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新媒体技术变革的引领下,当代传播学也面临着主题的转换和形态的转变。传播学传统理论视野的缺陷,要求我们从科学主义的对立面对传播做出全新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观是建立在其独特的精神交往理论基础上的。交往视野下的现代传播观,蕴涵着交互平等观念的价值预设,强调传播对人的发展价值。这种传播观理应体现在传播学基础理论的建构中,而且势必会在传统理论中掀起一场思想的革命,使传播活动的价值意义得以充分地凸显。交往理论在对传播的内涵、要素、结构、动因、机制等问题的探究上,都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思路,对于我们深化传播学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从本体论高度和价值层面对传播学的所有领域提供普遍指导。
关键词：精神交往; 传播学; 马克思主义
在新媒体技术的引领下,当代传播学也面临着研究母题的转换和理论形态的改变。经验学派的传统研究为传播学的研究搭起了基本框架,但这种框架也成为一种思维、视野和方法的束缚,使我们对新媒体的研究转向缺乏足够理论储备和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传统传播学的科学主义研究范式,在新媒体环境下普遍出现了不适应的状况。其主要研究方法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传播研究领域划分的有效性受到冲击,传播学的效果研究、受众研究和传播者研究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许多研究的假说和理论开始失效或因为部分失效而受到质疑与修正。传播学在数字时代的困境,呼唤一种适应新媒体发展需要的理论视角和方法的介入,以摆脱传统经验研究方法的局限。
陈力丹先生的《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系统展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开放的思想体系,对我们认识传播活动有极高的理论价值。但交往理论在新媒体环境下对传播学学科建设的作用与意义,学术界探讨的还很不充分。应该看到,对于交互性极强的新媒体,传统的大众传播理论已难以合理地解释其传播现象。因此,传统的传播学研究必须从方法到理论都做出重大调整,才能适应新的传播形势的发展需要。而借助交往理论这个尘封已久的理论宝库,我们可以很好地弥补传播学现有科学主义范式视野与结构的局限。
一、内涵反思与主体确立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观是建立在其独特的精神交往理论基础上的。交往(Verkehr)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特别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范畴。早在184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他们共同合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正面考察了人的交往问题,奠定了研究的方向和基础,在此后所发表的许多著作中,也对交往范畴作过广义或狭义的说明。在精神交往的视野下,传播有着迥异于传统理论的内涵界定。
传播内涵的界定,主要取决于传播学学科体系的整体框架和方法论倾向。信息传播是传播学经验学派对传播内涵的经典解释,这是一种典型的科学主义传播观。事实上,从20世纪40年代信息科学诞生以后,许多传播学家在界定传播概念的时候都突出强调传播的信息属性。例如著名传播学家施拉姆(Wilbur Schramm)在《传播是怎样运行的》一文中写道:当我们从事传播的时候,也就是在试图与其他人共享信息———某个观点或某个态度……传播至少有三个要素:信源、讯息和信宿。另一位传播学者阿耶尔则更明确地指出:传播在广义上指的是信息的传递,它不仅包括接触新闻,而且包括表达感情、期待、命令、愿望或其他任何什么。信息论就是一种典型的科学主义视角,而学术界在此影响下对传播内涵的界定则往往有种技术主义的倾向。按照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的理解,信息是对不确定性的减少或消除。实际上,在人类的内在生命中,除了确定性的一面外,还有某些真实的、极为复杂的生命感受。信息论的单一视野,容易使人类传播活动中精神世界的丰富性不能够得以充分的展现。在传播学学科体系当中,信息传递与受众反馈的科学解释使得传播的人文意蕴丧失殆尽,充分体现了工具理性精神。实际上,把传播界定为信息传递的观点曾遭到很多现代学者的反对。正是由于科学主义视野的这种局限,凯瑞(Carey)提醒我们用“仪式”(Ritual Model)的观点来进行传播研究。凯瑞批评美国的主流传播研究,受到了自然科学的影响,而将传播视为信息“传递”(Transmission)的过程。这种以“传递”为中心的传播形态,是将传播视为为达到特定目的的工具,为完成功利性目标而忽略了其原有平等建立共同性的概念。
