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有一句名言，“爱国，就是如果有选择的机会你还愿意生活在这个国家。”至少从网上舆论看，这句话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和世界之间的人口流动障碍，以后会越来越少，无论是从政策层面还是从能力层面。有了选择的自由，你还愿不愿留在这儿，这确实是你爱不爱这个国家的一个重要尺度。
前段时间第三次移民潮炒得很热。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至今，中国人移民海外的规模不断扩大，被称为第三波移民潮。与第一、二波移民潮（“文革”后和“八九”后），第三波移民潮规模更大、时间更长，但移民成分更复杂，政治选择的含量更少而不是更多。我不认为第三波移民潮对中国社会、中国政府和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构成多大的危机。
中国大陆的教育体制几十年不变，而且欠发达国家的人选择到发达国家留学本身也很正常，所以留学移民的增加甚至不能证明有更多国民决意抛弃“毁人不倦”的现行教育体制，更不要说用脚投票了，它只能证明中国大陆确实有一部分人确实先富起来了。技术移民的增加，主要是中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的结果，同时也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结果。中国大陆一方面在向发达国家输出技术移民，另一方面也在从印度、巴基斯坦输入技术移民。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开始，从发达国家回归的留学人员的数量也有了巨大的增长。
投资移民虽然带走了大量的财富，但带走财富的速度还远没有赶上外资流入中国的速度。最近六、七年来中国大陆的房价暴涨，而欧美由于世界金融危机房价下跌，同时欧美各国政府为了走出危机放宽了投资移民的门槛，导致中国大陆向欧美发达国家的投资移民猛增。不过只要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仍然高于欧美，就不必担心出于保值目的的投资移民，因为同时必有更多出于增值目的的资本输入。
人才和资本的流动在地球村时代是非常正常的事，笼统地谈论资金和人才外流我觉得没什么意义。如果因此而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来人才和外来资本，反而制造不公平竞争环境，打击国内人才和国内民间资本的积极性。
有两个问题显然比资金和人才外流更重要：第一，区分正常的外流和不正常的外流，后者才是我们应该着力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第二，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还能维持多久？一旦中国经济减速、停滞、衰退，流入和流出的平衡就会被彻底打破，那时的资金和人才外流才会构成真正的危机。
因为“一胎化”生育控制政策而发生的人才、资金外流，显然属于富有中国特色的不正常的人才和资本外流。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生育意愿普遍比较低，因为“一胎化”政策而发生的人才外流一直存在，但不是很严重。最近几年因为农民生育意愿普遍下降，计生系统为了维持自己存在的理由抛出所谓“富人、名人超生论”，加重对有钱人生第二个孩子的处罚，进一步刺激了出于生育目的的人才、资金外流。显著增加的暴力犯罪，尤其是今年屡屡发生的屠童案，给独生子女父母造成的心理压力会远远大于非独生子女父母，这可能进一步刺激不满“一胎化”政策的人才、资金外流。
随着中国人口的老龄化，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但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资本流动和移民的影响我们显然估计不足。将来人口老化了，劳动力短缺了，印度、越南的人到我们这儿来工作，我们少生了孩子，给人家腾出了生存空间。这是许多民族主义者对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批判。果真如此，我看也是不错的。人家在本国或欧美受了教育，到我们这儿来打工，我们是捡便宜的。但是实际后果可能不是这样的。人家今天之所以愿意到我们这儿打工，因为我们充裕的劳动力吸引了太多资本，导致我们这儿欣欣向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等到我们本土劳动力短缺，没有这个比较优势以后，资本可能大量外逃，经济萧条，人家就不愿意到我们这儿来打工了。相反，可能我们的劳动力要外流了，因为我们的养老负担沉重、税收太高。那时候我们的劳动力由于受教育程度提高，也不像我们60后、70后对出国那么恐惧了。国际上对我们人口流出的政策限制也减少了。不是人家的劳动力移民到我们这儿来，而是我们的劳动力不堪重负要移民出去。移民出去的越多，那么剩下的人承受的负担就更重。这可能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
