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界秩序问题是根本性、中心性的国际问题。当代世界秩序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变。本文就当前世界秩序争论中的几个关键问题进行了讨论。中国学者的重大日程是世界秩序研究:对驱动世界秩序(经济、政治)演化的主要因素做出评估,对未来的世界秩序进行理论和实践上的多样探索。
关键词:美国霸权；经济危机；新兴大国；世界秩序；中国
第一个问题:“单极世界”是否终结?美国霸权地位是否动摇?“后(美国)霸权”时代到了吗?
冷战结束后,相当多的美国人以为由此开始了一个“单极(世界)的时刻”。[1] 但此后不久,就有不少学者认为,“单极时刻”持续的时间太短,不幸“终结”了。[2]“9•11”以后,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单极时刻”确实过去了。[3] 金融危机显性化之前,美国出现“后美国的世界”[4] 和“无极时代”[5] 等论调。这些看法表明,“冷战结束后”时期结束了。在目前的经济衰退期间,“单极时刻”终结论在美国大体上得到自我认知。华盛顿没有多少人再高谈阔论“单极世界”了。越来越多的美国战略家不得不现实地承认,美国面对的世界是一个深刻变化了的世界。[6]与此同时,美国的盟国也有许多类似的评估。澳大利亚在其充满争议的十年一度的新《国防白皮书2009》中认为,“单级时刻”开始终结。[7]
“单极世界”的逝去是否也意味着美国霸权的衰落?应该说,不能简单地回答“是”。
目前美国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破坏性尽管空前严重,但是否最终将不过是一场超级巨大的“创造性的破坏过程”(The creative destruction of capitalism)?[8] 若此,危机后的美国迟早会复原,可能更加强大。
2007-2009年的美国金融危机,[9] 确实反映了美国经济体系或者“美国(发展)模式”中存在着深刻的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经济自由化,放松管制以来,有限的政府对无限的金融市场的监管是弱的、不够的和失败的。[10] 这类深层次问题几乎不能在短期内予以解决。美国经济面对一个或者甚至更长一点的“失去的十年”的可能。[11] 美国和世界可能迎来长期的“滞涨”局面,[12] 而非许多人幻想的“复苏”,包括美国在内,为应付金融危机而采取的救急的“刺激”经济计划,多数没有见到明显效果;而过时了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体制本身就是目前的问题,而非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若美国不能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根本结束这次经济收缩,且不能避免或者缓解“失去的十年”的趋势,这次危机将是美国从其世界权力巅峰下行的转折点。
从“软实力”的角度看,这次危机前,美国在伊斯兰、拉美、欧洲等世界主要区域遭遇空前批评或者抵制。更多的人认识到美国是许多世界问题的源头。“反美主义”是对霸权的怨恨和不满的总体表现。霸权原来的宿敌或对手更是把霸权的危机当作其战略机会。当今,美国遭遇了一系列的来自其敌国或者对手的公然挑战。不过,在亚太地区,美国仍享有“软实力”的优势。[13] 总体上,“美国模式”的吸引力危机后可能有所下降。[14]
第二个问题:“单极时刻”的开始终结是否被新的“多极时刻”的出现取代?世界的“多极化”趋势加速了吗?
一些西方人认为,美国陷入危机,其他的非美国力量的“崛起”更加迅速了,尤其是中国通过这次金融危机,其影响力和实力加强了。果真如此?情况也许正相反,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经济体在不同程度上也陷入危机。美国和世界的关系是(不对称的)“相互依赖”的关系,美国的危机也是其他国家的危机。
即使危机代表着“美国模式”的失败,也并不一定意味着其他“模式”就成功了。在全球化几乎等于“美国化”的背景下,以美国为基地的公司(尤其是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在世界经济和全球金融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几乎没有不受美国危机影响的国家、地区、公司和个人。所以,这里没有一个失败等于是另一成功的必然逻辑。而且,说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已经创造了不同于美国的发展模式,是不负责任的、不符合事实的看法。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主动“加入”或者被动“纳入”以美国经济为主的全球经济。今天中国实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体制更加远离原来的“苏联模式”(中央计划经济),而与美国的经济管理和调控模式更加接近。事实上,这些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体制在它们与美国的交往过程中大体“美国化”了。中国1986年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是无条件的,其中条件之一就是在经济体制上与美国的经济体制接近。
金融危机对不同国家的影响当然不可能完全一样,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就国家而言,至少所有的主要国家都是输家,只是输的程度不同。金融危机并没有改变美国是世界头号强国的现实。欧盟在金融危机中暴露出集体应对危机的不力。日本也一样陷入金融危机。而从“西方中心”论出发而界定的“新兴大国”,几乎无一例外,也一样陷入金融危机,即使这些国家的一些人不愿意承认存在“全球金融危机”,只承认存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第三个问题:面对危机重重的世界,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真的准备好以“新秩序”替代美国主导的旧秩序吗?有无替代方案?它们可行吗?
