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正常的社会不可能避免出现反社会的杀人狂，但一个不健康的社会将会促使更多的人走向这条道路。因为个体的力量对抗不了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各种问题，这类行凶者产生了绝望，从而诱发反社会行为。要让潜在的郑民生们不再恐惧，以社区为代表的社会支撑建设，要提到重中之重的位置上来。
没缘由的发泄是最恐惧的发泄
南都周刊：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南平血案有什么特点？
于建嵘：我们研究社会事件，一般将其分为群体和个体两类，南平血案属于后者。
此种个体事件大概又可分为四小类：
第一类为自卫性抗争，最典型的是邓玉娇。邓玉娇案件的发生背景是怎样的呢？有人侵犯她，她出于自卫而反抗，最后杀了人，引起很大反响，民间称这种人为英雄；
第二类个体事件是自残型维权，最典型的是唐福珍，成都自焚的女企业家，老百姓很同情她。这种自残型维权出于何种心理呢？我对付不了你，那我对付我自己；
第三类是报复性攻击。以杨佳为代表，更早几年的马加爵也属于这一类，杀了很多人。这类攻击者，有一个目标。比如马加爵，他杀的，是自己的同伴和同寝室的同学，之前因为打牌等问题，马与他们有过不悦的经历。而杨佳，他针对的是一类人，就是警察。
第四类个体事件以南平郑民生为代表，他与前三类都不一样，我把该事件定义为宣泄性报复，他的报复没有明确目标。
最近几天，有些媒体描述郑民生案件的时候说，他攻击的小学是一所贵族学校。我不赞成这种说法。南平案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我就到了福建，真实的情况并不是这些媒体讲述的那样，它也并不是一所真正意义上的贵族学校。
我了解的情况是，这个学校就是一般的实验小学，充其量也就比普通小学稍微好一点点。而且，这所学校与凶手郑民生之间没有任何直接关系。不是说这所学校校长得罪他了，或者他之前医院院长的儿子在这里上学了，都不是，郑民生杀人是没有任何目标的，他完全是一种反社会性宣泄。现在看来，郑民生杀人，不只造成了福建当地众多家长的恐惧，他造成的是整个社会的惶恐。我在福建与当地人聊天，他们说，哎呀，这将来怎么得了呢。
南平案件投射出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谁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这把刀会落到自己的头上。如果每个人对社会有了不满，都要发生这样一个反社会心理和行为，那是不可想象的。
南都周刊：为什么郑民生会产生这种无目标发散性的报复行为？
于建嵘：现在有人说，他杀人是为了引起整个社会对他的注意。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他的问题，是一个反人性反社会的问题。假若我们不能认识到郑民生问题核心的话，那么，日后我们当中的每一个都有可能遭殃。
没有缘由的发泄是最恐惧的发泄。南平案件之所以发生，在我看来，是我们整个社会心理结构出了问题。但我要强调，一定要认识到郑民生作案的反社会性。郑民生的行为，没有任何可同情、可原谅、可赞扬的，没有。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要说，哎呀，他只是杀错了人，那就是大错特错了。
有些媒体总在说，他多么贫困、多么弱势，而且找不到老婆、体制对他不公，等等。好吧，这些问题是不是存在呢？即便存在也无妨，大家一定要认识到，这种行为发生的机理是，他的心理结构上变态了。
绝望的根源多是规则的不确定
南都周刊：仅仅从个人心理、精神疾病的角度分析郑民生的行为，是否站得住？
于建嵘：我们暂且不论郑民生有无精神病。仔细分析他这个人，首先可以看到，他有一种对自己前途的不确定感，而这种对未来的迷茫，则是因为我们社会规则的不确定。在不规则的权力面前，所有人都是弱者。
郑民生觉得别人看不起他，他要开诊所也开不成，等等，于是他认为，有人在故意卡他，而他又将这所有不顺利，统统归结为规则对他的不公平。最终，他为反抗这种规则做出了这样一件泯灭人性的事情。
规则的不确定往往给人们造成某种恐惧心理，对未来的恐惧，在某些人那里可能表现为懦弱和平庸，而在另外一些人那里，可能演变成仇恨，而由恐惧而产生的仇恨则是散发性的。举例来说，两个人发生冲突，你打了我，我仇恨你，当然我的仇恨是有原因和目标的，而且我要想办法对付你，郑民生的仇恨与此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他是反社会的。
