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26-27日在香格里拉召开了 《发展与转型中的制度暨吴敬琏教授80岁生日国际研讨会》，我没有参加，随后收到吴敬琏老师夫人托薛小和带给我的会议资料，其中有已耳闻的吴晓波所写《吴敬琏传》。会前会后都有人打电话来说，这本传和我九年前所写有很多雷同之处。对此，我并没有在意。恰恰相反，去年10月，断断续续地听说吴晓波在写吴敬琏传，我由衷地高兴。人物传记可以有多种版本，每个版本都可以从新的角度，依据新的史料对传主进行挖掘，为历史提供更多的思考空间。但是当我仔细翻阅这本《吴敬琏传》后，我震惊了，引发很多联想。

一

传记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史学的原则当然也是写传记的原则。传记的对象可以是大人物，也可以是小人物；可以在历史上起大作用，也可以起小作用；可以有正面的历史地位，也可以有负面的历史地位。但是，无论是数百页的传记，还是言简意赅的墓志铭，都要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经得起推敲。

2002年1月，在中国首次出版的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中，吴敬琏一本是我所写。从1998年做吴敬琏的研究助手起，我们就开始了回忆录的口述整理，那是一个没有时间表的工作。之后，吴敬琏评传的写作任务意外地落在了我的身上。虽然那时的我在学识上、知识面上、思想上都相当幼稚，但是，毕竟懂得要遵循做传写史的原则。

第一个问题：写一本传记至少要花多少时间？吴晓波是高产、丰收作家。仅最近三年就出版了：《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上、下）（2007、2008年），《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上）（2009）。在《吴敬琏传》的缘起部分，他写出来他所用的时间：2009年8-9月间，对吴敬琏做过6次采访，每次3个多小时。2009年10月，梁小民老师曾告诉我，吴晓波对吴敬琏做了20小时采访，为他写传记。我大概说过，20小时写不了传记的话。然而，事实是，在他采访之后短短3个月时间，传记不仅写出来了，而且出版了。而从媒体上看到，3个月间，吴晓波并非专事写作，还有其他事务。我以为，写一位有80年人生的经济学家传记，在十分熟悉他的著作思想、生活为人，在与传主有深交的前提下，专心致志也起码所花时间要以年计。如果我是吴晓波，我没有胆量向人们宣称所用时间之少，因为这实为羞耻之事。

第二个问题，与传主有关的人大都健在，岂能不做采访？在后记中，吴晓波感谢了一些与他本人相关的人，包括几位助理；提及：“在书中我参考了《吴敬琏》和《我和爸爸吴敬琏》两书中的部分内容，感谢柳红和吴晓莲。”除了对吴敬琏做过20多个小时的采访外，未见提及对任何一位吴敬琏的故旧、家人、同学，经济所或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同事、博士研究生、课题组成员等等做过采访。想当初，我认真做了采访：首先是吴敬琏的家人，他的大姐吴敬瑗、大姐夫唐志镛、二姐吴敬瑜，以及他的女儿吴晓莲和吴晓兰；其次是吴敬琏的同学、同事、朋友、与父辈熟识或共过事的人：周叔莲、赵人伟、荣敬本、薛小和、张春霖、张军扩、石小敏、张钰、黄范章、乌家培、胡敏、张卓元、赵筠秋、贺菊煌、李剑阁、陆学艺、姚介厚、袁中良等，还有魏加宁、华贻方、金吾伦、张志雄、刘琦岩、范世涛、王则柯、李绍光、李瑞等；第三是吴敬琏夫人周南的同事寇老师、萱老师、卢乐山教授等等。如果我是吴晓波，至少我要采访柳红，从那里寻求更宽广的探讨。据说梁小民老师给过他这个建议。