当旧的东西失败了,人们自然想寻求某种替代的东西。这是一种本能的自然反应。寻求“新的世界秩序”,替代目前的经济模式和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秩序的观点很多。
“替代”(alternatives)即“抉择”,是非此即彼。当旧的东西不能运行,旧的东西破产,旧的东西漏洞百出,旧的框架 “倾覆”,并带来毁灭性的经济、社会、政治,甚至安全后果,这个时候,重新抉择是必然的了;“替代”有时意味着历史的循环,是交替,反复“折腾”。早先被遗忘、抛弃和批判的东西,现在居然“神奇”地、静悄悄地、理直气壮地回来了。这就是用旧方式、旧办法解决新问题、新挑战;“替代”可能意味着深刻的批判,是建立在对过去“全盘否定”的基础上提出的一套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的社会(包括国际体系)变革方案;“替代”,可能是“有病乱投医”的盲目,实际上,到了后来,盲目性带来的不是发现了社会变革的道路,而是陷入了比原来更大的困境,甚至绝境;“替代”,可能意味着“恍然大悟”,终于认识到那些原来早已存在的警告、建议、方案的价值。
世界各地提出了不少的世界秩序的替代方案。但这些方案之间相互冲突。各种不同价值、意识形态、处在不同的利益、权力和财富结构下的人们,关于未来世界秩序的看法各不相同。
是新的多边机制(制度)还是新的大国合作?为解决现在的危机和预防下次的危机,有不少人认为应该建立新的多边经济体制,有人把其叫做“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第二个布雷顿森林体系”)。[15] 世界上主张加强多边主义的力量还是很多的。第一,欧盟就是多边主义的化身。第二,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甚至其他重要的发展中国家,是主张多边主义的新兴力量。在过去的繁荣年代,这些国家的一些部门、地区、集团和个人获得了全球化的利益。美国为基础的世界“金融帝国”和“消费帝国”在冷战结束后的扩张主要发生在这些国家和区域,而不是旧的欧洲或者亚洲的日本等地区,美国与这些国家形成一种新的全球性的国际分工(如美国与中国形成的经济关系)。但在危机年代,因为美国是危机的根源,一些国家不得不寻求与美国的“脱钩”,至少,从长期趋势上是如此。于是这些国家在继续支持一种新的与美国合作的大国关系上充满着无奈、犹豫、不确定。第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和运作的大大小小的多边机构或体制一直支持多边主义,因为这些制度存在的正当性来自于多边主义。第四,继欧盟之后,世界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地区合作机制,如东盟,这些机制至少在其所在的区域范围内支持实用主义的、非正式的多边主义。
金融危机期间,“20国集团”(G20)而不是“七国/八国集团”(G7/G8)被当作了新的多边主义的主要代表。照旧运作的“八国集团”不得不寻求与20国集团的平衡。[16] 联合国研究小组建议以“全球经济理事会”(GEC)取代“20国集团”。[17] 2009年1月9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萨科齐在“新世界,新资本主义”的会议上建议签署“全球经济宪章”,设立类似联合国安理会的“全球经济安理会”。[18]
但是,多边主义的怀疑者和反对者从来就不是少数。在这个世界危机的年代,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许多人降低了对理想化的可能是低效率的多边主义的预期,而是对大国之间合作的传统国际政治智慧表现出兴趣。日本评论家船桥洋一认为不要去塑造和建立什么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而是塑造新的大国合作关系,尤其是日美中的三边合作。[19] 这位评论家的观点并不是孤立的。