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边缘与中心的形成

在展开讨论之前，首先需要弄清楚，什么是“中心”？什么是“边缘”？

如果有这么一个地区，它的地缘－自然条件有利于文明的萌生，更有利于文明的进一步发展，那么很自然，它会掌握比周边多得多的经济、文化、政治和军事资源，从而拥有对周边地区的巨大吸引力。该区域的人们会因此觉得自己恰恰处在地理意义上的中心位置，而实际上，他们至多只处在地缘政治或地缘文化意义上的中心位置。不妨把这样的地区叫做核心区或中心区域。与此相对应的情形是，该区域周边地区的人类不仅觉得在地理意义上身处边缘，而且在文明开化的意义上也大不如中心，故而努力向中心靠拢。由于文明程度较高地区的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以中心自居，周边地区在他们眼中就自然成为边缘，或者说尚在“化”外；这些地区的人们即便不全然是“生番”，至多也只能算一些半开化的“熟番”。

在历史上，华夏世界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南亚世界的印度河流域、西亚的两河流域、北非的尼罗河三角洲、地中海地区的希腊社会和罗马帝国都曾属于这样的中心区域。

然而，宏观文明史告诉我们，不仅对于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演进，而且对于某特定地缘共同体的历史演进来说，几乎毫无例外地存在着一种中心而边缘、边缘而中心的空间互动情形。[1]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的地缘政治舞台上，古往今来，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了无数出这样的戏剧。几乎每个地缘连续体内的每个文明的崛起和扩张，都包含一个边缘而中心、中心而边缘的故事，一个从边缘进逼中心，变为中心，从而主导整个地缘共同体或地缘文明（反之亦然）的故事。从各地缘文明之间的全球互动这一更为宏观的角度来看，同样存在着边缘而中心，或从边缘进逼中心、变为中心，最终成为全球主导力量的情形。

历史上，一个地区如果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处于经济和文化发达状态，那里的人们自然而然地便把自己想象成“中心”，把周边的人们视为“化”外之人，把他们的生活方式视为蒙昧和野蛮本身。如果不需要花太大的代价，中心区的人们会用武力征服周边的部族；如果征服的难度太大，或成本太高，便会用“怀柔”、“羁縻”一类手段将它们纳入符合自己利益的地缘政治秩序。在这种地缘政治秩序形成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心区在物质和精神双重意义上都会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这时，不仅周边部族对中心区发达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心悦诚服，主动向它学习，主动采用其生产和生活方式，而且中心区的人们也会利用自己掌握的大量物质和精神资源，或使用威胁、征服的武力手段，或使用讨价还价、妥协合作之类较为和平的方略，向周边地区输出其发达的生产生活方式。无论属于哪种情况，实际结果都是：以中心区为核心、周边地区为外围的“文明”或“地缘文明”的规模都扩大了。

在华夏世界，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共同体很早就享有巨大的规模，在进入国家阶段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其所支配的人力、物力和文化、政治资源都比周边人类群体要多得多。在这种情势下，要么中原国家的中央机构派出官员进驻新近征服的地区，对之进行直接的行政管理，逐渐在文化上同化这些地区；要么周边部族在中原地区的文化和政治冲击下，不得不采用与中原国家一致的文化形式和政治组织，最终融入中原地区的文化形式和政治结构之中。然而，这种中心至边缘的文明扩张不可能无限制地持续下去。一个文明的地缘扩张总是为某种规律所制约、所支配。扩张到一定范围后，中心区域的人们便发现，在一个巨大范围内维持一种政治、经济秩序意味着巨大的人力物力成本，而中心区域所掌握的物质资源再多，也是有限度的。[2]中心区域有着更高的生产力水平和更发达的生产方式，这一方面使那里的统治者掌握了大量物质和精神资源，另一方面也使他们过上了一种过分舒适甚至奢靡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对于文明的进一步发展来说，甚至对于仅仅保持既有成果来说，都是非常不利的；更为重要的是，掌握了比周边多得多的物质和精神资源意味着掌握了比周边大得多的政治权力，意味着出现了一种周边不再有真正竞争者的政治格局，于是保持或争夺权力的斗争只能在中心区域内不同的地缘或利益集团之间进行，也就是说，在没有敌人的情况下，中心区域只好在其内部找敌人，这样内斗就在所难免。这不啻给了周边潜在的竞争对手以绝好的发展机会。古今中外，边缘而中心、中心而边缘的文明运动无不受到这种规律的支配。

