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央民族大学生活了20多年，浸润在多民族大家庭团结友爱的氛围里，接受着多民族异彩纷呈的文化熏陶，我感觉很幸福很快乐很充实，同时也愿意为民族文化的研究尽一点微薄的心力。机缘和合，在张声震前辈和梁庭望教授引荐下，我有幸走近壮学，并于2005年4月赴广西参加了第四届壮学学术国际研讨会，结识了更多的壮族学者，对壮族传统文化有所感受和认识。在我身边学习的时国轻博士，在壮族学者的关心、指点下，完成了《壮族布洛陀信仰研究》的博士论文，使我的心更与壮族贴近了。中央民族大学985二期工程当代重大民族宗教问题研究中心成立以后，我们诚心聘请著名的壮族学者梁庭望教授主持《壮族原生型民间宗教调查研究》课题。两年多来，梁教授为了课题的实施，不顾年高体弱，不辞劳苦，数次亲赴广西，组织学者，推动调研，并亲自参与收集资料，撰写文稿，又汇总全篇，修改加工，遂使这一重大课题顺利完成。
目前，学界对我国少数民族宗教的研究，多集中在一些民族的伊斯兰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以及基督教上面；对于北方各民族的萨满教研究，由于有国际学术背景，国内亦有所开展；最薄弱的是对南方各民族的原生型民间宗教的研究，至今尚未形成一种学术潮流，未有系统性的著作问世。这与时代的风尚有关。长期以来，主流社会受“左”倾思潮的影响和西方制度化宗教视角的局限，认为民间宗教信仰是世俗迷信，不仅不值得重视，还要加以扫荡，因此它也就没有研究的价值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逐渐接受了“宗教文化论”的新观念，对于一切劝善惩恶的宗教（包括民间宗教）变得宽容起来。人们逐渐认识到，高度制度化的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道教、印度教、犹太教等是文化，弥散性的民间宗教也是文化，也是民众的精神依托和生活方式，应该有它正常的生存空间。从民族宗教学的角度看，在中国这样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原生型民间宗教乃是保持多元通和的宗教文化生态的重要基础，它滋养着涵化着制约着各个大的宗教，又不断从其中吸收养分充实自己，它的包容性多样性开放性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使中国人成为“宗教的混血儿”，使中国成为“宗教的联合国”。只有认清民间宗教，才能正确把握宗教文化的“中国模式”，向世界展示“中国经验”。
上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壮学研究的兴起，壮族的信仰文化也开始受到关注。新世纪以来，布洛陀信仰研究一度成为热门话题，带动了壮族的宗教文化研究。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对壮族的宗教信仰作整体性的论述。作为全国最大的有1700万人口的少数民族——壮族，它的传统宗教信仰是怎样的面貌？如今又演变成何种状态？它的宗教样式与壮族的社会文化生活有着怎样的联系？这是壮学研究必须回答的课题，也是中国民族宗教学应该关注的课题。
梁庭望教授和他的课题组以其辛勤不懈的劳动，出色完成了《壮族原生型民间宗教调查研究》的课题，第一次对壮族的宗教做了全面调查研究。在系统收集文献资料、广泛进行田野调查和认真吸收神话学、民俗学、社会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梳理出壮族宗教的主要类型，并予以条理化的论说，概括出壮族宗教的八大特色；引用大量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论述了壮族原始宗教、麽教（布洛陀信仰）、师公教、壮化道教的历史演变及现状活动，涉及经书教义，法事仪式和文化功能等，也旁及佛教、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并在结语部分对壮族宗教进行了理论总结。其规模之宏大，内涵之丰富，资料之精细，都是空前的，令人钦佩的。它为壮族文化研究弥补了薄弱的环节，为民族宗教学学科建设提供了“壮族模式”和“壮族经验”。壮族是南方稻作民族，生活于青山绿水之间，自古就有适合本民族生存方式的特色文化；同时，壮族又长期生活在多民族频繁交往、共生共荣的大环境之中，与汉族的交流尤为深广，故其民族文化又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在宗教信仰方面，如本书作者指出的，麽教和师公教是从越巫演化而来的，它们的神谱、经典、仪式、器物都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与壮族百姓的日常生活和民俗文化紧密结合，汇成一体。同时壮族宗教又具有极大的兼容性，麽教和师公教广泛吸收汉族道教和汉传佛教，在经典、教义、神谱、仪式等方面都全面加以糅合，超越教门，不拘一格，形成多教融会、多神共奉的信仰格局。壮族宗教还有一个独特的传统，就是始终保持其民间性，为大众提供日常的宗教服务，不追求权力，不具有政治色彩，因而从未成为社会动荡和民族矛盾的动因，相反，却是社会安宁的要素和民族互通的渠道，我们可以说，它保持着人类童年时期信仰的纯真，而没有被政治所异化。这大概也是近代西方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壮族地区发展不盛的重要原因。壮族宗教是壮族民族文化的重要形态，与壮族的语言、道德、文学、哲学、风俗、劳作都息息相通，构成壮族特有的精神家园和心理素质，也影响着其他民族，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壮族宗教的模式和经验，有许多优秀的成分值得继承发扬和其他民族借鉴，同时也面临着重建、改革和提高。只有不断推陈出新、与时俱进，才能更好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充分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本书所取得的成果，既可以为今后壮族宗教学术研究奠基开路，也可以为宗教事务管理部门提供重要信息和理论咨询，有益于人们正确认识和对待民族地区的民间宗教信仰。
来源：中国民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