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主义
发展主义是现代化话语中的一个重要的有机构成部分，在现代化话语语境下，“发展”的内涵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变迁，而是源自十七世纪以来欧洲的启蒙思想中关于社会“进步”、“进化”的观念，并在二战后发达国家对其他地区和社会的援助和贷款项目实施过程中日益成型的一套“战略”、“规划”和“方案”。在这种“发展主义”的模式内，“发展”包括了诸如工业化、城市化等内容，这些“××化”是现代化的一些方面，而现代化本身，却只有一个：西方的现代性的实现或扩展过程，其他地区和社会的“发展”（或“现代化”），不过是源自西方的这个现代性的（褒义地说）扩展或者（贬义地说）扩张而已。
吊诡之处就在于，即使是批评“发展主义”，或对现代性带有批判性的理解，也常常是以欧洲的“发展”为蓝本和依据的；即使这些批评和批判看到了欧洲以外的发展，包括如何对欧洲的现代性进行富有意义的反应（积极的接受、融合、创新，和各种形式的怀疑、抵抗，等等），也主要是将欧洲作为“发展”的原生形态，欧洲以外的变迁无非是如何受到西欧的发展模式的影响罢了。
换句话说，发展主义语境下的所谓“发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变迁和生活质量的改善，而是在现代化话语语境内，如何以欧洲近三-五百年的变迁模式为依据，又如何学习、模仿、追踪欧洲模式的过程。
比较典型的“追赶”实践，在早，可以追溯到彼得大帝的“改革”，日本的“脱亚入欧”，以及本世纪前半段中国和印度等国的志士仁人“寻求富强”的种种努力。但是真正将“发展”作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由国家推动的“赶超战略”和建设规划，并因此使之成为压倒优势的“发展主义”话语，是二战以后。那时，一方面是“马歇尔计划”对战后欧洲复兴的推动作用和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各国的援助（包括发达社会派出的专家对格外、各地的设计与顾问），另一方面是前社会主义各国普遍采用的“赶超”战略。尽管它们之间有许多差别，但有一点是类似的：“发展主义”的关注点，在于经济（特别是以GNP/GDP和人均收入为主要指标的）增长和财富（以财政、税收和总产量为标志）的积累，而支撑“发展主义”的理念，是源自启蒙时代的线性进步观和历史阶段论。
线性进步观的关键，不只在于其受到了生物进化论的影响，而且更主要的还在于认为历史的错综复杂的演变背后有一条“故事主线”的“宏大叙事”。历史的阶段论确信社会的“进步”是按照既定的步骤或阶梯由低向高逐渐演变的，它背后贯穿的“主线”无论是黑格尔式的“逻辑”，还是宏大历史的“线索”，都预设了社会（其实是民族-国家）具有某种内生性或内发性的进步因子，哪怕尽管可能也会有“突发事件”（政变、革命、战争、瘟疫等）一时打乱这条发展的“主线”，但是历史不可能跳跃，更没有什么“断裂”，充其量是延缓了或加快了进步的步伐。
这样，才有了关于“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礼俗社会—法理社会”、“农村社会-城市社会”的区分，以及如何由前者走向后者的“发展方案”：现代化、工业化、法制化、城市化；也才有了“发达社会”、“发展中社会”、“欠发达社会”，以及“高度发达社会”、“中度发达社会”、“新兴工业社会”等等类别和概念。
是在“发展主义”话语框架内，不仅在理论上有了现代意义上的“贫困问题”，而且也在政策上有了“减贫计划”或扶贫项目。贫困，绝不只是单纯的技术指标就能测量的“客观事实”，更不只是如何使这种测量更“精确”、更“科学”，而且也是在“发展主义”话语中才有意义才可操作的“难题”。不论这些援助项目设计得多么周密，这些咨询专家工作得多么努力，他们大都怀有现代化的普遍主义的信念和科学主义的素养，把按照普遍主义和科学主义设计的方案套用到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去指导各国各地区各种项目的实施。由于在“发展主义”的框架下由发达社会的政府和专家们为“发展中”（或欠发达）社会设计出来种种方案，在战后几十年的实践中一再遭受挫折并引发出许多新问题，才又迫使人们去考虑为什么“发展不起来”，或者，即使有所发展，也要么是“依附性的”，要么是“破坏性的”，以及怎样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和“以人为本的”。
旧式的“发展”（例如以GNP/GDP为指标的增长），不仅忽略了诸如环境-生态问题（比如没有把污染的代价计入成本，更没有考虑生物物种的灭绝或生物链的破坏对将来世代的灾难性后果），人文协调问题（社会成本，如信任、安全、互助与团结等要么不成为问题，要么会随着GNP增加而迟早会被解决），而且更是用“排他性的”逻辑来规划发展纲要，结果，有时候反而是GN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反而就有一批人落入了“贫困者”（如失业者）的行列。而且，对“失业者”的统计，本身也常常并不包括那些实际具有劳动能力却制度性地无法进入“劳动力市场”因此也就不算“劳动力”或“就业后备军”的社会分子，例如妇女（在家务劳动不被承认为社会劳动之一部分的理论框架和操作模型内，她们被命名为“家庭妇女”），或者在押的犯人（如在美国，一旦入狱，就不再在统计上列入“失业者”）。
在以人均收入为主要指标的“扶贫项目”中，往往为了增加账面上可计算的收入而严重忽视为增加这些收入而付出的代价（成本）。例如，当“贫困线”被设定以后（通常，设定的标准与其说是技术性的，不如说是政治性的），为了达到或超过它，就需要在社区范围内引进项目，在家庭成员中增加劳动投入，结果，也许是人均收入上去了，但是劳动生产率反而下降了。
更糟糕的局面还包括：劳动者的身体素质也随着劳动强度的增加而下降，医药支出也随之增加，最后，那收入上的增量还不足以抵消劳动者的（体力的和现金的）付出，更不用说他们在彼此信任、社区安全等方面的所失，例如由于男性离乡外出（他们成了城市里的新型贫困者）而导致的家庭关系的松散或残缺，再例如乡村社区（包括其服务与互助）的败落。
“发展”是无限的吗？有人用人的欲望是无限的来合法化“发展”的无限性。但是，他们忘记了，欲望实际上是被体制和体制下的机构（例如商业财团）制造和再生产出来的。而“发展”之所以不可能无限制地进行下去，因为可利用资源不是无限的，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它在“发展主义”的驱使下，正给我们带来一个又一个“寂静的春天”。
某些资源本来就很稀缺，还有许多资源是不可再生的。也有许多资源本来并不算少，所谓“匮乏”，除了保证人类的肉体存在之基本需要外，是相对于社会地定义的欲求和特定的生活方式的。“发展主义”的悖论，一方面是生活在经济发达的社会中的部分人已经患有发展的“疲劳综合症”，他们普遍感到无休止的追求财富增加和收入增长并没有意义，同时又感到无能为力和无所适从；另一方面是欠发达社会老是发展不起来的苦恼，它们差不多已经把所有能想到的方案都想到了，所有能实施的项目都实施了，却发现“发展”还是那么遥远；或者，虽然GNP和人均收入确有增加，但是大多数人实际的生活质量并没有改善，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反而是下降了；并且，由于在计算投入-产出、成本-效益的时候，每每是把社会成本（诸如安全-信任，福利-保障等等）和环境成本（生态-污染等）排除在外（或者，叫“外部成本”），在许多地区，普通人实际的生活质量不只是相对下降了，而且绝对地看也下降了。
UNDP《1999年年度人文发展报告》显示：“按人均国民收入计算，世界上最富的五分之一人口与最穷的五分之一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从1960年的30：1上升为1997年的74：1。”同时，拿美国这个“最发达”、“最富裕”的社会来说，20%的人竟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贫困—发展”的二元关系的设定，是与“传统—现代”、“农业—工业”、“乡村—都市”二阶段进步论密切相联的。类似的二元结构，还有诸如“政府—市场”、“国家—社会”、“个人—集体”、“国有—私有”，等等。它们都忽略了社会建构过程的多元性和在此过程能动者（Agency）与所谓结构之间交互和渗透。
超越二元论，绝不是说不要现代而要回到传统，不要都市生活而要固守乡村，不要市场而继续由政府大包大揽，不要法制而或者有法不依或者无法无天；恰恰相反，既然是超越，就是要破除那“要么…，要么…”的格式，并试图去寻求别的可能性（Alternatives）。即使是现实中还没有的东西，也绝不构成不能想象的理由。既然社会关系以及相关的发展模式，并非天然如此，而是在话语介入下和对话语的“双重阐释”下被社会地反思地建构起来的，那就不能禁止寻求其他可能性的创新和想象，甚至也包括乌托邦的想象。
所以，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发展经济和改善生活，而在于：所谓“发展”是在什么话语和模式下展开的？它的代价是什么？即使是按照“投入—产出”、“成本—效益”来计算，也需要问一句：哪些东西（社会成本和生态成本等）没有被纳入计算？哪些人（妇女，老人等）没有获得机会或被排除在外了？贫富悬殊、地区差异、阶层-族群冲突等，究竟是通过“发展主义”设计的梯度推进或阶段进展就能顺理成章地得到解决的“自然过程”或“技术过程”，还是包含了更深刻的结构性难题和认同性难题？这些难题是否真的可以通过“良性博弈”或总是按照“帕累托优化”去加以解决或缓解？如果说，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最大的风险，也包括生态的和伦理的，那么，还必须去仔细分析，这些风险是不是被人自己制度性地制造出来的（institutionally manufactured）？它们是不是与我们的“发展主义”话语有关，在这种话语下，人类总是摆脱不了一个又一个的悖论？