二 边缘而中心运动的史例举证

从中国先秦时期的情况来看，长期占居中原地区的商人之所以被来自西部边缘的周人征服，根本原因在于处于权力中心的商人长期执行一种压迫中心地区臣属于他们的部族的政策，也在于掌握了大量资源的商统治者过着一种奢靡的生活----这不可能不消磨他们的精神和意志。故而，当西边纯朴、强悍的周人站出来振臂一呼，其他臣属于商人的中原部族立即响应，早已变得孱弱的商人在他们面前便不堪一击，很快土崩瓦解。类似的例子还可以在以下的历史事实中找到。同样地处西部边缘的秦国长期以来执行富国强兵的政策，最后用军事和政治手段击败文明中心区域的中原诸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

此后中国历史的总格局是：身处边缘区域的游牧民族不断挑战中心地区的汉族。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第一次大规模占据华夏世界北部即传统意义上的“中心”，并建立了多个非汉族政权（在此之前，这些少数民族多少经汉化；它们所建立的政权中的一些如北魏政权积极推行汉化政策，其持续时间也较久，达一百五十年[西元386年至534年]）。然而这种边缘而中心的运动，只意味着对政治权力的占有。在文化上，这些游牧民族逐渐同化于汉族。

第一个建立全国性政权的游牧民族是蒙古人。他们从贫瘠寒冷的北方草原崛起，入主华夏世界的中原地区，更占领了整个长江流域。利用从汉族地区获得的资源，如先进的军事技术、能工巧匠和大量物资，蒙古人征服了亚欧大陆大部分地区，甚至兵至现在的伊拉克和匈牙利，建立了人类历史上幅员最广的大帝国。他们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功，除了游牧生活和骑马作战方式使他们能够全民皆兵，机动性极强，从而获得一种农业民族所根本没有的战略优势之外，长期居于文明中心区的汉民族自身的孱弱和内耗应是更为重要的原因。

满族人从偏远的辽宁地区崛起，建立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极有作为的王朝，可以说是蒙古人故事的一个更为精致的翻版。骑马作战固然给予满人以战略优势，但假如明朝不是极度腐朽和孱弱，满人是不可能完成边缘而中心的历史功业的。鲜卑人的北魏政权，党项人的西夏政权，契丹人的辽国，女真人的金国与蒙古人和满人的情况多少是相似的。这些游牧民族虽然未能建立全国性政权，但仍然不失为周边弱势集团进占文明中心区域的例子。

西亚－北非和欧洲历史上的例子更多。阿黑美尼德波斯人从贫瘠、荒僻的伊朗高原入主富庶的两河流域平原地区，征服那里的新巴比伦王国，建立了著名的波斯帝国。初期希腊文明的中心在小亚沿岸的爱奥利亚城邦，但两百来年后即被希腊半岛诸城邦取而代之。然而也在约两百年后，即公元前4世纪中叶，希腊半岛中部和南部----此时希腊世界的中心区----一度非常发达的诸城邦终因内斗及其他原因而衰落，被半野蛮的马其顿用军事兼政治手段所一一征服。曾几何时，这个半岛北部的山区王国还只是一个半野蛮或半希腊化的国家，现在却入主文明的中心，一两年之内便将已然臣服但却是一盘散沙的希腊城邦组成一只庞大的联军，旋即向西亚进发，摧毁了相对于希腊城邦来说一直处在权力中心的波斯帝国。

自公元前６世纪中叶以来，波斯帝国一直是西亚地中海地区的霸主，即便在向希腊半岛扩张的过程中受挫，也仍然能够凭借其所掌握的大量资源或人力物力和文化力，将相互间处于“战国”状态的希腊城邦（英语中有“希腊人相遇，其争必烈”的说法）玩弄于股掌之间，可是现在，波斯帝国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千疮百孔、腐朽不堪。同样的，意大利半岛的罗马在立国之初也曾是西亚地中海世界的权力中心----希腊半岛----之外的一个偏远小国，但罗马人以其尚未被文明的舒适和奢靡所败坏的品质，如实干精神、集体主义、吃苦耐劳等，故而最终征服了包括希腊人在内的所有地中海民族，建立了庞大的罗马帝国。

