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开始走向世界，去西欧，去北美，去东欧，去南非，最不济也去日本，新加坡什么的。总之是走向世界的各个角落。如果说“有路就有丰田车”是一句形象的广告语的话，那么“有城就有中国人”却是当今世界地理的客观事实。然而实现了地域的跨越以后，文化的对话与交流是不是就将成为顺理成章的过程呢？地理上的跨越未必意味着文化上的跨越。有些人就是没有了解和认识非我 文化的愿望，他们多少都患有一种很深蒂固的文化自闭症，我将其称 为文化的冷感。下面我要谈论的是一桩真实的故事，就与这类文化的 盲视和冷感有关。
故事发生在意大利，那时候香港已经回归了。当我一个人在罗马城中转悠了几天以后，终于觉得这种被地图和导游手册牵着鼻子转的游览有些乏味，于是打电话给一位认识的朋友，请他带我去几处游客不常去的地方。朋友叫乔万尼•维成仑，此公虽年轻却非等闲之辈，
研究中国古代的同性恋文学都到了博士后毕业，手里握着夏威夷大学中文系的助理教授聘书正犹豫着去与不去，眼下正在罗马的家中休假。乔万尼邀来了另一个朋友卢卡，两人领着我在台伯河南岸的罗马旧城住宅区东游西逛。一路走过去，处处都是古迹，满眼都是文物。
那些因年代久远而黝黑发亮的火山岩路面，那些覆盖着藤萝的古老贵族宅第，稀见游人的小教堂，散落在路边草丛中的断碑残阶，随处可见的喷泉和雕塑……，一切都未经修饰和雕琢，只有在这里，才似乎略微远离开旅游文化的喧嚣，也只有在这里，历史和现实才真正地融为一体。如果说，在人们蜂拥而至的那些宏伟壮观的遗址面前，你所感受到的是古代罗马往昔的辉煌和强盛，那么，在这些游人鲜至的去处，你才能真切地体验出历史的荣光后面那一层深重的忧郁。就是这深巷，这老旧的宅子，这凹凸不平的黑石路面，这漫过街巷的藤萝下面，也许那些权倾一世的帝王和元老的仪仗未曾到过，譬如恺撒、庞培、奥古斯都、克利奥佩特拉，但是我敢打赌，有些人一定走过，譬如西塞罗、维吉尔、但丁，也许还有伽里略、布鲁诺……
那时候天已经渐渐地暗了下来，街灯初亮，街道景物有些朦朦胧胧，走出一条巷子，眼前突然变得开阔，影影绰绰中却人声鼎沸，水流潺潺，看样子是到了一处大的广场。乔万尼在巷口停了下来，看了我一眼，不紧不慢地说：“这里是花市广场（Pazza Campode ‘Fiori），十七世纪以前，既是高级住宅区，同时也是商业中心，至今仍然是普通罗马人喜欢的聚会场所，大约四百年以前，有一个著名的传教士被烧死在这里，……”“布鲁诺！”我脱口而出。“怎么？你知道！……”他神色一振，眼睛发亮，急促地还想说点什么，而我已经匆匆往前走去。广场中央，一座高大的雕像庄严屹立，暮色中，那双看透世界和宇宙的眼晴直视远方。
“没想到你竟猜出他来。”乔万尼在我的身后说话，卢卡目光也透出赞许。我颇自信地一摆手说，“这并不稀奇。谁不知道乔尔丹诺•布鲁诺（Bruno ，Giordano，1548—1600），
十六世纪意大利伟大的哲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在宇宙学说和天文理论方面，他重申了哥白尼日心说理论的真实性，而且超越了哥氏的太阳中心学说，进一步提出宇宙是由无数像太阳系那样的星系组成的理论，从而为教廷所不容，1591年被捕入狱，后以异端罪被教皇克莱门八世下令处以权刑，1600年2 月17日那天被教会法庭烧死在这个广场上。作为一位为科学真理献身的学者，他的理论影响了十七世纪以来的科学和哲学思想；作为思想自由的象征，他极大地激励了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的思想启蒙和文化进步；作为世界现代科学的先驱，在我们中国连中学生都知道他。”卢卡好奇地打断我：“你何以将日期记得如此清楚？”、“这完全是巧合，因为我的生日正好是2 月17日。” “妙极了！”乔万尼兴奋地说，“就凭这个，我现在要请你喝酒，这附近有一家很有名的酒吧，我们走！”
片刻之后，我们已在一家年代久远，明显具有巴洛克装饰风格的酒吧门前坐定，夏日的晚风送来围廊上各色鲜花的香气，琥珀色的酒液醇厚诱人。在一阵关于天气、建筑、酒的议论之后，话题又回到布鲁诺身上，乔万尼要求我耐心听他讲述一桩亲身经历的事情，我点头 表示同意。
