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子：美国为什么要打伊拉克

最近几个月以来，在伊拉克问题上，国际社会的和平努力最终未能阻止美国战车的自身逻辑。3月17日，布什对伊拉克发出最后通牒；3月20日，美国抛开联合国，不顾世界各国的反战浪潮，正式打响战争。图穷匕现，一个并不隐秘的谜底昭然若揭：不论伊拉克作何种让步，不论国际社会作何种恳求，美国一定要攻打伊拉克。

美国为什么如此着迷地抓住伊拉克不放？国外以及国内的分析家们给出各式各样的解释。国内的分析家们大致给出三个解释：

第一个理由是石油。中国人因多年来所受的教育，比较注意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从经济的角度一分析，发现打伊拉克，石油非常重要。伊拉克的石油，原来探明储量是世界第二，现在据说是世界第一，打了伊拉克，控制了中东，对全球战略的影响巨大。有人言之凿凿，计算出美国可以从伊拉克石油中攫取几千亿乃至上万亿美元的利益。石油问题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有一个学者在电视上讲，二战以后有一个规律，石油的管道连着战争的渠道，所有的战争都与石油相关。我当时看了以后马上想起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我还没有听说朝鲜和越南探明有巨大的石油储量，有这么一回事吗？没有这么一回事，朝鲜和越南没有那么多的石油。二战以后美国打的最重要的两场战争都不是与石油有关。这个很简单的例子说明，美国志在高远，虽然和石油有关系，但比石油的问题要复杂得多。

第二个理由：安全。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叫作《瞬间的力量》，讲“911”事件是对美国人民的安全意识的一个巨大的冲击。突然间，美国人意识到原来我们所讲的安全依然是不安全的。国内有一个研究国际问题的著名教授，在电视上大力渲染“911”事件对美国大众心理的冲击。由于“911”事件的冲击，美国人重新评估安全问题，认识到老的安全观是不适用的。老的安全观，就是拒敌于国门之外，他打来我还击。现在必须有新的安全观，就是要先发制人，消灭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这个看起来很有理，不过我这里有一份材料，马上就可以看到它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1998年2月19日，一群著名人士给当时的克林顿总统写了一封信，要求克林顿总统立即出兵，攻打伊拉克——就是今天这个事儿。在这上面签名的有谁呢？他们的名字在今天看起来肯定毫不陌生。这上面有：今天的国防部长拉斯费尔德，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维茨(Paul Wolfowitz)，著名的共和党理论家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伊拉克战争主要战略的制订者珀尔(Richard Pole)等等，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当时他们提出来出兵打伊拉克的理由，一是要解放伊拉克人民，使伊拉克人民摆脱独裁（Dictator）的控制。二是认为伊拉克仍然有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对美国构成威胁。所以，夸大“911”事件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实际上是非常没有道理的。我待一会儿将会讲到，美国的整个大战略的转变是从1994年开始的。但“911”确实给右派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尽快地说服美国人民接受他们的主张。

第三个理由是自由与专制、民主与独裁的对立。美国的宣传机器将这场战争描绘为自由与独裁、民主与专制、正义与邪恶之间的战争。他们强调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强调伊拉克政权的邪恶与罪行，把美国攻击伊拉克的行动解释为民主与独裁的战争，解释为解放伊拉克的正义战争。

美国这么讲，国内有一些自由派人士也这么认为。这种观点认为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有义务到伊拉克去推翻独裁，解放那里的人民。这个是有些道理的一个说法，等待会儿分析完了才会觉得它有道理。然而，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有几百年的历史了，为什么它今天才突然认为，民主国家有必要以一种武力的方式，解决另一个国家的民主问题呢？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很多，但民主国家能够有这样一种抱负、这样一种努力的应该说是史无前例，这的确是一个新现象。

下面，我就要给大家分析这种新现象。要想知道美国为什么要打伊拉克，它下一步将会怎么做，就要研究现在美国掌握权力的究竟是什么人，他们写了什么书，他们要干什么。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用不着猜测。只要看他们的书，看他们的文章，就可以发现事情的真相。

