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话语权背后的责任----兼谈为吴敬琏写传》（载2010年2月8日的《经济观察报》）中，提出了慎用话语权的问题；反思了自己九年前撰写《吴敬琏评传》（以下简称《评传》）时的思想局限性，以及历史研究不足等诸多遗憾；我同时指出吴晓波所著《吴敬琏传》是一本粗糙的、带有快餐性质的传记。随后，吴晓波发表《对于诚意的怀疑，我必不能接受---答柳红对<吴敬琏传>的质疑》（载2010年3月1日《经济观察报》）。经过思考，我决定回应，为了历史，也为了那些不能开口说话的人，或故去、或衰老、或被边缘化、无话语权的人。
一、硬伤
吴晓波的《吴敬琏传》，“硬伤”累累。所谓“硬伤”，是指书中显而易见、与事实不符的地方。本文举例如下：
硬伤1：媚俗拔高。
吴晓波在《吴敬琏传》开篇的“缘起”称吴敬琏，“这个从外貌到灵魂都干干净净的人”。这种近乎宗教式的颂扬，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民众听来，都不以为然。
封底折页上写：“吴敬琏之重要性在于，他几乎参与了建国之后所有的经济理论争议，由他的思想演进出发，可以勾勒出中国经济变革理念的大致曲线。”须知，1949年吴敬琏只有19岁；1950年才上大学。至少在50、60、70年代，他的年龄、知识、思想水平在经济学界都是小字辈，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和作用。中国经历了巨大的转型，1949年前后，从市场经济私有制社会转向计划经济公有制社会；1979年前后，从计划经济公有制社会转向市场经济，其间，至少有五代经济学家参与了中国的转型再转型。如果有人能够在这样巨大的社会转型中始终处于主流，其逻辑怎么自洽呢？
硬伤2：提前时间。
170页，吴晓波写1993年：“吴敬琏认为，中国前15年改革的本质近似科尔奈提出的‘战略A’，他据此分析说：‘……这一理论框架完全可以用来分析中国改革战略演变。’”
在这里，吴晓波把吴敬琏2003年的一个分析提前了十年。
2003年，科尔奈的《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思索》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科尔奈对于两种转轨的分析给了吴敬琏很大的启发。他在2003年11月1日“中国－俄罗斯转轨经验比较研讨会”上，首次介绍和谈论科尔奈的这个分析框架。他说：科尔奈认为“‘休克疗法’和‘渐进主义’的分类隐含的标准是速度，而速度不应成为衡量改革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有两种战略。其中，战略A被称为有机发展战略,最重要的任务在于使私人部门得以从下而上地生长起来；战略B被称为加速国有企业私有化战略，最重要的任务是尽快地消灭国家所有制。随后，吴敬琏说：“从这样的一种分析看，我觉得在中国之所以能够比较成功的转轨，它是实行了战略A。” 当时与吴敬琏一起工作的人和他的学生对此都十分了解。我的电脑里，至今保存着当时的工作草稿。
硬伤3：删除人物。
157页，吴晓波写：1992年“3月14日，……由吴敬琏任主编的《改革》杂志和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联合举办了一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这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国内最先作出反应的大型学术活动。”这里删掉了《改革》杂志的创办者和主编蒋一苇的名字。蒋一苇是何等人物？1940年代，他是江姐的战友，《挺进报》的编辑；改革开放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1979年发表著名的《企业本位论》。他不论在资历上、品德上、学术事业的创建上都了不起。以会议的方式联合学界，发出声音是蒋一苇最擅长的。和他相比，吴敬琏是晚辈，是后继者，也是行事作风有很大差别的人。这一次会，蒋一苇虽身患癌症，但是，他的威望，号召力和人格魅力，使他依然是绝对的灵魂人物。当时具体操办会务的人如今都在，都了解情况。