信息科学视野的缺陷要求我们从科学主义的对立面———人文主义层面对传播内涵做出全新的解释。交往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作为一种自觉的实践活动,有其独特的要素和结构。这种要素和结构,不同于经验主义的科学模式,呈现出鲜明的人文特色。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交往是建构历史唯物论的基础性、总体性的范畴。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但这种互动关系不是并列的。物质交往起基础和决定性作用,物质交往是精神交往的根源;精神交往是物质交往的直接产物。可以看出,在这样一个思想体系中,“交往”这个概念,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比“传播”大。从交往理论的角度来看,人类的交往传播不仅是一种信息的传递,而且是一种情感的激荡、价值的碰撞和思想的对话交锋过程,是一种知、情、意的精神融通过程。
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交往理论,为我们考察传播现象、揭示传播规律提供了科学的指南,对于我们从哲学层面深化传播学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新媒体环境中,传播的权力泛化,传者和受者的角色定位的模糊,传播者的权威性被削弱;而受众这一概念也遭到消解,主体地位不断增强。数字时代呼唤一种新型范式来取代原有的建立在大众传播基础上的理论范式,这种范式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人的主体性的完全回归。而交往理论的介入,可以很好地弥补传播学模式建构的先天不足,使传播活动的价值意义得以充分的凸显。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播观,充分肯定了人在传播活动中的主体能动地位。交往理论能够很好地弥补传统理论在传播关系方面认识的局限,从而在新型传播范式的建构上实现对传统理论的超越。在传统理论当中,由于媒介组织与传播者角色的特殊联系,我们经常把传播者与受众的关系简化为媒体与受众的关系,无形中将媒体的作用和权力放大,而掩盖了媒体的中介属性。马克思曾对媒介作了高度哲学化的概况,明确了媒介的中介地位,对我们理解当代媒体的属性有着很大帮助。从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来看,语言符号、实物资料、交往工具及其操作的方式方法都是人类交往的媒介,它们是连接主体之间交往的中介客体。实际上,人与媒介的关系是主体与工具的关系,传播的主体是人,媒介被看作是完成人类交往活动的工具和手段。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传播媒介显然是处于人类精神交往中的一个桥梁和中介。媒体的作用不是为了影响受众,不是为了说服与劝服,不是为了灌输自己的精神意志,而是为了给公众间的精神联系提供一个纽带。这显然为媒体的发展提出了一个更高的理想要求和价值尺度。要建立这样一种纽带关系,未来媒体的发展应该逐步淡化自己的权力意识,提高自己的服务意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应该摒弃“权力的媒体”的观念,而树立一种联结人类精神世界纽带的“中介式媒体观”。
二、传播价值的回归
从最基本、最简单的意义上说,传播的结构存在于传播活动的主体间,是基于某种价值关系、通过媒体中介和传播情境建立和发生的相互联系。经验学派大众传播理论建构的一个根本缺陷在于价值关系的缺失。虽然早期传播学将传播活动科学地分解为各个要素,并展示出要素之间的有机关联,使人们对传播过程的认识得以深入。但由于科学主义视野的局限,对传播要素之间关系建构的深层原因难以发掘。
实际上,价值关系是传播结构得以成立和维持的深层原因。传播主体间的互相联结和相互交流,内在地隐含着主体间需要和被需要、满足与被满足的价值关系。使用与满足理论是对早期以传播行为为中心的受众观的一种纠正,它对于满足受众需求,发挥受众在传播中的能动作用有着积极的意义。虽然传统理论中的使用与满足理论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了受众的这种精神需要,但无法对这种需要做出合理解释,无法对这种价值关系的产生和建立做出科学辩证的分析。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使用与满足研究把满足受众的需求放到了重要位置,指出了受众的能动性,但这种能动性是非常有限的,仅仅限于对媒介提供的内容进行“有选择地接触”的范围内,因而不能反映出受众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有着传播需求和传播权利的主体所具有的真正的主体性。可见只有从精神交往理论的角度,才能真正理解需要与满足在传播活动中的真正地位,凸显出传播关系中主体间精神联系的内在动力。