在美国,一方面是奥巴马政府在积极地实质性地重返多边主义,他继布什政府召开第一次和英国政府举办第二次“20国集团”的金融峰会后,将于2009年9月在匹兹堡举行第三次“20国集团”金融峰会;另一方面,许多现实主义倾向的战略家认为要加强与大国,尤其是诸如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的关系。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主张形成美中“两国集团”(G2)应付全球严峻的挑战,引起热烈争论。[20] 主张诸如美中合作的大国合作,是因为对目前陷入慢性危机、缺少改革的现存国际制度的失望。[21] 所以,解决当前的挑战、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最可行的、最有效的方式是美国和中国的谈判。[22]
与中国很遵守现存国际规则不同,其他新崛起的世界强权,尤其是印度,因为各种理由并不遵守现存的国际规则。这构成了对多边主义世界体制的致命打击。印度以“目前国际上没有建立将禁止核试验与全球核裁军相联系的机制”为借口,拒绝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23] 。有意和正在开发核武器的国家,如朝鲜和伊朗,都在挑战现存的国际规则,而联合国安理会,尽管不断地对这类挑战做出一些就事论事的反应,但实际上难以有效而根本地应对这些挑战。
世界霸权美国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依赖美国霸权的力量竭力支持霸权的复兴?美国2008年的总统大选,无论是哪位候选人,都对美国的重大经济、军事、外交政策失误和所面对的尖锐挑战多少有所批评。其中批评最多的还是美国民主党的奥巴马,认为美国是“走在错误的道路”上的,发誓“变革”,让美国重回“正确的道路”。在外交政策方面,这次选举等于承认了美国霸权的衰落,要不也就没有美国民主党所称的“恢复”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的主题了。[24]维护美国为主体的既有世界秩序的力量很多。日本根本不想改变目前的世界秩序,而是在目前的世界秩序根本不变的情况下寻求修补。澳大利亚、东南亚国家等几乎都是现存秩序的维护者,而非修正者。在美国内外支持以现存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力量的努力下,不是一种新的非霸权的、多极的世界秩序取代单极的秩序,而是单极世界的再次强化。
还有一种替代的思路,那就是建立和发展非霸权的国际合作。美国确实是现存许多国际规则的建立者和组织者,但是,二战后,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中一些重要的国际规则不是在美国主导下签署成立的;霸权国家由于各种原因,经常不执行或者变相破坏(如双重标准)旧有的国际规则,甚至很少参加新的国际规则。
这里,为检验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两位分别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学者组织了一个“没有美国的国际合作”的研究项目。他们通过一系列的案例研究发现,尽管有美国霸权的反对,但是,针对一系列迫切的世界共同问题,国际社会还是可以进行有效的合作。[25]
这项研究对我们是有启发的:国际社会能通过一些机制、行动对美国霸权的负面作用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控。尽管如此,考虑到美国是全球问题的最大来源国,没有美国的合作,一些国际合作可能有效(假定美国并不干涉这些国际合作),但许多全球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第四个问题:美国霸权衰落后,是否将出现更多的区域安排作为“后霸权”时代的替代?地区化是否将加速?地区组织是否将在新的世界秩序中发挥更大作用?
