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8月26日下午3时05分，黄万里先生在他任教50年的清华大学校医院一间简朴的病房悄然离去——离开了这个他又爱又痛的世界。

他爱它，是因为在他90年的生命里，他获得了常人难于企及的知识与智慧，享受过真正的爱与被爱；他痛，是因为他满腔的热忱遭冷遇，一身本事被闲置——而他苦难的祖国，他的正遭受专权、腐败与无知荼毒的祖国，多么需要他的奉献。

他不要名誉、不要地位、甚至不计较20多年的右派冤案，只要当政者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在自己的业务领域把意见发表出来——从五、六十年代，他在流放改造的工地上等着；八十年代以后，在自己家中逼仄的书房里等着。他一次次投书报刊，没人登载；那就给管事的写信，从学校到政协到人大到国务院到监察部，直到总书记本人——没人理他……或者说，只有一个当权的人物客气地回信致谢——可惜不是他的同胞：美国前总统克林顿。

他到底要说什么？

1935年，黄万里获得美国康乃尔大学水文科学硕士，1937年，获美国伊利诺依大学工程博士（该校第七名、中国人中第一名该学位获得者），并在田纳西工程实习，任TVA诺利斯坝工务员，比国民政府派员前往见习要早10年。26岁学成回国后，他历任国民政府全国经委水利技正、水利工程师、涪江航道工程处长、水利部视察工程师，甘肃省水利局长兼总工程师；1949年，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1953至今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如今，全国上下，从科学/工程两院院士、水利系统、黄河长江三门峡三峡建设委员会大小干员，有哪一个能在学历资历上与黄万里一较高低，还不要说他作为科学家的良心、作为公民的责任感。

他以自己数十年的研究观察，只想提醒当政者别再犯愚蠢的错误：国家浪掷几百几千亿、百万生灵涂炭、大好山河糟蹋。

这不是危言耸听。他要说的，是万万不可在中国的命脉大河筑高坝。这话他在1957年说， 对于“造床质为泥沙”的黄河，是万不可在三门峡筑坝的——没有人听。不到两年，所有他预警的灾难（潼关淤积、西安水患、移民灾难）一一兑现。今天他又说，以中国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局面，“根本不许可一个尊重科学民主的政府举办（在长江三峡筑高坝）祸国殃民的工程”。这一回，他预警了蓄水后卵石淤塞重庆、四川水患、浩大的工程开销和必将酿成祸患的移民安置。

在爱他、敬他、怜他的学生的推动下，在他去世前七天，抢着为他做了九十大寿。在有系领导参加的会上，当然只能说一些北京场面上允许说的话，但赢得最长时间掌声的，则是子女贺词中“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只说真话，不说假话；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这究竟是一个科学工作者最基本的做人准则，还是共产党治下的中国人最高境界？

如果他肯钻营，黄万里的一生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他的父亲，前人大副委员长（这是非共产党人士所能得到的最高位置）黄炎培。他不但没有就势攀缘， 1950年代只短短一段与共产党共事（39岁的他被委任为东北水利总局顾问），就赶忙抽身退步回到学校。他以为大学课堂可以只做学问，却不知当局要求知识人的，并不是他们独立的学识与见解。1957年鸣放中一篇小说（《花丛小语》），把他推到“伟大领袖” 钦定的深渊。当年七月，人民日报为“右派恶毒攻击”专辟的一栏的题头“什么话”，就取自毛泽东对他小说的批语“这是什么话？”。

这样大的政治压力，别人可能早找路子、求庇护，起码也缩起头躲躲灾，他却在国务院“征求专家意见”、但谁都知道要捧苏联方案、而且工地施工其实已经开始的会上，独自坚持“ 不可上”、争辩七天。此后，在他警告的“黄河潼关以上将大淤”已经出现，他做不到冷眼旁观，而是“顶着右冠，在工地劳动的业余时间”，完成《论治理黄河方略》等论文。

他是清华最后获得改正的“右派”，时年已经届古稀。他没有任何要求，只希望尽快投入工作：教书、著述，并有机会为筹备上马的三峡工程贡献意见。他一心想的是中国的水资源，是河流、是土地和黎民，根本不知他的见解是会妨碍人家升官与发财的。决策不让参加，教书总行吧？从78年开始要求，20年过去，到了1998年大洪水，到了他已经89岁，才终于获准给研究生授课。他换了一身白西装，打上红领结，庄重地走进教室。