因此,以价值关系为轴心,把各种静态的传播要素联结起来并形成一个有机结构,对于解释人类传播这一生命结构,无疑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因为事实上,在各种各样的传播类型中,无一不渗透着价值关系,它是交往双方相互联结、相互交流的本质原因和隐性要素。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分工是交往主体间价值关系得以存在的原因之一,劳动实践则是构成这种价值关系的重要基础。同时,马克思又强调,要从主体需要的角度来认识价值。马克思说:“‘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马克思认为,所谓价值是对象对于人使用功用和需要的满足。离开了人的需要的满足,就谈不上对象的价值了。传播主体间之所以建立联系,就是存在着价值取向和内在需求,并因此建立价值关系。
现代传播不断深化的研究结果表明,传播活动是遵循着双向互动的规律进行的。然而这种互动,绝非传播学科学的反馈机制能解释清楚的,因为这样无疑将人降低到“物”的水平上。传播活动发生的更深层原因,应该在于主体交往的内在需要和参与意识。显然,从口语的发展到文字的产生,乃至媒介机构的独立和发展,媒介的变革演进显然都是源于人类精神交往的需要。以媒体为中介的传播关系,是建立在满足自身精神需求的基础上。新闻传播活动就是源于精神交往的信息需求,受众的需求催生了早期新闻传播事业的诞生。从这个角度来看,新闻传播学中的很多核心命题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单波曾从客观报道与精神交往需要的关系角度,对新闻客观性原则的建立进行了重新审视。“新闻客观性的重建不仅是对人的新闻传播活动进行重新审视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对人的精神交往需要进行重新审视的过程。”这种解释,显然能从更深层面揭示客观性原则建立的基础。
数字时代的传播,仍将沿着不断满足精神交往需求的方向前进。随着媒介环境的变换,受众群体开始分化,多元化趋势日趋明显。受众的兴趣和需求的日益分化,这给媒体提出更高的新的要求。实际上,对媒介的个性化需求植根于人类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一种深层需要。因此媒介必须调整传统观念,从过去的单纯追求受众数量和规模,转型为针对特定传播对象、核心受众的个性化需求,以满足不同受众的个性化需要,促使媒介由传统的大众传播工具向满足个体精神交往需要的中介化工具转变。
三、传播的目的-因果结构
传播主体间的价值关系体现了传播过程的目的性结构。在目的-因果的结构支配下,传播活动成为一种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正是基于传播需要,传播活动才在传播主体的支配下具有了明显的目的性。在传播学的传统理论当中,并没有把传播目的和动机作为一个重要领域加以研究。李金铨在谈到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传播模式时曾指出,“这‘五W’里头独漏Why,或with what intention,或for what。传播行为的动机又可细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受众的心理动机,即他们为什么使用传播媒介,企图满足什么欲求;二是传播组织的社会文化动机,即发明、创造把持先进传播科技的社会团体(如政党、财团)究竟想用它作何用途”。这不能不说是传统传播学整体框架的一个很大缺失。
传播目的来自于人们对自身需要的认识,是传播主体活动的显著特征,也是传播行为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元素,没有任何目的的传播活动几乎是不存在的。即使是人际间的寒暄与闲聊,看上去没有任何直接目的,实际上也是为了满足人的精神交往和建立社会关系的需要,也是有目的性的。交往传播理论与传统理论的根本差异,在于传播学传统理论中,传播目的直接体现为传播者的意志,主要在于征服受众、实现传播者的意图,达到劝服受众、改变态度的效果。这种传播观念仅仅站在传播者的角度,是一种侵略性目的,与交往传播理论中传播主体间相互审视、协调、转换传播目的有着本质区别。交往传播要求我们在交往活动中建立一种预设目的,但又不以一方预设目的的实现作为终极使命,而是在对话协商的基础上,不断对各自目的进行修正和调整,尽可能使交往主体间利益需求都得到满足,实现一种目的交集的最大化。
传播效果问题是美国早期传播研究最集中的领域之一。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美国传播学通过实证研究在这一领域取得了最丰硕的成果。效果研究从一开始就体现了强烈的实用特色和工具理性精神,这些都是批判学派对经验学派攻击最为强烈的。而从交往理论看来,传播活动的最终归宿在于结果,而不是效果。结果与效果的不同在于,效果在传播活动中是以一方为主导,去影响和支配另一方的,所以效果研究经常表现出实用性的特点。而结果则不以传播活动中的某一方为主导,传播主体双方在对话基础上展开平等互动,这种互动体现出一种真正的主体意识和自由精神,是传统理论所没有的。