二．新保守主义与美国外交

对目前美国外交大权影响最大的势力是“新保守主义”。当前美国的共和党并不是林肯解放黑奴时期的共和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共和党经历了一场保守主义的革命。构成这种保守主义革命的主要有三股势力，第一股势力是所谓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像海耶克(Hayek)那种的放任经济。在美国经济学界，从海耶克到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到诺斯(Douglass C. North)到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都是这样的新自由主义者。美国今天的经济学系基本上是由新自由主义控制的，其基本的理念是批评罗斯福的新政，批评原来的社会福利政策，主张实行放任经济。第二股力量是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这是一股非常庞大的势力。但是，这两股势力所关注的主要是经济和社会问题，真正主导共和党的外交政策的是第三股势力：新保守主义者(neo-conservative)。

谁是新保守主义者？有一篇关于新保守主义的文章，对新保守主义者作了一番描述。文章说，新保守主义是一帮“喜欢轰炸、喜欢帝国的重量级知识分子”（pro-bombing, pro-empire heavyweight intellectuals）。他们大都是学者，很少有商界或军界出身的背景。这些人最近被称为“战争党”(War Party)，也有人称他们为Neo-Cons，就是新保守主义的简写。“他们都是好战的，但从来没有在部队里面打过仗”，——都是当国防部部长、副部长、国防部高级官员，国防政策的研究者。他们以白人居多，年轻男士，年龄从三十岁到五十岁不等，很少有超过五十的。美国现在有一个很独特的现象，老年人保守，年轻人激进；六十年代是年轻人反战，现在是老年人反战。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从知识背景来讲，他们大部分是读政治学出身。这很不幸。我经常对同学们讲，读政治学如果没有道德良知的话，对人类会造成比其他人更大的灾难。文章描述说他们“大部分人从来没有到过国外”，“从来不说任何外国语”(never speak any foreign language)——这个讲法不完全对，这些人虽然不讲外国语，但他们中很多人精通拉丁语和古希腊语。

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谁呢？我经过网上的调查，发现这些人主要在共和党里面，也包括里根民主党派。我这里只举三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一个是珀尔，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科学硕士，在里根时期当过国防部副部长，现在的职务是美国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伊拉克战争的主要战略制定者。他同时也是美国企业研究会(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研究人员。

第二个人是沃尔福维茨，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对于沃尔福维茨，相信大家都应该非常熟悉。他是很独特的一个人。在里根时期当过国防部次长(under secretary)。布什政府上台之前，在华盛顿大学战略研究所当所长。他于康乃尔大学数学系本科毕业。当时，施特劳斯的大弟子布鲁姆(Allan Bloom)在康乃尔教西方政治思想史，沃尔福维茨是数学系的学生，非常爱听西方思想史的课，最后干脆就放弃数学，到芝加哥大学政治系读博士。他是一个特别强硬的人，鹰派代表人物。布什主义的蓝本就是沃尔福维茨主义——布什哪有主义呢，布什牛仔没念多少书，他哪来的主义。沃尔福维茨是美国真正的智囊(mind)，国防部部长拉斯费尔德几乎对他言听计从。

第三名，通常被人称为共和党智囊、理论家，克里斯托。研究美国政治的人肯定知道他。他原来是副总统丹奎尔的助手、办公室主任，丹奎尔卸任以后，克里斯托在哈佛教了一段时间的书。他是现在美国最红火的一个右派杂志《旗帜周刊》(Weekly Standard)的主编，并且是“美国世纪”协会主席。哈佛大学政治系毕业，师从曼斯费尔德(Mansfield)教授。曼斯费尔德是列奥·施特劳斯在东岸的大弟子。

新保守派的主要杂志是《新共和党》(New Republic)、《旗帜周刊》，这两种是专门的杂志。同时，他们又在《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著名的报纸担任专栏作家，特别是《华尔街日报》，这几年完全让他们控制了。现在美国的重要的智囊机构(think tank)除去极个别之外，全部是由新保守主义主导的。其中主要包括“美国企业研究会”、“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Foundation)、胡佛研究所、甚至布鲁津斯研究所。现在美国的智囊机构中，大概只有两三个机构持明确的反对新保守主义的立场，一个是CATO Institute，还有一个是以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米塞斯命名的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这两个机构明确反对新保守主义的对外政策。在其他大部分智囊机构，尤其是在外交政策方面，新保守主义是主流。