环境与生态
环境—生态问题并非仅仅是个科学技术问题很长时间以来，全球范围的环境—生态一直在恶化，水资源短缺，荒漠化扩展，温室效应，有害气体排放量急增，臭氧层被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等，都不仅危及到人类的物质生存，而且加剧了全球和地区范围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族群的冲突乃至危机。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均物质资源相对缺乏（在全球排名160位以后）的发展中国家，随着与全球化的经济体系“接轨”的步伐的加快，资源与开发的矛盾、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矛盾迅速激烈化和外显化。近年来，黄河断流，长江泛洪，淮河变黑，西北等地的快速荒漠化，华东、华南等地的大气污染和水污染等等，危害着很多人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剥夺着他们的生存权利；许多城市的垃圾公害和食品污染也正在对人（特别是工薪阶层和贫困阶层）的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构成威胁。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中国目前有30%的水资源遭到污染，33%的耕地受到水土流失的危害，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上千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75%，这意味着环境—生态代价几乎将抵销掉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从整体上说，淡水缺乏，水质与大气污染，土质退化，耕地减少，水土流失，酸雨增多的现象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和治理。
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可避免的阶段性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这个问题就会逐步得到解决；也只有在经济增长起来以后，对环境和生态保护才能有更多的财力投入。
需要对此提出的质疑是：从过去几十年的情况来看，全世界并不缺乏对环境—生态进行必要的和基本的保护的科学技术，全世界的资金也足以用来解决诸如水质的大面积污染和大气的工业污染这样的问题，但环境—生态恶化还是在一步步加剧。这说明，环境—生态破坏后面隐藏着更深刻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原因，环境—生态问题决不仅仅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
现在，全世界很多地方的水资源都严重缺乏，但即使是在这些严重缺水的地区，仍然不时掀起大兴土木的热潮。高级宾馆高档写字楼层出不穷，而一个三星级宾馆的标准间的设计供水，居然是每天一吨。很明显，只是笼统地说缺水，不是毫无意义吗？不足世界人口5%的美国，每年需消耗全世界年开发能源的34%，人口不到20%的发达国家每年需消耗全球能源的80%，但与此同时，美国为了保护自己的产业利益，至今仍然拒绝在全球保护大气的国际协议上签字。那么，笼统地说大气污染需要治理有什么意义？究竟是所有的人都缺水、都在污染大气，还是一部分人缺水、一部分人在污染大气？是哪一部分人缺水、哪一部分人在污染大气？缺水、大气污染这类问题，仅仅是个科技问题，或者，仅仅靠科技进步就能解决吗？
从性质上说，环境—生态问题涉及到对自然资源如何占有、如何利用和如何分配的问题，而这种占有、利用和分配，总是在特定的社会体系、社会制度、社会意识形态下发生和展开的。对这些社会领域和社会过程的关注、反思、批评，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作家—艺术家与公共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责任。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环境—生态和发展的问题，常常被构造成二元对立和两难的困境：似乎要发展，就要破坏环境—生态；要保护环境—生态，就只能牺牲发展、忍受贫穷。这种发展主义的思维方式和流行话语正在很多人那里内化成某种“常识”或“共识”，阻碍着人们对发展与环境—生态问题做任何严肃而富有积极意义的探讨。
关注环境—生态问题，并不是要追捧极端的环境—生态主义神话，不是要建立凡生命（甚至包括病毒）和凡自然之物（包括洪水）都必须崇拜和保护的现代泛神论，也并不否定工业文明、农业文明以及更早期的其他文明形式长期以来与自然界的确存在着的紧张关系，并不否认人们追求日益舒适的物质生活的合理性。但是，人与自然的相对和谐、经济发展与环境—生态保护的相对平衡，不也是“舒适”的应有之意吗？而且，这种相对和谐与相对平衡，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相对成功的范例。今天，无论是在海南，在云南，还是在山西，在江西，我们都可以看到某些局部地区有很多发展与环境—生态良性循环从而增进了当地人民福祉的生动事例。各种文明形式与自然的冲突如果说曾经已经发生，丝毫也不能说明如今坐视环境—生态的恶化具有正当性和必然性。而在“发展”与“环境—生态”两者之间建立非此即彼的两难关系，通常情况下是对掠夺性破坏性开发的辩护。
大规模、高速度的环境—生态恶化趋势，并不是历史上的常态，而是近一、两个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以来出现的现象，是全球性发展主义思潮和体制性开发带来的恶果。在这里，“发展主义”与“发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般意义上的“发展”，指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是生活在各地的人们的正当要求，也是中国改革和开放的目标。而所谓“发展主义”（严格地说，应该是“开发主义”）指的是一种源起于西欧北美特定的制度环境、并在六十年代之后逐步扩张成为一种为国际组织所鼓吹、为后发社会所遵奉的现代性话语和意识形态。它通过对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等等的许诺，对广大的“第三世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包括贫富悬殊拉大、环境—生态恶化，等等。冷战结束以后，发展主义更是演变为一种全球化的潮流。这种潮流将“发展”简单地还原为经济增长，将经济增长又简单地等同于GDP或人均收入的提高。在向所有的人许诺未来的“美好生活”的同时，发展主义再生产着一种不均衡的经济格局和不合理交换—分配体系，同时也严重地破坏着资源日益减少的环境，损耗着已经变得十分脆弱的生态。
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忽视环境—生态问题，常常把环境的代价、健康的代价等等排除在企业内部的成本—效益分析之外；同时也忽视人文协调和社会整合问题，使社会的伦理、信任、安全、亲情、团结、互助等社会得以维系和延续的基础日益崩溃。发展主义的话语是一种唯物质主义，唯增长主义，甚至是唯GDP主义。
这种发展主义的话语体系存在着很多盲区，比如其关于增长的统计就常遮掩着人类生存的真相：大量砍伐森林以满足木材业和市场的需求，如生产木质家具、纸浆、一次性木筷等，这一类生产拉高了GDP，但这些生产过程对环境的破坏（如制浆过程对河流的污染、林木减少既导致了水土流失又降低了空气质量等），却没有从GDP总值中扣除；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保护健康人们又不得不购买矿泉水（富人或中产阶级甚至需要乘飞机去其他地方度假以呼吸新鲜空气），而对矿泉水的购买和度假的消费等更增加了GDP：一次破坏竟成为GDP的两次增值，“美好生活”就是这样被再生产出来的！
国民生产总值（GNP）或本地生产总值（GDP）、人均收入等是对社会总体收益进行估量的一些必要概念，但这一类统计如果成为唯一的社会进步的指标，巨大的环境—生态代价和社会—伦理代价便会被掩蔽起来。而且，这种统计往往并不反映出增长或开发的主要获利者有多少人、是什么人，主要代价承担者有多少人、是什么人。这种以货币来衡量价值的方法也总是将未纳入货币流通过程的劳动（如家务劳动、志愿服务、亲友互助及自给自足的农业劳动等）和其它代价（环境—生态破坏，以及健康损害、安全损害、尊严损害、信赖损害，等等）排除在统计范围之外，因此常常掩盖了增长之下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公正和不合理。
增长至上和财富至上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与欧洲启蒙时期的人类中心主义、唯科学主义和历史决定论存在着思想上的渊源关系，也是二战以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又一轮全球性扩张的产物。在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发展主义蓝图之下，少数国家或地区（如日本及亚洲“四小虎”）由于战后种种复杂的政治—军事—经济—技术—文化的综合因素而实现了较高速度的增长，这被描述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楷模和道路；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战后接受发展主义模式和相关的制度—技术安排的多数国家和地区，并没有如发展主义所许诺的那样发展起来，或者在增长的同时付出了沉重的社会—政治和环境—生态代价，有些甚至日益陷入了经济的困境和社会的危机。