他本可以在家安享天年，也可以随子孙在国外享福。他不顾当政者的恨与嫌，一心只要工作。他的理由是：“我是公费留学生，百姓供养我学知识，我还没能报答他们。”

在他时昏时醒极度疲乏的弥留期间，他的两名毕业于1958年的得意门生，来病房探视。他们走后，黄万里向守侯在一旁的老妻要笔纸，写下以下文字：

万里老朽手启 予 敏儿及沈英夫妇弟妹：

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抗”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长江汉口段力求堤固，堤面临水面，宜打钢板钢桩，背面宜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

万里遗嘱 2001-8-8 手笔候存

这也是他留在世上最后的话，心头念念的，是长江水患对策。

与此相对照的，是三峡工程上最为党所倚重的专家，中科院与工程院双院士张光斗。

去年春，病中的张专家获得三峡工程副总管 (总管为国务院总理) 郭树言的亲切探视，过后将他的谈话以“ 张光斗同志关于三峡工程谈话纪录” 文件形式报副总理，总理及全国人大委员长。

张专家也谈到防洪，他说的是：

“或许你知道三峡大坝的防洪能力比我们对外宣称的要低，清华大学曾做过一份调查研究，政协副主席钱正英看过后曾以此质疑长江资源委员会，该委员会承认清华大学的这份报告没错。”

“但是，我们只能以降低蓄洪量到一百三十五公尺来解决这个问题，即使这会影响长江江面的正常航行。但记住，我们永远、绝不能让大众知道这点。”

附： 黄万里三次致书江泽民

第一封信

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江泽民总书记，诸位委员：

敬祝十四大胜利成功，预祝诸位胜利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此，作为一个无党派科技工作者，愿竭诚地，负责地，郑重地向诸位提出下列有关水利方面的意见，请予批复。

一．长江三峡高坝是根本不可修的，不是甚么早修晚修的问题，国家财政的问题；不单是生态的问题，防洪效果的问题，或能源开发程序的问题，国防的问题；而主要是自然地理环境中河床演变的问题和经济价值的问题中存在的客观条件根本不许可一个尊重科学民主的政府举办这一祸国殃民的工程。它若修成，迫炸掉。公布的论证报告中存在的问题很多，还待从根本上重新审查。建议先用书面和集会方式对专题公开讨论，得出可靠的结论，使大家明白；并即停止筹备各种工作，请先向人大备案。

附送《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的原由简释》，内容如次:

1．长江上游影响河床演变作为关键的造床质是砾乱卵石，不是泥沙。修坝后原来年年逐出夔门的砾卵石将一粒也排不出去，可能十年内就堵塞重庆港，并向上游逐年延伸，汛期淹没江津河川一带。

2．中国水资源最为丰富，在全球为第一，不是某些人说的第六。中国所缺的是有水处的耕田。水库完成后淹地五十万亩，将来更多，用来换取电力，实不可取。详见《论降水川流与水资源的关系》。

3．三峡电站经济可行性考虑到卵石沉积是不成立的，它比山区大中型电站要贵两三倍。报告中的经济核算是错误的。十八年内只有支付，没有产出，也无以解决当前缺电的问题。

4．三峡水库对于长江中游防洪虽有帮助，但作用不大，而其代价是使守堤防洪时期加长，和利用的电能减少，实不可取。长江中游防洪当今迫在眉睫，除应加强堤防外，必须在堤身内建穴分流，长年送沙流向两岸，以淤高其洼地，并疏浚江槽。

二．长江中下游迫切需要汛期防洪，建议治理策略如下:

