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历史学家提出了一个“反历史假说”，这就是秦晖最近多次讲述并开始引起人们兴趣的“昂纳克寓言”。在2010年2月3日“2010·中国新视角高峰论坛”的发言里，在《经济观察报》2010年4月5日的“有没有中国模式？”一文里，在财经网2010年4月7日的“秦晖对话前东德总理莫德罗：东西德统一之反思及反事实推论”里，在《SOHO》小报2010年第三期的“左右之争与昂纳克寓言”中，还有4月15日的长篇博文“从南非看中国”中，秦晖给左右派的朋友提了一个问题：你怎么面对这个“昂纳克寓言”？
1，“昂纳克寓言”：东德用“中国模式”统一西德
“昂纳克寓言”指的是，与西德统一东德的历史事实相反，假定东德当年用“中国模式”统一了西德，那么东德现在所抱怨的“制造业垮了、失业率高了”等问题就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会是现在出现在中国的出口增长型经济。由此，秦晖给左右派朋友提的问题是：高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就一定成功和一定可取吗?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昂纳克寓言”在东德不是现实而在全球范围内却是现实，人类愿意看到这个结果吗?
“昂纳克寓言”是秦晖给多少有点后悔当初的选择、而现在又羡慕和想学“中国模式”的东德人讲的。秦晖的逻辑是，你东德现在羡慕“中国模式”，那好，我来给你设想一下东德当年用“中国模式”统一了西德的情形，然后问你愿不愿意接受。简单地说，就是设想东德用中国式的“低自由低福利”发展自己，然后象现在中国对美国(或将来对台湾?)那样，从经济贸易上打垮西德并统一之。“这当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也不是民主社会主义战胜自由资本主义，更不是斯大林主义战胜自由主义，而是血汗工厂把福利国家打败，野蛮资本主义把民主社会主义给打败了”。
有趣的是，与秦晖对话的莫德罗不说愿不愿意接受，而只说这根本不可能发生(莫德罗不会“反历史”)。秦晖则继续沿着自己的逻辑走，你东德人不说愿意接受，那就是不愿意接受，因为价值观在那摆着，“低自由低福利”你不可能接受。好了，“昂纳克寓言”不可能在东德发生，可它如今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你承不承认?你又愿不愿意接受?不原意又该怎么办?
2，秦晖的“中国模式四要点”
“昂纳克寓言”是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呢?这就涉及到通过国际对比来理解“中国模式”。我把秦晖的具体逻辑概括成所谓的“中国模式四要点”，其特点是用“自由与福利”和“权力与责任”的“双逻辑框架”，对全球化和中外的政府行为进行对比刨析(秦晖的手法我称之为“秦晖式的对仗”，典型的例子如“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这四个要点是：
第一，西方的福利、税收与公债(“越好的政府日子越难过”)：西方既有像瑞典那样比中国还要“社会主义”得多的“左派”国家，也有像美国那样讲究自由竞争的“右派”国家;“金融危机”后，在他们每个国家内部，左派说这是右派自由放任造成金融监管不严之过，右派说左派用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膨胀把国家财政弄破产了;爆发危机的核心问题就是民间和国家借债太多，左派说高福利理直气壮，说高税收就吞吞吐吐的;右派说低税收理直气壮，说降福利他们就吞吞吐吐。随着经济尤其是金融全球化的深入，出现了老百姓感觉不到的全球透支;原先玩全球化的只是西方人和他们的殖民地，现在是前计划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加入进来。