联合国开发与计划署《1999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大约四十个国家的经济比十年前更糟了，非洲、南亚、拉丁美洲乃至昨日的超级大国俄罗斯，都面临着深重的危机。即便排除冷战时期的政治性援助等因素不计，“四小虎”的成功与四十个国家的不成功，也充分显示出全球发展主义浪潮中的不均衡性和排他性。事实上，发展主义不是一种包容性强而是排除性强的丛林竞争游戏，正如它不能解决贫富差异问题而只能带来更大的贫富悬殊一样，它也没有解决环境—生态问题而是带来了更大范围和程度的更严重的环境—生态问题，这是由它本身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和它内在的“赢者通吃”的逻辑决定的。
发展主义所到之处，是更多的自然物变成了发展主义体制和话语下的“资源”，而一旦具有了这种“资源”的价值，这些自然物就在被迅速商品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通过各种本土的或全球的资本—技术的依附关系，越来越集中到了各种权势集团和资本集团的手中。在权力垄断和资本扩张的体系之下，这些集团总是用这些“资源”去满足自己或少部分人的利益需要，而让大部分人去承担资源耗竭和环境破坏的灾难性后果。
这一过程通常是在满足自然欲望和追求幸福生活的名义下进行的。问题是：如今人们层出不穷的欲望并不是原生和自然的，而是在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扩展逻辑下，由跨国性的生产与销售商团和传媒与广告公司联姻精心建构和再生产出来的，其完全不同于其它生命种群万代不变的自然欲望，也不同于在环境—生态相对和谐的情境下人们对物质资源的占有和利用。例如一家一辆汽车，一人多件貂皮大衣或多件羊绒毛衣，每周打打高尔夫球，每年到避暑圣地度假，等等，显然是当代消费文化引导和谋划的产物，与人的所谓自然属性（即使有的话）并无直接关系。这种非自然的消费欲望正在大大加剧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且，事情往往是，为了满足少部分人的这类欲望，多数人的饮水、呼吸、衣、食、住、行等基本而正常的需要反而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也是忽视乃至取消人们更多非物质性欲望（情感的、尊严的、安全的、审美的，等等）的直接原因之一。在这里，发展主义恰恰是以少数人“高级”（奢侈）的欲望去压抑多数人“低级”（基本）的欲望，它不仅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使人类多维度多层面的“幸福”只剩下对物质的占有和对商品的消费，从而对人类的欲望构成了严重的扭曲和践踏。
全球性环境—生态恶化是伴随着贫富差距拉大发生的。据联合国开发与计划署《1999年人类发展报告》的统计，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和最贫穷的国家的人口的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之间的差距，已从1960年的30比1扩大到1990年的60比1，又扩大到1995年的74比1。
需要指出的是：特定的“贫困”概念，是在发展主义的语境中才出现的，并且在这样的语境下也才有意义。随着大规模的“开发”，各种形式的社会和生活结构被打破，许多地区的人都先后被卷入了片面追求利润的“增长”和盲目追求集中的“规模”的进程：土地被征用，家园被破坏，环境被污染，人口外出漂流，战争和动乱也比以前有增无减，很多人变得一无所有，从而真正沦入了赤贫。
人们在阐述环境—生态问题时常用“人类”、“发展”、“现代化”这一类过于抽象的词语，而它们常常遮蔽着现实中的差异：是什么人在“发展”和“现代化”？什么人被排斥在“发展”和“现代化”之外？是哪一些“人类”在受害于环境—生态恶化而哪一些“人类”在环境—生态恶化的过程中大获其利？……显然，对发展主义的反思和清理，必须以反思和清理各种普遍主义的话语为方法论前提，至少须防止以习语代替思维、以话语代替事实的反实践态度。发展主义在中国世界总人口的1/4在中国，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成功解决发展与环境—生态的矛盾，对全世界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发展是硬道理，这是针对民族积弱甚深情形的一种政治选择。但发展是硬道理，并不等于赚钱是硬道理，更不等于破坏环境或毁灭生态是硬道理。现在，“中国特色”已经成为上上下下的口头禅，而真正的中国特色，首先是人口众多、资源短缺，技术落后，基础设施不足。这就使中国既不可能、也不应该以西欧或美国早期的发展模式为“现代化”的样板和“赶超”目标。欧美国家的现代化是建立在其早期大规模地掠夺资源破坏生态，同时伴随着对外殖民、贩奴和侵略的殖民主义扩张和帝国主义掠夺基础上的，本土的人口—资源矛盾因为大量向外移民而得到缓解，域外的资源因为其殖民主义的政治—军事霸权和强国的经济—文化霸权而得到控制和支配，核心国家（占全球人口15%）和边缘国家（占全球人口85%）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依附关系在现代化过程中得到确立。在经济发展顺利的时候，这种不平等关系可以得到缓和；在经济发展出现萧条的时候，这种不平等关系则得到强化和加剧，并引发各种危机，包括战争。这种“以外疏内”、“以外养内”以及“以外安内”的现代化过程，是他们利用了特殊的历史条件的特定发展道路，是后发展国家不可能重复和照搬的。
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行之有效的社会管理经验，都值得中国学习和汲收，但中国不仅在国情方面大大不同于欧美，所面临的时代与上两个世纪也不可同日而语。西方各国不仅已经拥有先发的优势，而且已占有在金融、电子等高技术和无污染产业里的优势，而与众多在发展主义模式下正在被“郊区化”和“边缘化”的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在被迫廉价出卖资源，在被迫从事高消耗和高污染的产业。发达国家可以不砍本土的森林而用域外的木材，不采本土的石油而用域外的石油，包括用取自发展中国家的丰厚利润来缓解本土的各种矛盾，来维持本土的相对良好的环境—生态。但是，在既有的全球体系和世界格局下，中国已不能通过向外移民的方式来缓解本土的人口—资源张力，相反，只有极少数精英正在被强国有选择地吸纳；中国也不可能向外转移环境—生态代价，相反，中国正在接受“夕阳产业”的进入和转移，正在为此牺牲自己的森林、草原、河流、土地，而且发达国家的垃圾还通过不法商家一次次运往中国。
因此，中国只能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走坚持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的路，走有自己特色的社会发展之路。这既是对世界文明多元化发展的贡献，也是对欧美现代文明所蕴含的创造性精神的最好的学习。
值得注意的是，自从八十年代以来，以恢复和建构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可持续发展问题也逐步得到社会的重视，并被国家确定为发展的战略；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权势和利益集团采取了忽视乃至取消社会公正、忽视乃至取消保护环境—生态的开发方案，甚至与某些跨国资本势力的掠夺性开发联手，从而导致了种种反社会和反生态的恶果。姑且不说我们身边随处可见的例证，即便在人迹罕至的高原和草原地带，由于某些大资本集团开发触须和国际市场收购网络的渗入，由于某些管理机构的腐败性纵容和配合，老鹰、狐狸、羚羊等急剧减少，加上过度放牧、特别是以破坏草原植被为代价的山羊的过度放养，一方面使羊绒和皮毛的超额利润流向了少数新富集团，另一方面打破了原有的生物链，导致了鼠祸猖獗和植被毁坏等极为严重的环境—生态灾难。而这一类正在危及广大民众基本生存条件的开发活动，居然常常被描述为“改革”的政绩和“搞活”的图景。
这些现象常常被有些人以“阶段论”给予辩护。“阶段论”认为现在的环境破坏只不过是阶段性的，中国也可以像发达国家那样“先污染后治理”。诚然，任何人都能理解，人类的经验和知识的局限，通常会造成破坏与治理之间的时间差。但“先污染后治理”并不是一项通则，更不是发达国家的普遍事实，因为很多发达国家的破坏根本没有得到过治理，只不过是将破坏的后果转嫁给了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将一批批高污染产业逐步转移到了不发达国家；另一方面，很多环境—生态的破坏是无法在事后得到治理的，比如物种的灭绝就是一次性事件，另外很多环境—生态破坏则需要漫长的时光和巨大的投入才有可能相对缓解，比如土地的严重荒漠化就须穷数十年乃至更长时间之努力才可能予以缓解。更重要的是，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增长是为人的生存服务而不是人的生存为增长服务。当掠夺式的开发已经危及到人的呼吸、饮水和生命健康的时候，当洪水、干旱、毒气等等已经使很多人含恨而亡的时候，当我们“豁出生存搞发展”的时候，“后治理”还有什么意义？当这种“后治理”是由某些在破坏中获利而根本不承担任何代价的人来宣扬的时候，它还是一种值得认真对待的理论主张吗？
