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王彬彬《汪晖的学风问题——以<反抗绝望>为例》一文，我感到十分震惊。王彬彬拿出学者条分细缕的研究精神，下了不少实证工夫，为我们呈现出了《反抗绝望》的一种千疮百孔的面相，令人瞠目结舌：为何这样低级的“错误”居然没人发现过，以至于让汪晖在精神界“潜伏”了这么久？

钱理群先生半夜回应记者采访，认为所谓抄袭只是引文不规范。在我看来，这不是钱先生替汪晖推脱，上世纪八十年代学术研究的确没有那么多形式上的规范与讲究，引文、注释不统一，甚至缺失，也很常见。

举个我见过的比较极端的例子：蓝棣之先生《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一书，里面收的文章通篇看不到什么注释。后来我查资料的时候才发现，由于当时并没有现成的文集，蓝棣之先生引用的文献很多来自《中国新诗》和《大公报》等民国报纸和杂志，但蓝先生做了很多史料工作，文章里却没有注明出处，甚至引号也没有。这种情况，一方面是蓝棣之先生本人的诗人气质带来了他行文上的随意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没有现在这么严格的论文格式要求。如果是现在，谁不愿意自己的论文底下满是密密麻麻的注释，越冷越生僻越好，以此昭示自己的文献功底？王彬彬指责汪晖多处“参照……”就是抄袭的一种方式，不但是有意不谈上世纪八十年代学术习惯，也是对不熟悉八十年代学科规范的读者之误导。

王彬彬指斥汪晖文风晦涩、文理不通，并举出一些例证。王彬彬摘抄的那几个句子虽然拗口，但对于我这个经常读书的人来说，这些语言的表意仍然算得上明白。甚至十分熟悉那种语言纠结的原因。论文的语言不是畅销小说的语言，怎么可能平白如水？当密集的思想蜂拥而来时，写的人只能艰难地从语言的丛林中杀出一条险路来呈现自己的逻辑。

比如王彬彬举出这样一句话：“……这样，人的存在的根本问题被置于哲学思考的中心，并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和哲学的出发点……”这句话并不费解，仅仅是重复了一下“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一哲学的基本追问。王彬彬作为中文专业学者的阅读和写作功底是毋庸置疑的，他怎么会读不懂？既然不是真的不懂，那为何要故意违拗与曲解？

还有这样一处：“……正史固然涂饰太厚，如密叶投射在莓苔上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碎影，不易察出底细，但野史杂记却了然得多。”王彬彬认为是汪晖的语感不好，导致了语病。事实上，无论是学者，还是作家，在写作中出现不符合语法逻辑的错误现象都是常有的事情。关于这一点，可以咨询任何一本书的责任校对，无论是普通作者还是当代名家，都有漏字、错字、别字的时候，否则这世界上不可能出现“校对”这一职业。

具体到该处，应该追究的，不是汪晖的语感，而极有可能是校对的失误。但是对于包括此种错误在内的，以及本文在前面提到的那种“文理不通”，王彬彬都将其上升到了一个很严重的批评高度：“一个人经常性地文理不通，说明思维过程中有着经常性的障碍，说明逻辑感不够好。而这样的人，能够提供多少深刻的、新颖的、有独创性的思想，是不免令人怀疑的。”

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学科规范视之，八十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仍有尚待完善之处。因此，如果具体到《反抗绝望》以及汪晖的学术研究，应该还有更沉潜的反思，至少可以把八十年代的所有研究，包括《反抗绝望》一书，视作“历史中间物”吧。但王彬彬带着一种发现者与胜利者的骄傲姿态写作此文，看不到他作为本学科学者对他所“揭露”的“学术抄袭”事件的警醒。可能他不愿意把这些正面的关怀带进这篇战斗力和杀伤力都很强的文章里吧！

王彬彬所在的南京大学曝出过不少学术丑闻，而中国学术腐败之现状也是众所周知。王彬彬耳闻目睹了多少，又感到了怎样的心灰意冷，他必将学者丑态揪之而后快的心意有多迫切，都是可以想象的。不过这一揪可不得了，揪出的是学术界、思想界之“大腕”汪晖，而在王彬彬看来，这位在学术界有着至高声望的大腕儿，他的“第一桶金”得来的多么容易，但又是多么拙劣呀！

但正如鲁迅所说，有瑕疵的战士也是战士，没有瑕疵的苍蝇仍然是苍蝇。把历史的种种错位统统归纳为“学风问题”，未免理解得促狭了点。如果学术“反腐”的目的，不是为了反思与建设，不是为了知识分子能作为一个群体、能够烙上共同的精神印记，能够在这个时代还有所坚持，而是捏虱子一样的互相捏，以至于耗费了心力，也遮蔽了知识分子应该担当的忧患与真诚，让人看不到精神的力量，看不到灵魂的出路。这就是今天敢作敢为的“知识分子”吗？作为后学之辈，我为此感到心痛，更感到心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