三．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

要想知道新保守主义的战略，就要读他们的政治哲学。以上提到的那些人都是台面上的人，最重要的人物在后面。他们都是外面搞政治的，他们的政治哲学是什么呢？

1994年美国共和党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老布什总统竞选落败之后，共和党里面的极右分子发起了一个运动，要和美国人民签订一个“新契约” (New Contract With American People)，我认为，这是美国共和党政治转变的一个里程碑。“新契约”刚一出来，《纽约时报》就有一长篇评论文章，文章最后说，如果人们要理解这些“新契约”，一定要了解芝加哥大学政治哲学教授列奥· 施特劳斯(Leo Strauss)。文章把施特劳斯称作新保守主义的“教父”(God Father)。

施特劳斯本人是一个非常学术化、腼腆的人。他是犹太人，生在德国，三十年代因纳粹上台，担心受迫害——实际上还没有轮到他受迫害——而离开德国，先到英国，最后到了美国，非常幸运地在芝加哥大学教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学。施特劳斯写了一大批优秀的书，带出了一大批学生。现在美国政坛上最活跃的那些新保守主义者不少是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刚才讲的布鲁姆是施特劳斯的大弟子，相当于基督教里面的保罗，哈佛大学的曼斯费尔德则相当于基督教里的彼得，（笑）那真是十二使徒啊。

施特劳斯究竟是何等人，怎么能有这么大的力量，堪称新保守主义最深刻的“教父”？应该说，施特劳斯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之一，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将几百年自由主义哲学的阴霾扫了个一干二净，彻底颠覆了自由主义的话语。如果从批判自由主义的角度言，所有后现代主义、社群主义和施特劳斯比较起来，根本就是小巫见大巫。

施特劳斯讲了些什么道理？要想理解施特劳斯，首先要理解施特劳斯批评的对象。前面说过，施特劳斯颠覆了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什么？自由主义实际上是欧洲宗教改革的产物。欧洲近代早期新教改革以后出现了长期的宗教战争，造成欧洲巨大的痛苦。在这样背景下，欧洲发展出了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讲了一个什么道理呢？以洛克为例，自由主义讲了一个简单的道理。简言之，西方古代政治哲学的核心就是寻求美好生活(good life)，古代人相信存在一个美好生活，人们必须追求它。读古希腊、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新教改革后，由于宗教的分裂，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内容有不同的理解，所以经常互相打仗。自由主义作出了一个非常大的贡献，就是提出文化多元主义或者说价值多元主义。也就是将美好生活的问题从政治中剥离出来，使它成为私人信仰问题。政治只解决秩序(order)问题。我在《自由主义》一书中反复讲到这一点。政治就是让俗人、庸庸碌碌的大众能够在一起过一种和平生活(peaceful life)。自由主义把美好生活降到了和平生活。这一点非常重要。

大家注意，自由主义的基本核心是价值多元主义，或者说价值相对主义。它把解决美好生活的任务交给个人，交给不同的宗教。由于有这样的哲学前提，洛克发展出了宗教宽容理论：不同宗教（当然，他当时主要指的是基督教里的不同教派，以后的自由主义者逐渐把它扩展到不同宗教），不同文化，都追求自己的美好生活，政治不需要卷入其中。这里的政治包括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政治的任务就是提供秩序。就国内政治来讲，秩序就是主权国家、利维坦，就国际政治来讲就是国际法。近代国际法的创立者都是广义上的自由主义者。这当中有格劳秀斯，第一个近代国际法的创始人；边沁，第一个使用international law（国际法）这个说法的哲学家，等等。自由主义是基本秩序的前提。在国内，它要求政教分离，政府只关心秩序，个人有良心自由、舆论自由，美好生活的问题由个人选择；在国际上，它主张不同的主权国家都有寻求不同的美好生活方式的权利，不同的主权国家为了保证有一种秩序，就发展出了国际法。国际法目标是秩序、和平，而不是保证所有国家都追求一种美好生活。对于主权国家内部生活方式，包括政治统治方式，国际法实在是非常无力的。这套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应该说是从1646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进一步发展，二战之后仍然沿袭这一制度，直到最近，一直是这个秩序。从本质上讲，《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前提就是承认政教分离。

我想我用这么简单的话就构建了一个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我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说简单了。