公元7世纪上半叶，与统治着两河流域东部和伊朗高原的萨珊帝国相比，与统治两河流域西部和小亚细亚、希腊半岛的拜占廷帝国相比，阿拉伯半岛还远远谈不上开化，仍然是一个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十分低下的沙漠地区，但纯朴而骠悍的阿拉伯人利用了西亚地区已有文化成果，发动了伊斯兰信仰革命，在此过程中迅速崛起，很快征服了整个萨珊帝国和拜占廷帝国的很大一部分土地，不久之后把势力范围更扩大到整个北非。边缘而中心的文明运动的例子还有半开化的突厥人（即今土耳其人的先祖）接受伊斯兰教及相应文化后，从偏远的中亚向半周边的小亚细亚和文明中心区----欧洲东南部----推进，最后永久性地占领了这一地区；同样的，黑海以北草原上的东斯拉夫人原本处于半野蛮状态，接受了文明中心区域地中海－西亚的东正教及相应文化之后，迅速形成国家，摆脱蒙古人统治之后更是迅速向东欧和亚洲扩张，最后建立了庞大的俄罗斯帝国，成为欧亚大陆地缘政治舞台上一个姗姗来迟的大玩家，甚至很快获得了向西欧和世界其他地区输出其精致文化----以柴可夫斯基、拉赫曼尼诺夫、肖斯塔科维奇等人为代表的古典音乐、以《天鹅湖》、《胡桃夹子》为代表的芭蕾舞等、以普西金、托尔斯泰、陀思妥也夫斯基等人为代表的诗歌和小说----的能力。

也不难发现，日本列岛离作为文明中心区域的中国大陆既不太远，又不太近。这对日本来说是一种非常有利的地缘格局，使它得以在历史上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既能够不断吸纳利用文明中心区域的文化成果，又能够避免被中心区域完全整合，从而丧失其政治经济身份。及至16、17世纪，日本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虽不能说已超过中国，至少已与之不相上下（经济总量另当别论）。及至19世纪下半叶，由于特殊的地缘自然条件、单一民族所致的高度社会文化一体性和凝聚力，更由于在几百年相对和平的发展中积累起来的大量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日本在移植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方面进展迅速，其国力在短短二三十年里便急剧提升，明显超过了中国，更在1894年甲午战争中一举击败了此时已腐朽不堪的清王朝（后者除了支付一大笔战争赔款，更将台湾割让给日本，要不是打着自己小算盘的俄国和西方列强的插手，辽东半岛也可能割让出去）。1930年代，日本更发动了大规模侵华战争，但由于美国、英国和苏联的介入，更由于现代中国的崛起而失败。虽然战败，但由于美国扶持，更由于其固有的经济动能和社会文化资本，战后日本很快复苏，及至六七十年代取得了令世界震惊的经济成就。因此可以说，日本的崛起是一个情节异常复杂的边缘而中心的故事。演绎到21世纪，这个故事以这一局面暂时告一段落，即，日本和中国同时以两个东亚强国的面貌出现在世界国族之林。继续读这个故事，对于中国人、日本人和其他人来说都将十分有趣。

从以上讨论中不难看出，中心而边缘、边缘而中心的文明的空间运动似乎有一种俗称“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的规律性。这主要是因为，核心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发展，培养了能与之抗衡的力量。甚至可以说，核心国家与边缘地区之间不可能不存在一个甚至一个以上特殊的边缘国家，“这类边缘国家可能是一个成功的模仿者，也可能是核心国家的候补。它因为与中心国家频繁交往而受益，随着发展、进步，力量增强就可能成为该体系的挑战者。”[3]正是由于这种规律性的格局的存在，身处权力和空间边缘的人类群体才能够以弱势集团的身份最终进占文明的中心位置，实现边缘而中心的角色转换。

从以上讨论中也不难看出，中心而边缘的空间运动或角色位移并非不需要前提条件。并非所有的边缘国家都能成为成功的模仿者，都能成功地入主中心区域；更不是地理位置越偏远，就越有可能入主中心区域。要成为中心，一个具有潜力的人类共同体可以位处中心以外的某个地区，但这个地区在不能距离中心太远，因为在古代交通－通讯不发达的情况下，甚至由于距离本身的缘故，过分偏远的位置都会使它难以利用中心区域在多个世纪中积累起来的文明成果，其自身的发展会因之受到严重的局限。此外，这里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也不能太差，最好还有一些关键性的自然资源如铜矿、锡矿、铁矿、木材等等。假如没有这些有利条件，这个人类共同体自身的发展同样会受到严重的局限，甚至连学习和吸纳中心区域已有文明成果的能力也开不出来。假如周人崛起之前其所在的渭河流域离中原地区太远，假如阿黑美尼德波斯人崛起之前其所在的伊朗高原离两河流域太远，假如周人和阿黑美尼德波斯人崛起之前其所面临的自然环境过分严酷，他们的发展速度就会太慢，发展水平就会太低，因而其所掌握的物质和精神资源就会太少，以至于连学习和采用中心区域先进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起码能力也不能具备。其结果是，当中心区政局动荡、衰颓败落，取而代之的机会终于到来时，却抓不住它。这样就根本谈不上从边缘进逼中心，最终占领中心、成为中心了。