“代价论”也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种辩护。这种观点认为环境—生态破坏是人类为增长必须支付的代价，不值得大惊小怪。这说法在一般意义上同样能够让人理解，没有人会天真到以为可以白得好处而从不付代价的程度，何况中国长时间来的积弱状态更决定了代价——包括环境—生态代价——不可能完全避免。但值得注意的是：“代价论”的滥用，常常有利于维护一切不公正和不合理的社会体制和安排，因为历史上一切罪恶和悲剧几乎都可以在“代价论”的粉饰下获得其合法性：殖民主义也带来了科技的传播，侵略战争也促进了工业的增长和就业的增加，官僚集权体制也曾促进了GNP的提高，这些都可以被有些人视为“成绩和代价”、“主流和支流”的关系，都可以在“代价论”的逻辑下得到肯定。因此，对“代价论”必须具体分析。问题不在于增长和发展有没有代价，而在于这种代价是否超过了社会或社会中某些阶层可以承受的程度？这种代价是由谁来承受？比方说，“代价论”的制造者们是否也在与环境—生态破坏的受害者们共同付代价？事实很明显，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资料，全世界非核心国家的居民的主体并没有或很少分享到发展主义带来的好处，核心国家的贫困阶层也没有或很少分享这种好处，但恰恰是占全球总人口85%的他们，在风景区没有度假别墅，没有定期出国度假的机票，甚至正在失去曾经赖以为生的土地、森林、草原以及河流，正在承受环境—生态破坏最主要的后果。
另外，不能不提到“残余论”。这种说法认为当前包括环境—生态破坏在内的一切社会问题都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残余，只要彻底实现市场化、全球化，只要完全与欧美等发达社会的体制实现“接轨”，一切问题自会迎刃而解。持这种观点的人，看到了中国五十年代以来“人定胜天”、“赶英超美”等盲目经济行为和经济体制对环境—生态的忽视和破坏，但没有看到这些过程内含的“进步”、“增长”、“工业化”等基础性观念其实是与西方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同出一源；他们看到了在集权的计划体制内的浪费和腐败现象及其对环境—生态的重大破坏，但抹杀了这种“化公为私”正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官场表现，大规模的“化公为私”更常常是以联系资本集团的裙带关系为直接支持和必要条件。作为西方现代文明的产物，早期的社会主义理论侧重阶级斗争与社会关系，在环境—生态方面早就存在着知识盲点，而且正是这一点突出显示出它与西方的科学主义、理性主义、进步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意识形态的亲缘关系，这恰恰是值得我们反思与清理的。但这种反思与清理是以重建社会的公共性为道德前提和价值尺度的，与废弃社会公共性的“市场浪漫主义”或“市场原教旨主义”，与借口“效率”以反对或压抑“公正”的发展主义思潮，毫无共同之处。
在冷战结束以后，在发展主义最为风行的南亚、非洲、南美洲等地区，是世界公认的环境—生态最为恶化的地区；在发展主义最受尊奉的九十年代，也是全球臭氧层破坏、酸雨增多、海水污染、土地荒漠化最为严重的时代。这说明环境—生态问题并非仅仅是旧计划经济体制的残余之物，而是今后一个长时期内全人类需要面对的严峻挑战。我们只有从世界体系的角度而不是以一国为分析单位，只有从历史长时段的角度而不是以一、两个年代为观察视域，才能较为清醒地认识环境—生态问题的严重性，才能较好地解除各种环境—生态困境，包括反思和纠正中国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实践中出现过的破坏环境—生态的错误。文学、文化工业、意识形态发展主义观念能够如此迅速获得普及，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其中之一就是文化工业在九十年代的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大众文化的繁荣和扩张。文化工业借助报纸、杂志、图书、电视、电影、广告、流行歌曲等等传媒，一方面生产与市场经济相应的一整套文化价值和是非标准，迅速地破坏、颠覆人们的传统道德和伦理，另一方面还将发展主义的一整套观念思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灌输到人们的思想意识深处。
八十年代以来，体现发展主义观念的种种文化产品大量上市，已经成为近些年来文化生产的最显著的特征。其中“成功人士”不仅获得广泛的社会影响，而且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神话。这与八十年代早期的“寻找自我”运动以及人性论思潮紧密相关，与八十年代晚期很多人对“中产阶级”的想象以及市场化进程紧密相关，当然西方、港台的商业文化的大举输入也是一种重要动力。根据一位评论家的分析，“成功人士”的典型形象一般是这样的：中年，多半为男性，微胖，受过良好教育，有美貌的妻子，调皮的儿子，驾名车，出入高级宾馆及高消费场所，拥有欧陆风情的住宅，打高尔夫球，去大剧院——而这样的形象，常常被很多人视为人生理想的目标，视为社会文明进步的指南。问题在于，在这一类形象的塑造过程中，“成功人士”之所以“成功”的真实原因总是被掩盖了，他们中不少人靠勾结、欺诈、叛卖、残酷以获取暴利的肮脏，他们中不少人忍受劳苦、孤寂、侮辱、盘剥而终于出人头地的辛酸，都化作了他们脸上空洞的微笑。在这一类形象的塑造过程中，“成功”的含义也大大地被扭曲了，人生价值的丰富性也被粗暴地单一化了，因为这些形象无一不在标榜高消费的富贵奢侈豪华，而从不具有任何道义、责任的指涉，与贫困关切、生态关切及一切人文价值关切毫无关系。他们是钱的化身，是消费的化身，是社会等级的化身。他们总是成为跨国资本在发展中国家的大众美学代理，因为一个等级森严和高消费的发展中国家，总是更容易出现对外国商品和外国资本的依赖，更容易强化世界体系的不平等关系。毫无疑问，他们通过遮蔽现实和误导公众，将严重危及健康的、人民的市场经济以及文明发育。
与“成功人士”符号相关的还有一系列时尚的潮流。时尚成了精神的上帝，成了国家权力之外最强大的社会控制力量。时尚使一切“旧”的东西贬值，而“新”的，亦即“现代”的，“世界”的，统统成为人们追捧和追求的对象。于是摇滚乐和流行歌无论好坏都是好的，民乐京剧无论好坏都是坏的；大哥大保密箱无论有用与否都是要有的，四合院自行车无论方便与否都是要丢的。这一系列潮流背后是跨国商品的倾销和商家高额利润的赚取，其单一化和强制化，更扼杀了人们精神的丰富性和个异性，一步步取消了人们在文化上应有的判断力。因此，当真正腐“旧”不堪的文化糟粕如“三陪女”、“拜财神”、麻将赌博乃至无知迷信被当作最“新”时尚的时候，被当作“现代”与“世界”文化流行色的时候，最为痛恨传统的众多新潮派人士倒却很少例外地津津乐道趋之若骛。他们在文化上貌似激进主义的先锋的态度，常常伴随着他们最为古典和老派的堕落。这是消费主义文化极为寻常的景观之一。
文学是文化生产中重要的一个领域。九十年代以来，文学创作不乏优秀的作品，但从整体上来说，面对社会深层矛盾的集中浮现和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很多作家似乎还缺乏必要的思想和艺术准备，甚至还可能在纷纭多变的世俗生活中迷失价值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有两种创作倾向值得回顾和检讨。一种出现在某些描写现实生活题材的作品里：作者感受到了社会底层的生活压力，对老百姓的生活有较为生动的再现，却时常采取了为不平等、不公正的社会秩序进行辩护的立场，比如总是将新富人士美化为新的救世主，其为所欲为、欺行霸市、嫖娼宿妓、行贿受贿的行为也常常被谅解或者得到羡慕，而下层百姓则被要求对这些人逆来顺受。这种“强人救世”、“富人救世”的作品，向读者散布着绝望的情绪，指示着低头屈服的出路，自觉或不自觉地强化着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地位。
另一种倾向出现在某些表现个人世界的作品当中：作者抛弃了传统的社会政治大叙事，转向个人内心世界的探索和个体价值的确立，在艺术形式上则常有现代主义的奇异和狂放。但这些作品中的相当部分时常滑向了人性论，用人性论的本质主义来抹煞“人”的历史性(人的主体如何被“建构”起来的历史过程)。似乎人性即人欲，而人欲是自然的、原真的因而是神圣至尊的，完全掩盖了现实生活中所谓“人性”赖以形成的全部文化过程和全部社会关系，制造着一种绝缘独立和一成不变的人性神话，与发展主义的哲学逻辑是一脉相通。这些作品中的一部分往往还有浓厚的消费主义色彩，虽然有时云山雾罩扑朔迷离，但对声色犬马灯红酒绿的向往之态却不时跃然纸上。有些作品还表现出浓厚的极端自私主义色彩，不断渲染和扩散对他人和对社会的冷漠，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不时流露字里行间。金钱是生活的意义。美女和美酒是感觉的源泉。趁社会分化刚刚开始赶快捞一把，成了这些作品对读者的隐性教导。这种写作当然是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在文学中的天然盟友，差不多是一种消费指南和社会钻营须知。因此这些作品虽然有时也会貌似“先锋”，但不可避免地相互雷同和自我重复，日益显出时尚快餐文化的通俗品格。结语一次新的思想创新正在世纪之交临近。保护环境—生态，在当前已成为重建社会公共性迫切的现实课题和重要的思想入口，也成为最有社会动员力的行动旗帜之一。但这个问题并非新世纪所面临的社会现实问题的全部，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也须有开放和多元的空间。考虑到环境—生态标准也可以成为国际贸易中打压对手的筹码，考虑到某些人崇拜自然而恶待父母的奇怪世相，考虑到某些绿色恐怖主义的施暴行迹……南山座谈的参加者们深知问题的复杂性，希望这一次座谈能通向今后更多角度和更多层面的思考和批评，通向更为成熟和健康的社会实践。
