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和《改革内参》是我最喜爱的两种刊物，里面所载不少改革取向的文章，极富真知灼见，读后使人痛快淋漓，受益非浅。为此，笔者常常为中国有这样的改革杂志叫好，为中国还有一批有头脑的使命型、良知型学者叫好。但令人十分意外的是，最近连连看到了两篇大放厥词的“反改革”文章，使我大失所望。这两篇文章都是陈平先生写的，一篇以《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短视国策》为题发表在今年《中国改革》第4期上，另一篇则以《建立统一社保是“洋跃进”》为题发表在《改革内参》第8期上。
众所周知，建国以来，在苏联模式的严重影响下，我国建立起歧视农民的二元社会结构，这种举世罕见的人为制造的二元社会结构，是中国农村长期贫困、农民长期贫穷的制度根源，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沉重包袱。尽快破除二元社会结构，给农民以平等的国民待遇，已成为中国有识之志的共识。50多年来，拥有中国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享受不到国家的社会保障，并且还要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农业税、农业特产税、教育集资、“三提五统”等向国家和社会（主要是城市和市民）提供艰苦创造的“血汗钱”。这种极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该彻底抛弃了。但却有人想永远维持这种状况。
在中国社会保障问题上，当前有三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一些有责任感的学者，他们提出应建立包括农民在内的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另一种更常见的观点则是以“国情”为由，说中国还不发达，缺乏建设统一的社会保障的能力，这是一种僵化的传统观点，但持此观点的人并不否认应该把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之内，只是因“财力不够”而一时难以实现，对此，笔者权且表示理解。再一种就是陈平先生这类人的观点，他们打着“国家利益至上”的幌子，拒不给予农民社会保障。对于这种观点其实是不值一驳的。尤令笔者困惑的是以研究“三农”问题而著称的温铁军先生，竟然在他主编的刊物上发表陈平先生公然叫嚣不给予农民社会保障权利的反改革、反潮流、反农民，甚至反三个代表的文章，真是咄咄怪事，而作为上书总理为农民请命的李昌平编辑也未对此文提出异议，则又使我这个农民之子“拔剑四顾心茫然”了。
也许编辑部的初衷可能是给读者提供一个不同观点的平台，以引起读者争鸣，使真理“越辩越明”。但像陈平先生这类明显“反改革”的文章是不值得登出来争论的，因为他的基本立论是错误的，其价值取向是反进步反潮流的，至于其文笔再好，逻辑再严谨，论述再完备，都是没有用处的，充其量只能算一幅“南辕北辙”的哂笑图景。
据说陈平先生是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由此可知陈平先生自身的社会保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在中国，也正是这些自己享受着社会保障却振振有词地反对给予农民同样权利的所谓专家学者，混淆视听，“好心办了不少坏事”。笔者就一直反对那些身居大中城市却不准农民进入大中城市生活的一些专家学者或官员。说也奇迹，这些大都出生在农村的农家子弟一旦自己跳出“农门”进入城市后，就想方设法限制农民的权利，这真是当今中国存在着的一个十分突出的“怪现象”，很值得人们深入研究。陈平先生的文章如果发表在众所周知已停刊的《中流》和《真理的追求》上倒是可以理解的，但它却偏偏发表在《中国改革》和《改革内参》上，真使人匪夷所思。
在《改革内参》第8期上还同时编发了何家栋、党国英等人的好文章，与这些学者相比，陈平先生文章之肤浅就显而易见了。在有识之士看来，陈平先生的文章恰恰证明他自己是十分“短视”的。作为北大的教授，写出这样“短视”的文章来，真使我怀疑起心中一直敬仰的北大来。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剂体制时，一位抱着“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不放的北大教授跳楼自杀，胡绳提出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再认识”后，北大教授沙健孙对其大扣“帽子”，近期从北大教授王铭铭抄袭丑闻曝光，到陈平先生“短视国策”、“洋跃进”谬论出笼，这一连串“北大事件”，真使我想问一句：北大，你还是当年倾倒国人、独领风骚的北大吗？
陈平先生文章的立论就有重大缺陷，是错误的。笔者不想对照他的原文逐条加以批驳（因为根本不值得这样做）。
笔者之所以赞同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势在必行，这是因为：
首先，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既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国际人权公约的根本要求。人人享受社会保障是宪法规定的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我要提醒陈平先生的是，农民也是共和国公民，给农民社会保障决不是对农民“恩赐”，不是你想给就给，不给就可以不给。在多年的学术研究中，我发现有不少所谓的教授、学者，脑袋里面根本没有宪法观念、人权观念。这些人可能也十分聪明好学，勤奋工作，论文一篇接一篇的，著作一本出一本的，但都是些忽视宪法、强化人治的文字垃圾，不仅对社会的文明进步毫无用处，相反起到阻碍社会进步的负作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一个恶果就是对宪法的轻视和对宪政民主的中断。这是值得包括陈平先生在内的一大批知识分子认真思考和反省的。
令人欣慰的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最近发布的《中国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状况》开明宗义地申明：“劳动和社会保障权利是公民的基本权益，关系广大公民的切身利益。”陈平先生不至于认为这里的“公民”不包括“农民”吧。另外，我要特别提醒陈平先生注意的是，给予包括农民在内的所有公民的社会保障，也是国际人权公约的重要内容。我们党是为广大人民谋幸福、争人权的党。早在建党初期，我们党就举起了“争民主、争人权”的旗帜。建国后，由于受到苏联模式和“左”倾思想的消极影响，我国的人权保障事业遭受了重大挫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现了全面的扰乱反正，我们党和政府多次公开宣布尊重和履行《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公约，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共产党执政就是最大限度地“尊重和保障人权”，1997年和1998年我国政府先后签署《经济、社会和文化国际公约》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001年2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正式批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7月该公约正式在我国生效，该公约明确规定 “人人有权享受社会保障。”我们知道，签署和批准国际人权公约，决不是做做样子给外国人看的，而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性质决定的，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强烈的现实需要。