1．中游除堤防外要加强疏浚，床沙排向两岸洼地，任其淤高，不禁止围湖造地。各大支流筑坝拦洪蓄水，亦以防旱。

2．在扬州开一分流道，近路出海，加陡坡降一倍，以刷深中游江槽。同时在下游束水攻沙，增补田亩。分流道逐渐加大，江北清水增多，南通七县变成江南。

3．下游加多分流量，太湖区域全面疏浚，挖泥肥田；洪水宜导出吴淞江及浏河，勿入太浦河，免淹上海市区。

三．黄河乃是全世界最好的利河，今人把它看成害河，实为我水利学者的耻辱。它水少沙多，历史上南北漫流形成25万平方公里的黄淮海平原，全球最大的三角洲。我祖先修了两堤，逐步加高成为悬河。今人恐惧洪水，不敢修闸分流，不知它正是一条自流淤灌的总干渠，足以解决华北平原缺水缺肥，恢复南北大运河。低设分流闸槛，可以刷深河槽，大增过洪能O，于是河治。大堤不再需加高，改成高速公路。黄淮海平原得以整体开发，可增加支持半亿人口，详见《论黄淮海河的治理与淮北平原的整体开发》，其主要措施如下：

1．打开南北大堤约二十道闸口，低槛分流刷深河槽，北岸分流年200亿方水，南岸100亿方。首先打开人民胜利渠闸，引水天津；随后再开运河南北闸。各派取复式断面，固定住低水岸边。

2．停止小浪底坝工，改修三门峡坝，恢复其设计功能，并刷深黄渭河槽，确保上游农田。

3．停止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江水只可抽到里下河地区。该工程抽水70米水头，经济上不可行；将来恢复大运河，黄水南北分流，该工程将大部拆除。该工程是错误的。

4．整治南北大运河，今线下移到黑龙港。

5．整修南北大堤及原运河高地成为三条高速公路。

附三文。

顺致敬意。

黄万里 清华大学1992年11月14日

第二封信

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江泽民总书记，诸位委员：

1992年11月14日曾函陈长江三峡大坝决不可修等水利方面的意见，附文简释有关技术问题，未见批复。而总理已赴汉口开始筹备施工。在此我愿再度郑重地负责地警告：修建此坝是祸国殃民的，请速决策停工，否则坝成蓄水后定将酿成大祸。

此坝蓄水后不出十年，卵石夹沙随水而下将堵塞重庆港；江津北碚随着惨遭洪灾，其害将几十倍于1983 年安康汉水骤涨21米，淹毙全城人民的洪灾。最终被??#22365;，而两岸直壁百米，石渣连同历年沉积的卵石还须船运出峡，向下游开旷之地倾倒。航运将中断一两年。不知将如何向人民交代。

论经济效益，此坝每千瓦造价三四倍于一般大中型坝，其经济可行性并不成立。对比五年工期的大中型坝，设此坝施工期1995年至2010年，连续15年，按1986年物价，每年20亿元中浪费达13亿元，等于每年抛扔大海400万吨粮食。此举远比美国胡佛总统1931年只一次沉粮于海以示众，还要壮烈。完工后十年内陆续回收发电效益781亿元，未必能抵偿炸坝运渣，断航，及淹没损失。

详情请阅前送的《简释》。拒说三峡问题规定不准公开争辩。此事关系重大，愿向诸公当面解说。单谈卵石塞港问题只需一小时。若再谈经济问题，则外加半小时，质询时间在外。担保讲得诸公都明白。

原来流域水利规划必须具备治河（包括防洪），航道，灌溉，发电，供水等各种工程知识；并曾亲历其勘测，设计，施工，运行的经验；此外还需要气象，地貌，地质，水文以及工程经济的知识；还须能对数学，力学方法和概率统计方法运算自如。这些要比一般土木工程的知识广阔和深邃的多了。概括地说，水利规划要求工程和自然地理学术兼备于一身，前贤有言在先。

技术人员中最早提出修建三峡大坝的美国专家萨凡奇只是专长于造坝和略晓坝址地质的土木工程师。但是1932年美国罗斯福总统创立田纳西流域专区TVA时就未聘用他，而专任具有流域规划经验的Author E. Morgan领导和Sherman M. Woodward教授为顾问。这些外国专家我所熟知，曾在其下层工作过。一个甲子60年过去了，我国涌现出成千上万位水利专家，但仍未闻有兼通工程和水文地理者在水利机关领导规划。于是出现了这个截断长江的高坝计划，实际上不作可行性研究就该被否定。

希望党的经济建设科学化民主化要确实贯彻下去。切勿规定经济建设可行性由行政当局事先决定。例如黄委主任王化云曾对总工程师交代：“这个坝（小浪底坝）你先按6亿元设计请款 ”；又如万里副总理带了张某某视察引黄济青导水工程后，就由计委批准施工，结果耗资10 亿元，每年还须大量费用抽水，其费大于在青岛煮海取水年一亿立方米。对于与众不同意见的建议从不答复，甚至控制学术刊物不准刊登合理的建议，附送两案件请审阅后转交中央纪委。

