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走了。他坚持不愿忍受插管子的痛苦，坦然面对死神的精神，让人不由得想起十年前老人恢复自由后充满豪放气慨的四句打油诗：“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这本来是张学良被软禁期间所坚持的一种信念，但似乎也可以用来写照他的一生。

张学良这一生，少年得志，抽过鸦片，玩过女人，因判断错误丢了东北不说，还格外耻辱地丢掉了热河，一度背负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但张学良这一生，也做过两件轰轰烈烈的大事情。一件是东北易帜，即把一个长期割据的东北三省，重新隶属于中央政府，实现了东北与关内的统一，使日本野心军人非用武力不能顺利割占东北；一件是西安事变，即在蒋介石坚持安内攘外政策，必欲消灭共产党的情况下，捉蒋放蒋，促成了国共两党的妥协与合作，推动了抗日战争的爆发。就是这两件事，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的突出地位。

无论是把“东北王”张作霖割据了20年的东三省，重新交归中央统辖，还是犯上作乱，捉蒋放蒋，甘做阶下囚，对于张学良个人利益而言，都是难以想象的重大损失。试问当年像张学良一样，有实力，有地盘，权倾一方的诸多地方诸侯，有几个甘心让中央统一军政权力，或愿冒杀头之险，做出如此大的个人牺牲？但是，尽管有过这般足以自慰和炫耀的历史，每当晚年有人问起张何以能有如此魄力，何以能坦然面对这种牺牲时，老人却总是打趣地回答说：“我这个人就是鲁莽，草芥一个”。并且会告诉你说：“我曾写过一段话，‘两字任人呼不肖，一生误我是聪明’，这就表示我用的只是小聪明，没有大的高见。”如果有人对他说，许多人认为他当年这样做全是为了国家，并把他视为民族英雄时，他更是会不断地摇头，表示拒绝接受，说：“那是对我客气，人家抬举我。我不是那么好的人，我只是平凡的人，他们太恭维我了！”

晚年的张学良，的确是一个再平凡没有的老人了。远离尘世的宁静，事奉上帝的热忱，使老人生活在自我的内心世界当中，保持着怡然自得的安祥心态。但是，偶尔，透过记者的追问，我们还是不难发现燃烧在老人内心深处的那股强烈的爱国情感。当记者问他为何会决定实行东北易帜时，他的解释是：因为他“主张国家统一和富强”；当记者问他何以会发动西安事变时，他的解释是：“外为国家民族（停止剿共集中抗日），内可平慰东北军民”。显然，他始终没有忘记，也不可能忘记：他曾经是一个“东北人”。“因为我们是东北人啊”！他会大声地告诉记者说：“您知道我们东北受日本的压迫，二十一条的时候，我真是痛苦，我到现在还是痛苦的。”正因为如此，恢复自由后的张学良，第一次见记者谈历史，就是直接面对日本人。因为他想要用他亲身的经历告诉日本的年轻人：不要沉醉在过去日本那种傲慢与狂妄之中，不要总是试图使用武力，用武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能增加民族间的仇恨与不信任。

一个远离尘世的人，当然不会在乎别人怎样评价自己。张学良就反复表示：对于他的一生，褒贬由人，他毫不在意。然而，他也并不是完全不关心后人准确地总结他的过去。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在众多耀眼的“头衔”当中，只愿意选择一个他认为合适的同样带有褒意的“头衔”：“爱国者”。甚至，一旦兴起之际，当记者问道：什么是您一生的理念时，他也还是会像年轻时那样，脱口而出：“我为我的国家，到今天也是这样，我为我的国家！国家要用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自然，张学良到底没有能够完全实现他的这一理念。当抗日战争真正开始之后，为抗日雪耻费尽心机的他竟没有机会参加战争。这不能不成为他“心中最难过的”事情。如果这确实是由于蒋介石对他的软禁使他身不由己的话，那么到晚年，当他最终恢复了自由，再三公开表示“大陆是我的国家，我当然愿意回去”，他也确实有机会回来时，他却没有能够回来看看，这就不是某种权力在起作用了。以至于，百年行过，身为爱国者的他，竟不能魂归故里，安眠于生斯长斯的祖国大地。

说到底，张学良到底还是张学良。放眼豪情三千丈，回眸依旧平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