在讨论施特劳斯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批评之前，还必须介绍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二战时期德国法西斯的皇冠法学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不理解施密特，肯定读不懂施特劳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很难讲清楚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因为要理解新保守主义就得读施特劳斯，读施特劳斯还得读施密特，读施密特又得读韦伯，读韦伯还得上溯康德，这样扯得就没完没了了。下面我就要读读施密特。刚才讲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达到新的高潮，中间经过了康德的永久和平的愿望，威尔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提出一种建立国联、实现世界和平的理念，所有这些理念都是希望建立国际法、国际政府、国际秩序来维持和平。然而，第一次大战之后，虽然奉行威尔逊的国际和平理念，但从事实上来讲，1919年的巴黎和会很不公平。和会对德国的震动尤其大，使德国人觉得受到了非常不公正的待遇。代表德国签订凡尔赛和约的魏玛共和国，从一开始就背上了签约的重负。凡尔赛和约的签订在德国掀起轩然大波。当时德国最优秀的法学家施密特激烈地批评了自由主义。施密特写了一本非常出色的书，《政治的概念》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这本书的目标是批评魏玛共和国的自由派。在施密特看来，自由派致命的缺陷就在于弄不清楚什么是政治，头脑里有很多规矩：国际法、国际道德、国际秩序。什么是政治？施密特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解释：政治的前提是区分敌人和朋友，政治就是保护朋友、杀戮敌人。自由派理想中的政治是一种具备正当性(legitimacy)的政治，而施密特则认为政治本质上来讲是关于冲突的，关于敌我冲突的。当然，有许多冲突是用非政治的方式来解决的，好比经济方面的冲突完全可以用非政治的方式来解决，文化方面的冲突可以用非政治的方式来解决。但有一类问题涉及到根本的“身分”(identity)问题，涉及到你是谁、我是谁的问题，就是朋友和敌人的问题。这就是政治。政治的最高形式就是杀人，没有多少道理可讲。德国的克劳塞维茨有一句名言：“战争是政治的最高形式”，因为政治的核心问题就是区分敌友问题，政治的最高形式就是杀人。当时魏玛共和国的自由派非常天真地以为国际法、国际公约、国际正义、国际道德能够还德国人一个公正，能够使德国人靠自己的努力，辛辛苦苦劳动，建设一个美好家园。施密特说这根本就不可能。从政者应该知道政治是干什么的，应该弄清楚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对待敌人的时候，没有任何道德可讲。好比说战争中俘虏了敌人士兵，如果有些人受自由主义“毒素”的影响，可能会说根据《日内瓦公约》善待俘虏。施密特则会说：对不起，慢，你要弄清楚你在干什么；如果善待俘虏有利于维护我的利益，我就善待，如果善待俘虏不利于维护我的利益，我就不能善待。施密特认为政治的基础是区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政治本质就是站在朋友的立场上打击敌人，任何道德，无论是自由主义的那种人道主义、人权理念，还是基督教的抽象的普遍主义的道德，都不应该混淆了敌友的区分。

施特劳斯对《政治的概念》评价极高，并于1933年写了一篇书评，这篇书评是理解施特劳斯的关键。施特劳斯认为施密特讲得非常好，把政治的本质揭示出来了：政治无他，区分敌我而已。但问题在于，施密特还没有彻底摆脱自由主义的“毒素”。在书评的结尾，施特劳斯写道：“我们曾经讲过，施密特是一个在自由主义的世界上承担起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在此我们是指他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发生在自由主义的世界之内，他的非自由主义倾向仍然受制于无法克服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因此之故，人们只有成功地突破了自由主义世界，才算是完成了施密特提出的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为什么说施密特还在自由主义世界里面呢？在施特劳斯看来，施密特根本的错误就在于，他是在政治神学(political theology)的基础上区分敌友的。根据施密特，朋友和敌人是平等的，基于政治神学——不同身分、不同信仰——所作的敌友区分，敌人和朋友本质上并没有正确与错误、高尚与卑劣的差别。在施特劳斯的眼里，这仍然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诸神之争，仍然是自由主义的文化多元主义，因此施密特并没有跳出自由主义的视野。而要想彻底批判自由主义，必须跳出自由主义的视野，这一点构成了施特劳斯毕生著作所关怀的重大主题。