地区安排是对国内和国际秩序的重要补充,既是针对民族国家的国内治理的一种替代,又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国际治理的关键环节。自从在欧洲诞生了欧洲共同体或者欧洲联盟这样的地区安排,这种替代一直在世界各地进行。实际上,《联合国宪章》的“地区安排”规定是1945年时的预防性国际措施:要求地区安排不要与全球性的、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原则冲突。
但《联合国宪章》是一部世界和平和国际安全的宪章,类似《区域办法》的第八章没有规定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区域安排。有关调解全球性的国际经济制度和区域经济安排的条款主要出现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规章中。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对区域安排的影响很大。一些区域组织在危机中暴露了其内在不足。欧盟内部,新入盟的中、东欧国家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它们本来希望得到欧盟的支持,但欧盟老成员国也深陷困难。因此,欧盟在危机中出现裂痕。欧洲一体化的主要成就欧元区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在未来,欧盟不会解体,将继续存在,一些深受危机打击的国家,如冰岛正式申请加入欧盟。但是,如果欧盟不能解决其成员国之间的差异和塑造一支欧洲军事力量,在塑造世界新秩序上,这个区域组织也许发挥不了人们所预期的那么大的作用。[26]
有西方学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美国主导的“亚太”地区合作终结了。[27] 但这个观察忽略了美国和东亚在过去半个世纪形成的地区和全球分工,以非此即彼的西方式思维,得出“东亚地区主义”的兴起注定要取代“亚太地区”合作的错误结论。实际情况是,“东亚地区主义”的特点一直是开始易,深化难;抱负大,进展小;东南亚努力,日本谨慎。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因为看到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的改善而感到不安(夸大了中国—东南亚关系的现实),瞻前顾后,环顾内外,日本一方面加强与东盟的合作,通过建立“东亚峰会”鼓励东盟国家淡化一度想象的“东亚共同体”,让不是“东亚”而是“亚太”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甚至不是“亚太”的印度加入;另一方面,日本极力阻止中国在东亚地区合作中发挥中心作用,防止中国成为区域的“领导”,不断展示与中国竞争“区域领导地位”的战略态势(其实,太平洋的现在霸权既不是日本,也不是中国,而是美国)。而在东南亚,原来雄心勃勃地走向“东盟共同体”的计划由于成员国的“内部”危机和外部的危机冲击,仍然停留在一纸《东盟宪章》上。东盟自身的问题影响了其与中日的合作。目前,多边的东亚合作,只有货币合作(“清迈倡议”)继续取得进展,其他合作实际上越来越缺少真正的“东亚地区”因素,而是10个东盟国家分别与中、日、韩、印度和美国等开展的双边“10+1”合作。美国的奥巴马政府,一改前朝政府忽略东南亚的情况,“重返”亚洲,重视东盟。
因此,美国霸权衰落后,是否将出现更多的区域安排作为“霸权后”的替代,还非常的不确定。
第五个问题:各国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合作能够有效治理“金融全球化”吗?
目前的世界秩序,与其说是由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构成的,不如说是金融力量控制下的世界秩序。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完全“金融化”,金融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金融,而是完全异化。华尔街全球性的投资银行公司销售有毒(风险极高)的垃圾金融商品,甚至利用人性的普遍弱点,制造高额利益回报的神话,把庞大资金注入巨大的房地产等行业,制造出巨大的价格泡沫,在价格崩溃前放空赚钱,形成赌博或者投机性质的金融经济,“反正都是我赢”,而不管由此导致的金融危机的经济、社会后果。这次金融危机重创金融力量,但有的金融力量非但不是危机的输家,反而是赢家。[28]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杰出国际关系理论家斯特兰奇就敏锐地观察到,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市场(力量)已经获得的(相对)权力超过国家(政府)。结果,民族国家面临着三大失败:第一,在管理和控制金融体系方面是失败的;第二,在保护环境方面是失败的;第三,在维持贫富之间的社会经济平衡方面是失败的。[29] 这个趋势一直发展到现在。目前的金融危机表明,金融行业和金融市场正是这样一种压倒一切包括国家权力的权力,使得国家的法律、监管和调控失效,甚至沦为金融市场的婢女。在金融危机下,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金融监管,不仅是国家的监管,也包括国际制度的监管。2009年4月2日伦敦“20国集团”金融峰会发表的公报强调国际社会要加强金融监管。金融危机给国际金融监管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但是,这种国际监管将是有效的吗?事实上,由于金融权力过大,国家权力过小,国际社会发表声明和采取监管措施容易,真正见到效果却难。第一,要根本扭转金融权力远大于国家权力,改变国家权力受制和服务于金融权力的局面,不是一下子能做到的。第二,在现行的国际政治下,国内金融监管与国际金融监管存在着冲突。有相当多的国家(包括美国),明知巨大的金融全球化早已侵蚀和击败了国家主权,却由于具体的利益,不会简单接受国际框架、国际制度监管在其民族国家主权管辖下的金融活动。
第六个问题:“西方”体系内部的分歧将扩大还是缩小?欧美会否因为中国而联合起来?中、美、欧三方合作引领新的世界秩序?