第二，中国政府的权力、责任与财政(“越坏的政府日子越好过”)：中国的社会主义左派鼓动国家向老百姓拼命收钱，不收就是该死的“新自由主义”;而自由主义右派则说国家不必为老百姓花钱，否则就是可恶的“福利国家”。中国政府拥有“社会主义式的权力”，却只承担“资本主义式的责任”，而西方的政府只有“资本主义式的权力”，却要承担“社会主义式的责任”。民主国家的左右派都要拍老百姓的马屁，专制国家的左右派都要拍“皇上”的马屁。中国“左”起来给政府扩大权力很容易，但追问它的责任却很困难;中国“右”起来推卸政府的责任很容易，但限制它的权力却很困难。这样搞，优越性就是原始积累的速度快，应付事态的能力也特别强，手中集中了巨量的钱，要搞经济刺激计划也容易。中国搞市场经济，“市长”让百姓“找市场”，“限权”就变成了“卸责”;责卸了权不受限，“市长”可以随便找老百姓收税，而老百姓不能“找市长”要福利，国家的财政富得流油成了中国模式的特点。西方的政府捉襟见肘到处化缘，中国政府花钱如水，就这样钱还花不出去，正好美国要透支。
第三，低自由低福利的“竞争优势”(“劣币驱逐良币”)：以这一模式和西方那种模式的互动为特征的全球化延续下去，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将会怎样?国际上，“左派”、凯恩斯主义者赞扬中国不搞自由放任，“右派” 赞扬中国不搞福利国家;张五常最近也一再讲中国创造了人类最好的体制，就是既不搞福利也没有工会，还说世界的趋势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高福利国家要学低福利国家，低福利国家要学负福利国家。西方要既降福利又降自由，几乎根本做不到。“低自由低福利”却体现出“竞争优势”，这是中国在加入了全球化以后才出现的;在一个市场、投资行为都高度全球化、但是人权标准没有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竞争，那这种模式的优越性就体现出来了。在融入全球化的条件下，前者创新出来的东西后者可以学，后者的铁腕却是前者没法学的。这样的“低人权优势”的确存在着全球化中“劣币驱良币”的逻辑，但“高人权”与“低人权”的胜负并没有一种决定论的答案。
第四，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打破“昂纳克寓言”)：改革前中国的人权状况肯定比现在差，因此改革的进步是肯定的，而对于那种认为改革后不如改革前的“左派”理论是不能赞成的。如果通过“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的努力使中国的自由与福利都得到持续的进步，这实际上也就是那种所谓与西方相反的“中国模式”的淡出和中国融入世界文明主流的过程。政治自由的意义自不待言，经济自由也还要增加，要反垄断，改变“国进民退”的做法。福利国家的确有很多毛病，但中国在福利问题上最应该避免的是负福利现象。如果你是自由主义者，你首先应该否定特权福利，而如果你是社会主义者，你首先应该推动国家对弱势群体承担责任。
3，“秦晖寓言”：所有好政府日子都难过
从这个“中国模式四要点”可见，秦晖认为“东欧学中国”同“美国学中国”一样可笑，“低自由低福利”的中国，自己问题成堆，最紧迫的是“限权和问责”，而那些不知情的人却在奢谈什么学“中国模式”。
可是，秦晖无形之中沿着自己的逻辑走入了一个大陷阱：如果“越坏的政府日子越好过”，那么，把这个政府弄好后，如何解决“越好的政府日子越难过”的问题呢?如果中国也变成“高自由高福利”了，全球化不再有“劣币驱良币”的失衡了(双轨合一的“劣币良币化”)，又如何解决“所有好政府日子都难过”的问题呢?
显然，问题不是要去为将来操心，而是现在就要问：如果你看着“坏政府日子好过”难受，那么，你看着“好政府日子难过”为什么没有对称的难受?换句话说，如果“限权和问责”可以解决“坏政府日子好过”的问题，那么，你拿什么解决“好政府日子难过”的问题?
更进一步说，全球化中的“劣币驱良币”、“低自由低福利”挑战“高自由高福利”，难道问题全出在那个“坏政府”而不出在那些“好政府”身上?而这又与福格尔证明全美经济一体化条件下、美国南方奴隶制经济比北方更有“效率”是可以同比的吗?如果我们不原意看到全球范围的“昂纳克寓言”成为现实，那么，一个“所有好政府日子都难过”的新的“秦晖寓言”，秦晖自己又如何面对?