大约三年多以前的暑期，正在美国加州读书的乔万尼回罗马度假，一个朋友请他为中国去的一个工程技术访问团做几天翻译，这个团体是为一桩重要的技术合作项目到罗马来考察谈判的，团里虽有英文翻译，但毕竟是在意大利，沟通上仍旧有太多的不方便，急需一位既通意大利语又通汉语和英语的翻译，乔万尼正是合适的人选。他也爽快地接下了这件差使。两天的紧张工作之后是一天的游览，乔万尼热心地为这些中国企业领导和高级工程师们精心安排了罗马历史文化参观路线，可是他发现这些客人们并不怎么领情，他们对那些见证罗马过去辉煌的遗迹往往一掠而过，对乔万尼关于马可•波罗与中意文化交流的热情介绍只是礼貌地点点头，对于米开朗琪罗的天才创造也不过惊叹一声：“像真的一样！”才半天下来，主人和客人都有些兴味索然。一路上倒是代表团中不时有人在兴致勃勃地打听，什么地方可以买到价廉物美的意大利皮货，直到乔万尼忍不住直言不讳的告诉大家，意大利那些价廉物美的皮衣、皮包和皮鞋什么的，大多数都是中国温州来的个体户所生产供应的。这才算是让各位停止了无休止的询问。那一脸的不可思议神色，仿佛仍在怀疑这位懂中文的意大利青年在骗他们。
关于旅游结束后的晚饭，原先乔万尼已经安排了一家有名的意大利餐馆，想让这些中国的技术知识分子体验一下闻名世界的意大利厨艺的妙处，无奈这些客人一个劲地嚷着要去中国餐馆，于是只好去了一家中国餐馆。这餐馆正好在鲜花广场附近。饭后，乔万尼领了客人 们在广场散步，就在布鲁诺的雕像旁边讲起这位为真理献身的科学家的故事。乔万尼期待，我们的中国工程师们在得知身边站着的这尊雕像就是科学史上著名的殉道者布鲁诺，而烧死他的火刑架当年就搭在这片广场上的时候，一定会有惊奇的神色和关注的询问。然而乔万尼 失望了，工程师们或者客气地点点头，或者表情漠然，且多是一副丈二和尚莫不请头脑的样子，有的人干脆走开一边去参观喷泉旁的画摊。这还不算，若是大家对这些一无所知也就拉倒了，不知者不为怪嘛。然而竟有不止一个人提醒他，附近好像有个跳蚤市场，卖二手服装和旧货，可不可以趁天未黑去看看？这回轮到乔万尼冷漠了，推说时间太晚，径直将大伙领上了回家的路。当晚他就打电话毫无商量余地的辞去了这份翻译兼导游的工作。
“我并不是说不可以去商店和跳蚤市场，”乔万尼试图解释，“我不理解的是，他们为什么对意大利的历史文化，对布鲁诺这样的陌生和冷漠。除了百货商店和跳蚤市场，总还有些更有意思的东西吧？你知道，当我走进故官的时候，我是何等地兴奋和激动。瞧你今天没 等我说完就猜出来了，所以我要请你喝酒，不过，你也不是完全对，你说在中国连中学生都知道布鲁诺，可我碰到的却是不知道布鲁诺的中国工程师，对吧？”
我尽管感到尴尬，但还是试图为自己的同胞辩护，“我是搞人文学科的，他们是搞技术的，不知道总可以理解，巴？”“布鲁诺难道不是科学家？”对方的追问更不客气。这回轮到我无言以对了。善解人意的主人迅速将话题转向了别处，直至酒酣耳热，挥手作别。
归途中，我沿着台伯河西岸往梵蒂冈方向的住处漫步走去。一天暑气尽退，晚风拂熙，灯影市声，好一个罗马的夏夜！然而，一路上的好心情却不断为刚才的事儿所袭扰。我其实还有很多理由可以辩护，譬如文革啦，历史啦，极左思潮什么的。在海外的中国人大多有个不可救药的毛病，国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可以把自己的国家批评得一无是处，甚至在港台和海外华人面前也不甚忌讳，然而在非我族类面前却是听不得不同意见，有理无理的总要争上一气。不过今天我确实无话可说。
事实上，几个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不知道布鲁诺，也真算不了什么，中国人那么多，差别大着呢，犯不着像乔万尼那么大惊小怪。这同时也证明他虽是汉学家，在了解中国人方面毕竟还差着一截。我真正在意的倒是人们在面对不同文化的时候所持的不同态度。
我们的工程师们在非我文化面前，他们的好奇心仅仅是一掠而过的“到此一游”，或者拍张千篇一律照片的“立此存照”。而与文化艺术方面的淡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对于“物”的热衷。他们的热情和关注的重心更在于“皮货”和“跳蚤市场”的二手衣服。
乔万尼走进故宫的时候是何等的激动和兴奋，而为什么这些人却对古罗马废墟和布鲁诺缺乏兴趣？其实这正好印证了开放的和封闭两种不同文化心态的对立。在经济的开放和交流方面，中国诚然已经走了较长的一段路程，并且有了此一方面的自觉意识。但是，在文化的 开放和交流方面，却远没有这样的体验。至于意识到文化交流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和互动功能，恐怕更是处在萌芽状态。当代一般中国人对于异域文化的态度，基本上只是满足于好奇和猎奇而已。长期形成而根深蒂固的文化的自闭症，并非会随着经济的开放而自然治愈，它 注定将会是一个漫长的磨练过程。