67、68页，是写1976年冬，于光远找人研究问题。67页省略掉冯兰瑞、苏绍智的名字；68页加上了冯兰瑞，省略掉苏绍智。要知道，今年90岁的冯兰瑞和87岁的苏绍智都是于光远的老友，不仅是对中国思想史有贡献，而且是为自己的良知和历史选择付出了人生代价的人。此时的吴敬琏是于光远、冯兰瑞、苏绍智的晚辈。
128页，“1986年1月25日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听取‘七五’改革设想讨论会的汇报。会上，宋国青、徐景安和吴敬琏代表三个不同的‘学派’作汇报。”事实是：那天汇报的人有：体改所的王小强、宋国青；体改所的徐景安；社科院经济所的华生和吴敬琏等。王小强是体改所副所长，宋国青是研究人员，吴晓波删除王小强，留下宋国青，不知用意为何？再有，删除华生。当年以华生为首提出的资产经营责任制非常重要，并且在局部做过试点。分明是四种方案汇报，他把它说成三个学派。且不论“学派”之说成立与否，由四变三让人莫名其妙。
178页，写吴敬琏1995年12月在《改革》杂志上发表《放开放活国有小企业》的文章，这是吴敬琏与其第一位博士生张春霖合作的。吴晓波删除了张春霖的名字。
硬伤4： 贬人扬吴。
167页： “1993年6月，中央电视台《经济专家论坛》….马建堂对正在展开的‘急刹车’政策进行了解释，吴敬琏的言论则显得更为独立”。“在晚年回顾此事时，他说‘我理解，经济学家的正确角色，不应当是‘解释和论证政策’，而是对经济情况和政策作出独立的判断’，并告诉政府和公众。”在这里，吴晓波设立了一个逻辑，以对一个政策的赞同与否来判别经济学家的独立与否。然而，他自己并没有贯彻这个逻辑，当吴敬琏赞同和解释政府政策的时候，吴晓波没有得出不独立的结论。更有问题的是，在同一页上，吴晓波两次用对比的方式表现“马建堂对‘十六条’进行了一番解读”，而吴敬琏与他不同。
269页，2008年1月12日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与厉以宁相比，吴敬琏的表述更具有批判性。”
用这样的对比写法，贬低他人，抬高传主，不公正。
硬伤5：轻易结论。
4页，邓孝可“成为梁（启超）最信任的爱将之一。”我曾花了不少时间研究吴敬琏母亲家族，考察吴敬琏曾外祖父名字；追踪吴敬琏外公的哥哥邓孝可的事迹。从我掌握的史料上，无法做出邓孝可是“梁（启超）最信任的爱将之一”的结论。吴晓波这样写的根据何在？如果有，理应说明。
硬伤6：编造情节。
24页，吴晓波写1956年向科学进军中的风波，“在一次党支部委员会上，吴敬琏一边做记录，一边听党支部的人批乌家培，他忍不住插嘴说‘我认为没有错，他们是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呀。’话音刚落，狄超白等人马上用手指着他，齐声喊道：‘原来你就是后台！’”。
我在《评传》中是这样写的：“在党支部的一次会议上，吴敬琏边做记录，边听支部的人批乌家培，他觉得实在是太无理、太过分，忍不住插话说：‘我认为他们没错，他们是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狄超白和林里夫早就知道吴敬琏的思想倾向，对他的态度一点儿也不吃惊，反而说：‘你就是后台。’”。
看看这两段的相同和不同。内容和用字大体相同，只是，吴晓波加进了想象，出现“齐声喊道”的戏剧场面，降低了传记的可信度。
硬伤7：数据错误。
191页，“在此（1998年）后将近10年的时间里，……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则始终低于3％，走出了一条高成长、低通胀的‘完美曲线’”。实际的CPI是，2004年3.9%；2007年4.8%,2008年5.9%。