怎么跳出自由主义的视野？大家如果有人研究过施特劳斯，会注意到他写过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一书——中文翻译为《自然权利与历史》，这里的right应该翻译“正当”，即“自然正当与历史”。施特劳斯有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什么是政治哲学》），施特劳斯研究过霍布斯，写过马基雅维利、柏拉图、前苏格拉底。通过这些研究，施特劳斯构建了一个对西方思想史的全新的解释。古希腊政治哲学的核心是要寻求美好生活，美好生活的内容并非因人而异，而是只有一种美好生活——符合自然正当(natural right)的生活。在施特劳斯看来，这是古希腊智慧的告诫。施特劳斯的学生布鲁姆的名著《走向封闭的美国心灵》(The Closing of American Mind)，书中认为美国许多人不读古希腊哲学，因此弄不清楚人要追求一种美好生活。“美好生活”具有特定内涵，它符合自然正当。在施特劳斯看来，这样一种追求是一个伟大的传统，但近代以来逐步被自由主义破坏了。怎么破坏的呢？罪魁祸首就是实证主义(positivism)。实证主义把美好生活忘掉了。从马基雅维利开始，政治的范围一步步缩小。政治在古希腊是追求美好生活；到了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的时候还可以追求一个良好秩序(good order)；再到以后的卢梭，发生一个大转折；最后到了希特勒变得一塌糊涂。20世纪是最糟糕的世纪，但其根源要追溯到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所以施特劳斯提出伟大的号召：回到古希腊，追求自然正当的美好生活。

什么是“自然正当”呢？从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的导言中我们可以看出，自然正当(natural righ)的意思是说，有一些事情自然就是正当的，有一些事情自然就是不正当的。这样一来，施密特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在施特劳斯这里彻底完成了。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之争就不再是多元文化之争，而是正确与错误、高尚与卑鄙、美好与丑恶、文明与野蛮之争。大家要注意，只有理解了施密特才能理解施特劳斯。施密特的核心是把政治化为敌我的冲突，取消了加在政治之上的一切道德和法律束缚。在施特劳斯这里，敌我的区分又与自然正当联系在一起，将敌我问题变为自然正当与不正当的问题。施密特那里残存的朋友与敌人在道德上的平等不复存在了，在朋友、自己人身上蒙上一层自然正当的神圣灵光。

四．美国国际战略的政治哲学分析

这样一种政治哲学对于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国际政治有什么含义呢？我们可以通过比较新保守主义和其他近代以来的国际政治理论来理解它的含义。

首先，新保守主义很显然不同于传统的自由主义。前面说过，传统的自由主义寻求国际法、国际秩序、国际组织，寻求一种更高的道德。要了解传统自由主义，你可以阅读康德的著作，了解美国总统威尔逊、卡特的观点，这些都是传统自由主义。就国际政治而言，它寻求一种国际的治理和国际的组织，寻求一种集体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它尊重现存国际法的基本秩序，且试图把这个秩序从虚的国际法——国际法不是一个由主权支持的法——进一步细化，建立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

新保守主义也不同于法西斯主义。施密特的理论实际上是法西斯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最好阐释。从施密特的理论看，法西斯主义一种“防御性”(defensive)的理论。在国际政治方面，德国法西斯主义最核心的部分是“新门罗主义”——“中欧是中欧人的中欧”，提出要给德国要开辟生存空间，加入国际政治的权力俱乐部(power club)。法西斯主义从来不奢望改造整个世界，拯救整个世界。

新保守主义也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譬如像摩根索、基辛格等人的观点。现实主义追求的是各国在一个秩序里面的权力平衡，主张用权力制约权力，它并不追求一个远大理想或目标。

今天新保守主义的目标是新帝国。为什么叫新帝国？我刚才讲到，新保守主义者不讲外语，他们不学中文，也不会阿拉伯文、日文，但他们研究古希腊、古罗马，有许多人都是古典问题研究专家。他们热中于讨论罗马帝国与大英帝国。尤其是罗马帝国，激起新保守主义的无限向往。罗马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个帝国，从罗马共和国的建立到罗马帝国的解体，前后近千年。罗马共和国时期恰恰是罗马军事力量最强、打仗最厉害、占领领土最多、帝国事业最鼎盛的时期。在今天的新保守主义看来，罗马人把人类追求共和的理念与个人美德结合起来，形成一个伟大的共和国。他们认为，这个共和国就是美国共和国的雏形。当年美国的国父们(founding father)在写作《联邦党人文集》的时候所用的笔名都是罗马共和国时期的人名。在他们心目中，美国就是罗马共和国的再生。

当代美国新保守派觉得，美国可以完全超过罗马，超过大英帝国，在世界上建立一个全新的帝国——既能够体现人类美德，又能让全世界人都过一种美好的社会。我建议大家有机会看一看关于新帝国的讨论。

现在美国国内，研究罗马共和国史特别时髦。古罗马帝国为什么灭亡？孟德斯鸠的解释是因为共和国转变为帝国，丧失了自由。美国人今天能不能够做到既对外扩张又在国内不丧失自由，从而完成一个全新的帝国。