“跨大西洋关系”在冷战期间是美国的全球战略的支柱和重心。当时分裂的欧洲的一部分依附在美国霸权之下。今天,尽管冷战的结构,如北约犹在,但苏联解体,欧盟扩大,美欧关系归于平淡无奇。事实是,欧洲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性大不如前。
唯一的可能是,也许在长远未来的某个时刻,当大西洋两岸评估到具有长期趋势的“外部”(非西方的、伊斯兰的、中国的,有时甚至可能是俄罗斯的)的挑战和威胁实在太大,于是,西方内部无论如何都会捐弃分歧、差异、紧张,以“西方”的名义团结起来对付“非西方”。如果最终它们判断,中国等“新兴大国”还没有那么强大到足以根本改变西方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的地步,那么,大西洋关系的结构和日程将依旧不紧不松。
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在欧美分别陷入各种问题和危机的时候,美欧都在世界上寻求自己的强大的新伙伴(如中国),而美欧的老伙伴关系自然地继续老化。
时间倒退回冷战时代,即使是冷战刚结束时,人们也绝对会对“美欧中”三边关系匪夷所思。原因是中国在世界经济中还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最近的这10年,人们逐渐地提出和讨论这一世界政治中的新三边关系。当一些人热衷于讨论美中两国集团时,有的人却提出欧美中的“三方集团”(G3)。[30] 有的欧洲外交政策决策者认为,中国已经成为继美欧之后世界秩序的第三个最强大的力量。[31]
人们在谈论欧中(或者中欧)的关系时,自然不会忘记其中的美国因素,但在谈论美中(中美)关系时,却可能忘记欧洲因素。欧洲人提醒美国人和中国人,欧洲也是一个“超级大国”,中国不是“老二”,而是“老三”,三者可以合作塑造未来的世界新秩序。从地缘上看,中国处在欧美(美欧)之间,本来是一种优势,但也是一种劣势,因为美欧可以以“西方”的名义对付中国,而中国一直面对着“西方”的压力。
第七个问题:非西方的、发展中世界的“新兴大国”能否联合起来?
“20国集团”本来不为人们注意,却在金融危机后崛起,其积极意义是,这个集团包括了许多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将促进世界秩序的更新。伴随着“20国集团”的新进程,这些集团里的非西方成员开始探索协调立场,建立它们之间的、不经过西方的合作。
“七国集团”在扩大为“八国集团”后,却发现纳入俄罗斯后不过仍然是在传统的西方中心的框架中再次组合国际关系,比俄罗斯还要重要的一系列非西方力量却不在这一世界经济管理框架中,于是,在西方,让中国等加入“八国集团”的呼吁从来就不绝于耳。2003年,法国主办“八国集团”峰会,第一次邀请中国等主要发展中国家与八国集团领导人对话。这个机制断断续续地发展到现在。这些发展中国家不想老是被动,而是利用这个“对话会”(“8+5”)定期会晤,发表公报声明,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协调。结果,在世界秩序中出现了一个新词:“发展中五国”: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
“金砖四国”是华尔街的投资银行高盛公司在繁荣和投机鼎盛年代意外造出的一个商业概念。[32] 其实,这个概念与别的金融市场力量称呼的“新兴市场”,或者欧洲国家在外交中更愿意称呼的“新兴大国”不过是叫法不同。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半推半就,接受了别人赐予的名字,还借此建立起一个新的国际协调机制。
主要发展中国家也好,“新兴大国”也好,将来的新的世界秩序取决于这些国家的作为。但是,发展中世界或者新兴大国之间的联合,成果相对有限,却不得不面对许多困难。最大的困难在于这些国家之间不仅缺少真正的且能够不断增加的共同性的东西,而且其差异、竞争、猜忌和冲突却一直存在。受民族主义驱动的印度把中国当作其在世界上崛起的主要障碍和冲突对手。中俄关系和新兴的中国巴西合作,[33] 还是不及他们分别与西方(欧洲和美国)之间关系的深广度。
第八个问题:气候变化是否将是影响世界秩序演化的关键因素?