在一种并非严格的地缘互动的意义上，也可以说，1500以前中国文明以其生产力水平居于世界中心，而西欧则属于周边，因为在1500年的十五个世纪里，“欧洲在同期的世界体系中几乎毫无立足之地。那里弱小的劳动生产力限制了她产品剩余的数量”，其对外贸易总额指数“可能在零附近，几乎不存在。”[4]然而，众所周知的是，1500年以后，西方在各方面都赶了上来，及至19和20世纪，似已稳居人类文明的中心位置。不过，文明的空间运动摆不脱其内在规律的支配。1910年左右，西方达到了其权力的顶峰。[5]

自那时以来，边缘而中心、中心而边缘的运动一直朝相反的方向行进。目前，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正在从边缘位置向中心推进。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宏观的文明运动与阿黑美尼德波斯人征服新巴比伦王国，占领两河流域很不一样。这种文明运动与蒙古人入主中原的情形也将很不一样。它不会采取类似于西方历史上一再出现的那种形式，即以大规模战争决出胜负以实现霸权的更替，而更有可能采取这种形式，即经济总量、科技、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大大提高从而获得整体优势。

这一过程是宏大的，其所需时间也不是几年甚或几十年，而是更长。

三 地缘政治学的考量

现在我们从地缘政治学的视角来考察“边缘－中心”的文明运动。

地缘政治学主要是一种西方学问，肇始于19世纪末，兴盛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直至当代仍然有很大的影响（作为一个意义深远的国际政治事件，中美关系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冷冻后，终于在1971年解冻，而推动两国领导人放弃表层意义上的对立的意识形态的，是一种深层次的动因，即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利益）。当然，历史上中国虽然没有产生地缘政治学这门学问，但非没有地缘政治思维。事实上，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便出现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地缘政治或地缘战略思维，如“近亲远礼”、“全近攻远”、“服近强远”、“合小攻大”、“合弱攻强”、“合纵连衡”、“远交近攻”、“慎战、备战、少战”、“非攻和平”、“兼爱互利”等学说。[6]甚至直至今日，孙子的“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在全世界仍然被视为一种极具价值的军事哲学思想或地缘战略思想。尽管如此，把地缘政治当作一种专门的学问来研究，其肇始者毕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人。

1897年，德国博物学家和地理学家弗里德里西•拉策尔（Friedrich Ratzel，1844 – 1904）出版了其《政治地理学》一书，认为人种与其生活其中的空间环境有密切关系，并提出了著名的“生存空间”概念。[7]这在后来被认为是政治地理学的一个重要成就。人类探究世界的自然和人文特征的知识努力（其产物有地图、海图、地理著作、地理札记、地理学等）由来已久，但像拉泽尔那样有意识地用地理学方法去理解和阐释国际政治问题，却是第一次。尽管如此，地缘政治学并非一门纯粹的学问，从一开始就名声不佳，这是因为它带有在全球范围内争夺军事政治霸权的意味，带有浓重的战争气息，被德国官方所利用在所难避。

1904年，英国人哈尔福德•麦金德（Sir Halford John Mackinder，1861 – 1947）发表了一篇名为《历史的地理枢纽》的论文，认为世界历史可以从地缘政治角度解释为海权和陆权的对抗；东欧（俄国）和亚洲内陆已经成为“世界之岛”（即亚欧大陆）的战略中心；在世纪之初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全球范围内海权与陆权对抗的两大角色是大英帝国和沙皇俄国。[8]在1919年出版的《民主理想与现实》小册子中，麦金德进一步阐述了以上观点，表达了对德国控制亚洲中部之“心脏地带”（Heartland）的恐惧，认为美国和英国的作用是在争夺“心脏地带”的各个强国之间保持平衡。为此，他提出了他那十分著名却不无争议的格言：

谁统治东欧，就控制心脏地带；

谁统治心脏地带，就控制世界之岛；

谁统治世界之岛，就控制整个世界。[9]

