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里似乎找不到关于“历史责任感”的定义，虽然，“历史”和“责任感”，各有许多在不同层次上的定义。

当我们听某人说“要对历史负责”的时候，我们大致可认为他诉求的，是一种可称为“历史责任感”的人类情感。我推测，我们中国人，基于我们擅长的“历史叙事”，比其他的人类群体更强烈地表现了这一情感。作为对比，西方人更擅长的，是“科学叙事”。中国人和西方人表达他们情感的第三种方式，被称为“审美叙事”。

李泽厚认为，中国文化骨子里是“巫史文化”。考古家们说，很早以前，重要人物们以龟板或牛骨占卜之后，将他们对一组裂纹的解释，也就是对未来的预言，刻录在那组裂纹旁边，年终时整理这些记录，以预言与经验相对照，将那些“灵验的解释”留给后代。巫与史，乃一家人。

史的功能，最初是将“灵验的解释”留给后代。但只要“解释”，就很难不带有价值判断。史的这两种功能在中国社会里演变的结果，在“实”史之上，对以往行为和事件的价值判断逐渐成为主要功能。而且，本朝皇帝不得修编本朝历史，他的行为，必须留待下一朝史官去评判和修编。据我所知，在西方社会里，或许受“科学叙事”的影响，史的演变路径完全不同，在那里，“真”远高于“价值判断”。

另一方面，显然，“历史责任感”所指的那种情感，与“社会责任感”所指的那种情感，是应当相互区分的。后者的诉求，是我们每一个人作为“个体”，应对全部如我们这样的个体所构成的“群体”负责，于是不必涉及我们对“历史”的任何情感。

我们对历史的情感与责任进而我们的行为，当然会历史地受到后代对我们的行为可能会有的各种价值判断的影响。说白了就是，你就不怕遗臭万年？这样的反省，是典型中国式的，不是典型的西方人的——因为科学叙事者不应考虑诸如“遗臭万年”这类价值判断问题。

但是，从西方的科学叙事传统里，我最近想到一种论证，可以用来支持我们中国的历史叙事传统。我的论证，与“无知”有关，与亚当·斯密、哈耶克、布坎南、赫伯特·西蒙、脑科学家和演化心理学家以及《黑天鹅》的作者塔勒布等人的论证有关。

所谓信息，是在认知主体想象中具有某种结构的信号（或噪声）。信息处理之后得到的，是具有某种结构的知识。在知识之外的，首先是认知主体感受到具有某种重要性但尚未理解或永远无法理解的世界，其次是认知主体尚未感受到或永远无法感受的世界。记住，不确定性来自知识之外的世界。

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们的第一导师奈特，曾将风险与不确定性视为完全不同的两种现象，前者是可重复出现从而可预期的，后者是不可重复从而不可预期的。凯莫罗领导的加州理工学院的行为经济学和脑科学研究报告，和他的学生许明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校区发表的研究报告，支持了奈特80多年前发表的这一影响深远的见解。

塔勒布写了两本畅销书，中译名是《随机致富的傻瓜》和《黑天鹅》。后一本最受欢迎，因为他在那里批评了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和学院派金融学家们。关键在于，我认为他的批评很正确而且及时。塔勒布心目中的英雄，前三名是：哈耶克、凯恩斯以及传奇般地同时是他们两位的学生的沙克尔。塔勒布没有介绍他们的看法，因为他要写一本畅销书。他的这三位思想英雄的共同看法是：影响着我们这个世界的历史和未来的最重要的那些随机事件压根儿就不能用什么高斯分布来刻画，它们是一系列“惊讶”——正面的和负面的。沙克尔曾在上世纪40年代发表的两篇论文里，试图以“潜在惊讶”的程度来定义不确定性。

塔勒布的书里有许多可爱的案例和故事——它们最终让你相信，人类的历史，每一次转折甚至每一次进展，都是通过“潜在惊讶”变为“惊讶”而构成的。假如未来完全在你的知识范围之内从而是你能够预期的，那么，你将没有任何历史可言。

历史是一系列的惊讶。所以“历史责任感”是对潜在的一系列惊讶的尊重——它意味着许多责任，被称为“尊重”的那种情感极少与被称为“不负责任”的那种情感构成因果关系。我们极少有机会使用“我尊重你但不对你有任何责任”或“我尊重你但决不服从你的指示”这样的陈述句。

假如你执意不尊重历史呢？你的行为是否能延续，要看具体的情境。有一些情境，尊重历史的人未必生存得更好。还有一些情境，不尊重历史的人几乎都被历史淘汰了。我们中国人很幸运（或不很幸运），居然在经历过最漫长的一系列惊讶之后还活着。同时，在我们的心理结构和知识结构里，历史叙事占据着主导位置。这两件同时存在的事实让我愿意推测：中国人尊重历史并因此而活下来了。

历史责任感是一种敬畏感，对未知世界的敬畏感。这是一种深刻的无知，或库萨的尼古拉的所谓“有知的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