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社会转型时期，中国人的道德、价值观念出现了嬗变和重组。一些曾被公认的定论被打破，一些习惯性说法受到诘难，而一些标新立异的见解则不断涌现并受人注目。这种紊乱和不确定现象反映了现代社会发展之多元、变易和非平衡的历史必然性，它给传统思维模式和观念体系带来了危机，也为新文化形态的孕育准备着温床。转型乃破旧立新之过程，我们不仅要敢于“破”，更应当善于“立”。社会转型时期价值观念和文化体系的扬弃与创新，正是我们精神文明建设所面临的任务。在人类社会价值观念多元并存的客观现实中，宗教文化所具有的历史地位及其现代意义和作用，也应引起我们的关注。

所谓宗教文化是一种多层面的文化统一体，反映出人的社会和精神生活，与人的价值目标、思想观念和精神境界密切相关。人们曾从组织形态、政治意义和民族关系上认识宗教，对之了解和探究。但在社会转型时期，宗教灵思、灵视和灵悟的精神意义、价值意义，及其社会道德和个人道德意义已经突破上述三个层面的认识范围而成为现代人关注宗教的主要原因之所在。

当前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对世界的开放是相联系的，其多元及失衡现象亦来自开放时代不同文化的碰撞与对照，尤其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和比较。针对“中国社会应全盘西化”和“只有中国文化才能拯救人类”这两种极端对立的观点，我认为，在开放世界中构建并真正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既要弘扬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也要借鉴世界各族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丰富文化成果。现代文化之发展和繁荣的出路，在于各种文化在保持其民族特色之前提下进行对话与共融。而且，无论中西文化，我们都只能继承其精华，排除其糟粕。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可对中西文化中的宗教因素加以反思和评价。宗教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中国历史，儒、佛、道三教鼎立及其交互影响、渗透已成为中华文化传统的特色之一，迄今在精神气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认知方式和心态情感上仍对广大国民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洞观外在世界，阿拉伯文化的形成离不开伊斯兰教，西方文明的兴衰亦直接与基督教相关。而且，不少历史悠久、生命力强大的宗教形态都已形成世界性影响。所以说，作为传统文化重要部分而得以生存和延续的宗教文化，通过其现代更新和自我升华，同样能在我国现代社会主义文化形态中找到其合理存在，成为其有机和谐的组成部分。

宗教文化本质上表现为人的精神追求和信仰体系，其面世的特点是群体性和个体性都有，民族性和世界性兼备，理性和情感因素均存，社会和心理体验具在。此外，它不仅有其终极关切，也保持着现实思索。它作为人类文明中潜在的、深层次的精神力量，甚至会制约或决定相关民族的社会发展命运。例如，西方宗教社会学家麦克斯。韦伯就曾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起源及发展的精神动力实乃基督教文化中的新教伦理观念。而针对他把中国经济发展缓慢与儒教体系的制约相联系起来的观点，许多华人学者则认为，东南亚和日本等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之国度出现经济起飞的秘密，恰恰就在于儒家思想的复兴，儒家理想的弘扬与更新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走出经济困境、实现社会稳态发展的一种内在的精神驱动力量。诚然，这两种看法尚值得商榷，但二者都看到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宗教的作用及影响这一点却发人深省。没有精神文明建设所带来的启迪和形成的保障，物质文明建设很难出现质的突破和保持其恒久发展的活力。而宗教对社会的超然灵思和对个人的内在灵视，其给人之现实存在带来的灵气和灵感，也是人类精神文明之重要构成。

中国人在认识和反思中西文化上曾对宗教展开过批判，如“五四”运动前后对内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外发起过“非基督教”运动。人们以来自西方的“科学”、“民主”思潮来改造自己的传统文化，试图形成新文化、新传统。但反思中国近现代发展，“五四”运动以来并没有彻底完成其实现“科学”与“民主”的任务，知识阶层在认识中外灵性精神即宗教意境上出现过新的失误。总结经验教训，人们在重新评价宗教文化意义时开始感到传统儒家思想和外来基督教等并没有完全失去其曾经发挥过的巨大历史效力，二者在实现“科学与民主”这种“现代精神”上甚至可以大有作为。

不可否认，宗教作为人类文化的有机构成，同文化本身一样有着先进与落后、积极与消极、光明与黑暗的对立，离不开发扬精华、去除糟粕、吐故纳新、不断提高的自我发展过程。我们讲宗教文化的现实意义和历史启迪并不是要照搬硬套作为其传统积淀的规范化、程式化、仪礼化的内容或已趋于僵化、呆滞的某些外观形式，而是理解和领悟其精神意境及思维特性，找出其吸引人的心灵、给人以精神依托和生存动力的奥秘所在。例如，在思维方式上，有人认为西方文化以分析为主，其视野往往囿于局部，而东方文化则重综合，讲究普遍联系和整体把握。其实，无论是东、西方，其宗教思维都以一种灵性的领悟、神秘的体验和超然的审视而把握着整体，找寻着普遍联系。对此，只要读读中世纪欧洲基督教神学家库萨的尼古拉《论有学识的无知》，看看当代西方宗教哲学家瓜尔蒂尼的“对立学说”便不难发现，西方文化中不无综合思维和整体观念的因素。

在精神境界上，宗教的终极关切和超脱情怀亦有其积极的意义。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随着旧秩序被打破和新秩序尚未建立而出现的道德与价值观之紊乱，不少知识分子因压抑而焦躁、因失落而消沉、因挫败而委靡。如果能以一种宗教超越感来望穿时空、豁达从容，则会“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找准自己人生的价值坐标和理想追求，坚定不移地完成其作为社会精英的历史使命。在市场经济变幻莫测的大海中，许多人因激烈竞争、适者生存而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沦落；如果能以一种宗教的恬淡和高洁姿态“出淤泥而不染”，则有利于社会伦理和个人道德的升华。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价值体系是吸收全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产物，在其信仰观念和价值目标上亦有可能与宗教的某些观念展开对话和比较，可求同存异，而绝非只能截然排斥、水火不容。至于宗教在其理想追求与实际存在之间存有的差别，以及反映其信仰传统和历史沿革的象征表述与现代社会生活及认识之间的距离，亦应作为我们辩证分析和客观研讨的课题。要协调和处理好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弄清世界经济发展同人类文明进步之间的内在联系，都不可能回避宗教文化的存在，亦不应忽视其重要作用。而且，我国现代化进程要想避免西方发达国家历史演进中的曲折或代价，也需要探究宗教精神曾起过的积极和消极作用，弄清其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

总之，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我们应重新审视宗教文化的价值和意义，看到其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联系，客观地、正确地把宗教文化的精华作为社会主义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看待。这样，不仅可澄清理论认识上的是与非，而且可在社会实践中调动我国广大宗教信徒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积极性，并赢得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各国信教群众对中国改革开放、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解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