要做到这一点，超越八十年代以来的某些思想定势至关重要。人类/自然，市场/政府，社会/国家，现代/传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增长/贫困，发展/环境，等等二元对立的简单模式具有貌似强大的解释效能，正在成为各种媒体上的流行话语，正在妨碍人们对历史和现实作出真切而准确的诊断。如果我们真要面对中国的问题，就必须从这些日益沦为教条和迷信的思想定势中解放出来，从各种个人既得利益—地位的局限中解放出来。中国因特殊国情注定要在现代改革和建设过程中承受环境—生态的超常压力，中国的知识界和批评界也因此有可能从这一视角开始思想和文化的创新。这可能正是一种幸运。
全球化
很多问题其实大家平时都思考过，都受到过困扰，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究竟现在社会科学有没有遇到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科学界就开始了对社会科学所遇到的危机的讨论，尤其是开始对十九世纪以来所形成的这套社会科学规范提出了置疑。而我总的感觉是，最近这十几年才是社会科学遇到的挑战外显化时期，因为这一段时间社会科学危机比较明显，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当然，十几年以前我们也看到人文科学有点被社会科学边缘化，但主要是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整个社会科学，包括以前的一些很重要的学科，像社会学、政治学、法律学等等，似乎都不像二战后前后三十年间那么举足轻重了。
在二战结束前后的那三、四十年里，社会科学所具有那种给社会的孕育、发展、变迁和治理提供合法性、提供依据和提供阐释的地位和作用现在似乎正在丧失，它越来越让位于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乃至于财会、金融、计算机等技术科学或自然科学。在国内我们讨论得比较多的当然是经济学的帝国主义问题，好像是别的社会科学学科要被经济学所取代。实际上，我认为现在经济学也遇到了不少挑战，因此，不仅人文学科有一种失落感，人文学者被边缘化了，其它的社会科学学科也遭受了挑战。
大约10年前华勒斯坦等一小群在自己的领域里比较有见识的社会科学家们联合起来，写了几篇文章，形成了一个小册子，叫做《开放社会科学》。这本书的篇幅很小，但是它探讨的问题正好是我今天所要讲的问题的出发点，也就是说社会科学奠基于十九世纪，在此之前就有了社会思想、社会理论和社会哲学等东西，但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科学差不多是在十九世纪产生的。而社会科学从其产生的第一天起，就是我们今天所赖以生存的基本制度框架的产物，也是为这个框架和制度提供合法性和依据的主要源泉。这个框架就是民族-国家体系。在十九世纪以前，世界并不是按照民族-国家的体制来组织的，很多地区的小封建制国家或者殖民帝国以及广大部落、区域性社会存在的时间都很长。但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民族-国家，即那种拥有主权、边界、领土等东西，有自己的国民经济、国家防务和国家安全，以及在这个框架制度下存在的国民待遇、国民权利和国民义务等，这一套制度基本上都是在十八世纪后期到十九世纪初在欧洲奠定基础的，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地区和人民都陆陆续续被组织到了这个框架下面。
最具有说服力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原来所描绘的那种边远的、“落后的”或“土著的”广大殖民地地区，它们在二战后都经历了一个独立的过程，然而有趣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本来是要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宗主国和争取独立，但是它们独立以后也基本上都复制了前宗主国的殖民主义者在自己的本土上所建立的那一套社会组织形式。经济和社会生活都被组织到了民族-国家的框架里，政治、法律，乃至于艺术、教育和知识文化的再生产也都成了民族-国家建设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社会科学实际上就是这个有机部分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链条，因为它提供了国家赖以立国的合法性和知识上的源泉。所以知识的再生产不只是一套传授技术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体系。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教育，由于近代以后社会生产的规模不断扩大、组织趋于集中，所以知识的再生产和传授也具有这么一个特质。学校之所以要建立，从技术上说就是以为有很多东西都必须趁早学，等过了一定的年龄学起来就很难了；有些知识必须连续地学，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还有一些知识，特别是那些关于现代社会的知识需要集中地学习。这三个技术要件使得现代办学成为必要，但这只是一个技术方面的原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要通过教育把每个人组织和培养成为具备一个国家公民所必须的知识、技能、人格力量的人，并且应该能够成为民族-国家建设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合格的“国民”、“市民”、“公民”。
一方面，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是社会科学最有影响的时期，很多人都怀有这样一种非常虔诚的想法：我们要像认识自然那样来认识社会。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他主张建立一种“关于社会的（自然）科学”，要像认识月亮、地球，认识植物和动物那样来认识我们自己所生活的社会。这种理念除了真诚和执着的追求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社会生活的组织过程本身也就是关于社会的知识再生产的过程，这而个过程除了要像认识自然一样去理解社会、寻找可能存在的社会发展规律之外，事实上也是不断地把社会生活的知识组织到我们的知识系统里来，并且要把它合法化，让大家不知不觉地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说，早期的社会科学就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其最重要的使命。
现代社会科学和所谓的现代社会可以说是孪生的关系，一个是另一个的产物，另一个又促成了它的发展。但是，现代社会科学第一次遇到比较大的挑战实际上是在上一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经济大危机。人们在十九世纪后期开始想要建立关于社会的科学，那时候人们以为可以以这种方式去认识社会，但是经济危机的爆发是社会科学家们所没有意识到的，整个社会从，银行到金融，从生产到交换、流通、消费，一直到人们的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都进入了一个大萧条的时代，这个时代第一次给社会科学提出了最大的一个挑战。这个挑战本身其实也促成了社会科学，特别是某些社会科学的成熟和合法化，最典型的当数经济学了，其次就是政治学和社会学。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使得这三门学科在西欧、北美等发达国家形成了社会科学中三足鼎立的局面，有了它们，整个社会科学就被建构起来了。到后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了社会科学的“伟大贡献”，所以在部分地解决了就业、需求不足，以及由于大萧条和战争所带来的社会失范等问题之后，社会科学就确认了其合法性。
第二个比较大的挑战是六十年代。当时几乎整个世界都兴起了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反战运动等，这些运动对社会科学的建制和它的基本理念、基本组织方式提出了挑战。这其中包括反越南战争、妇女解放问题、种族主义问题，也有最古典的传统的工人问题、就业问题、贫困问题，等等。除此之外，社会科学家们自己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所传授的那一套知识系统，其实并不是大家理想的那种具有普遍性的范式。实际上，看上去最具有自然科学特色的那些社会科学的定理、公式、原则和方法，其实是根据一些很特殊的历史语境和社会情境总结出来的。比如说总结了一套关于西欧社会发展的规律，就得出了一套关于经济、关于社会和关于法治的一般性理论阐释，而这种一般性阐释一旦产生，就具有了一种普遍性的特色，就像定理、原则那样，至少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是它并不是建立在那种普遍主义的经验研究的基础之上的，而是对某一特殊地区的某个特殊时期的某一些特殊现象的总结，这种对于特殊现象的总结是否具有普遍性本身就是值得疑问的，即使是西欧也包含着很丰富的差别，也不是一些貌似“公式”的东西所概括的那样具有如此高的共同性。到二战后的六、七十年代，社会科学遭到了第二次大的挑战。这次挑战也促使社会科学领域里引入了一些新学科，它们过去要么根本就没有被纳入民族国家建设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要么就是被设置在非常边缘的细琐的学院分科里。