自从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为现代大众传播观念确立了理论基础和发展方向,西方经验理论的主导观念表现为一种单向的施教和征服:大众传播活动或者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机器进行宣传和灌输,或者作为一种市场活动来对受众数量做最大化争取。这势必在传播活动两极制造出一个强势主体和一个被动客体,不符合传播活动的本真面貌和理想状态。传统理论的效果,是为了达成传播者的意志而对受众施加影响以引起其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的变化,其目的性、意向性都很强,传播所实现传者意图或目标的程度强弱成为衡量效果的重要量化指标。效果如果无法实现传者的目的意图,则意味着没有效果。
而结果则不同,不管交往双方的目的是否实现,交往是否完成,它总要产生某种结果,总要形成某种关系,总会改变某种交往状态,或者传递并实现某种信息和情感等。结果伴随在所有传播活动之中,没有任何结果的传播活动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存在的。不管结果如何,都是在主体自由意志支配下协商对话完成的,传播过程不存在任何强制性,是传播过程自然完成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传播结果是建立在传播双方是独立对等主体的基础上的,不以任何一方为中心的,这充分体现了人本主义的传播观,真正显示了对人的尊重。
图中模式虽然省略了很多传播要素,而在结构上显得过于简单,但它把交往最基本的主体要素———人加以放大和突出,并把主体间的精神交互关系加以抽象。实际上最精练的表现出交往传播的哲学要素及其精神联系,构成了交往传播的最基础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衍生出多极主体的传播结构。传播本质上是人类生命之间的交往活动,是主体与主体间平等的精神交互过程。在这一简单结构中,物的要素被淡化,人的要素及其基本精神联系方式被放大。基于这样一个交往传播细胞,在微观上,可以对精神交往的内外部客观世界及其构成关系进行深入剖析和分解,如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构筑的交往模式图就是对这一结构的深化分解;而在宏观上,又可以进行各种构型,形成规模各异、纷繁复杂的各种传播形态。不管其构型如何变化,主体间平等互动的精神联系方式是不变的。更重要的是,这种结构模式从交往层面找到了模式建构的基本细胞,将交往双方主体的精神交互作为最基本的结构单元,在此基础上可以拓展搭造更为丰富多变的传播模式。这种模式建构更符合新媒体环境下传播活动的基本规律,揭示了精神交往的基本结构和内在机制。沿着这条思路,我们可以构建出更具人文色彩的模式结构,以别于经典传播学的科学模式。
四、交往理论的指导地位
当今美国的传播学学科体系越来越庞大,其影响也日益深远。从传播学的层级研究来看,通常意义上我们将其具体划分为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国际传播四个重要领域。而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可以从价值层面对传播学的所有领域提供普遍指导。
在大众传播领域,如果我们弱化交往理论的指导作用,在市场化的媒介环境中一味追求经济利益或受政治力量的左右,就会使大众传播受到权力的侵蚀而处于异化的境地。作为大众传播主体的专业化媒介机构,往往直接或间接地从属于一定的社会组织,使大众传媒在体现或行使媒介权力时,不同程度地传递着一定社会组织的政治或经济意图,如媒介在信息选择和加工中融入政党的政治观点和主张,或体现某财团的价值观念或经营理念。这样,大众传媒所拥有的权力并非完全归属于媒介本身,还蕴含着一定社会组织的权力,使媒体成为一种“权力的媒介”,这会使媒体作为交流中介和枢纽地位发生扭曲和变异。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强化交往理论在大众传播理论中的指导作用,使传播在交往价值的不断匡正下回归到传播本体。
在组织传播领域中,如果没有交往理论的哲学观作为深层指导,就会使组织传播变为只追求效率和效能的工具行为,丧失了组织的价值和目标,忽视了组织员工的利益和要求。从组织传播理论的发展来看,20世纪实证学派的独霸,到20世纪后半叶实证学派地位的动摇和修正,以及帕南引领的诠释学派的崛起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组织批判理论的大行其道,都证明了组织传播的生命力在于源远流长的人文学科危机不断为其补充新鲜血液,使基础理论中的价值规范不断塑造和建构。
