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赵大大
江苏铜山这个地方，人杰地灵。一九六四清华和我同班的就有三位。所以就称他们为“铜山三杰”。他们当中最可爱的是一位姓赵的同学，黑里透红的脸庞，一双明亮的黑眼睛总是充满了善意。当时有出著名的话剧叫《霓虹灯下的哨兵》，剧中有个“黑不溜秋”的赵大大，他就很自然地被叫做赵大大。因为我名字里有个“南”，所以成了“童阿男”。说实在，这还不算太委屈我们。可乐的是我在文艺社团同宿舍的两位：一位是物Ｏ的郑姓男生，大家就叫他“郑媛媛”；还有一位九字班的曲姓同学，东北人，黑而胖，却被叫成“曲曼丽”，那就有点委屈他们了。
三十多年不见了，总还记得他朴实可爱的样子。清华有个校友网，我偶尔也上去逛逛。发现他也常在网上出现。我就留了一个贴，跟他开玩笑：“嗨，我们还同台演过戏呐！”当然，我说的“演戏”，只是个比方。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人的一生就是一部连续剧。清华那几年，应当是人一生中难忘的岁月。赵大大的淳朴、善良，让我至今还想念他。人，都会有困难的时候。我也有过困难的时候，但我能感受到从他那里来的善意。也许，他并没有说什么，其实，也不需要说什么。
他很快就给我回了一个贴：“接着你‘人生舞台’的话题再谈一谈。任何人在‘人生舞台’上都会有所表演。我认为在‘演绎人生’这部戏剧中，作为舞台上的演员，你永远是受关注的主角，并不断演出诸多精彩的片段。我佩服你的记忆力。本人还有一个绰号，不知你是否还记得？……不过我对那个绰号还是接受的。随着疯狂年代的过去，有时回忆绰号的来历还挺有意思。”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还有一个绰号，叫“赵老机”。在那个年代，凡是对敌斗争不坚定的，就是机会主义分子。“老机”，就是老机会主义分子。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绰号，正说明他在那个疯狂年代并没有去紧跟，去说违心的话、去做违心的事。我想，这也是他人缘好，至今让人还想念他的一个原因。
刚到学校时，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件往事，是他们三位铜山老乡从家里带了一包煎饼。干得铁硬铁硬，甚至有点发霉了，他们还舍不得扔掉。每天晚上在宿舍里听他们解决煎饼的嘎崩声。让我这个“城里人”很受教育，一下子找到了同他们的思想差距。后来我在文革后期的学习班上再三“斗私批修”，始终也过不了关。当然，这是后话了。
（二）《蝶恋花》
我们班上本来有机会诞生一位超级巨星的，可惜生不逢时。她的名字很美，叫肖蝶，她的歌声更美。第一次在宿舍里听肖蝶唱歌，我的感觉是好像被雷电击中了。纯得像银子一般的嗓音，悠扬、抒情、漂亮。我尤其爱听她唱那首“蝶恋花”。苏州评弹的柔美、嫦娥的寂寞、吴刚的殷勤、人间伏虎的悲喜，肖蝶唱得如泣如诉，我们听得如痴如醉。听肖蝶唱歌的时候，我都不敢抬头看她，仿佛多看她一眼，就会亵渎了那么甜美的歌声。
可惜我们赶上了那个打打杀杀的时代。
后来我有机会接触一些港、台的歌唱明星，我心里都会感叹一句：她们哪里比得上我们班上的肖蝶啊。八九年我到美国，湾区的侨界请我吃饭，同桌的有梅艳芳。她是香港演艺界的大姐大。听她唱歌，说实话，我很失望。华丽的服装、浓妆艳抹，却掩盖不了歌声的单调和干涩，既没有肖蝶的甜美，更没有肖蝶的清纯。
在巴黎的时候，邓丽君请我们吃过饭。我喜欢邓丽君，在我的潜意识里，她有点像我们班上的肖蝶。（此处有删节）她是在眷村长大的，饭局上给我们讲了许多小时候在眷村的故事。她也来参加我们的聚会，还给我们唱了一首“小城故事多”。那时候的邓丽君，歌声还是那么甜美，但已经少了一些当年的清纯。
最近我看国内闹得轰轰烈烈的“超级女声”，真是大倒胃口。那个长得不男不女、唱得也不怎么样的第一名，居然还拥有成千上万的“玉米”。联想到我们班上的肖蝶，我心里很是不忿。我想我这一辈子还没当过什么人的FANS，要当的话就当“蝶迷”。我建议我们也成立一个“蝶迷会”，并推荐我们班上的老魏出任“蝶迷会”会长。推荐理由是老魏当年在香山英雄救过美，而且四十年了，还念念不忘。
哎，什么时候再能听到肖蝶的歌声啊？
（三）花样年华
前几天我上清华校友网，看到班上同学贴的两张照片。一张是青翠欲滴的新芽，一张是含苞欲放的花蕾。看了感慨良多，我们也有过这样的花样年华啊。就是在人生这样的阶段，我认识了苇。（我这里怕给人家添不必要的麻烦，故隐去了真名。）