如果你替秦晖回答说：“我只管中国的事，不想为外国操闲心”，那问题就简单了，因为这样，你立即就把秦晖定位为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可那决不是秦晖。因为秦晖看到，“不仅中国有学不学的问题，甚至就是西方有这种安排的国家也面临一些头疼的问题，以至于这个制度和框架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崩溃的可能。当然不是说必然会崩溃，甚至不是说崩溃的可能很大，但我要跟你说，绝不是他们已经有一个很漂亮的制度，就可以一劳永逸的”。
秦晖比那些打死都不承认“西方模式可能崩溃”的人要诚实得多，他承认赤字公债是民主的产物也比那些死死抵赖的人高明，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对东西方历史演进的不对称分析，依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坏政府日子好过”和“好政府日子难过”都存在改革的问题，分析不对称，我们就可以怀疑他说“西方模式可能崩溃”时的诚恳程度，更重要的是，我们就可以怀疑他对“西方模式”的理解，是不是真的已经达到他所应该达到的地步。
4，“低人权优势论”的玄虚
那么，秦晖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呢?如果套用“秦晖式的对仗”来说，那就是 “宏观逻辑没有微观化”，“历史逻辑没有实证化”。“宏观逻辑没有微观化”其实也是“秦晖式的对仗”的代价，即用“工整”来牺牲“细微”;而“历史逻辑没有实证化”的问题则是出于一个历史学家过分的“规范冲动”。为了避免类似用“工整”牺牲“细微”的缺陷，下面我作一些“细微”分析。
首先，按照秦晖“自由与福利”和“权力与责任”的“双逻辑框架”，中国“低成本改革”的成功，其实是“低人权改革”的成功，即他所说的“缺福利少自由成就中国经济奇迹”，是“低自由低福利”参与全球化下的成功。
这里，秦晖用了一个极其奇怪的逻辑。他说“没有全球化中国就是北朝鲜，没有低人权中国就是东欧”，也就是说，参与全球化使中国不同于北朝鲜，按正常逻辑，他就是说“参与全球化成就了中国的经济奇迹”;而且，参与全球化要比高人权重要，因为没有低人权，中国最多是东欧，可没有全球化，中国只能是北朝鲜，利害之间，东欧之利显然抵不过北朝鲜之害(那个自由主义者敢说宁去北朝鲜也不去东欧?)。但秦晖说了这个话之后不作数，他自己不这么走逻辑，他反过来说：“如果闭关锁国不加入全球化，低人权经济就像北朝鲜，不会有什么奇迹。但加入全球化却没有‘低人权优势’，那就像中东欧国家，虽然如今经济发展也很快，但也并非‘奇迹’速度”。
秦晖的奇怪逻辑是：北朝鲜的情况是理所当然的，不必再提，咱们只看中东欧国家，人家也参与全球化，却由于没有‘低人权优势’，所以经济增长没有中国快，所以“缺福利少自由成就中国经济奇迹”，所以现在的中国是民主化前的“南非奇迹”的翻版，所以中国根本不是什么“拉美化”而是“南非化”。
秦晖为什么要故意犯这么低级的逻辑错误呢?你仔细看他的分析，他把所有的话都说圆了，北朝鲜和中东欧都考虑到，中国的人权进步也考虑到，然后出结论、定题目时，却只提“低人权优势”而不提“参与全球化之功”，他的目的只有一个：炮轰中国的“低人权”。注意，我决不反对炮轰中国的“低人权”，我惊讶的是，一个应该非常严谨的历史学家，居然用反逻辑的逻辑去炮轰中国的“低人权”。
参与全球化的开放本身就是一个自由化过程，而如果没有开放，全球化就只是一个与内部无关的外部事件。问题出在，“秦晖式的对仗”表述，过分追求文学和新闻效果，结果就牺牲了学术严谨性，最后弄得好像人权越低经济奇迹越大似的，这种哗众之词，最明显地表现在“越坏的政府日子越好过”的说法上。秦晖自己比老左们更能看到改革的进步，但他的夸张手法压歪了要点，起到了思想误导的作用，因为他所说的全球化，其实与开放、改革、经济自由化等等密不可分的，而如果“越坏的政府日子越好过”是真的，北朝鲜现在应该是援助中国而不是要中国的援助了。可见，秦晖追求的是解气，不是严谨。
“低人权优势论”忽略的“细微”之处是，“全球化”的好处只有在“自由化”的基础上才能获得，而中国式的经济自由化，决不是秦晖所简单化的“工人想赶走就赶走，农民的地想圈就圈，公共资产想给谁就给谁，民间资产想怎么集中就怎么集中”。中国式的经济自由化有强化“行政权力”和“公共权利”的两面性，只看强化“行政权力”的一面而不看强化“公共权利”的一面，就是偏激。同样，在国家财政富足的问题上，只看政府卸责任的“节流”，不看政府扩自由的“开源”，也是偏激。秦晖自己承认：“只有把纵向比较的人权进步和横向比较的‘低人权优势’都考虑到，才能对‘奇迹’有可信的解释”。如果这句话是对的，“缺福利少自由成就中国经济奇迹”就是错的，没有理由看场合选择说不同侧重的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因此“一切结论都是场合结论”)不应是历史学家的规范态度吧?