在国际传播基础理论建设上,交往理论也发挥着积极作用。从国际传播理论的建构来看,从早期拉斯韦尔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到华勒斯坦(Wallestein)为代表的“依赖/全球系统论”,展现的都是一种影响与被影响、中心与边缘、主导与对抗的一种传播格局。以至于对外传播意味着一种宣传、影响和控制,这显然是冷战思维的一种延续,不符合全球化多极化的新型双向的传播格局。1978年联大和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决议,明确将此术语表述为:“更公正、更有效的世界新闻与传播新秩序”(New More Just and More Efficient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从而宣告了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的理想要求,展示了在国际传播理念的根本转型。我们只有在国际传播本体层面强化交往理论的指导作用,才能建立一种以对话与融合为特征的新型国际传播关系,否则只能使国际传播走向对抗与对话。
而人际传播领域,显然是传播学更为重要、亟待开发的一块领地,同时也是交往理论的核心内容,因为交往是极具人际性的一个哲学概念。建国以来,我国所逐步引入的传播学在美国主要指大众传播学研究,仅仅涵盖了传播研究的部分内容。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的学术研究将传播学等同于大众传播学,而对传播本体层面重视不够。实际上,在当代美国影响更深远,研究历史更为悠久、影响更大的当属言语传播(Speech Communication)研究,甚至在美国很多高校和传播机构里,传播研究几乎等同于言语传播研究,在人际传播、家庭传播、恋人传播、小群体传播、沟通障碍等专门领域展开行之有效的研究,其理论成果也日趋丰富多样。
我国传播学在上世纪对美国传播学的介绍和引入中,主要是围绕对美国传播学做出巨大贡献的四个奠基人和一个集大成者展开的。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这些人物、流派为经验主义大众传播研究确立了基础和发展方向,对于帮助我们走进这一极具当代意义的新兴学科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正是由于这种引介对相关领域的过度偏斜和倚重,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学界对传播学其他重要领域的关注。拉斯韦尔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中所确立的传播学五大要素,为传播学的研究搭起了基本框架,但这种框架也成为一种思维和视野的束缚,使我们无法对传播学的其它领域展开深入了解,对新媒体的人际化转向缺乏足够的理论储备和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交往理论的介入,可以很好地弥补这方面的缺失,使我们能从更宏阔的视角去审视和反思传播学研究的局限与危机,为传播学建立一种人文规范和价值引导,使传播学总体发展方向不至于在科学主义的轨道中发生偏离与迷失。
新闻传播学科在媒介推动下,经历了两次大转型。一次是90年代,新闻传播学科在大众传播的推动下,通过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的联姻完成了第一次转型。我们国家目前新闻传播学的整体面貌就是那次转型塑造的。第二次是新世纪以来,在新媒体推动下,要求新闻传播学创新自身理论,把新闻传播学放在一个更广阔的框架中,突破受众和效果为核心的大众传播框架,转向以交往、互动为核心的更广义的传播研究。传播学未来的发展应该摒弃新闻职业培训的传统模式,树立一种交往传播的大传播理念,把握新媒体发展的大方向,采取学科重构和学科交叉的方式,加强新媒体理论建设,在全球化的国际语境当中,进行特色规划,批判性地重构传播学学科。
原来新闻传播学中所暗含的专业化的媒介组织机构这一前提和整个理论体系将面临重构。这就要求新闻传播学突破原有传播范式和框架的局限,使研究方法、理论体系在交往理论指导下进行创新和改造。实际上,目前我国新闻传播院系的毕业生,到媒体就业正变得困难,这就促使我们根据社会需要,主动调整培养模式,培养能够从事各领域传播工作的人才。因此,我们必须超越新闻职业培训的旧观念,建立一种交往传播的大传播理念,在这样一个高度上重新规划未来学科的面貌。
经验学派的传播观是一种科学主义的传播观,而交往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观恰恰是在人文学科意义上建立的,与美国经验学派的传播观在研究视角上正好形成一种互补。马克思主义传播观展现的是通向未来的总体愿景,提供的是一种价值规范与发展方向的指导。马克思主义本身包含着实证主义所缺乏的思辨精神和批判意识,传播理论可以从马克思的交往理论那里找到人文哲学依据。因此,交往理论的介入,对于构建数字时代科学与价值并举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型传播范式,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本文原刊于《现代传播》2016年第8期，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