第三个问题，如何求证？从2008年12月到2009年12月，我在《经济观察报》上写专栏《那些人与事》，写的是经济学家在1980年代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故事。这个过程让我深刻体会到：小心求证的重要。人有选择性记忆，有记忆失误，有遗忘。有时为一个情节，几个受访者有几种说法，且每一位都言之凿凿。怎么判别？由此，我对唐德刚先生所说 “口述史并不是对方说什么我就记什么，还要查大量的资料来校正他们，”体会甚深。而在吴晓波的《吴敬琏传》中，似乎看不到他求证的心血和痕迹。

第四，研究传主思想及来源，给予恰当的历史地位。做传主思想研究时，还要对大历史背景，同代人以及前辈的思想做研究。我的体会是，第一手和第二、三手资料的质感完全不同。为此，我曾充分利用北京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社科院经济所图书馆，甚至关于吴敬琏外祖父参加保路运动史借用了四川的大学图书馆资料。这是一个走进的过程，找感觉的过程。曾经，对我笔下有的经济学家有成见，而当我走近他们，却有了全然不同的发现和了解，方知自己的浅薄。写史者，必须有开放的思维，不以一己之见，近此远彼。

二

1990年代以后，吴敬琏无疑是中国最有影响、知名度最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持续影响力已经20年了，这在世界其他国家是很少见的，是中国这个转型国家的一个独特现象。吴敬琏现象及其背后的深刻原因是需要探讨和解读的，我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个方向的思考。

2002年我撰写的《吴敬琏》评传出版后，我有很多遗憾，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遗憾在不断地加重。第一，对大时代把握不够；第二，对传主在历史上的确切地位和贡献占有资料不够全面，因此影响了判断和评价；第三，缺少个性深层分析等等。与此同时，也听到了批评意见，比如夸大了吴敬琏在确认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问题上的作用等等。另外，我也看到，吴敬琏孜孜以求，为改革事业尽心竭力，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进取。所以，我在2005-2006年，对原书做了一次修订，将受限制的某些历史和人物作了如实地呈现；补充了一些问题；吸取了听到的意见，增加了历史背景和较细致的脚注。然而当书稿发给三联出版社的编辑还差一点结尾时，儿子病危，一切搁置。之后是经历丧子之痛。以及个人生活发生变化，我辞去了吴敬琏的研究助手工作。今天，我庆幸我的传记修订版当时放下了。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是缘于我过去一年多的经历。

为《经济观察报》写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那些人与事》专栏时，我大约采访了60位经济学家，其中一些是数次采访。曾遇到这样一件事，是在写《经济研究》的转型时，从一位受访者的讲述中受到启发，我提出采访另一位当事人。没想到，几天后他们虽然告诉我可以去约了，但同时也告诉我，人家听说是柳红，便说看过我写的《吴敬琏》，对其中的一段历史有意见。我赶紧给赵人伟老师打电话询问，报出这位前辈的名字。赵老师一听便知，“他是指1956年向科学进军的事。”他很感慨：“唉，政治运动啊，造成了多少恩怨！”所谓“向科学进军”风波，是在经济所团支部和党支部之间发生的分歧和斗争。在这场争论中，最终是团支部“获胜”。党支部负责人被打成了“反党分子”和“右派分子”。吴敬琏、乌家培、周叔莲、黄范章、张卓元都跟我讲过，我也收集了当年《中国青年》杂志上的争论文章，原以为，对这段历史没有疑问了，从没有人告诉我团支部中也有青年因为靠近党支部，而被开除团籍，下放外地。对我有意见者，便是当年团支部中受贬抑的这一位。这令我十分不安。

我同经济所另一位老经济学家谈及此，他非常尖锐地向我指出：“有对立面时，一定要采访对立面。不能只听一面。”此外，还告诉我《吴敬琏》中另外三处问题：比如关于皇甫平的文章发表等。他说书中所写不是事实，当事人还在，人家提出来了。这样严肃的问题着实让我三思。深感写史做传非同小可，需尽心竭力，耳听八方。

