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小小的希腊成了世界舆论的中心。这个面积为台湾的四倍、人口不足台湾一半的南欧小国（13万平方公里，1100万人），连日来出现了全国规模的罢工和暴力示威，抗议政府为解决债务危机而采取的紧缩政策。希腊的债务危机导致了刚从金融危机苏醒过来的世界股市再度暴跌，引发了欧元汇率的大幅下挫，并使“病猪五国”乃至整个西方政府公债的冰山露出了凶险的大危机之角。
1，希腊只是一切的开始
事情真有那么严重吗？不，事情比一般新闻记者所能报道的还要严重。以船运和旅游著称的希腊已经在新一轮的大罢工中陷入瘫痪，电视台也仅仅是为了报道暴力示威导致的死人事件才恢复了短暂的播报。在这一切的背后，是催命似的即将到来的5月19日，那是希腊政府所欠的近90亿欧元10年期公债的到期日，而财政赤字已使希腊国库空虚，根本无力还债。在未来二、三年，希腊的应还公债是900亿和1200亿欧元，全部公债则高达3000亿欧元。目前，公债总额已超过希腊年GDP的100%，2013年将进一步升至140%。
这一切都是如何造成的呢？非常简单，两个字：借、花。借的主要是所谓的“主权债券”，即用一种币值较为稳定的外国货币定价的公债（用本币定价的叫“政府债券”）。外币债券避免了本国潜在通货膨胀的不利，却提高了到期时无法用外币购回的风险，因此，发行“主权债券”要付更多的利息，负债国也不得宣布破产；一旦到期无法还债，负债国就得被迫进行极其高价和痛苦的债务重组（新债谁还敢要？）。欧盟连月来紧急协商援救对策，为的就是避免这一1996年、2001年和最近发生在秘鲁、阿根廷和迪拜身上的困境。
欧盟特别是出资较多的德国可以坚持原则、见死不救，但由此导致的“雪崩效应”会有不可想象的后果，最后只好强压希腊政府拿出增税减支的紧缩计划作为援救的先决条件。欧洲央行表示无论希腊主权债券评级如何，都将接受希腊国债作为回购窗口的抵押品，并不排除在二级市场购入国债的可能性，即放弃原有的关于抵押标准和购入国债的原则。根据有关各方的协议，欧元区成员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在未来三年内为救助希腊出资1100亿欧元，欧元区国家出资800亿欧元，其中德国需提供224亿欧元。但希腊必须每三个月就要向欧盟委员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汇报财政措施和进展，如果违反有关规定，德国表示将停止援助，希腊到时也将再次陷入危机。
增税减支当然远没有大手花钱来得痛快。增税不用说，减支首先减的就是政府的各项社会福利开支，政府的如意算盘是在未来三年内从中挤出300亿欧元。冰岛在最近领教过什么叫“增税减支”了，所以已经有不少冰岛人落荒出逃、离国而去。除此之外，希腊经济预计将出现2010年4%和2011年2.4%的负增长，面对这一切，希腊人决定先闹起来再说。增税减支省下的300亿欧元才不过全部债务的10%，希腊就已经瘫成这样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希腊今年的国防预算仍高达60亿欧元，用以购买包括战斗机和潜水艇等在内的大量军火。
2，从希腊到“病猪五国”
希腊的债务问题是在世界金融危机开始后的去年浮出水面的，但它不象冰岛和迪拜那样与世界金融危机关系大，它主要是福利赤字型危机而不是泡沫投机型危机。2009年10月20日，刚刚上台的希腊社会党政府发现，2009年的财政赤字占GDP比例达到了远在欧盟允许的3%之外的13%，而国债的还债高峰也将马上到来。
与此同时，葡萄牙2009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从原来的5.9%上调到8%，公共债务等于该国年GDP的 80%以上，可能在2011年前升至GDP的90%。西班牙2009年财政赤字达到GDP的11.4%，爱尔兰则高达11.7%。随后，三大评级机构纷纷调降了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的主权评级。希腊债券的利率很快超过10%，10年期债券利率完全失控，突破欧元区成立以来的最高纪录。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债券收益率也紧跟其后。
反映国债危机程度的“债务违约保险成本”也同步上升。按照五年期“信贷违约互换”的息差从高到低的排列，希腊的息差连破历史新高，从之前的764.5个基点一举上升到856.8个基点。葡萄牙息差则从之前的344个基点扩大到391个基点。西班牙信贷违约互换的息差已经从206.7基点扩大至229个基点。爱尔兰的信贷违约互换息差从之前的219.3个基点扩大至244.8个基点。意大利信贷违约互换息差从之前的162.3个基点扩大至178.4个基点。
这就是所谓的“病猪五国”，即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这5个国家依照首字母组合而被称为“PIGS”。“增税减支”成了共同的问题。
3，即将到来的下一个大危机
2008年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还主要局限在西方的私人金融系统，其表面是政府金融监管和利率政策的危机，其背后的实质则是：大众化的没有控股股东的公司结构引致的败德风险行为，以及同样是大众化的没有控股股东的政权结构引致的财政风险行为。这是一个连环危机，公司的败德风险行为已经导致“企业型金融危机”，而政权的财政风险行为导致的是即将到来的“政府型金融危机”（个人债务危机需引入新的“时间偏好”概念，故将另外专述）。作为西方民主“摇篮”的希腊已经在政府赤字和债务危机中摇摇欲坠，更多的民主国家也即将被“希腊化”。