116页，“1984年12月银行放贷总额比上年同期猛增48.4%”，应为84.4%。
硬伤8：轻浮推理
25页，吴晓波评论1956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党支部和团支部青年的风波时写道：“它是一批信仰社会主义理论，已有一定学术涵养的青年们，为了追求‘思想自由’所进行的一次集体抗争，尽管它最后以‘失败’收场，却深深地埋下了思想解放的种子。”事实上，那次党支部和团支部之间的冲突，没有赢家。和我们数十年后所说的思想解放没有任何关系，那是一场时代悲剧。“失败”的一方，被打成“右派”和“反党分子”，甚至失去了工作权力。吴晓波的推断，完全忽略了时代背景。
对于同一段历史，我在《评传》中的评论是：“党支部的领导人和青年人无疑都作了政治运动的牺牲品。而想给别人戴‘反党’帽子，到后来自己也被戴上‘反党’帽子，苦渡‘右派’生涯的悲剧是这些当事人事先怎么也想不到的。年轻人的内心也为之不安。但是，谁又能掌控这个局面呢？个人的悲剧是由悲剧的时代引发的。”今天重读，我仍然认为对这场悲剧发掘和阐述得远远不够。
硬伤9：微妙改动
72页，吴晓波写筹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胡乔木和于光远从全院征调了三个不同业务方向的骨干进行前期的筹备，其中包括哲学研究所的邢贲思、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丁守和和经济研究所的吴敬琏。”
我在《评传》中这样写：“社科院要成立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胡乔木让于光远负责筹备。于光远找来邢贲思、吴敬琏、丁守和先是吹了风，让他们起草意见书，后又到经济所具体谈了一些思路……。”
注意这里的差别：是胡乔木交待给于光远；于光远又找了几个人。原本，这并不是什么值得书写的大事，但是吴晓波还是用了这个材料，并做了改动，变成胡乔木、于光远从全院征调三个人。
73页，吴晓波写1979年理论务虚会，“在这次会议上，吴敬琏做了一个长篇发言……”。我在《评传》153-154页中描述的事实是：“务虚会一共分了五个组，……吴敬琏在小组会上做了一个关于大寨执行‘左’的路线的真相的长篇发言。” 在人们概念中，小组会和大会有区别。吴晓波用“会议上的发言”的模糊说法替代了小组会上的发言，经过如此微妙改动，很容易使人误会是大会上的发言。其历史重量就不一样了。
诸如此类的微妙改动，一处、两处也罢。如果在一本传记中有八处、十处，甚至更多，则不免引起熟悉历史的人们发问：这是为什么？
硬伤10：人名错置
25页，吴晓波写1956年《中国青年》第8期上，“吴敬琏、张卓元合写了《只是指责过严吗？》”。我在《评传》中是按当时文章发表时的人名顺序写的：张卓元、吴敬琏。吴晓波把吴敬琏的名字提到张卓元前面，却并没有改动同期发表的章良猷、周叔莲所写《三大“罪名”》的作者顺序。
32页，写到1959年4月，在上海和平饭店召开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讨论会”上，“吴敬琏、张卓元和孙尚清等年轻人为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充当助手和编写会议简报”。我在《评传》中写：“政治经济学组的孙尚清、吴敬琏、张卓元、陈吉元第几个年轻人担任会议记录、简报组工作。”孙尚清无论是在当年，还是在80年代改革时期，乃至去世前，他的职位和影响力始终处于领先地位。而在吴晓波这里，却把孙尚清放在了最后。
147页，写1990年7月5日吴敬琏和袁木等人就计划市场问题争论后：“在这次座谈会上，薛暮桥和刘国光也站在市场取向改革的一边……”。用“也站在”几个字，把薛暮桥和刘国光放在相对次要的地位是完全不对的。要知道，薛暮桥是改革时期最早主张市场取向改革的领军人物，并为此承受过种种批评和压力。