这几乎是肯定的。气候变化问题在国际体系和大国关系中的作用一直在上升,表明以争夺自然资源为目的的国际政治和地缘政治演变到新的阶段。现今模式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关系如果继续下去,不但将产生诸如金融危机之类的发展危机,也将使全球冲突进一步加剧。但中国、印度等大国仍然处在现代化或者以满足多数人口的基本生存需求为目标的发展阶段,不可能不继续大量利用和使用地球资源。由于许多原因,他们的资源使用效率低下,绝对是非低碳经济。另一方面,尽管美国奥巴马政府做出改变,建立在高耗能、高消费、高排放基础上的美国生产和生活方式能否实现能源革命,做到低碳经济,也实在是个未知数。
气候变化对各国的影响程度和方式不一样,甚至有的国家因为气候变化其力量还在加强,而不是弱化。加拿大人认为自己是“北极超级大国”或者“能源超级大国”。全球变暖将加强俄罗斯的实力,俄罗斯重申对北极拥有主权。至于那些能战胜气候变化冲击的国家,如奥巴马政府统治下的美国,就可以“可持续发展”。不过,世界上相当多的国家,包括中国,气候变化使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更加艰难,甚至遥不可及。目前联合国主持下的国际气候谈判是全球合作治理的一个里程碑,但这个进程一样反映着传统的国际政治原则和规律。
第九个问题:中国与未来的世界秩序将如何?
最近30年,中国大体完成了加入现存世界秩序的过程。[34] 这个加入的过程,也是中国逐步变成现存世界秩序的维护者的过程。尽管中国定期在宣示外交政策的文件中多少对目前的国际秩序的不公正性等有所批评,但中国主要以现存秩序的参加者的面目出现,有时中国相当满足这种参与,小心地不做这个秩序的挑战者。[35]
冷战刚结束时,中国就认为世界将走向“多极化”,金融危机后,似乎印证了中国对世界政治趋势判断的正确性。不过,中国不存在鼓励“多极化”的政策。原来一些人简单以为多极化是机遇,值得鼓励。但是,世界政治中的新发展使中国切身感受到多极化不仅是机遇,而且是挑战。在外交政策上,如何管理、应对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中国的倡议主要以一些原则性的建议为主,如“国际关系民主化”、“有效的多边主义”、“和谐世界”和“全球治理”[36]。当然,中国也提出了一些正在得到国际接受、贯彻的具体规范,如在气候变化谈判中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也尝试提出其他一些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概念。
简要总结一下,如同苏联解体深刻地影响了世界秩序一样,美国的经济危机是影响未来的世界秩序转变的头号因素。与世界秩序演化相关,美国对危机的认识、应变危机的政策,以及是否将及时调整其全球策略是主要的观察指标。至于美国之外的力量中心,如欧洲、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将是影响未来世界秩序演化的第二号因素。影响未来世界秩序的第三个根本因素是生态危机,以及气候变化下的国际政治运作。各国在气候变化下的内政外交政策最为关键。
作为新兴大国,中国的外交政策将是影响未来世界秩序的关键因素。中国有必要,及时重新思考、定位、重建与世界的关系,加速外交政策的积极转型。中国学者的重大日程是世界秩序研究:对驱动世界秩序(经济、政治)演化的主要因素做出评估,对未来的世界秩序进行理论和实践上的多样探索。
注释:
[1] 1990年,美国职业记者查尔斯•克劳塞默在一次演讲中首先使用了“单极时刻”(The Unipolar Moment)的术语。十几年以后,他再次检讨了这个概念,见:Krauthammer, Charles. “The Unipolar Moment Revisited”, The National Interest 70 ,Winter, 2002, pp. 5-17.
[2] Steve Smith, “The End of the Unipolar Moment: September 11 and the Future of World Order”, http://www.ssrc.org/sept11/essays/smith.htm.
[3] The Stanley Foundation, “After the Unipolar Moment: Reconciling the US and the World”, Policy Dialogue Brief, February, 2007. http://www.stanleyfoundation.org/resources.cfm?id=235.
[4] Fareed Zakaria, The Post-American World, W.W. Norton & Co, 2008.
[5] Richard N. Haas, “The Age of Nonpolarity”,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08.
[6] 当世界还不知奥巴马为何人的时候,布热津斯基是首批坚定地支持奥巴马出任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人之一,其理由很简单:“奥巴马吸引我的是他理解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我们不得不与各种不同的文化和民族打交道”。
[7] 见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为澳大利亚国防白皮书写的前言。
[8] “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是经济学家熊彼特关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核心思想。
[9] 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NBER)确认,美国本次经济衰退始于2007年12月。
[10] 2009年6月1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美国金融管理系统是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
[11] 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教授最近一直、不断这样警告。
[12] Andy Xie(谢国忠), “Crashing the party”, Hong Ko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9 May, 2009.
