那些几乎没什么缘由的公开杀戮数人和一连屠杀自己家里数人的案件，不符合犯罪心理学常识，不像是正常人所为，我国法院往往连精神病鉴定都不做，就将作案者判了死刑，倒是省事、省钱、省心（平了民愤），却削弱了整个社会对于日益严重的精神病问题的重视。

我国官方公布的重症精神病人的数量为1600万，但这个数字还是1992年调查得出的，后来就没有全国性的数据了。（央视国际网2005年8月26 日）

除了那些原为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后来患精神病的人之外，其他的精神病人治病、生活、看护的费用几乎完全落在他的家人身上。家里有一个精神病人，其父母、配偶、成年子女几乎无不倾家荡产很快陷入赤贫。生计难以为继的家人往往被迫终止精神病人的治疗，放松对于精神病人的看护。至于没有父母、配偶、成年子女的精神病人，则大多在外面流浪，风餐露宿，死无葬身之地。只有被外乡人开的汽车撞死了，民政局或其下属的社会福利院才自称流浪精神病人的家人向司机索赔。

成年精神病人的监护通常在他（她）父母生育他（她）时的意料之外，不是他们生育行为可以合理预见的后果。成年精神病人的监护所产生的负担对于他（她）的父母而言就像地震造成的损失一样难以预料，对于他（她）的配偶和成年子女而言就更是飞来横祸。除了负担难以承受，对精神病人的监护也不像对未成年人的监护那样给人以快乐、给人以希望。精神病人缺乏监护除了危及自身和家人安全，也威胁着整个社会的安全。因此，国家应当完全承担起成年精神病人治病、生活和看护的费用。

而目前的状况，是连治疗的责任也没有承担起来，让大部分精神病人满大街跑，给全社会带来难以计算的生命、财产损失。

除了失控的暴力型精神病人之外，社会矛盾无论如何激化，尚不足以导致屠童事件。绝望可以自杀，屠杀无辜又无关的孩子一般人还是下不了手。能够对无辜又无关的孩子下手的，必定是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人。在这方面，“超限战”的理论、部分官员无法无天的职务行为和那些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规范性政府文件（譬如与计划生育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都对于屠童罪犯变态人格的形成起了言传身教的作用。

（新快报2010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