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刚刚发生，遥远的太平洋彼岸，1911年10月11日的《纽约时报》就披露了这一消息，一艘日本军舰舰长给日本外务省的报告说，“称有迹象显示，这次发生在清国的起义是一次组织严密的革命行动。……目前在武昌的日本人受到了革命军方面的优待，食物供给得到保障。”也就是这一天，孙中山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当地报纸看到了“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消息。10月13日，《纽约时报》刊出详细新闻《武昌爆发反清革命，共和国体有望建立》，其中说：“这是一个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有计划的革命运动。如不发生意外，著名的流亡革命家、反清革命领袖孙中山可能被推选为民国总统。”

然而，我们从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中可以读到这样的细节，当武昌起事的消息传来时，46岁的孙中山正在丹佛市的一家卢姓中餐馆打工，端盘子，他最初并没有太强烈的反应，因为同样的起事至少有过十来次，他没觉得这次有什么胜算。何况不久前，他已接到黄兴的电报，武昌新军必动，请他速筹款应急。他有心理准备。

10月14日的《纽约时报》不仅有多篇有关武昌革命进展的新闻，还有《孙中山贷款闹革命，秘密计划大曝光》的长篇报道，披露了孙中山与英国银行家的来往信件，记者笔下的“清国革命领袖孙中山”——“身材纤细、体形矮小，具有学者风度。多少年来，他一直都是满清王朝统治者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从上个世纪90年代的某个时候开始，他的头颅就被大清政府重金悬赏，然而他却能够一次次逃脱大清政府编织的追捕网，并且悄无声息地周游世界，积极从从事革命宣传，指望有朝一日能够实现他的梦想，建立一个共和制的新中国。”（引自郑曦原编、李方惠等译《帝国的回忆》，三联书店2001年）

当天的《纽约时报》社论说，“过去反清运动是很反动的，特别是激烈排外，矛头指向外国人。这次却大不为然，革命领导人一开始就表示尊重外国人的权益。在革命运动中心的省份，临时政府还采取民主政制的雏形，都是很有意义的情况。”同一天出版的纽约《商业财政纪事》周报，也有同样的判断：“统治了中国近三百年的满清政权可能要垮台了。这次革命在重要的湖北省爆发，明显的经过领导人精心策划，当地军民都予以热烈支持。首府武昌陷落，汉口和汉阳也不费吹灰之力就被占领……至今还没有一个外国表示要阻止这场革命。如果外人要改变目前局势和将来局面的发展所做的努力，规模要很大和严峻。所以，只要外人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就不应当采取任何干涉行动。”

确实，10月12日，革命党人就以“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元洪的名义，照会汉口各国领事，表示起兵的目的为推倒专制政府，建立民国，同时，维持世界和平，增进人类幸福。照会共七条，包括：所有清国前此与各国缔造之条约，皆继续有效；居留军政府占领地域内各国人民财产，均一律保护；所有各国之既得权利，亦一体保护；各国如有助清政府以妨害军政府者，概以敌人视之，等。作为回应，日、德、法、英等国驻汉口领事很快也张贴了“严守中立”的告示

10月25日的《纽约先驱报》、26日的《世界日报》、28日出版的《展望》杂志等都对革命党人的表现大为推许，对此次革命的前景表示乐观。《世界日报》回顾了中国自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以来的历史，认为，“整个世界不得不正视这次运动。中国的革命领导人在过去十五年内，学了很多东西。而满清朝廷对立宪所做的一点努力，又助长了民族运动。而这个运动却又可能导致清廷的解体。”

与美国舆论的热烈相比，美国政府则要冷漠得多，孙中山10月18日给美国国务卿诺克斯写信，请求秘密会谈，也没有得到回应。

到12月9日，在金融、工商、政界很有影响的《美国银行家》杂志乐观地断言，清王朝的覆灭是不可挽回了，“在这千载难逢的机会，美国应准备争取在亚洲市场上的适当贸易，加强对这个前进中的伟大民族的影响。这个民族具有无穷尽的商业、工业、金融、教育、道德和智力发展的潜力。在一个新的启蒙时期，中国无疑将在未来二十世纪的历史中扮演一个极重要的角色。”

此前10月14日的《亚特兰大宪报》也曾表示，这场革命如果成功的话，“中国的进步，无可限量。”民国元勋黄兴的女婿薛君度为了写《武昌革命爆发后的美国舆论与政策》论文，查阅过大量当时的美国报刊，使我们今天方便听到这些声音。共和代替帝制，这当然是个巨大的进步。尽管近百年后遥望武昌，中国仍在“进步”的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