另一个著名德国地缘政治学家（Karl Ernst Haushofer, 1869 – 1946）卡尔•豪斯霍弗尔于1924年创办了《地缘政治学杂志》。他继承了拉策尔的“生存空间”说，但更崇拜麦金德，几乎全盘继承了其海权－陆权对抗说和“心脏地带”、“世界之岛”等概念。但他认为德国实现其超级大国梦想的头号敌人是英国，而不是俄国，因此主张德国与俄国结盟。一般的看法是，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都能够为德日两国谋求世界霸权辩护。他与纳粹德国副元首鲁道夫•赫斯关系密切，通过赫斯影响了希特勒本人，后者在《我的奋斗》（1925）中引用了“东欧”、“生存空间”和“东进”等重要的地缘政治概念。然而纳粹当局并没有采纳豪斯霍弗尔与苏联结盟的主张，而是首先对苏联发动了军事进攻。豪斯霍弗尔之子阿尔布雷希特是柏林大学的地缘政治学教授，因从事反希特勒的地下活动而被纳粹处决。德国战败后，豪斯霍弗尔被占领军当局指控犯有战争罪，受到审查，与他的犹太妻子双双自杀。[10]

由于地缘政治学家的理论动机是维护其所属民族国家的现实利益，因而其理论往往是短视的，一旦置于更为广阔的视野，或采用稍稍大一点的时间尺度，这种短视便暴露无遗。麦金德因其理论预见到以英美为首的“西方”与以苏俄为首的“东方”（这里“西方”和“东方”两个概念都很有问题，事实上也造成了不小的误解）的两个中心的全球冲突，冷战时期在欧美广受推崇，他本人也因此被英国皇室封爵授勋。然而，只要把他同历史哲学家如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理论作一个简单比较，便可立即看出他的理论的局限性和眼光的狭隘性。早在1940年代，汤因比便以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动员能力为依据，认定中国必将成为未来国际政治舞台上一支独立的力量，一支极其重要的力量。这不啻是说，中国是人类社会另一个重要的文明中心。事实上，在更早的1930年代，他在《历史研究》（12卷，1934 – 1961）中便已把中国文明与西方、印度、俄罗斯、伊斯兰诸文明相提并论。这意味着，人类社会历来就有多个权力中心；所谓“海权”与“陆权”的对抗，冷战时期两极世界的全球冲突，只不过是表面现象暂时掩盖了人类世界这种深层次的多极性，这种持久的多中心性。

尽管如此，东西方冷战正酣之时，西方地缘政治学家囿于短期国家利益的考虑，不可能重视汤因比那种同现实政治格局保持较大距离的文明史观。很显然，他们仍处在麦金德的“海权－陆权对抗”论的符咒之下，当然也为其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的立场所蒙蔽，故而未能将中国为主的东亚（即所谓“远东”）看作一个“独立的地缘政治区域”或一个文明中心，而是把它视为苏联与西方的全球性对抗中的一个伙伴，甚至可能是一个并非十分重要的伙伴。在这种思维中，中国的地位显然是边缘性的，甚至只是苏联的一个附庸。

在扫罗•科恩（Saul Cohen）一类论者的地缘政治学视域中，东亚的冷战只不过是欧亚大陆西边（即欧洲）十分突显的两极冲突的一个翻版；如果说在这场用意识形态包装起来的“海权－陆权”冲突中，欧洲出现了把共产主义世界与资本主义世界两大“地缘战略区域”分隔开来的“铁幕”（the Iron Curtain），那么同样的，东亚也出现了把当地共产主义世界与资本主义世界分隔开来的“竹幕”（the Bamboo Curtain）。在冷战高潮时期，东亚和东南亚的各“大陆国家”统统被划归社会主义集团，也就是说，它们处在以苏联为中心的共产主义世界的边缘位置；而“东亚沿海岛国”则统统被视为亚太版“西方”的一部分，或者说，它们处在以欧美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的边缘位置。在这些地缘政治学家的心目中，两大“地缘战略区域”的核心国家是苏联和美国。前者代表“欧亚大陆势力”（“陆权”），后者则代表“依靠贸易的海上世界”（“海权”）。中国自然属于以苏联为中心的“欧亚大陆地缘战略区域”，是苏联的附庸；日本、韩国、台湾和菲律宾则属于“海洋世界地缘战略区域”，是欧美的附庸。[11]

可是，这幅两极对立的、看似完美的地缘政治地图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缺陷，那就是它根本无法解释印度所倡导和发起的不结盟运动（所谓“不结盟”，是指一种在冷战中不站队的立场，即，既不加入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也不加入以美国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不结盟运动由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牵头，包括几十个较小的发展中国家）对于全球地缘政治意味着什么，也不能解释印度究竟属于“欧亚大陆势力”，还是属于“海洋世界”。

