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复杂一年的敏感时刻，任何细微的声音都会引起不同方向的共振。两会之际，蜗居房奴、国进民退、环保低碳等话语齐飞，《中国经营报》记者就此专访了经济学家姚洋，再谈民营经济环境嬗变。此前他在《外交》杂志上发表的《北京共识的终结》引发诸多讨论，面对外界对他理念转向的评价，他表示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始终在于信仰市场。
一视同仁从金融领域做起
《中国经营报》：国进民退可能是今年最难以回避的热点，不过根据全国政协发言人赵启正的说法“改革开放30年来，国有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比翼齐飞”。他认为在很特殊的2009年，并不是国进民退，同时还提供了一些数据：工业增加值，私营企业是18.7%，国有企业是6.9%；总资产或者说资产合计，私营企业增长20.1%，国有企业增长14%；从业人数，私营企业增加5.3%，国有企业增加0.8%；主业务收入，私营企业增加18.7%，国有企业降低0.2%。最重要的是利润，私营企业的总利润增加17.4%，而国有企业-4.5%。对此，你怎么评价？
姚洋：首先需要明确国进民退并不表示国有企业利润比民营企业利润高，而且从利润的数据来看，只能说明国有企业盈利水平低；其次，数据不能光从工业比例来看，因为在工业领域国有企业比例一直在下降，而相反在服务业的金融行业中国有企业比例却一直居高不下。现在的问题在于，国有企业是通过控制金融来控制经济。当下地方政府也明白，办企业做实业会亏本，都大兴融资平台、投资公司等所谓资本运作。这样的控制对于政府来说，做得好自然事半功倍，但是以前已经有太多教训，上个世纪90年代中央政府就花大力气整顿了一大批信托投资公司；第三，政府在金融领域大规模的挺进，对民营资本自然有个压抑作用。
《中国经营报》：太阳底下，果无新事。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曾经谈过民营经济其实就是人民经济，十五大以来就提出要一视同仁、平等竞争，但他认为公有制的崇拜和对于私有制的歧视，甚至仇视，从来没有真正解决。抛开金融危机作为诱因，近些年对民营经济的政策层面也不断放开，你认为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本质上有变化吗？
姚洋：实际操作上可能相反。就一视同仁而言，别的方面我觉得还可以了，但最重要的金融领域一直封闭，民营资本无法进入。民营企业得到贷款资金支持方面还是差很多，国有企业在金融危机中的竞争力主要来自资金流比较充裕。我们好像一直认为关键性的部门一定要国有企业控制，否则就很危险——事实上，这种思路是有问题的。我们进行改革，刚把市场建立起来，就去搞“政府公司”就不对，等于政府又回到参与者角色，这些公司头几年也许不容易做坏，以后就不好说了，坏账出来，就又要重头再来。
《中国经营报》：最后可能就是回归国家超级大公司。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日前在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形势分析会上透露，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传出消息，“中央第一次明确提出要放宽市场准入，拓展民间投资的渠道，保护民间投资的合法权益。”类似观点其实也不是第一次提出了，但是一直实施乏力，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姚洋：民营企业一直处于劣势，要改变现状很困难，因为，国有企业可以借助政府、主流舆论的力量。我觉得，有的官员关于国有企业的话不应该是公仆说的话，没有明白自己生活在什么年代。其本质在于，政府控制经济从来没改过。政府上世纪90年代被国企改革等领域牵扯了精力，这几年其他改革尘埃落定，一旦手上有能力与利益，就很容易造成张五常所谓“几千个公司在竞争”。张五常认为这样很好，但是我认为后果是严重的。第一是挤出了民营资本。第二是腐蚀了我们的政府，政府应该是中性、提供公共服务的角色，而现在我们政府是一个生产性政府，其实很多领域都可以让民间介入，比如基础设施建设，有三分之二民间之资本介入的杭州湾大桥就搞得很成功。第三，需要注意的是，计划经济时代是超级大公司，大家都在其中，但今天社会分化已经很显著，政府介入商业，强势利益集团就很可能趁虚而入，最后中国可能要走错路，90年代以来的改革也可能落空。
《中国经营报》：吴敬琏教授最近也在呼吁警惕权贵资本主义，我们需要做点什么来避免这种危险？
姚洋：对，他一直在呼吁。我觉得什么都不做危险性太大，当前最应该做的就是政府融资公司转制或者关掉。有人统计，这类公司已经高达8000多家。同时，我也很同意曹远征的一个观点，就是允许私人资本进入金融业，可以从开办不吸储的贷款公司开始，甚至可以更进一步，允许它们吸收企业的存款，这样可以有一定创造信用的效应。从吴英案就可以看出，民间有强大的资金需求和投资需求。
警惕强势利益集团乘虚而入
《中国经营报》：你多次引述奥尔森的关于分利性利益集团的观点，谈改革初期的中央政府属于中性政府。现在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关系好像更接近80年代，但是好像方向不同。
姚洋：对，从某种意义是的。其实都是博弈关系，中国这么大，其实自古以来都没有很好地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地方和中央一直来回拉锯，80年代地方分权很严重，90年代收回来，现在又有一些反复。地方政府变得比较强势，只要上面稍微松动一点，下面的动机就非常强烈。80年代地方政府是改革的力量，取消计划、改革国企，他们都欢迎，但是到了今天，再改就是改它们自己，当然不容易改了。
《中国经营报》：最近你在《外交》杂志发表文章表示对深化改革意见。大家共识中国过去改革都是倒逼的结果，如今，有人认为改革丧失动力，对此你怎么看？
姚洋：这个没错，以前都是面对危机才开始改，但我认为现在即使不是危机，也是一个紧要关头，比如国进民退缩小了民营企业的空间；居民收入占GDP份额下降，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调查结果也显示，北京、上海、广东三地老百姓2009年的满意度比2008年略有降低，也感到生活压力在加大，可见金融危机还是有一定影响，而国家的相应政策也不是很强；另外，我们的经济失衡也暴露出来，一旦外部环境有风吹草动，内部经济就很受影响。这些因素都会促进政府重新思考。
关于下一步改革，我在《外交》杂志发的文章中也提到了，最终还是要扩大民间参与，要让老百姓说话。中国那么大，应该有从自下而上、分散性的对政府的监督，需要加强地方人大和政协的作用。现在中央政府在提倡财政公开、政务透明，但推动到下面还有漫长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