所以，秦晖的“低人权优势论”不是自我纵向比较(“自比”)、向上的横向比较(“上比”)和向下的横向比较(“下比”)的综合结论。他口头上可以说它是“自比”和“上比”的结果，但心中的重点全是“上比”，因为“低”就是“上比”的结果，“自比”的结果只能是“高”，所以，“低人权优势”是偏见，因为“自比”、“上比”和“下比”的综合结果是“中等人权”或“中等偏低人权”。但是，更加严重的还不是这个偏见本身，而是这个偏见背后的方法论。
这个方法论就是与“昂纳克寓言”包含的“反历史假说”相似的“反历史的结果论”。用大白话说，有“反历史结果论”思维方式的人，特别喜欢暗中拿起一个结果完美的逻辑在那等着，然后只要人权一出问题，他马上就会告诉你：“瞧，好的应该是这样的，不是那样的”。
这种思维方式之所以有害，其原因有三：一是把自由当成一个可以与社会文化背景和政治权力逻辑相脱离的“自在之物”，好象自由是一个完全客观的、外在的、可随意观察度量的东西，并且好象对想要得到它的任何第三者来说都是一样的和可以独立决定的;二是把“人权”或“自由”的实现，当成了一个根本不用考虑“操作费用”的“无摩擦”过程，仿佛实现自由是上帝干的而不是人干的事;三是用理想的“自由应该是什么”去代替现实的“自由只能是什么”，似乎活脱脱的现实总是错的，而规范化的理论则总是对的。
概括地说，“反历史的结果论”没有历史意识、没有文化意识、没有过程意识、没有费用意识，唯一有的只是客观意识和结果意识。正因如此，“自比”是多余的，“上比”才是重点，所以“低人权优势”就是必然结论，其内在的冲动是毕西方几百年缓慢发展之功于一战役，好像契约精神、商业信用、独立人格等等几乎是能快步到位的，好像中国的“农民工”接受“低人权”完全是“非理性”的选择，好像中国的改革是一个错误的历史过程，而只有用于判断这一历史过程的“结果主义”才是唯一正确的。就这样，中国“起步低的经济自由化”变成了“低人权的经济自由化”，然后秦晖再死死抓住“低人权”，别的免提。
不幸的是，“秦晖式偏见”背后的方法论还不是全部问题所在，其总根源应该是秦晖自己所津津乐道的“人文关怀”。适当的“人文关怀”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必备品德，但如果“人文关怀”在一种“价值取向”的压迫下变成一种“规范冲动”，“反历史的结果论”和“反逻辑的偏见”就是必然。
“规范冲动”的产生，一方面当然是对现实“人权滞后”的不满，现实的压抑如此之大，以致于非冲动而无法矫正之，这当然是人之常情。但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问题的另一方面，我要强调的是，知识分子的“规范冲动”往往更多地来自这个群体的非我莫属、舍我其谁的“精英意识”。正是在“精英意识”的驱使下，知识分子往往夸大了自己个人的“社会作用”，以致于更多地偏好“规范冲动”而更少地偏好“冷酷实证”，即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偏好于把自然科学家所不具备的干预研究对象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
如此，他容易丢失的是逻辑和实证的“科学精神”，并把自己的“人文关怀”狭隘化，从“大爱”变成“小爱”，从人类意识的“人文关怀”变成对价值取向相近的人的“人文关怀”(秦晖在他的《问题与主义》里曾正确地批评别人缺乏“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更直接了当地说，秦晖的“小爱”和“人文关怀陷阱”，来自于作为“农民问题专家”的他那深深的“农民情结”，它是一种变相的“民粹主义”，我称之为“农粹主义”。
由此，在研究问题的方法论上，“反历史的结果论”就成了饥不择食的手段，而在另外一些关键的方法论上，秦晖就陷入了令人一头雾水的模棱两可。例如：“在价值上我主张普世主义，但问题上我主张特殊主义”;一方面反对“中国特殊性”、“文化决定论”这类言辞，同时又强调中国问题有其特殊性;“我所讲的情境都是偶然与必然的结合……人文科学中没有必然性，但是可以有概率很大的可能性”。难怪读者在他文章的留言里大叫“玄虚”。
5，“低人权优势论”与“理论家”的任务
以上我用“自比”、“上比”和“下比”的综合结果，把中国的人权状况定位在“中等人权”或“中等偏低人权”而不是秦晖的“低人权”。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原因，我在已完稿的“财富到底是由什么创造的?--‘制度发展论’及中国经济增长原因的五种分析”一文中有细论。这里要指出的是，我跟秦晖一样认为中国的“人权滞后”确实还是太严重，我跟他的主要区别是“分析它”而不是“干预它”。秦晖的“规范冲动”导致的上述偏差再次证明了我长期以来的担忧，用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M.布坎南在他1979年出版的《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一书中的话说：