冷战也有终结的时候。它之所以能够终结，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中国并非像短视的地缘政治学家所想象的那样，是“欧亚大陆地缘战略区域”的一个附属部分，而其本身就明白无误地代表了一支独立的地缘政治力量，其本身就是一个“地缘战略区域”，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文明中心。众所周知，冷战期间期发生过规模颇大的“热战”，即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和1960 – 1970年代的越南战争。当时中国与苏联结盟，在美国为道的西方势力把战火烧到自家门口的情况下，不得不越境到朝鲜作战争，不得不以大量军事物质甚至人员支持越南抗美战争，最后结果不说是打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至少是打成了平手。

如果说，在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尚未完全摆脱苏联约束，以独立自主的面貌出现在世界上，那么1960年代初发生的中苏意识形态大论战[12]和随之而来的中苏公开分裂（此前，中苏两国和其他国家组成了貌似铁板一块的社会主义阵营）甚至武装冲突则表明，中国已停止扮演那种先前不得不暂时扮演的附庸角色，中国已成为西方和苏联两大集团之外的第三支地缘政治力量，或者说是美欧、苏联之外的第三个中心，正如它历史上从来就是文明的中心那样。随着冷战的结束，杰弗里•帕克之类的新一代西方地缘政治学家骤然发现，先前的世界地缘政治地图已经过时，必须绘制一幅全新的地图才能准确反映世界地缘政治的实际；甚至“西方”也并非铁饼一块，而在某种意义上至少可以划分为欧洲、北美两大地缘政治集团。

与基于“海权－陆权”两极对立的地缘政治全景图不同的是，帕克的新的地缘政治地图使用了“核心区”这一概念。但帕克意义上的“核心区”不再是两个，而是三个，即西部核心区（欧洲－地中海地区）、南部核心区（南亚）和东部核心区（东亚）；此外，还有拉丁美洲和非洲这两个“核心区雏形”。[13]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帕克所谓的“核心”，与“中心”甚为接近，甚至就是“中心”的同义词。他本人就使用“中心”这一术语，认为所有这些“核心区”都是“人类发展的主要中心，其拥有本身的人口、经济、政治和文化特征，并在一定的空间中形成了相互联系的特殊个性……尽管每个核心区的总体特征相互之间完全不同，但仍然可以看出某些共同的地缘政治特征。这些共同的特征包括占统治地位的都市的存在、核心区域、主导文化、边缘的内侧和外侧、边界和通讯系统。”[14]这里，科恩的“地缘战略区域”概念显然已经被摈弃。也不难看出，虽然帕克的地缘政治理论并没有打着历史哲学的名号，但与汤因比的文明史观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四 世界体系论的考量

几乎在西方地缘政治学家的认识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形态的“世界体系论”思想家如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贡德•弗兰克(Gunde Frank)、克里斯多弗•蔡斯－邓恩（Christopher Chase-Dunn）、妮特•阿布－卢戈德（Janet L. Abu-Lughod）、马丁•伯纳尔（Martin Bernal）、瓦西里斯•兰布罗普洛斯（Vassilis Lambropulos）开始奋起批判以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为代表的更传统的世界体系论。[15]他们修正乃至否弃了较为保守、具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 “中心－边缘”论（就是“中心”对“边缘”进行控制、剥削和压迫，而“边缘”深深陷入对“中心”的依附之理论[16]），而在先前的世界体系论中，这种理论恰恰处于核心地位。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新版本的世界体系论之所以兴起，其根本原因并非在于冷战结束、社会主义阵营崩溃、苏联解体等一系列大事件，而更大程度地在于这么一个事实，即一大批非西方国家或地区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迅速崛起，深深地参与到先前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从而深刻改变了这一体系内部的权力结构。传统的“中心－边缘”论因此面临严重的挑战，“依附论”更是无法自圆其说了。

在新形势下，世界体系论者意识到，“中心”与“边缘”之间的界线实际上并非像他们先前想象的那么泾渭分明。既然理论与现实已明显不符，对传统的“中心－边缘”论进行修正，尤其是抛弃过时的“依附论”便成为当务之急。于是，阿明的《欧洲中心论：意识形态批判》（1989）和《世界一体化的挑战》(199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汉译本2003年)、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1998年，中央编译出版社的汉译本2000年）、蔡斯－邓恩的《前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周边关系》（1991）、阿布－卢戈德的《在欧洲霸权之前：1250 至1350年的世界体系》、伯纳尔的《黑色雅典娜：欧洲古典文明的非洲和亚洲根源》，以及兰布罗普洛斯的《欧洲中心论的兴起：阐释的解剖》等一大批重要著作问世了。