硬伤11：荒谬拔高
33-34页，吴晓波用一页多篇幅，写吴敬琏在1960年发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一文，将其拔高到“不但在中国经济理论界造成了轰动，甚至在国际左翼理论界也产生了影响”，“意味着一颗经济学新星兴起，吴敬琏从此成为新中国第二代经济学家中的一位标志性人物。”这篇吴敬琏自我评价很“左”的文章，恰恰证明吴敬琏的思想是需要不断成熟、不断突破、不断扬弃的，而并不标志才华和崛起。此外，吴晓波还写道，吴敬琏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理论，“为当时的执政者提供了‘灵活’的理论武器”。什么叫“当时”？当时的执政者是毛泽东；当时的国情是“大饥荒”。多少人饥饿死亡，多少党内有识之士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吴晓波无视历史背景。在那个时代有远见卓识的人物，值得歌颂的人物是那些对当时的经济制度和政策进行反省和批判的人。
硬伤12：自相矛盾
34页，吴敬琏因《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受到前辈学者的青睐和器重。”此处的“前辈学者”未指明是哪一位。38页，“孙冶方对吴敬琏非常器重，他们的经济观点也比较接近”。但是，紧接着分析吴敬琏成为“批孙”（批判孙冶方）积极分子原因时，第一点里就有《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的观点与孙冶方截然对立。前言不搭后语。
硬伤13：随意草率
283页，吴敬琏“这个在中南海勤政殿孤身出战的老者”“这个在讲台上一站就是几十年的知识分子”。吴敬琏何时孤身出战勤政殿？和谁作战？至于在讲台上一站就是几十年的说法，估计连吴敬琏本人也不会认可。
101页，“从现有的资料看，身在耶鲁的吴敬琏是第一个提出不能把改革与放权简单等同的中国学者。”仅仅“现有资料”四个字，来证明“第一个提出”太随意；再有，又有谁说改革与放权可以简单等同呢？
36页，把老一代经济学家杨坚白与张卓元、何建章并列说成年轻人；
49页，“在息县的荒芜平原上”。我随父母去的“五七干校”恰巧也在息县，且在那里生活三年。息县盛产小麦、水稻，绝非荒芜的平原。
硬伤14：大量重复
25页第9行，“按照‘反党委就是反党’的逻辑”，向下间隔4行，出现同样的句子；
35页第4行，“这本书的‘资本主义部分’只用了1个月的时间就写成了”；第11行又写一遍；
44页第2-3行，“将学部全体成员下放到“五七干校”；在15行，又写一遍；
47页最后一个自然段，仅仅间隔两行，反复出现“一天还会被斗上三四次”；
116-117页，“他们认为，通货膨胀正是经济起飞时期的典型现象，”两次出现；
难以想象，一个老练的写作者，诸如此类的重复是怎么发生的？
至此，我仅仅举出30例硬伤，实际上，书中人名单位的错误，张冠李戴的错误，时空颠倒的错误等等不胜枚举。
二、软伤
吴晓波的《吴敬琏传》，不仅硬伤累累，软伤也比比皆是。所谓“软伤”，指他在逻辑上，在传主与重要历史人物的关系上，在对传主的基本评价上，或误导读者，或歪曲历史，或言过其实的内容。 举例如下：
软伤1：传主与顾准的关系。
顾准是中国思想界的先驱已成定论。顾准对吴敬琏有过重大影响，这是肯定的。但是，讲到个人关系，在当时的经济所，除了与老一代，包括骆耕漠等人的亲密关系，在年轻一代中，顾准与张纯音关系最近，连张纯音的女儿也和顾准建立了忘年交。而周叔莲、赵人伟、张曙光等等都是顾准的朋友。在吴晓波笔下，不仅没有提及张纯音，还把顾准和吴敬琏说成一个小圈子，其他人只是后来加入的：“他们的小圈子也悄悄地在扩大，赵人伟、周叔莲和张曙光等都加入了进来。”（58页）这不是事实。如今赵、周、张等均在北京。
此外，值得提及的是，58页，吴晓波写道：“每隔一两周吴敬琏与顾准见上一面，交流各自的心得与见闻”。我在《评传》中写的是“他们一两个月见一次面，交流一下各自的见闻、读书进展和学习心得”。“一两个月”变成了“一两周”，这个变化不知是如何发生的？