南都周刊：类似案件在西方国家也有出现，与郑民生一案存在哪些不同？
于建嵘：社会在转型，在此期间，人们很容易产生绝望，郑民生产生绝望之后，将原因归罪于社会，于是要对整个社会进行报复，这是南平案件的一个典型特点。
弱者的报复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比如杨佳，他也是一个弱者，但他针对的，都是比他更强大的人。你注意到没有，他只杀警察，因为他认为，是警察欺负了他，他要报仇。而郑民生不同，他杀的，都是比他更弱小的、手无寸铁的孩子们。
从社会心理角度学分析会相对好理解。这类案件在西方国家也发生过。美国有赵承熙式校园枪击案，日本有宅见的池田小学杀人案、加腾智大的秋叶原无差别杀人，香港也发生过异曲同工的天水围伦常惨案，罪犯都是各自社会中的边缘人物，性格孤僻、生活失败、缺少安慰、怯懦厌世。这类行凶者心理基础相似，根源在于，个体的力量对抗不了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于是产生了绝望。
在中国，绝望的根源多是由于规则的不确定，而在西方，可能更多的源于生存与生活的心理压力，但他们行为造成的结果都是反社会的。
南都周刊：目前中国正处于一个加速转型时期，社会转型可能导致社会失范，造成社会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容易导致更多的反社会行为？
于建嵘：社会缺少公平正义的环境，不能让守规则者得利，反而是不守规则者得利，这有可能带来弱者对整个社会的反抗。具体到南平案件可以看到，循规蹈矩并没有给郑民生带来好处，反而在事实上过得比同事们还差。换句话说，“强者”不守规矩，正是我们社会的问题之一。
南平血案的发生及其暴露出的扭曲的社会心态，呈现出病态性的社会心理疾病，也意味着中国进入了一个社会心态更复杂的阶段。如果不及时调整和积极处理，必然会影响到和谐社会进程，甚至发生一些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而要让弱者免于生活无着的恐惧、免于被欺辱蔑视的恐惧、免于被社会抛弃的恐惧，让普通人免于成为无辜受害者的恐惧，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努力。
要让潜在的郑民生们不再恐惧
南都周刊：对于此类案件，防控看起来很难，你的见解是怎样的？
于建嵘：最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反社会心理具有传染性：你郑民生杀了这么多人，那么，我也有委屈，我也去杀。必须引起社会警觉。
我认为，郑民生不但是他人恐惧的制造者，自己也是恐惧的受害者。从这个角度说，上述社会问题正是郑走向犯罪的外因，充满了社会转型期的独特色彩。因此，要消弭南平血案引发的社会恐慌，首先要让潜在的郑民生们不再恐惧。起码可以从下面几点入手：首先应调整社会分配体制，解决好民生问题；其次，应采取各种办法，使社会各阶层之间更容易地流动、更有规则地流动。再次，要加强社会建设，而社会建设中，关键的一个问题是社区建设，郑民生这类人，只有生活在他身边，你才会预知他是否可能会出现问题。
我不断地讲，社区不但要成为一个生活的家园，也要成为一个心灵的家园。可能周围人一个很偶然的关怀、一个很善意的笑脸，就可以化解他这种心理。当然，根本地解决，还要从社会地位上给他信心，但我倾向于认为，心理干预可能比上述其他应对措施更重要。
南都周刊：对边缘人群来说，社区的作用更直接和有效。
于建嵘：对弱势人群来说，社区工作者要重视和做好这一工作。我们周围有不少类似的男女，他们逐渐与主流社会脱离，长期生活在某一个狭窄的空间里，慢慢地，他们变成另外一类人。对这个情况一定要加强关注，以社区为代表的社会支撑建设，要提到重中之重的位置上来。
为什么其他弱者没有杀人，原因可能是，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圈子，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去找人喝喝酒、聊聊天，情绪可能就化解了。
当然，一个正常的社会不可能避免出现反社会的杀人狂，但一个不健康的社会将会促使更多的人走向这条道路，这是最为关键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