在阿明看来，在16世纪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兴起之前，在两千多年的人类历史上曾存在过三个重要的“中心氏族式地区”（不难看出，阿明的“氏族地区”或“氏族社会”与林林总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封建社会”十分接近）。这些“重要的中心”是：1）现中东地区的伊斯兰阿拉伯－波斯中心，拥有欧洲、非洲和东南亚三个周边地区；2）中国中心，有日本、东南亚等周边地区；3）印度中心，有东南亚充当其周边地区。[17]阿明认为，在公元前300 年至公元1500年这一千八百年中，各周边地区的“周边性”是“惊人的”。拜占庭和意大利以外的欧洲或“野蛮”欧洲，“是氏族式体系被嫁接（通过罗马帝国的雄心和基督教的世界性传播）到一个很大程度上还建立在落后集体社会基础的社会主体上的产物……欧洲缓慢地走向了氏族式体系，君主制的建立（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是在基督徒收复之后；在英法两国，是在百年战争开始后）就是证明”。日本代表了欧亚大陆另一边的周边氏族式体系，其“周边性”与欧洲的“周边性”的相似令人“惊讶”。日本的“周边性”的证明是日本式儒教的“落后形式”，以及德川幕府君主制建立之前的“封建分散”。尽管如此，在阿明看来，恰恰是欧洲和日本的“周边性”使它们得以“简化”资本主义的质的飞跃，相对容易地过渡到现代资本主义。[18] 自1500年始，欧洲将整个美洲纳入其经济体系，进入了一个地理扩张和持久发展的时期。可即便如此，直至1800年（甚至可以说直至1840年），“世界各主要地区”在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仍不是十分明显。明显的差距是在1800 － 1950年期间才形成的。[19]

在阿明的新版本世界体系论里，判断一个地区究竟是“氏族式中心地区”还是“氏族式周边地区”，主要标准是该地区政权集中的完善程度及这种政权集中的表达形式----“国家宗教”；氏族式社会的完善形成与重要宗教和哲学思想的诞生惊人地同步（但这种同步性并不排斥不同宗教哲学体系之间的相互借鉴）；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希腊宗教和哲学、产生于西亚的基督教、伊斯兰教、琐罗亚斯德教、东方的佛教和儒学等宗教和哲学思想支配了各大文明的发展（这里他可能受到雅斯贝斯“轴心期”理论的影响）。在他看来，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范围的“伟大的革命浪潮”。相比之下，人们所熟知的文艺复兴、基督教革命、法国大革命、俄国大革命和中国大革命则代表了第二次和第三次世界范围内的“伟大的革命浪潮”，开创了现代资本主义和现代社会主义这样的新阶段。在承认“资本主义质的飞跃的重要性”的前提下，阿明认为各中心虽然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战乱和一个又一个帝国或王朝的更替，但“剩余财富”的集中甚至“高度集中”却是无可质疑的普遍规律。[20]如所周知，至近代前夕，“剩余财富”的积累和集中是现代资本主义诞生的必要条件，尽管不是充足条件。

弗兰克的观点与阿明基本上相同，但他的论证更充分，表述也更有力。他正面挑战了这种看法，即16世纪以后，欧洲在崛起过程中把世界其他地区统统纳入或“吞并”到其经济体系中。他的论证与通常的看法相反，认为在一个早已存在的世界经济体系里，欧洲实际上是一个姗姗来迟者；它甚至很晚才加入这个世界体系，或者说，很晚才“加强了原来与之较为松散的联系”。[21]弗兰克甚至相信，欧洲是藉着从美洲攫取的白银，才得以“挤进世界上最豪华的贸易”（指中国、日本和东南亚之间的贸易）或“爬上亚洲的肩膀”；如果没有美洲白银，欧洲“连一个脚趾也插不进来”。[22]简而言之，欧洲崛起所依赖的，是亚洲大得多的经济规模（长期以来，亚洲特别是中国比欧洲更为繁荣本来就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及至1830年代，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虽只有欧洲的二分之一，但中国的经济规模仍然大大超过欧洲，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钟摆不可能总是往一边运动。目前，“世界的经济中心正在转回它在西方兴起以前的位置，”因此，“如果非要说有什么‘中心’的话……不是处于边缘的欧洲，而是中国更有资格以‘中心’自居”[23]。