212页，吴敬琏参加CCTV《对话》节目，“有人批评说：‘这个节目吹捧了一个人（指吴敬琏），这个人又吹捧了另一个人（指顾准）’，应该停播。看来吴敬琏是犯了某些人的忌讳”。我和吴敬琏及一些学生一起参加了那天的《对话》录制，随后引起的争论集中在股市像赌场的说法上。我并不知道有上述“批评”，至少，它没有在那时被特别提及。
软伤2：所谓“孤独战士”。
吴晓波《吴敬琏传》的第六部分叫“孤独战士”。孤独，包含着精神上的孤独和在社会生活中的孤独。吴敬琏的精神世界是否是孤独的，只有他自己有权力说清楚。但是，吴敬琏在学术思想领域并不孤单，他的思想和主张有广泛的支持者和同盟军，至于吴敬琏在社会生活中，相比较于众多学者，包括经济学家，距离孤独这个概念的距离绝对不是最近的。他有机构支持；媒体从来向他开放；他有学生，有拥戴者。80岁生日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持续两天，高朋满座的场面盛大，与“孤独战士”的形象相距甚远。一个学者在坚持真理的过程中被批评，和孤独并没有直接的逻辑关系。说吴敬琏的性格中，有斗士的一面。吴晓波不是第一人。但是，他夸张了吴敬琏的“战士”形象：“一个人在战斗”，“在中南海勤政殿孤身出战的老者”（283页）；“再次擂响改革的大鼓，战士已经垂垂老矣，却似乎仍有披袍再战的勇气”（285页）等等。这样的形容，给人滑稽之感。
软伤3：划派站队
吴晓波的《吴敬琏传》将中国经济学界“划派站队”，所划派别之多，是前所未见的。诸如：改革派/计划派；放权派/收权派；调控派/反调控派；改革派/保守派；极端派/温和派；左派/极左派/极右派/市场派。把经济学家之间的正常学术争论和批评都变成派别之争，变成对立面，实在是有些简单化、脸谱化。学术界本来就应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中国经济改革中的经济学家争论，并不是派别之争。
以1985年的通货膨胀问题为例。117页，“在当时的一些青年学者中，还出了一种起飞论，代表人物是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朱嘉明等人。他们认为通货膨胀正是经济起飞时期的典型现象，……如果实行了从紧的宏观政策，那就是打击和反对了改革。可以看出，当时争论的分歧之大，甚至，学术上的分歧在有些时候已被上升到政治和原则性的高度。”
我在《评传》中写的是：“此时，自由讨论的气氛良好。例如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安排了一次吴敬琏和朱嘉明的‘对擂’，各自说明自己的道理，并没有发生在后来的讨论中，经常出现的那种泛政治化倾向，把同意自己的一方标榜为‘改革派’，对方的一方贬抑为‘保守派’”。而这些情况是当年吴敬琏告诉我的。到了吴晓波这里，事实被改变了。
软伤4：所谓“论战”。
吴晓波说他写这本书的一条暗线就是在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史上,吴敬琏参与过的12场论战。他说中国经济改革是由一次次论战组成的。这种用“路线斗争史“的办法来装经济思想史，是十分陈旧的。吴晓波用“护旗的人”作为大标题，描写的却是一位永远不倒的“旗手”。
软伤5：所谓“采纳”与“不采纳”。
吴晓波在《吴敬琏传》中，一方面强调他的独立人格；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吴敬琏的政策建议是否被领导采纳。因此，“采纳”、“不采纳”成了吴晓波书中出现频率很高的关键词。这和他强调的独立是什么关系？他没有给出充分的论证。
软伤6：学术地位