自2007年年底以来，发达国家的债务占GDP的比重已飙升了近21个百分点。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和拉动经济复苏，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已经举了数万亿美元的公债，屡屡创下历史新高。2007年到2010年全球公共债务约增加15.3万亿美元，其中八成来自西方七国集团。G20中的发达经济体到2014年的政府债务水平可能达到GDP的118%，也就是和现在希腊差不多的水平。前十大发达国家负债比前年底仅78％，2014年将暴增至114％，每位国民负担债务达5万美元，主要国家集体举债行为，为二战以来所未见。发达国家还将面临退休金财务缺口的大问题，2050年60岁以上人口将占发达国家总人口三分之一，届时政府财政问题将比现在严重十倍。拥有穆迪的最高信贷评级的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17个经济体，评级可能在2011年面临下调，未来几年都可能持续财政危机。现在的主权债务危机只是新的全球危机的起点。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最近在网上建立了一个“全球政府债务钟”(Global Public Debt Clock，http：//buttonwood.economist.com/content/gdc)，实时自动更新全球各国的公债详情，目前，全球政府负债已破37万亿美元。它还依据各国政府的负债额占国民生产毛额的比率以不同颜色标标记，最糟糕的黑色也是负债最严重的无一例外都是美日与欧洲等西方民主国家。按估计，到了2011年，全球政府的债务将破45万亿美元。
就“政府偿债能力”而言，欧洲现在是最“高危”的地区，其经济一体化将面临严峻考验。除了上述的“病猪五国”外，欧洲央行前不久还警告，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如果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削减财政赤字，将很可能面临新一轮的债务危机。而另一个未被关注的对象则是英国。
2010年英国政府赤字总额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比欧洲其他27个国家中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并远远高于希腊的9.3%以及爱尔兰的11.7%。这将创下欧盟国家新高，同时将达到欧盟正常情况下可接受限额的4倍。此外，2011和2012年英国的债务总额将突破2万亿美元，达到GDP总额的90%，明显超过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此外，数据还显示，英国2010年经济增长幅度低于英国财政大臣达林3-3.5%的预估值，仅为1.2%，2011年经济增长则为2.1%。
但是，最可能步希腊后尘还不是英国，而是日本，其公共债务总额现在已经逼近该国年GDP的200% ，2010年日本名义GDP 为475万亿日元，同时期国内的公共债务达到了约950万亿日元，相当于每位日本公民要承担约750万日元的债务。同时，日本国内的税收收入却出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而政府对老龄人口的福利保障支出却正在不断增加。2010财年，日本国内的税收收入约为37万亿日元，而公共债务却达到了约44万亿日元，债务与预算比值超过了50%。
最关键的美国又怎么样了？借助美元的强大国际地位，美国在国债接近年GDP的100%的情况下还能不断发行新债。但是，一个两难局面已经出现：如果美联储继续维持低利率，那么通货膨胀的压力就将进一步上升；如果开始加息，那么美国庞大的债务负担必将更加沉重，靠发行更多货币减轻增税和新债的压力，又会反过来推动通货膨胀。总之，债是逃不掉的，通货膨胀则随时可能再现，现在是能拖则拖，大家等待的只是一个信心崩溃的导火线。
在欧美之外，委内瑞拉已超越乌克兰成为世界上债券风险最高的国家，这两个国家的债券出现违约的概率都超过了50%，台湾、墨西哥的公债水平也已进入危机雷达的范围。各国之间比弱不比强，“谁更弱谁先垮”和“多米诺骨牌”成了“债务危机”的新定律。
4，债务危机的总根源：“民主公地悲剧”
大众民主的成熟化是1960年代“民权运动”以来的西方国家的潮流，但不到50年时间，低税收和高福利的“民主冲动”就使西方国家陷入了“民主公地悲剧”的困境。“民主公地悲剧”的简单定义是：在公有民主政权这里，利益争夺的对象是公共收支和公共证策的短期支配权，从选民、候选人、到利益集团和当政者，大家关心的不是公有财产价值总量或“收入流的最大化”，而是公有财产“现有可使用量的最大化”，大家关心的是自己现在的利益，不是社会现在和将来的利益（参见“产权国家论：关于多党民主的‘公地悲剧’”，载《领导者》2010年4月号）。
这次希腊的债务危机是民主的耻辱，希腊前任政府制造假账、编造数据，成为欧盟成员国中唯一一个在国家财务上欺骗外界长达数年之久的国家。例如，2001年希腊在美国高盛公司的帮助下借入了数十亿美元，希腊政府将这项交易视为货币交易而不是贷款，并以此为由没有对外公布相关细节，造成了低赤字和低国债的假象。这些细节现在已经被当前的危机所淹没，而造成这种致命细节的制度却无人反思，正是这个制度，导致了政客的低“政治责任”和低“财政责任”。
两千多年前，希腊拉开了西方民主的序幕，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希腊再次拉开了西方民主危机的序幕。民主危机，是民主万“福”，到民主万“债”，再到民主万“税”的循环危机。在大众民主日益强大的时代，传统“商品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已经发展成为“债务生产过剩”的新经济危机。
这一切对中国又意味着什么呢？是日益不利的国际环境，还是民主慢行的有利借口？由于中国还处在民主不足而不是民主过剩的时代，民主慢行的世界观，目前应该让位于风险管理的财政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