在人口高速老龄化的同时，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衡经过二十多年的积累，将逐步在男女婚配上显示出来。性别失衡的后果，许多人认为是物以稀为贵，人也以稀为贵，女孩少了，女人的地位就提高了。恐怕不是这样。因为这种性别比失衡不是平等环境下的产物，而是歧视的产物。作为歧视的产物，女人少了，恐怕不是女人尊贵了，而是女人不安全了。不安全以后，本来养老负担的沉重就可能导致劳动力外流，年轻女人会因为不安全而外流更多。不是像某些人设想的那样，女人少了，落后国家的女子嫁到我们这儿来就能解决。沉重的养老负担，再加上男多女少造成的不安全感，未必有多少落后国家的女子愿意嫁到我们这里来。相反，是我们的女人更多地跑到欧洲、美国去，因为那里不但富裕，而且相对安全。所以中国将来会产生一个劳动人口男女竞赛往外跑的局面，很可能女人跑得更快。现在虽然性别比、年龄结构还没有破坏，我们就能够发现，年轻女性外流比男性更多。
人口年龄和性别结构变化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负面影响很快就会显示出来，并逐步加深。易富贤博士在《2012年中国人口危机全面爆发》一文中指出：2012年16-64岁总劳动力开始减少，人口老龄化加速，到2040年60岁以上的老人将达到4亿左右；同样是2012年，24-28岁男性人口将大幅超过22-26岁女性人口，到2030年男性适婚人口将超过女性适婚人口30%以上。
第四波移民潮是因为三十年生育控制后果总爆发而行将到来的更大规模的移民潮。与前三次移民潮主要是精英流向发达国家和地区不同，第四波移民潮流失的不只是精英，流向的也不只是发达国家和地区。第四波移民潮的另一特点是它发生在经济衰退过程中，流入和流出的平衡被彻底打破。由于人口生产的长周期性，第四波移民潮持续的时间也要长得多。
因为年龄性别失衡所导致的人口外流，靠什么来减轻它的危害？总的来说现在是越来越自由，至少在出国问题上是这样，国家不可能禁止国民出国，重新回到闭关锁国的状态。那么依靠什么阻止国民大规模外流呢？只能依靠二战后犹太人在沙漠上建立以色列那样的爱国心和凝聚力，艰苦奋斗，共度难关。如果一个人爱这个国家，爱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他可能不愿意出去；如果一个人跟兄弟姐妹和社会上其他人的关系比较和谐，他可能不愿意出去。但是在这方面，实行了三十年的现行人口政策的影响同样是负面的。
我们先看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到80年代初发展成“一胎化”。但是实际上中国的出生人口，整个80年代大概是2.3到2.4之间，远远超过了政策生育率。原来政府计划在2000年将中国人口控制在11亿，但是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政府公布的人口数据是12.6亿，其中有两千多万是政府根据“漏报率”增加进去的。这个数据有争议，有人说政府估计的漏报率还是太低，也有人说只考虑漏报、不考虑重报是不科学的。姑且以这个数据为准，那么11亿到12.6亿之间，这多出来的1.6亿“超生”的人，他们肯定有兄弟姐妹，加上父母，以一家四口计，“超生”者家庭人口高达6.4亿，超过总人口12.6亿的一半。这6.4亿人的生活水平曾受到“超生”罚款的严重影响。那1.6亿“超生”的人，政府既然认为他们是多余的，是不该来到这个世上的，你让他怎么效忠这个国家，怎么爱这个国家？不止他这么认为，他的父母、兄姊可能受计划生育的影响，认为人多了不是好事，但是他们通常不会认为自己的孩子或弟妹是多余的。因此，这6.4亿人口对国家的忠心都会受到影响。2000年以后还有“超生”的，受到“超生”罚款和“社会抚养费”处罚的总人口估计高达全部国民的一半。这是对国家的忠诚可能受到影响的面积最大的一拨人。
还有一些人受到的影响的更明显，这就是所谓“黑人”。王鑫海说1000多万，恐怕不止这个数。“黑人”不光是“超生”的，“超生”的也不都是“黑人”。黑人最大的一部分是所谓“超生”而又没有交足罚款或“社会抚养费”的，但是也有一些其他的情况，比如说非婚生育的，还有80年代“黑人”的孩子，也就是“黑二代”。有的地方强制实行一胎上环、二胎结扎，你不做环结手术，你的孩子就上不了户口。2007年公安部公布的户口数据比社会发展公告公布的人口数据少4000多万。如果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是准确的，那么就有4000多万的黑人。我们这样的国家无证寸步难行，“黑人”基本上都是穷人，他不可能上贵族学校，于是“黑人”就意味着他是不上学的。“黑人”不能办营业执照，不能办外出务工证明，不能参加公务员考试，不能结婚，不能在银行开户，不能从邮局取款。他只能打黑工，住黑屋，因为房子没有身份证也租不了。
另外，被强制堕胎和被强制上环、结扎的人，他们对国家的忠诚，也会比被罚款或被征收“社会抚养费”的人受到更大的影响。当一个人被强制堕胎、上环、结扎的时候，他是没有人的尊严的。个人身体最隐私的部位她都不能自主，自己的骨肉她都不能保护。一个人在完全没有尊严的情况下，她只是一个奴隶，奴隶通常不会有报效祖国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