虽然我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写《评传》时，已做吴敬琏研究助手三年，但是，对于吴敬琏以及整个经济学界的思想研究都相当薄弱。吴晓波对吴敬琏在当代中国经济学界的学术地位显然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多引用媒体评价给出论断，而不是经济学家的学术评价。比如，关于“市场经济第一人”的说法，吴晓波在第192页写：“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吴敬琏是最活跃，也是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因捍卫市场经济而被传媒赞为市场经济第一人”。我只知道“吴市场”是90年代叫响的，从来不知道有“市场经济第一人”的说法。既然提出了，且有据可查，吴晓波理应通过研究吴敬琏及其他经济学家的著作给予说明。而吴敬琏本人曾撰文说顾准是“市场经济第一人”，其依据是顾准在1956年所写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顾准说“由企业根据市场价格的自发涨落来作出决策”。如果这个第一人的位置没有异议的话，怎可能有两个第一人？何况时间跨度相差数十年。
软伤7：引人联想
273页，关于2008年8月的“间谍门”，有一个脚注，写道：“这一消息的首发机构是总部位于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龚方雄是美国沃顿商学院金融经济学博士，之前在北京大学读过运筹与经济学硕士，授业导师是厉以宁。据《华夏时报》的一则报道称，实际上，龚方雄和其师厉以宁的观点，是政府应该出手救市，与吴敬琏‘中国经济应该完全市场化’的观点有根本的不同。”这个脚注把不同来源、不同性质、不同人物、不同内容的信息组合在一起，甚至注入了政治元素，这势必引发人们不必要的联想，有悖知识分子的操守。
三、后果
吴晓波的《吴敬琏传》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后果，有些已经显现了。直接后果至少有：
第一，提供了一个不真实的经济改革历史图像。媒体上已经出现“吴敬琏，一部改革开放史”这样的报道。吴晓波对改革三个十年的关系没有起码的认识，对经济学界的整体贡献，包括老中青三代，缺乏概念和理解。没有一个人可以反映和代表这三十年，那是一个群像。忽视了这一点，就没有了历史感、没有了质感、没有了实感。
第二，对吴敬琏本人的伤害。改革历史尚在研究中，有很多需要重新评估的史实。包括吴敬琏本人，也会有新的有价值的东西需要发掘。而吴晓波的《吴敬琏传》之粗陋和错讹，很可能给年过80岁的吴敬琏带来难以挽回的遗憾。
第三，助长了快餐式传记的产生。以吴敬琏这样知名度的经济学家作传主，吴晓波的《吴敬琏传》开创了一个学者传记写作的坏先例。
第四，书中的史实错误，给社会留下了以讹传讹的可能。
四、回应
吴晓波在《对于诚意的怀疑，我必不能接受—答柳红对《吴敬琏传》的质疑》中指出在我的《话语权背后的责任》一文，没有对他书中的“事实、数据、论点或价值观提出异议”，本文前两部分，就是对他这一点的答复。下面是对其他几点的回应：
第一，写作时间和作品之间的关系。吴晓波讲“对我来说，用两到三个月时间写完《吴敬琏传》，不是什么有难度的问题。”为了证明自己，他提到“美国的彼得•德鲁克一辈子写了94部作品，日本的大前研一从1990年至今，共出版了将近30部作品”。德鲁克和大前研一都是具有原创性的人。他们创造性地思想，创造性地写作，因为思想喷涌而高产。而为学者作传，是完全不同的写作，需要依赖史实，需要仔细调研，需要大量采访，需要资料积累；要依据传主的思想，而不是自己的思想。顺便提一句，有一个关于德鲁克的评语：德鲁克是“在充斥着自大狂和江湖骗子的行业中一个真正的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这句话既肯定了德鲁克，又从另一个侧面给我们揭示了某种丑陋的社会现象。
吴晓波的《吴敬琏传》硬伤累累，软伤比比皆是，至少是吴晓波花时间不够、用功不足的一种证明。