追求新帝国的目标，具体要干什么呢？讲到这里我要提到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亨廷顿本来是个自由派。他看到世界上的秩序没办法统一，提出文明的冲突。然而对文明冲突的研究为新保守主义提供了大致的图景(map)，使人们对西方文明与它的边缘有了一个大的了解。在他们看来，有两块地方构成了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一块是伊斯兰教，一块是中国。几千年以来，那里传承了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生活方式。伊斯兰教地区与中国不仅是对西方文明的挑战，而且它们本身具有文明。如果完全没有文明的话——像非洲那样，是无所谓的事情，因为没有文明，就没有凝聚力。然而，在新保守主义看来，那里的人们所过的可能是一种邪恶的生活，受了蒙蔽而不自知。

这样，为了实现新帝国的理想，为了能够让这些在其他邪恶文化影响下的人们过一种“美好的生活”，新保守主义者在他们的著作、文章中大致勾勒出他们的全球战略目标。作为这个目标的第一步，伊拉克必须打。伊拉克是阿拉伯文明的核心地区，是阿拉伯文明的旗手。打任何国家都不如打伊拉克对阿拉伯文明震动大，正所谓擒贼先擒王，就是这个道理。伊朗虽然也“光荣地”被列入邪恶轴心，但伊朗是一个波斯国家，与阿拉伯文明不是一回事。伊拉克是阿拉伯世界的核心，天然的领袖。

打下伊拉克后，下一步的目标会是谁呢？克里斯托曾经在国会作证，认为沙特表现很不好，“911”事件与沙特的恐怖分子有很多联系。如果在伊拉克能够建立民主制度，就会对沙特起到示范作用。如果美国再能够帮助沙特进行民主化的话，就可能在两个重要阿拉伯国家建立起美国可以信赖的政府。再回到石油问题，最大的两个石油的国家就控制了。伊朗、叙利亚、利比亚都属于支持恐怖主义组织的国家，或邪恶轴心国家，将逐步地被解决。新保守派一个学者写了一篇很有特点的文章“What is the next？”（《下一步是谁？》），对美国在伊斯兰教世界的目标作了仔细描述，讲得十分直白。

但这些只是一部分，沃尔福维茨主义认为还有一个对西方最根本的威胁——中国。中国与美国的关系由克林顿政府时期“战略合作伙伴”(strategic partnership)变为“战略竞争伙伴”就是沃尔福维茨首先提出来的。沃尔福维茨有一篇文章来解释什么叫“战略竞争伙伴”，所谓“战略竞争伙伴”就是敌人，但说敌人不大好听，就变成了战略竞争伙伴。沃尔福维茨讲中国是21世纪对美国威胁最大的国家。为了最终对付中国，朝鲜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目标。沃尔福维茨在国防部任职期间一直致力于推动导弹防御体系的建立，主要目标应该说与中国相关。如果能逐步解决伊斯兰教世界与中国，在新保守主义看来，美国就可能基本实现新帝国的远大目标。

五．新保守主义的困境:道德帝国与邪恶帝国的悖论

新保守主义是否会成功？美国的新帝国主义目标是否会实现？在分析这一问题之前，我想首先分析美国新帝国主义目标的内在困境，这就是道德帝国(moral empire)与邪恶帝国(evil empire)的悖论。道德帝国是美国人的自我感觉。新保守主义者认为美国是罗马共和国的再生，认为自己是道德帝国。邪恶帝国则是冷战期间西方理论界用来形容苏联的，这个术语是里根总统首先提出的。美国人决不会承认自己是邪恶帝国。