社会科学所遇到的第三次大挑战是在冷战结束以后。整个社会科学进入了一个重新界定自己、重新界定社会生活的一个阶段，正好在这个时候，社会科学家们遇到了很大的难题：我们不知道该说什么，不知道该怎么说，甚至我们自己越来越没有自信能把它说清楚了。一方面，冷战结束，似乎人类重新又迎来了一个普遍主义、和平与发展的全球化的时代；另一方面，原有的社会科学说辞、范式、方法、假说和理论大都遇到了一个新的挑战，就是我们怎么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来阐释它们、运用它们。社会科学合法性遭到了置疑，所谓的“边缘化”不只是某一个学科、某一批人，或者说，不只是某一批人的训练是否到家的问题，有些人的训练和素养很好，但是他们也遇到了如何来阐释今天的社会生活的问题。
我们不妨用“全球化”这三个字来描述当今社会生活的一个特点。尽管“全球化”这个字眼在目前还是很有歧异的，而且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什么很清楚的说法，但是用它来描述今天的社会生活的变化有几个特色：第一，“全球化”这一现象不是某一个学科专门研究的独特领域，比如说，生产、交换、消费以及流通等等社会科学领域是经济学所要研究的特殊领域，政府、权力、机构、国际关系等是政治学要研究的，家庭、婚姻、社区、结构等是社会学要研究的，但是，“全球化”这一现象至少迄今为止还不是由哪一个学科专门来研究的。第二，“全球化”是几乎每一个学科都会碰到的。第三，不管对“全球化”的批评和怀疑有多少，甚至有人觉得根本没有什么全球化，它只不过是一种说法而已，它所讲的那一切早就发生了，而且五百多年来一直在发生，但是全球化至少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整个17-18世纪以来、启蒙时代以来，乃至愈文艺复兴以来，到二战结束这一段所形成的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也就是民族-国家这一形式，真正遇到了空前的挑战。这种挑战不是来自某一个地区、某一个局部，或者是对某一个国家的挑战，而是一组跨国的（TRANSNATIONAL，注意不是INTERNATIONAL）现象：从经济、政治、文化、技术到信息，很多社会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都不仅是在国家层次上组织和策划的，有很多种组织形式具有跨国的特色。
尽管“全球化”这个词意义并不明确，但我认为，它对当今社会科学提出了最大和最重要的挑战。原来的社会科学都是民族-国家建制下的产物，另一方面它又为民族-国家提供最基本的知识源泉和合法性，但现在有很多现象不再是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发生：在经济上有了跨国企业、跨国产品，资本在国与国之间越来越频繁和大量的流动，技术呢，越来越多的技术不再是一个国家的现象。而表现最突出的就是信息方面了：有人说经济早在十六、十八世纪就已经有了跨国的因素，特别是一些不承认全球化的学者认为，经济早就有了更大量的交换、贸易、流通等，但是说到信息，恐怕是到了二战以后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从有了实质性的变化，其总量的多样性和跨国的特色是以前的时代所没有的；而信息当中当然包括我们所说的知识和知识的再生产，越来越多的知识不再是某一个国家所特有的，也不再是根据某一特殊国家所概括和总结出来的。这种从经济、资本、技术、产品一直到信息的跨国现象，对于三百年来一直占主导地位的制度提出了挑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科学遇到了不知道怎么说、不知道怎么才能说好的难题，这已经不只是某些学者、某些学科的素养、调查研究和经验足不足的问题，而是整个民族-国家体系三百多年来建立起来的那一整套认识世界、阐述社会的基本工具都有可能失灵，也就是说这种挑战是由世界本身的变化所导致的。
回到社会学领域来说，原来我们一直认为，社会有两个基本要素：社会流动和社会结构，而且我们一直把社会流动想象成是完成社会结构和社会结构转型的中间环节。就像对于个人来说，有些知识要早学，有些知识要连续学，有些知识要集中学，这三者结合起来就是你在小学、中学，甚至大学里打基础，但是这时候你还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还没有职业，到了三十、四十岁之后，你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建立了你的家庭并拥有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地位中可能还会有一些结构的不同，存在现代的官僚制度结构，但是它本身是很确定的，即流动本身是为了完成社会结构的转型。所以，我们的最后一个假设就是，不管社会怎么变，说到底万变不离其宗，或者最后总会进入一个相对静态和相对结构化的体系中去，个人无非是在这个结构性的系列中生存和发展。而现在社会学所面临的环境是：流动本身几乎成了常态，不再像过去那样，人二十岁以前生活是不定的，过了三十基本上就稳定下来了，三十而立嘛，四十就不惑了，而现在就连建制本身也是变化不定的。
拿企业来说，原来只要有一个本科或者大专学位，在城市里就能在比较好的企业找到工作了，但现在也许随着劳动力价格的提高，这家企业就从城市转移到别处去了，而且公司转移比个人转移还要容易、频繁，这种转移无疑会给原来的城市带来一定程度的高失业，这种现象在当今很多发达国家已经发生了：由于诸多原因，跨国公司本身转移了。这意味着你以前对自己人生发展的预期、设想，现在包含了越来越多的不确定的因素，你的大学文凭不再能够保证你一辈子会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生活和生活方式，而且这种不确定跟历史上的那种自然灾害、疾病和战争是不一样的，它更多的是由抽象的制度本身的漂移和动态造成的。已经不再是个人的知识有没有跟上时代、或者个人的选择是不是适合自己的问题，而是我们所有的个人，不论其学术背景和知识训练如何，都遇到了一个不断变动的时代。
“全球化”时代除了经济的跨国流动本身的不确定性，除了资本、技术、产品的生产基地等的流动之外，还带来了一个社会怎么治理的问题。实际上，十九世纪以来就一直是以民族-国家的形式来组织生产，所以我们把经济叫做国民经济，把经济还原到以国家的名义来组织的，现在有了大量跨国的经济因素，而不再是以国家为单位来组织的，在企业里工作的个人可能在上海或者其它城市的公司工作，但是公司本身已经不再是national economy当中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最基本的社会政治学的一个假说也遇到了挑战：一个现代经济制度的确立会有一批现代企业家和具有现代企业家精神的人，他们以及他们周围相应的一批人构成了所谓的中产阶级，随着中产阶级的壮大，作为国家政治体制的议会民主选举、公民的权利等就有了一个最基本的社会政治基础，即选民对政治的参与；但是当这些企业本身已经不再属于国家的时候，即使还有相当一批人在从事管理、从事经营和技术，他们已经不再是国家政治生活的基础，而是变成了跨国的中产阶级、跨国的管理者和经营者等等，人们的身份认同逐渐多重化，这种多重身份和多重认同同早期的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所假设的基本制度框架发生了很大的矛盾。
以前最基本的框架，即市场经济制度，18世纪以来，都是在民族国家这一层面发生的，因此市场的出现导致了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经济组织、以国民经济相对应的中产阶级等等，随着中产阶级队伍的不断扩大，社会逐渐有了现代政治和现代民主体制的基础，因为他们遵纪守法、按期纳税、具有权利意识和公民意识。但是随着跨国现象的出现，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全球化挑战的不只是像印尼、印度、巴基斯坦等“贫穷落后”的国家，实际上发达国家和整个国家建制本身都遭到了挑战，所有的发达国家也遇到了怎么对付跨国资本、跨国技术、跨国信息和跨国产品等诸多问题。比如说跨国的经营者们，他们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民族资产阶级”等，其民族性越来越淡，而流动性和跨国性则越来越强。
可见，现在我们遇到的，不只是抽象意义上的流动的时代和风险的时代，或者说是不确定性，而是说有没有另外一套组织框架来适应、解释并重新组织这种大量的新信息、新技术和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流动性特质。二战结束后，各国吸取战争的教训而建立了联合国，但联合国基本的组织方式还是以国家为前提的，是国与国之间的协商、沟通、谈判与合作。而在全球化的时代，大量的现象已经在非国家或者跨国的层面发生了。所谓跨国层面，不仅仅是指一种产品从美国到中国，它可以在地区间、城市间发生，也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生，我们的人际关系中的很多东西也带有了跨国色彩。全球化不但超越了原来社会学所研究的范围，原本我们研究的是人怎么从传统到现代、从血缘关系扩展到地缘关系，以及更多的一些东西，但是它们都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分析单位的，而跨国的空间则是无限的，我们日常活动交往的半径早就超出了原本存在的狭隘的物理和地理空间，时间空间都既压缩了，又扩展了。
所以我认为，当前遭受挑战最多、最大的是实际上还是整个民族-国家体系，正是这种体系本身所遇到的挑战，使得作为国家体系有机组成部分和为国家体系的存在提供合法性的社会科学也遇到了挑战，比如说经济学中最基本的一个概念—“国民经济”，就遇到了挑战，政治学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民族国家”，也遇到了挑战。由于这样一种挑战，“全球化”变成了一个人人都在谈论、但是人人都不知道怎么谈的问题，人人都在说，但是大家都不知道这究竟会给我们带来些什么。同时，我们是不是可以作出区分：现在有没有哪一种现象真正是全球化的；目前有没有一种比较占主导地位的对全球化现象的理解和主张，这种主张通常都是很微观的，比如说从经济的角度切入，比如说拥护或主张全球化，比如说在提全球化时被讲的最多的实际上是西方化或者美国化，有很多人对这些观点都持反对或至少是不拥护的、保留的态度，他们认为全球化不只是经济全球化，也不只是西方化或美国化，全球化也不光是应该去推动和拥抱的，等等。