三

传记无非两类，一类自传；另一类由他人写传。在他人写的传中，又分：一，传主作古，后人依赖史料来写；二，传主在世，却完全不知情地被写；三，写手和传主合作，一起推动。吴晓波所写的传属于最后这种情况。显然他是经过吴敬琏首肯，并提供内容参与修改的。于是，我不由得想到这样的问题：这样快速地推出传记，无论是从市场呼唤的角度，还是从心灵呼唤的角度，都给人以粗糙、仓促的感觉，继续和强化了“快餐”传记。

如果讲市场呼唤，中国真的需要好的传记。现在的传记市场，范围不可谓不广，古今中外的主要人物传记都可找到，但是，重复的多，综合他人的多，浅尝辄止的多，真正用新的历史视角，基于更深挖掘的资料，包含深入分析的传记并不多见。这里我想记下我参与《纽约时报》写吴敬琏人物小传的过程。那是2009年1月我在维也纳，接到《纽约时报》记者邀请做电话访问。显然，他们准备得很细致，我有问必答。没想到当我回北京后，访问又进行了三次，有面对面的，有通过长途电话的。其间，他们告诉我采访了吴敬琏数次，以及不少中国经济学家，听到了截然不同的声音。为此，他们反复求证，得出自己的判断。直到2009年9月，我接到电话，还是他们，继续在问“为什么？”。我惊叹，怎么快一年了，文章还没写出来。一份报纸的人物写作，竟然较真细致到如此地步，真让我见识了《纽约时报》的作风。

如今，吴敬琏誉满天下，年届80，撰写和出版新传都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吴晓波的这本《吴敬琏传》显然没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至少，写吴敬琏传，要触及三个问题：第一，他是经济学家，涉及思想范畴，需发掘思想演变和形成特征，做出新的贡献；第二，传主的思想局限性是什么，需要认真探讨；第三，吴敬琏是活到老、学到老、努力到老的人，传记虽然写过去，不是未来，但是，应该让人们读出对未来的关注。在传主和作者合作时，这些都是不可忽略的问题。而吴晓波的《吴敬琏传》在这三大问题上的缺失是显而易见的。而它间接地反映了传主的局限性。 　　如果讲心灵呼唤，不论是传主还是写手，都应该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和道德感，因为传主已经是一个历史和时代的符号；这本传记本身已经超越个人，应该是作者与传主心灵、时代和读者的交融，让读者解读出在传主的生平学术贡献背后更深层的东西。一个优秀的传记还应该具有反省和自我批判精神。

每一个历史人物都有他的局限性，而不应该是简单的肯定和誉美。我过去所写的评传，显然没有达到这个境界。遗憾的是，事隔八年，在传主和新的作者合作中，看不到明显的觉悟和突破。我印象中的吴敬琏，爱惜名誉有如生命。然而，这一次组合推动传记出版，给人留下诸多疑问。

四

以吴敬琏的名望，吴晓波的文名，两个人的合作使他们的话语权得以空前放大。要知道，具备这种扩大的话语权，在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中也是很稀罕的。所以，他们更应该把这种放大的话语权当作压力、机会和鞭策。因为，话语权背后实实在在地是一种历史责任。

当前，在经济和物质资源的分配上，两极分化。其实，还有精神资源分配上的两极分化。其中，话语权是一种重要的精神资源。在一个成熟的社会里，人人都有发言权，或者代语权。话语资源的分配相当均衡，难以垄断。知识分子，特别是公共知识分子与话语资源的关系至深，应该懂得维持话语权的独立性、批评性、公正性。遗憾的是，在中国拥有话语权的人和他们本身应该具备和担当的道德和历史责任常常是失衡的。

经济学家，不同于一般的人文科学家，在中国尤其如此，他们可以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影响经济的运行和制度的演进，与国计民生、民间疾苦息息相关。所以，经济学家本身对历史和道德的责任无疑应该更为强烈。

几年前我做过吴敬琏回忆录的口述实录。看了这本吴晓波的《吴敬琏传》，我期待吴敬琏回忆录早日问世，显现出他超越自己，推动中国的发展和进步的历史智慧和历史勇气。其中，也包括对自己人生道路所进行的批评和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