“经济学家的作用从根本上说就是力图理解一定类型的人类行为并预见由这种行为引出的社会结构。最终，经济学家必须希望他所展示的简明真理能导致这些体制结构的‘改善’，通过这些制度更改人类选择的条件。但‘改善’制度应作为他的次要的和从属性的目的;倘若他听任自己争取他所构想的社会进步的热情凌驾于他对科学真理的探求与尊重之上，他就会危险地濒于不负责任的行动的边缘。”
布坎南的话对历史学家也适用，对通古知今的历史学家应该更加适用。秦晖在中国现代的自由主义者中已经是稳健的，他尚且如此，其他人的偏激可想而知。我对中国的人权进步进行辩护毫无兴趣，相反，我下面要概述一些“人权滞后”问题。我的基本信念是，“理论家”最重要的任务是“分析问题”，“理论家”可以有“价值判断”和“价值倾向”，但他应该有意识地强制自己的“价值倾向”，并且更加有意识地把“价值主张”留给“行动家”，如果“理论家”太想当“行动家”，他的逻辑迟早要出大问题，他的学问迟早要“被平面化”。
中国的人权进步其实已经进入了“孤岛期”，即“人权滞后”主要体现在四个大孤岛上：结社自由、资本自由、地权自由、舆论自由。与此对应的当然是“行政权力”对“大众权利”的挤压，以及由垄断和“寻租”导致的“权贵利益”和“灰色自由”的泛滥。
这个时候，秦晖提出“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确实是一种重要的理论贡献。但是，我认为“理论家”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提“价值主张”不是最难的，最难因而也最重要的是弄清楚，中国现在的“人权孤岛期”背后的制度逻辑是什么?我们是不是真的都明了了?中国为什么是“灰色自由”最发达的国家?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不是真的一定会完全西化?如果象秦晖所说“没有一个决定论的答案”，那么中国又会怎么走?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不是真与北朝鲜的毫无区别?如果有，区别又是什么?这种区别又能不能使中国发展出一套与西方不同的体制?
总之，少一个提“价值主张”的学者，这个社会真的少不了什么，也不会损失什么。但多一个“非决定论分析”的学者，多一个了解政治制度和政治生存逻辑的人，这个社会将多一份明智，因为这种学者不在乎“中国该怎么走”，他只在乎“中国能怎么走”和“中国会怎么走”。最终，他能比别人更清楚，主张“中国该怎么走”的人能在多大程度上对“中国会怎么走”起作用。他因此对西方的问题也能看得更加透彻。当然，这只是我个人心目中的历史学家，我可以评论，但我无权对任何人提要求。
6，为什么“越好的政府日子越难过”?
秦晖在他的《问题与主义》里曾谈到“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四个来源，其中的一个是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秦晖正确地从美国人的问题意识中，提取出“交易权利”概念来分析中国语境下的问题。在分析“交易权利”比中国清晰的西方问题时，“交易费用”却非常重要，而“经济行为的外部性”则至少同等重要。
但是，就“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一个来源而言，新制度经济学最严重的问题，是没能把“经济行为外部性”的概念“政治哲学化”。在新制度经济学及其追随者那里，“经济行为外部性”没有被转化成“自由外部性”或“权利外部性”的观念。捍卫自由主义的人立场坚定(如斯蒂芬·霍尔姆斯1993年的《反自由主义剖析》)，但却少有人涉及“自由外部性”问题。这当然是西方现代自由主义的严重缺陷，同时也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严重不足。
在“自由诚可贵”上我是个自由主义者，但在“自由外部性”上，我则是一个非自由主义者。正的“自由外部性”不用说，负的“自由外部性”指的是，个人在行使或不行使其自由权利时，个人的自由权利给社会带来的一种伴随性的“无补偿损耗”或“负外部影响”，如公民通过行使或不行使其民主权利，支持“减税增支”的法案或领导人，导致“赤字公债”的逐步扩大，结果把“赤字公债”的“负外部影响”传递给别人或后人。
在当代“公共选择理论”里，民主制度与“赤字公债”的因果关系当然已经是常识了(见布坎南的《赤字中的民主》)，但“公共选择理论”没能把这种因果关系推进到民主政权的“公共性质”上(见“产权国家论：关于多党民主的‘公地悲剧’”，载《领导者》2010年4月号)。也只有在这个层次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秦晖所说的那个“越好的政府”到底是什么样的政府;也只有在这个层次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越好的政府日子越难过”。