那么，目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关于全球化的相对简单、相对片面化的主张呢？我认为，这和冷战的结束有一定的关系。由于苏东剧变、冷战结束，社会主义阵营消失了，以前最大的民族-国家体系框架下的矛盾好像一次性地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以国家形式来组织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组织国防、国民经济，赋予其公民权利与义务，所谓的社会主义体系从一战以后苏联出现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此后似乎国家体制就一次性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甚至有人说“历史终结”了，所以我们就有了一整套对全球化的解释，这是关于全球化的“globalism”，而不是全球化（globlisation）本身。
一说到“全球化”，就容易让人想起技术、经济等好处，所以大家都认为要去拥抱它。而事实上，冷战结束所提出的新问题已经超出了所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原来意义上的分歧或者苏美之间的争霸的范围，冷战的结束意味着经济的组织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跨国公司，另一个就是与跨国公司相关的一整套社会宣传、鼓动等媒体的运作。媒体本身现在已经成了第二大跨国帝国，第一大跨国帝国是跨国集团、跨国公司，第二大跨国帝国就是组织和释放信息的媒体。媒体和经济都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而我们人呢，还继续被组织、界定和认同在原来的民族-国家框架里面，所以我们自己遇到了一个矛盾。
这个矛盾不仅是1997年遇到的金融风暴，也不只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发展中国家，不只是所谓的东方古国遇到了来自西方的挑战，这种挑战仍然存在，原生的传统文化和西方后起的工业文明的碰撞、交流和冲突。但反过来说，西方文明并不完全是连成一块的，而且今天即使是西方的传统文化也遇到了全球化的挑战，受到了来自新的跨国公司、跨国经济等的挑战，在西方我们也可以看到大量的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东西抬头。也就是说在传统意义上的任何一个西方国家也都遇到了来自全球化挑战，全球性的媒体和各个民族-国家本身的语言、文化、历史、艺术和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之间出现了一个很紧张的关系。
我倒是比较同意有的人，他们觉得不要对全球化过于迷信，其实有些东西是古已有之的，罗马就有了帝国时代，后来又有了跨越大洲的十字军东征等，十八世纪以来的经济扩张、二十世纪的世界大战更为我们所熟悉，它们都已经具有了全球的性质。二十一世纪以来也有一些新东西，比如说信息的全球化，信息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前所未有的，它给所有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文化和历史提出了挑战，可能相对而言挑战不是那么尖锐的就是那些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但是即使在英国这样的国家，其传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也遭到了大量的跨国现象的挑战，不论是经济还是政治方面。如果一味地讲经济全球化，而忽略人的全球化，人的跨国、跨地区、跨行业和跨时代的流动，历史上有过很多流动，但那些都是某一时期内某一些人的迁徙，还没有能够形成像今天这样的大规模、全球化的人口流动，而且几乎任何一个政府都是把这些事情当作个案来处理，而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从制度上说也没有提套东西来处理它。
如果真的已经出现了一个大量的跨国的资本、技术和产品流动，我们怎么可能把人拴在原来意义上的地域范围内、甚至是行业范围内呢？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了，最典型的就是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其原因不只是狭义上的因为城乡存在经济的差别，而在于信息的作用，或者说是由于信息使他们意识到了这些差别，城乡差别从古至今一直都存在着。现在的各国政府基本上是消极地、被动地、用个案的方法来处理为数有限的跨国流动，这种处理有两种：一种就是高级的科技、技术人才，各地都在抢着要，另一类就是大量的没有技术、没有资金、衣衫褴褛以及所谓缺乏教育的人。90年代以来，由于各种原因，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这种现象使得目前的国家体制，包括国与国之间的合作、法律体制、移民体制都受到了冲击。
更大的一件事就是最近发生的所谓“恐怖主义”。恐怖主义也是冷战结束以后的一个新挑战，因为冷战结束的一个假设就是最大的民族-国家体系内部的冲突没有了，迎来了一个和平的时代、没有敌人的时代，或者是“历史终结”的时代，但实际上各式各样的恐怖主义一直都存在着，暴力、战争、屠杀、政变等，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下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制度化和科技化水平，这本身是最大的恐怖。其最大的问题不在于某一次恐怖活动是哪一批人干的，更不在于哪一个国家干的，而在于究竟产生恐怖活动的机制是什么，如果没有找到的话，即使解决了这一次恐怖活动，但是下一次从任何一个角落里又会产生一次新的恐怖主义。现在的恐怖主义一个特色，就是它不一定是以国家的形式来组织的反抗，以前的战争总是在国家之间进行的，而恐怖主义至少到现在为止还不是以国家的名义来组织的，但是现在人们还是用比较传统的办法来处理恐怖主义，如在国家（或国家集团）框架内加强防务和军事开支、增加暴力机器的生产和运作，等等。
社会科学遇到的另一个挑战来自于技术科学，以前有很多问题是要靠社会科学家来解决的，现在则越来越多的是由自然科学家们去解决。因为要规范组织社会生活、要用理性的办法来解决，而且所谓的社会生活越来越多地和生态状况等有关系，而不只是我们原来所理解的跟政治、宗教、文化和艺术有关，这种情况下，好像自然科学的那些方法更能够进入重新组织社会生活的过程。这也给社会科学家和社会科学的学生们带来了一个困惑，就是说：咱们还有存在的地方吗？社会生活还需要我们这样的人吗？有社会科学研究者和没有他们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所学的可能都是关于国家框架下面的社会生活，姑且不说那些知识中的许多部分可能已经过时，这一点，即使光看现在自然科学的解释、说辞，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套作法和影响，就使社会科学的合法性遭到了置疑。
社会学家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不是说经济学家、自然科学家在抢我们的饭碗，而是说这些学科本身所存在的矛盾，由于很多学科被制度化、专业化了，被包裹得很精美，另一方面，就变得与世界没有多大关系了，特别是跟不上全球化的时代。现在每一年都会召开很多次学术会议，但是他们很大程度上说的都是远离战后、尤其远离冷战以后的变迁。历史研究当然是必需的，不管是中世纪的、罗马的，还是我们从古代到清代的历史，都需要研究，因为历史跟今天还是有关系的，历史学科仍然是最重要的学科，这都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自己必须问自己，那么多进城打工的人，农村受穷的人，他们根本不在乎社会科学家们说了什么，那些进入跨国企业的高级工程师们就更不在乎了，我们的政府管理部门也不理会社会科学家们的研究，那我们还要社会学科干嘛呢？
而这个挑战早就不只是中国的科学家遇到了，这种现象是世界性的。有很多人是挺有学识的，可是学科专业化迫使他每年要发表很多论文，他自己的专业反而没有时间去研究，而是不得不按部就班地按照规定去炮制那些所谓的著作，结果他的精力、智慧和闪光的东西就湮没在那些跟别人一样的繁琐工作中，而那些所谓的著作又根本没有人看。还有一些人是被专业化的制度束缚住了，现在国家要求教授们每年要交一定数量的稿子，我觉得这种作法背离了原来把社会现象当作自然科学一样去认识的精神，我们怎么能要求教授以年为单位作学术论文呢？
除了全球化的人口流动之外，还有一个大挑战就是全球化的文化所构成的挑战。现在中国早就不是像满清时期那样面临西方文化的冲击，中西文化的碰撞产生了是要亡国灭种、还是要中体西用，抑或是全盘西化的问题。现在早就不是这个问题了，其实后发的国家都面临着一个和发达国家发生碰撞的问题，但是后发的国家和地区在进行民族国家建设的时候还遇到一些与所谓“普遍性的、世界性的”东西相抵触的情况。费正清等做研究那个时代，是西方的民族国家（“列强”）主宰的时代，可中国还没有完全完成民族国家的建设。而现在，世界体系已经变成了一个正在走向全球化的体系，因此我们遇到的就不仅是像八国联军时代、甲午战争时代那种一些民族国家对我们的挑战，而是所有的民族国家同时遇到了一个全球化文化的挑战。