新帝国所声称的目标看起来在道德上是非常合理的。这里要提到上个星期来北京访问的福山以及他的 The End of History，中文翻译为《历史的终结》，但福山专门指出，end也包含目标的意思，因此，他的书也可以翻译为《历史的目的》。福山是施特劳斯的大弟子布鲁姆在康奈尔大学的学生。在上星期的座谈中，福山说他师从布鲁姆有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学到了对道德相对主义的批评。之后，他开始学习希腊文，认真钻研希腊典籍。经过布鲁姆的介绍，他追随法国左派大师柯耶夫认真研读黑格尔哲学，最后得出一个宏大的理论：历史的终结。历史怎么会终结呢？他通过解释黑格尔，认为人类的历史本身是由于人具有两种冲动：追求物质利益的冲动与追求承认(recognition)的冲动。追求物质利益的冲动导致生产、市场、交换，但这并不构成政治秩序。构成政治秩序的原因在于人们要追求承认，也就是霍布斯所讲的追求荣誉（honour）。任何一个人都想得到别人的承认，由于想得到承认，人们之间就战斗——战斗经常是为承认，为了利益而战斗的很少。有的人被打败了，被打败之后只好把自己对承认的追求交出去，换取生命，就出现了主奴关系。根据黑格尔，人类历史一直是主奴关系，所有的民族之间的冲突、阶级之间的冲突，其核心都是主奴关系。现在，福山讲，自由主义民主给人类找出一个最终的、基于普遍主义基础上的承认，人人都可以得到承认，人人都是主人，人人都不当奴隶，那就是美国的自由主义民主制度。所以施特劳斯的学生们希望能够帮助全世界人们过一种美好生活，自由主义民主制度成为大帝国的基本理念。

福山这样讲就把新帝国的道德至高无上性展示出来了。人类追求的最终目标就是一种被承认。几千年来，人们都没有很好地被承认，某些人的被承认往往建立在其他人的不被承认的基础上，从来都是主奴关系。美国人以古罗马共和国为榜样，在新大陆建立起一个能够人人都能够得到承认的制度，于是它觉得自己是道德帝国。但是，在我看来，这个道德帝国的行为又有邪恶帝国的特点。为什么这样说呢？

施特劳斯学派所讲的是政治哲学，而不是政治神学，他们认为道德要经得起理性的审查，理性揭示了“自然的正当”。一切现存的、各种文化发展出的道德，都不具有权威性，不能要求人们服从。在他们看来，现实社会中的正当、法律——包括国际法和国内法——的正当，都是实证法的正当。政治哲学就是要用理性来审查哪些道德是自然(natural)的，哪些道德是不属于自然正当的。为什么说他们所追求的道德帝国会和邪恶帝国相联系呢？这是因为，第一，这种道德帝国的理想与其对实际利益的追求从来也分不清，其自身的利益总是与道德目标混在一起。第二，尤其令人感到可怕的是，由于要追求自然的正当，因此这种道德帝国可以完全不顾或完全蔑视所有现存的道德和法律。它要带人们跨越近代自由主义以及启蒙运动所造成的后果，跨越文艺复兴所造成的后果，跨越中世纪的基督教，直接回归到古希腊，寻求正义、自然的正当。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理论。读布什的宣战声明，就可以发现里面一些话很值得分析。布什说，美国是要解放中东地区饱受苦难的人们，经受很多折磨的人们，给他们带来更文明的社会。这就是说，发动这次战争不需要考虑世俗的法律、道德，而是要追求的是自然的正当。这里的自然不是基督教意义上的上帝，是古希腊的自然。自然理性告诉了我什么是正当的，什么是不正当的，正当的我就去做。所有世俗的法律、人间的法律、人间的道德用施密特的话来讲都是自由主义的那些懦夫们创造出来的。自由主义是非常懦弱的主义，它在国家利益之上加上了更高的人道的东西。

这种理论以追求自由、民主与人权为口号，阉割了这些口号所包含的人本主义内涵。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不同的大文明在世界不同地方生存、延续。在自由、民主这些价值观被许多人接受以前，人类的几个大的文明就共享着一些基本的价值。我理解，所谓大的文明、文化，其核心就在于罗尔斯所谓的“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cession)，即各个大文明共享的价值。其中最核心的是人道的观念，对生命的尊重。中国的儒家讲恻隐之心，不忍之心。如孟子所言，“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对禽兽尚且如此，何况对人乎？基督教、伊斯兰教都包含着此类理念。

在新保守主义价值观里，这些抽象的、普世的价值观不具有任何意义，具有意义的是朋友与敌人的区分，而这种区分又被想象为正义与邪恶的区分。由于我们是自由、民主的国家，他们是不自由、独裁的国家，我们对他们的一切不人道行为都具有神圣性。一些美国人可以在充满爱心地谈论人权的同时心安理得地轰炸手无寸铁的平民、儿童而丝毫不含愧疚之心，这确实让人大开眼界。人们有理由担心，对帝国的追求、爱国的信念会逐步蚕食这个民族的道德良知，美国民族会蜕变为一个道德上破产的民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毫不犹疑地将美国称为邪恶帝国。