顺致 敬意

黄万里 1993年2月14日 清华大学九公寓35号

第三封信

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江泽民总书记，诸位委员：

前曾两次劝告切勿修建长江三峡高坝，首次1991年11月14日，附送两文，第二次1993年2月1 4日，附文请阅后转交中纪委。现在另再送上《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河床演变问题论证一文，请予审批，并请连同前文发交有关机关，安排会议公开讨论。

凡峡谷河流若原不通航，支流两岸又少田地，象大渡河龚咀那样，是可以拦河筑坝，利用水力发电的。尽管16年来这水库已积满卵石夹沙，失掉了调节洪水的能力，仍能利用自然水流的落差发电。但长江三峡却不是这样，这是黄金水道的上段，四条巨川排泄着侵蚀性盆地上的大量卵石进入峡谷，在水库蓄水后，这些卵石和泥沙就会堵塞住重庆港，上延抬高洪水位，淹没田地。那里水源丰富，生活着一亿多人口，缺少的正是耕地。凡是这样的地貌，决不可拦河筑坝。所以长江三峡根本不可修高坝，永远不可修高坝。当年孙中山提出这一设想后，可惜没有一个学者能做出科学的解释，至今也只我一人，说明这是不可行的。随后也就不会有美国萨凡奇的建议，也不会有一群工程师涌向美国学习筑坝的经验，其实这些技术还停留在幼稚可笑的阶段。更不会向加拿大乞取可行性研究经费，更不会有党代会人代会和半个世纪的讨论。这些都是科技低落的后果，虽不单是我国，但今准备施工了，领头的“专家” 应负刑事之责。

论经济效益，此坝每千瓦实际造价之高，可以打破世界纪录。且不论摊派到发电的静态经济成本按1986年物价300亿元是否属实，并缩短工期为15年，投资逐年平均分配，到完工时实际投入为666.45亿元（见《简释》文）。但是审核的报告竟按开工时的成本计算，若也按15年工期，则仅159.54亿元。这样，缩小了造价成为1/4，即隐瞒了实价的3/4。这样，经济可行性自然就成立了。这一错误，凡建设领导都该懂得而负责。

所以长江三峡高坝不仅因其破坏航运和农业环境而不可修建，而且其本身价值也不成立。三峡电站20年内只有工费支出，没有电费收入，国家财力不堪负担。理应从速修江西湖南山区所有大中型电站，以供应东南各省电能燃眉之需。

作为共和国的一个公民，由国家培养成的，从事了60年水利工作者，眼看着国家和以百万头颅换来的坚强党组织误入陷阱，自觉有责任忠告，也应依宪法“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凡对技术复杂的问题例应公开讨论，岂可即下结论，申称“一定要上”，犯有欺国之罪，向监察部举报外，也对总书记等对我两次警告未予批答，深为诧异。未知曾否考虑按宪法“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这一条，发交有关机关处理。当年黄河三门峡修筑前争辩，只我一人反对修筑。现在虽有许多人反对修建长江三峡霸，但又只我一人从根本上彻底反对，申称是对国家经济不利。可能诸公相信群众多数，我个人仍希望公开争辩。

未见批答，工程已准备进行，难望轮台有悔诏，只得将此案披露中外，或可免这一灾难于万一。

顺祝 进步健康

附文

黄万里 1993年6月14日 清华大学九公寓35号

戴晴附记：

三封信如石沉大海，1994年1月25日，黄万里以举报人的身份致信“中纪委、监察部合署举报中心”， “举报国务院在长江三峡高坝修建问题上，置本检举人劝阻说理于不顾，违背宪法 ‘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的规定。虽此坝业经人大通过由国务院定期动工修建，但国务院不能卸却核定该坝修建可行性成立的责任。请监察部举报中心查明处理。”

仍旧置之不理。

2000年4月，黄河问题越来越突出，他又把自己治理黄河和长江的意见，寄给国务院的总理和副总理。依旧没有理他。这年他已年届89岁，且处于癌症晚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