所以我认为挑战应该是双重的，但是处在落后、和正在建设民族国家的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很容易把它还原为西方文化或者美国文化，然后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关于民族主义的叙说。其实这种叙说是有很大的误导性，因为它漏掉了另外一个可能更大的方面——全球性的文化挑战，而且这种挑战不能简单地被说成是英国文化好还是美国文化好的问题，而是全球各地的传统文化都遭到了挑战。传统的英国文化欣赏的可能是莎士比亚、雪莱、狄更斯，是英国绅士的那种贵族文化，对于现在出现的新现象，他们也有一个适应、不适应，喜欢或者不喜欢的问题。反过来说，现在全球化的领头军并不都一定是西方发达国家，当今最红的歌星可能是台湾的、韩国的、日本的，或者不知道是哪里的，也无所谓是哪里的，我们的文化也变得越来越全球化和流动化了，现在的体育、吃喝等变得如此重要，原来的社会科学框架已经无法解释它们了。
究其原因，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身份的多重性，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简单地把自己塑造成什么，把这个当成自己的理想，现在大家都很喜欢体育明星，过去可没有几个人会梦想去当体育明星。身份的多重性也表明，原来那种静态的、某一种身份的确定性如今变成了一个很模糊、头疼的问题，很多人都处在无所谓角色的精神状态下，于是问题又回到了民族国家建设上来了，建设民族国家实际上就是要建设一代国民、培育一种人格。全球化时代、信息时代使每个人都具有了多重角色，所以原来民族国家体制下的那种教育方式及其对个人的期望等，都遭受了挑战。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文化也超出了从满清到八十年代以来的我们如何回应西方文化、儒家文明怎么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发生关联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变化，在研究资本主义、比较文化的时候得出的结论就很有可能是跟时代和社会现实脱节的。我们不是要以功利主义为原则来处理社会知识再生产，但是有很多东西确实需要加以改变，才能适应新的时代。
社会学科本身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交流。现在的问题是，学科内部的交流越来越少，学科之间的交流就更少了。学科分得太细、太专业化、太分门别类，不但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不对话，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不对话，连这个经济学家和那个经济学家也不对话。然而一些问题比如说，全球化问题、贫困问题等，又需要各方面的沟通、交流才能搞得好。中国的学术各学科之间可能有一些障碍，各学科前提预设不同，但还有一些对话。我们可能更缺乏师生之间，学科内部各流派之间的交流。中国还有另外一个“长处”就是中国的学科现在还不够成熟、不够规范、不够定型，因此还可能迸出一些与时代与社会对上茬的东西。另外有利的一点是在中心和边缘结构中，学术边缘化在中国还没有那么严重，中国的学术也还没有完全垄断到学术精英的手里。
社会科学发展一定要跳出一些框框，要敢于迎接挑战，不能总是绕道走。一个真正严肃思考的人应该不回避任何意义上的挑战，更不能为回避找借口，你的意见可能引起非议，但你必须把时代的需要纳入你的思考背景中，这样才能将研究做得更加宽广更加深刻。总的说来，当前社会科学提供知识和提供合法性的作用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社会科学不能给我们提供一种能够被人们认可的社会存在的合理理由，它就将失去其安身立命的基础。相反，一个时代的社会科学如果能够回应那个时代的问题，其研究基本上能够为大多数人的困惑找到答案，那么它的根基就会比较牢靠了。
现代性
对现代性的阐释，以前比较集中在社会哲学的领域，但是近年来人们开始越来越关注现代性的社会制度意义，其中部分讨论主要集中在制度转变（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上。许多学术流派在现代性问题上分歧很大，但是一般说来，都很看重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在现代性建构方面的历史作用。这样，现代性似乎确实是与一个特定的时间段（17-18世纪）和一个最初的特殊地理位置（西欧）相联系的。
按照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分析，现代性的制度维度至少包括:工业化（人对自然的改造：“发展”“进步”）民族国家的社会监督（对信息的控制与对社会成员的规导）资本主义体系（在竞争性劳动力市场与产品市场下的资本积累）以及军事和暴力的制度化(特别是战争本身的工业化)。这四个纬度是互为因果、互为制约的，共同编织了现代性制度的整体形象和框架。（如图一所示）
图一、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略
现代性被人为日益具有全球的性质，虽然一开始的确是从西欧生发起来的。这套制度经过内外战争、殖民主义掠夺、各类社会运动和民主化等不同过程，呈现了一幅“全球化”的景象。（图二，图三）
图二：略
图三：略
更重要的是，现代性走到20世纪末，也并没有带来一个“历史终结”的结局，而是把人们卷入到了充满风险和各种可能的灾难性后果的新时代。（图四）如贝克（Ulrich Beck）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全球性的风险不论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区别，也不管世界各个地区之间的区别。“契尔诺贝利核灾难的可能性无所不在”，这一事实意味着他所说的“他人的终结”：享有特权的人和无特权人之间的分界线的“消逝”。某些风险的全球性强度超越了所有社会和经济差别。
图四：全球化的风险及其严重后果，略
从总体上说，古典社会学的缔造者们（如马克思，涂尔干）都比较重视现代性的“机会方面”，他们都相信，由现代所开辟的使人获益的方面，超过了它的负面效应。马克斯·韦伯比较悲观，他把现代世界看成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世界，人们要在其中取得任何物质的进步，都必须以摧残个体创造性和自主性的官僚制的扩张为代价。然而，即使是韦伯，也没能意识到现代性更为黑暗的一面竟有那么严重。
举例来说，他们三位都看到了现代工业的工作对人的不良后果，但是他们都没有预见到，“生产力”拓展所具有的大规模毁灭物质环境的破坏力。在理论传统中，环境生态问题完全没有被融入社会学的视野之中。即使是今天，社会学家们很难对生态问题做出系统的社会学论说。另一个例子是政治权力的强化、滥用和暴力的制度化、战争本身的工业化。对社会学的创始人来说，权力的专断似乎只是过去的事情，“专制主义”似乎只是前现代国家的特征，但透过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斯大林主义以及二十世纪的其他事件，人们才恍然大悟，极权的可能性就包含在现代性的制度维度之中，而不是被排斥在它之外。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当然与传统的专制不同，但它的结果却更为恐怖。极权统治以更为集中的形式把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权力连结在一起，这种权力的结合形式在民族-国家产生之前几乎完全是不可能的。
更清楚的例子是暴力的扩张,这是更普遍也更能说明问题的现象。涂尔干和韦伯都亲身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种种事件，战争冲突幻灭了涂尔干曾提出的期望，即工业化将自然地促成一个和平而有序的社会秩序，战争表明，这种秩序不可能被融进他所提出的作为社会学基础的知识框架之中。韦伯比马克思或涂尔干更关心军事力量在既往的历史中所起的作用。然而，他也没有详尽阐述军事在现代的重要性，而将分析的重点放到了合理化和科层制上。严格地说，没有任何经典社会学的创始人对“战争的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 of War )现象给予过系统性的关注。
当然，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从事著述的各位社会思想家们，更不可能预见到原子弹的发明。而工业创新与工业组织和军事力量的结合是一个过程，它可以追朔到现代性起源的早期。社会学基本上没有对这一过程加以分析,而是不断地表明或暗示这样的乐观观点：同以前的任何时代相比较，现代性秩序将主要是：和平。
实际情况却是，不仅是人们所面临的原子核武器的威胁，而且还有实际的各种规模的军事冲突，构成了现代性在20世纪的主要的“阴暗面”。二十世纪是战争的世纪，各种严重的军事冲突所夺去的生命，比18-19两个世纪中的任一个世纪都要多得多。20世纪，至少有一亿以上的人在战争中被屠杀。
社会思想家们关于现代性的论述，主要是欧洲中心论的，现代性这个词经常是作为单数使用的（Modernity），只是到了新近的探讨过程中，才出现了关于多重现代性的论说（Multiple Modernities）。在艾森斯塔德看来，不但当代的东亚社会现代性的一种类型，并有其自己的历史根源和轨迹，而且既使是今天所谓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社会，也是现代社会的类型。因此，要说“冲突”，与其说是文明之间的冲突，不如说是现代性之间的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