新保守主义能不能够成功？在我看来，它将面临着三个方面的阻力。首先是西方以外的文明恐怕不轻易接受别人将一种“美好生活”强加于它们。从这几天的伊拉克战争我们可以看到，它并不接受一种由巡航导弹运载的“美好生活”，它要反抗。人类社会在几千年的发展中产留下今天几个大的文明系统。这些文明，如阿拉伯文明，有其自身的政治智慧与凝聚力，决不是可以轻易被消灭的。

第二个问题是老欧洲跟不上美国的脚步，从而导致西方的分裂。美国人由施特劳斯带领，穿过时空，超过了启蒙运动，穿过文艺复兴，抛弃了基督教的无稽之谈，一直回到古希腊，从柏拉图那里汲取营养。而老欧洲受自由主义毒害太深，跟不上美国人的思维。欧洲人在国土上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他们不喜欢战争，追求和平，满足于近代文化多元主义秩序。他们也没有回到古希腊、古罗马实现大帝国的梦想。法国德国是最明显的例子。法、德的政治家雄图大略，看出问题所在。当时法国有个议员说，你说你是罗马，我就是高卢，为什么这样说(So what)？罗马当时有高卢战役啊。（笑）小平同志曾说过，欧洲是和平的力量，这个话讲得一点都不错。当然，法国和德国也有战略的考虑，它们对美国的抵制实际上重申了他们在欧盟的领导权。如果法国和德国在联合国不和美国较一下劲，欧盟就麻烦了。德国、法国站起来之后，可能会导致老欧洲的保守主义政党逐步被排挤出政治舞台，就留下英国孤苦伶仃，也许还有西班牙，西班牙是另当别论。英国孤苦伶仃地支持美国，但英国的利益还在欧洲，以后会面临很大压力。所以法国和德国一下站起来之后就重申了在欧盟的领导权，在危难之中为欧盟重新确立的方向，这是非常大的事情。而且由于法国和德国在联合国不给美国开绿灯，导致美国在伊拉克周边国家不能够顺顺利利地开辟很多战场，大大延缓了美国得胜的时机。

第三个方面是美国两大传统——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之间的张力。美国传统既有自由主义的传统，又有共和主义的传统。一方面，共和主义传统强调美国是一个大的共同体(community)，强调为共同体而战，为了国家利益而战。另一方面，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的自由主义传统强调人的权利、人的价值。强调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之上有一个更高的人道主义的追求。用罗尔斯的话来讲，人道主义是所有大的文化的“重叠共识”。这种“重叠共识”，你可以在基督教里发现，可以在儒教里发现，可以在道教里发现，也可以在佛教里发现。现在施特劳斯把人们带回到古希腊，把自然正当、自然正义、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作为至高的东西，把美国人的共和主义传统带到区分敌我的政治上来。但是，美国还有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传统。这样必将造成美国人内心的分裂，必将使他们越来越强烈地感觉邪恶帝国和道德帝国的冲突，这种冲突会折磨美国好几代人。在布什发表最后通牒之后，美国一位最老的自由派参议员的讲话表达了这种道德帝国与邪恶帝国的张力，他讲到，“今天，我为美国哭泣。美国再也不是那个强大、仁慈又热爱和平的国家，那个受到国际尊重的国家。”他警告，美国将会为帝国梦付出代价。这个代价也就是不少美国学者所标榜的“软权力”的丧失，美国在世界上可能会相当孤立。美国可能低估了世界各国追求和平的愿望并为此付出代价。

这种张力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美国今后若干年国际战略的走向。美国战略的天平向哪边摆，伊拉克战争至关重要。如果战争顺利，新保守主义就会更进一步得势，进一步追求新帝国的梦想。反之，如果战争损失较大，或在战后问题很多，追求新帝国的势头就会有所遏制。

一百多年前，韦伯在分析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时提到，公元9年罗马人在条顿堡一次不起眼的战争的失败是罗马衰亡的转折点。这次战争后，罗马人逐步放弃了战争与扩张的战略，从而导致奴隶来源的枯竭，导致罗马经济的危机。今天的伊拉克战争相对于美国的战争机器而言是一场微不足道的战争。但战争的惨烈、零伤亡神化的破灭、战争引起的人道主义危机是否会使这一场小小的战争成为新帝国的条顿堡之战，我们将拭目以待。

（※ 本文由段保良根据李强先生2003年3月26日在北京大学的演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