第二，所谓吴晓波的原创性。吴晓波称，“我至少完成了三个原创性的研究工作：一是梳理了‘梁启超（邓孝可）—胡适（邓季惺）－顾准－吴敬琏’这条伟大的改良主义血脉”； 二是“以‘批判性精神’与‘建构性人格’来描述吴敬琏式知识分子的人格特征”；三是“我发现吴敬琏几乎见证和参与了建国之后所有重要的经济理论及政策争论，我以他参与过的十多场‘论战’为叙述的主线，结构性地描述了60年经济改革思想的衍变历程。”
先说其一，他把一部自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文化大革命、经济改革的历史牵强附会，对号入座，而没有扎实的依据和有说服力的论证；其二，吴晓波并没有向读者提供足够的“批判性精神”与“建构性人格”的特征和历史逻辑，以及支持这个历史逻辑的事实。吴晓波在书中多次提及科尔奈的名字。但是，只要读过科尔奈的自传《思想的力量》的人，都会看到，作为出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了转型时期的经济学家，什么是他应有的批判性精神；其三，他把本文前面提及的封底用语“参与了建国之后所有重要的经济理论及政策争论……”作为原创性研究，恰恰说明他对改革前三十年没有足够创造性的发掘，对后三十年也是浅尝辄止。
吴晓波还说“中国本轮改革才进行了30多年，……没有人士或机构进行有条理的、及时的整理和记录。……很多重要事件的还原已是‘一地鸡毛’”。这是想当然的说法。吴晓波有所不知，有不少人，包括机构都在研究改革史。他们埋头苦干，他们踏踏实实，他们访问、收集资料、仔细求证。我们对于中国改革的历史书写的期待将寄望于他们。我自己在过去一年多所写作的八十年代的《那些人与事》，也是一点小小的努力。
第三，关于采访。“柳红对我的另外一个质疑是，为什么只采访吴敬琏一个人。我的回答其实很简单，为什么不能只采访吴敬琏一个人？中外传记史上，从来不乏只采访传主一人、其余全靠文本资料、历史档案的传记。” 问题是，吴晓波写《吴敬琏传》并不仅仅写他一个人。所以，我的回答其实也很简单，你有权只采访一个人，但是，你无权错写他人。只要你涉及他人，就要谨慎，就要负责任。我的质疑是基于我的经验教训，是看到吴晓波的《吴敬琏传》中涉及他人的不公正和错误。
第四，所谓应景之作。吴晓波说，“《吴敬琏传》的确是一本冒险的‘应景之作’”。不知所冒什么险：是政治风险、学术风险、商业风险，还是不能严肃对待历史的风险？所谓应景，是应了中国大历史之景，还是改革三十年之景，抑或是吴敬琏80寿辰之景？既是应景之作，在很大程度上就难逃媚俗，古今中外历来如此。而背后，则是价值观的问题。归根结底是怎么看待历史。
第五，关于专业知识。吴晓波对经济改革中面临的基本课题，思想演进的基本框架，经济学家群体及其思想，了解得都很不够。所以才发生了前述例举的硬伤。这是需要学习的。而学习是需要时间的。这些年，我们看到一些非经济专业的“财经作家”采用工作室、“流水线式”的工作方法，来写作一些重大的严肃的题材，其产品之粗糙和出错是必然的，不出错是侥幸的，精致是不可能的。
吴晓波说，“历史不是一条河流，而是几条河流”。没错，但是每条河流的水，不能是无源之水。历史不可以虚构；传记所涉及的史实，不可以信手拈来，演义，扭曲，按照自己的意愿，粉刷和包装。这，将是永远不变的前提。
唐德刚先生是中国史学界的大家。他说：“胡适老师曾谆谆告诫我辈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能说十分话。……笔者不学，在个人拙作中，虽因时跻电脑时代，检索日益方便，而不愿再循繁琐史学之旧砗,然无徵不信之史学清规，则绝不敢逾越也。”
今天，我之所以站出来批评，不仅因为我和吴敬琏及其传记的渊源。更重要的是，我想实践唐德刚先生的精神，尽我所知纠正一些被扭曲的历史。在历史面前，只有一把尺子，这就是真实。所以，我和吴晓波的分歧，不是别的，是对待历史的态度的分歧。这背后，其实是价值观的问题，是良心的问题，是能不能够坦坦荡荡地立于天地之间的问题。一句话，面对历史，只有诚实和谦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