可正是由于上述原因，秦晖自己无法真正直面“所有好政府日子都难过”的“秦晖寓言”，也无法象讨论“限权和问责”解决“坏政府日子好过”问题那样，去讨论如何解决“好政府日子难过”的问题。最后，他只能以“这个制度和框架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崩溃的可能，当然不是说必然会崩溃，甚至不是说崩溃的可能很大”敷衍而过，而他心中的那个“很漂亮的制度”依然故我，未损丝毫。这就是我在上面提到的秦晖在东西方“制度改革”问题上的“不对称分析”。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说：如果“理论家”太想当“行动家”，他的逻辑迟早要出大问题，他的学问迟早要“被平面化”。
因此，秦晖的“中国模式四要点”中的“自由与福利”和“权力与责任”的“双逻辑框架”，严重低估了“高自由高福利”的内在矛盾。西方各国“高福利低税收”的公债结果，并不是表面上的左派要福利、右派怕税收的产物，而完全是大众民主在西方的扩大和成熟的逻辑必然，即“公共政权”和“竞选机制”使“高自由导致高福利”成为逻辑必然。
民主万“债”，是因为选民要民主万“福”、不要民主万“税”。西方的左派也好、右派也罢，他们其实不怕高福利，也不怕低税收，更不怕高公债，怕的只是上不了台、掌不了权。非常明显的是，秦晖的自由主义偏好使他把逻辑推到了民主万“债”后就中断了，似乎民主万“债”是一个可以自动了结的小事。也确实因为如此，他才想当然的说：“如果我们在(自由和福利)这两个方面都有进步，中国与世界就有希望了”。仿佛问题只在中国的“低自由低福利”，根本不在西方的“高福利高自由”。
我同意中国的问题还不是“高福利”的问题，我还进一步同意中国也没到“骂自由”的时候。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闭眼不看自由主义给西方和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危机和我所强调的“民主公地悲剧”。如果自由主义偏好使我们只想着“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我们在理解“中国模式”上就会难以直面两个问题：
一是，与中国的“低费用改革”对比，“休克疗法”和“华盛顿共识”的“标准发展药方”为什么效果不佳?仅仅是因为“吵吵嚷嚷分家难”和“下结论太早”，还是因为权利契约和公正分配的规范冲动妨碍了下结论?而“不下结论”又会如何影响我们对“中国模式”的理解?如果中国是政治经济的“双软改革”，那么政治经济的“双硬改革”在多大程度上是“无法选择”的?仅有正义就足够吗?为什么接近“双硬制度”(市场与民主)的印度也不过如此?秦晖所期望的印度“有较好的后势”何时能到来?
二是，中国的“低人权低成本优势”在全球化竞争中是“劣币驱逐良币”，如果“低自由低福利”是“劣币”，那么，凭什么说只有“高自由”而没有“高责任”相匹配的“高福利”就一定是“良币”?难道“高福利劣势”的美国汽车公司的破产是偶然的?难道仅仅是因为有了民主，民主万“债”就不是个问题?美国因此就可以说“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中国的“低人权低成本优势”造成的，而民主万“债”下的冒险败德则与之毫不相干?
我在另外的场合讨论了这两个问题，这里只想指出，由于秦晖过分关切中国的自身处境，结果，他的“自由与福利”和“权力与责任”的“双逻辑框架”过多地伤害了对“中国模式与全球化”的解释力，秦晖的深刻也似乎还没有到能认识“高自由和高福利”的内在矛盾的地步。
7，结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失落
本文的结论很简单，中国“拿来”的现代自由主义没能跳出西方自由主义的局限，它们都把人类历史的演进简单化为“好坏黑白”的取舍。可随着“历史的终结”，他们的理论对全球化下的东西方格局的解释力也“终结”了。秦晖的理论只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失落的一个缩影。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最终问题是，如何把分裂开来的“西化理性的诱惑”、“中国情感的反契约沉淀”、以及“超越自我的行为思维”统一在一起;问题的另一种表述是，如何在“争取自由权利”和“让权利在外部性中泛滥自流”之间取得平衡。这也许是一个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