1990年代中期，另一个世界体系论者斯蒂芬•桑德森（Stephen Sanderson，美国人）发表了一篇与其他世界体系论者观点相同的论文：《扩张着世界商业主义：诸世界体系与诸文明的联系》（1995）。在这篇有趣的文章中，他提出在人类历史上，欧洲、中国、印度甚至日本一直存在一个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扩张着的世界性商业化过程”。与此相伴随的是存在于“诸世界体系”或“诸文明”里的“原生态资本主义”（protocapitalism）；近代以前，这种资本主义形态在经济中虽不占据主导性地位，但的确存在于世界各主要的经济区域。桑德森认为，西元前200年前后，出现了中国至地中海地区的“贸易轴心”。这其实是把一个“世界体系”与另一个“世界体系”联系起来的真正意义上的远程贸易。西元前200年至西元1000年前后，“体系”或“文明”之间的远程贸易在红海－波斯湾地区与印度之间、印度与东南亚和欧洲之间、东南亚与中国和日本之间、中国与欧洲之间、中国与印度之间定期地、有规律地进行。西元1000年以后，“世界性贸易网络”进一步扩展深化，现代资本主义便诞生在这个阶段的后期。在经历一个漫长的“孵化”期后，“世界性商业化过程”终于达到所谓“临界质量”，旧有的“经济力量的平衡”被打破，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诞生了。[24]

从以上讨论不难看出，尽管出发点和落脚点不尽相同，各当代世界体系论论者和历史哲学家汤因比以及1990年代以来的西方地缘政治学家的观点不谋而合。他们都认为，人类历史上长期以来存在着多个中心，而非一个中心和多个边缘。从这种看法必然得出这一结论：没有欧洲以外其他地缘共同体（或可把它们叫做“中心氏族式地区”，或可把它们叫做“诸世界体系”，当然还可以使用其他名称，这其实并不重要）或地缘文明，没有这些共同体或文明之间长时期的地缘经济互动，欧洲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单独开出现代资本主义的。无庸置疑的是，在21世纪初之当前，各地缘文明或共同体之间的交往和影响、冲突和互补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深入、更频繁，也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实实在在地影响着每个个人的生活。

附注：

[1] 参见维尔金森，《文明、中心、世界经济和贸易区》，收于弗兰克和吉尔斯（编）《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郝名玮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74是- 277页；帕克，《地缘政治学》，（英文原版出版于1998年，刘从德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04 – 105页；也见阿明，《世界一体化的挑战》（任友谅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8页。

[2] 见童中心，《失衡的帝国：长期影响中国发展的历史问题》，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7页。

[3] 关于中心与外围的关系，可参见朱宁著，《下个世纪谁最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页。维尔金森提出了“半外围”的概念，见《文明、中心、世界经济和贸易区》，收于弗兰克、吉尔斯(编)，《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第276 - 277页。

[4]　 见阿明，《世界一体化的挑战》，第45页；也见安德烈•贡德•弗兰克著，《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198 – 227页。

[5] 参见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页。

[6] 参见叶自成（主编），《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 – 189页、第259页。

[7]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12卷本），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5卷，第7页。

[8] 参见Peter J. Taylor, Political Geography: World-Economy, Nation-State and Locality, London (UK): Longman，p. 38；帕克，《地缘政治学》，第29 – 30页；《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5卷，第685 – 686页。

[9] 见Taylor, Political Geography，p. 39。

[10]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3卷，第701页；帕克，《地缘政治学》，第43 – 53页。

[11] 帕克，《地缘政治学》，第115 - 116页。

[12] 这场大论战中国被称为“九评”。这表面是一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语言进行的意识形态大争论，实质上却是衰弱了许久现又重新统的中国不愿屈居人下，而要以独立的面貌出现在社会主义阵营乃至整个世界。另外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只是中国和苏联等经济和社会意义上的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动员手段或方便法门。

[13] 见帕克，《地缘政治学》，第117 – 119页；也见该书第171页。

[14] 帕克，《地缘政治学》，第117 – 118页。

[15] 见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76 – 286页。

[16] 参见特奥托尼斯奥•多斯桑托斯，《“依附论”的历史与理论总结》，见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塞格雷拉（主编），《全球化与世界体系》（二卷本，白凤森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上卷，第45 – 76页；也见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第271 – 275页。

[17] 萨米尔•阿明，《世界一体化的挑战》，第26 – 27页。

[18] 阿明，《世界一体化的挑战》，第22 – 23页。

[19] 见阿明，《世界一体化的挑战》，第134 – 135页。

[20] 阿明，《世界一体化的挑战》，第21页。

[21] 见弗兰克，《白银资本》，第12页。

[22] 弗兰克，《白银资本》，第373 – 380页。

[23] 见弗兰克，《白银资本》，中文版序。

[24] 参见Stephen K•Sanderson，“Expanding World Commercialism：The Link between World–Systems and Civilizations”，见Stephen K. Sanderson (ed.), Civilization and World-Systems: Studying World - Historical Change，Walnut Creek, California (USA): AltaMira Press, 1995, pp. 263 – 2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