我们之所以将这种文化方面的封闭和淡漠现象称之为文化冷感，主要是因为可怕的并不是我们对异域文化的不了解，而是不愿了解，不想了解，即视而不见的文化“盲视”。持有这种文化冷感的人，他们可以享受着世界先进的物质文明，周游世界，甚至就长期生活在异 国他乡，但是却息着文化上的自闭症。他们在世界上转了一个圈子以后，最终还是回到自我文化的原点和围城中去。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样的现象，许多美国议员尽管到过中国，也亲眼见到中国的社会现实，但并没有改变他们对中国的成见。至于国内，本世纪就 有某些文化名人，在国内是鼓吹西学的先锋，到国外走了一遭后，倒立马成了铁杆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这还不算辜鸿铭之类骨子里的封建遗老，纵然会说满口地道的洋话，却视养妾和裹小脚为国粹，视文化的疮疤为鲜艳的桃花。甚至你只要到国外那些著名的唐人街看看，同 样的人事也可谓比比皆是，有人在那里生活了几十年，就是不讲外国话，不和西方人打交道，也没有跨进过一家道地西方人的客厅，可他似乎也算在外国生活了一辈子。
需要加以声明的是，我这里并非武断地认为那几位工程师就一定患有文化的冷感和自闭症。尽管他们的跨国之旅确实有类似的倾向，看不出有多少给国人长脸的表现，但我相信他们自己并无类似的感觉。乔万尼的不辞而别一定使他们觉得莫名其妙。如果他们事后知道事情的真相，很可能会觉得这个意大利年轻人的文化自尊心未免太矫情，却决不会有自我的文化反省。这就叫做盲视。至于我之所以借此发一通议论，一方面是他们让我在乔万尼的面前曾经不太自在，但更主要的是，它让我从中意识到，在这样一个经济和科技不断走向全球化的世界上，随着交往的加剧和深入，对非我文化的自觉认识，主动交流和真诚理解已经到了极为迫切的地步。缺乏文化对话、理解和关注的交往，很可能成为对面相见不相识的擦身而过或者假面舞会式的闹剧。轻者使试图接触的双方变得隔膜，重者则可能危害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
当然，我不知道乔万尼的罢译是不是真的给代表团的工作带来诸多困难，抑或使那桩投资的项目告吹。事情也许尚未达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但是，由于缺乏文化方面的相互了解和尊重，从而失去了各种合作机遇的例子还是够多了。
眼前就有现成的例子，那时候我离开罗马去了那不勒斯，在大学的中文系认识了一个叫鲍娜的研究生，她刚从一个工地实习回来。中国的企业在那里买下了一个工厂的设备，正在拆迁回国，所以有许多中国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在那里工作，可以练习汉语。鲍娜告诉我，她 在那里见到一些不好理解的事情，想向我讨教。事情其实很筒单，就是每当意方工厂的管理人员问中方工人需要吃什么饭的时候，回答总是两个字：“随便”，这让意方颇觉为难，不过既然说随便，就是说吃什么都可以，那就吃意大利面条罢，也就是那种放进许多臭烘烘的奶酪、橄榄油、大量番茄酱和奇奇怪怪的香料的食物。一个星期下来，中国工人一个个都肠胃轰鸣，苦不堪言。鲍娜问中方翻译，为什么不要求换点别的什么，翻译的回答是，“这怎么好意思呢？”到后来终于熬不住了，就吞吞吐吐地说能不能来点中国饭。“什么中国饭？” 意方的人问道。鲍娜撺掇那翻译说具体一些，想吃什么就说，可翻译的回答还是两个字“米饭”。这回倒是没有疑义了。中午开饭的时候，有人从中国餐馆端来了几盆没有菜的白米饭，一下子让所有在场的中国工人都傻了眼。怎么吃呀？这意大利女孩忍不住跑去问自己的同胞，怎么是这样的米饭？为什么没有别的莱？对方两手一摊，耸耸肩膀，“他们只要米饭，没说其他。我也省钱。”
作为读者，你不妨替我想想，我该怎样向鲍娜解释？说中国人谦虚：有这样谦虚的吗？谦虚得连肚皮都顾不上照应，这算那门子谦虚！文化隔膜闹得连肠胃都跟着受洋罪，可见已经不是什么小事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