其次，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既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需要，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建国后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我国迅速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为达到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目的，人为地把广大农民圈定在农村，排斥农民进入现代城市文明进程之中。这种由政府主导的急于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在一个国家内把绝大多数人口��农民排除在外而只维护城市少数居民生活和特权利益的现代化追赶模式已经证明是失败的。试想，一个不顾大多数公民福祉甚而剥夺大多数公民（即农民）利益以维护少部分公民（即市民）特权利益的政府，能称得上是现代文明政府吗？而陈平先生的思想认识仍然停留在这个水平之上。对于这样一位不顾人民根本利益的教授，人民需要他干什么呢？
邓小平的伟大历史功绩就在于实行了改革开放，勇于打破苏联模式的禁锢，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也是中国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受重大挫折的情况下焕发出勃勃生机的根本原因。走出哈耶克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指出的“通往奴役之路”的中国人，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二十世纪末中国人民的伟大抉择。一个十分明白的事实是，社会保障制度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本制度，它对维持社会安全、保证经济建设顺利进行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缺少的动力机制和福利机制。越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越是要有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保障的发达程度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晴雨表”。社会保障，其实质就是国家履行管理义务的一种职责，是公民维持基本生活的一种权利，已被公认为是社会长治久安的“润滑济”和“安全网”。市场经济是优胜劣汰的竞争经济，对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成功的人，我们表示尊敬和钦佩，而对那些在市场经济中失败的人或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他们也一样有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权利。作为社会，应该向他们伸出友爱之手；作为政府，应该保障他们的生存权利。这就要求政府在国民收入的第二次分配中对弱势阶层予以倾斜，这就需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促进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建立涵盖全体公民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体现，是促进马克思、恩格斯所期盼的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联合体”的内在要求。加入WTO后，保护包括农民在内的弱势阶层利益显得尤为迫切。而陈平先生在这样的国际国内新形势下，竟然跳出来公开为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排斥农民享受社会保障权利的二元社会结构招魂辩护，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
再次，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既是转变政府职能的迫切需要，也是实践“三个代表”的根本要求。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政府职能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提供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公共物品是现代政府的主要职能，而这恰恰是传统政府职能的严重缺位之处。2002年3月朱镕基总理在九届人大五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不仅首次提出了“弱势群体”的概念，并且还明确指出“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彻底摆脱传统计划经济的羁绊，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政府职能的转变，必然要求加快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是“三个代表”的必然要求。执政党总书记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和归宿就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相信陈平先生对“三个代表”也是十分赞同和坚决拥护的。作为占中国总人口70%的农民，是不是最广大人民？如果我们忽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根本利益，能说我们是在实践“三个代表”吗？我们有不少专家学者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都一致表示赞同和拥护，而在具体的实际工作中，却又自觉不自觉地偏离“三个代表”，这是需要引起人们重视的一个现象。“三个代表”之所以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关键就在于我们党始终没有自己的任何私利，始终忠实地为中国最广大人民谋利益。陈平先生的文章其实质就是在种种看似有理其实十分荒谬的借口下继续维护包括陈平先生本人在内的城市市民的既得特权利益，根本无视半个世纪以来广大农民为包括陈平先生在内的城市市民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建国以来，整整二、三代农民为中国的工业化、为城市的繁荣发展、为市民生活水平的稳定提高默默无闻地贡献出了空前的辛劳和血汗。如今，建国都50多年了，却仍然有陈平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公然对农民的生存状况和生存权利孰视无睹，我真不知道这是农民的悲哀还是陈平这类知识分子的悲哀拟或二者兼而有之。但总而言之，陈平先生对不起养育他的农民。
最后，我有一百个理由相信，陈平先生的“短视国策”和“洋跃进”谬论决不会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前进车轮，中国广大农民的生存权利一定会越来越受到整个社会和人民政府的尊重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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