[13] 美国芝加哥全球学会(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在金融危机前做的调查表明,美国在亚太地区享受着领先的“软实力”优势。美国学者沈大伟也认为,“亚洲仍然喜欢美国”。
[14] 到底美国模式的问题和危机如何影响美国的软实力,正是当前美国研究机构的一个重要话题。
[15] 法国总统萨科齐和英国首相布朗主张建立“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16] 英国研究人员呼吁协调“八国集团”和“20国集团”的之间的关系,见Paola Subacchi and Eric Helleiner, “From London to L'Aquila: Building a Bridge between the G20 and the G8”, Chatham House Brief Paper, June, 2009.
[17] Harvey Morris, “UN panel calls for council to replace G20”, Financial Times, March 22, 2009.
[18] http://euobserver.com/9/27373。
[19] Yoichi Funabashi, “The US, Japan and China should build a tripartite vision, not a new Bretton Woods”, YaleGlobal, 23 March ,2009.
[20] Brzezinski, Zbigniew, “The Group of Two that could change the world”,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13, 2009; Bergsten, C. Fred, “A Partnership of Equals: How Washington Should Respond to China’s Economic Challenge”, http://www.petersoninstitute.org/publications/papers/paper.cfm?ResearchID=955; Elizabeth Economy and Adam Sigal, “The G-2 mirage: Why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not ready to upgrade ties,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09).
[21] Ted Piccone, “Global governance issues and their role in US foreign policy”, remarks at Brookings-Tsinghua Ceenter, October 22, 2008.
[22]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和国际事务教授哈罗德•詹姆斯长期研究国际货币合作和全球化。他的观点是美中两国的关系是关键。见:Harold James, “It takes two”, http://www.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2008/dec/05/global-economy-us-china-imf/print。
[23] 印度总理核问题和气候变化特使、前外交秘书萨兰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2009年3月23日举行的一个午餐研讨会上如此辩解。
[24] 这方面代表性的美国精英言论包括:奥巴马2007年4月23日在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理事会上的演讲《美国时刻》和希拉里为竞选美国总统而发表在《外交》杂志上的文章《21世纪的安全和机遇》。
[25] Stefan Brem and Kendall Stiles, (eds.) Cooperating without America: Theories and Case studies of Non-hegemonic Regimes, London: Routledge, 2009.
[26] Charles Grant, “Is Europe doomed to fail as a power”, London: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July ,2009.
[27] Mark Beeson, “East Asian Regionalism and the End of the Asia-Pacific: After American Hegemony”, Japan Focus, http://www.japanfocus.org/-Mark-Beeson/3008.
[28] [美]保罗•克鲁格曼:“高盛赚大钱,美国笑不出来”,《中国时报》,2009年7月18日。
[29] Susan Strange, “The Westfailure Syste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5, No. 3 (1999), pp. 345–354.
[30] Parag Khanna, “Three Superpowers: Why the US, Europe and China Need a 'G-3'”,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0,1518,druck-582376,00.html.
[31] David Miliband, “China ready to join US as world power”,
http://www.guardian.co.uk/politics/2009/may/17/david-miliband-china-world-power.
[32] 华尔街最大投资银行高盛公司在其2001年的报告中发明了“金砖四国”(BRICs)的词语,但该公司从来没有主张这四国形成一个类似欧盟那样的贸易、经济和政治集团。
[33] 巴西总统卢拉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一起发表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巴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公报》,《人民日报》,2009年5月20日。
[34] 中国“加入”世界秩序不全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结果。西方利用中国的改革开放,竭力把中国“纳入”它们主导的世界秩序中。这里有一个“加入”和“纳入”的“良性”互动。
[35] 有关中国的不干涉问题,见笔者最近的一篇英文论文:Pang Zhongying, ‘China’s non-intervention question’, Journal of Global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Volume 1 (2009), pp. 237-52.
[36] 2009年7月9日,在意大利拉奎拉,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代表国务委员戴秉国出席了“八国集团”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就“全球治理”问题发言。《人民日报》,2009年7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