第一次见苇，我这样解读她的名字：“你经常是伟大的”，其实我心里想说的是：“你经常是美丽的”。苇漂亮，善于展示自己的美，也懂得如何留住自己的美。在那个年代，就知道给自己拍一组照片，把自己的花样年华留一份永久的拷贝。这类现代女孩子才玩的一套，苇那时候就懂。而我，也有幸成为她的专任摄影师。
北京的秋天，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那时候的蓝天白云，就像我们逝去的花样年华，再也无法寻回来了。我们的摄影之旅，就在这秋高气爽中从西校门开始。西校门是我们那个年代最像样的校门，大理石的方方正正的大门，上方嵌了“清华大学”四个大字。学校迎新的车队就是从西校门开进来的。可以说，这里是我们清华岁月的起点。后来到二号楼，梁思诚大屋顶建筑风格的杰作；到大礼堂，罗马式的圆拱和每一块砖，据说都是从美国运来的，支付的是“庚子赔款”；到二校门，清朝皇家园林的遗迹，后来在文革中历尽沧桑；在这几个“封、资、修”的典型建筑前面，她摆出各种POSE，或玉树临风、或婷婷玉立，我想专业模特也不过如此。
当我们转到图书馆前时，发生了一幕我终身难忘的场景。一位高年级的女生走过来，可能是苇在代表队的学姐，她笑嘻嘻的朝我瞟了一眼，然后对她说：“来，我给你们俩照一张”。我心里一阵慌乱，紧张地准备听从召唤。只见她娇嗔地推了一下学姐，但当面对我时，不，是面对镜头时，已是一脸严肃。我不得不从慌乱中平静下来。
前几天，一位在巴黎熟识的四川女孩来湾区看我，说要在我公司前面留个影，于是我照办。她说还要同我合个影。我略为有点犹豫，她就一下子把我拉过来，紧紧地挎着我的胳膊，小鸟依人地贴着我，把脑袋往我肩膀上一歪。这时候，闪光灯亮了……
那一刹那，我脑海中又浮现出当年学校图书馆前的场景。
（四）婚配概率
介绍了我班女同学中唱得最美的和长得最漂亮的，今天再介绍两位：最能干的和最聪明的。
最能干的叫崔佑民。文革后期我们去门头沟清水涧劳动，她是我们的班长。在那个年代，她属于天生的领袖人才。首先，她的生日是12月26日。因为时差的关系，那一天在西方是12月25日——圣诞节，也就是说，历史上的这一天先后诞生了三位人物：耶稣基督、毛泽东、还有崔佑民。其次，我记得她脸上也有一颗痦子。相书上说，人有异相者贵。如果这颗痦子长在下巴中央，那就贵不可言了。再看她的名字，“佑民”对“泽东”，对得多工整。虽说我的名字“润南”同他们也有一对，可惜我早生了两天，而且脸上也没有痦子，所以只好出局。
最聪明的是张绮荔。我记得她的学号是640031，恰好排在我的前面。64是我们的入学年份，清华土建系那年从上海招了29个人，学号从640031排到640059；在同一地区学号是按高考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列的。也就是说，张绮荔是那年从上海考到我们系的女状元。清华那时候实行因材施教，数学和外语两科她都在提高班上。
我们班上后来成就了两对夫妻，就是以她们俩为主。
我的一位作家朋友，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婚配概率》。大意是说：大部分中国男人多少有点大男子主义。所以找对象的时候，眼光会下意识地向下俯视。如果把男、女各分成上、中、下三等，那么上等男人就会找中等女人；中等男人就会找下等女人。最后上等女人和下等男人便没有出处。前者往往会成为“第三者”；后者有办法的便会去红灯区；没办法的就会倾向性犯罪。这都应当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课题。
我发现也有例外，就是上等女人找了上等男人，一般都是非常幸福的结合。但这需要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女方要主动。因为男方一般有上述的心理障碍。俗话说：“女求男，易如捅破一层窗户纸；男求女，难如推倒一座山”。但在我们那个年代，敢于采取主动的女生实在凤毛麟角，她们一般都非常出类拔萃，或者有杰出的领导才能，如崔佑民；或者是绝顶聪明，如张绮荔。
前几天在清华校友网上看到她们贴了一些全家的生活照。其乐融融、感同身受。尤其是张的夫婿在井冈山的留影，一派神闲气定的富态，同我记忆中的那个在有点雀斑的鼻梁上架付眼镜的小男生相比，几乎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这一切显然要归功于张绮荔的调理。我不由得暗自感叹：怎么没有第三个出类拔萃之辈，也来捅一下我的窗户纸啊？如有这样的机会，我的一生也许会是另外一种精彩。
机会这种东西，可遇而不可求。还是认命吧。
我的窗户纸，最后还是让人捅了一下。
（五）谁捅了我的窗户纸？
美国有个畅销书作家，斯宾塞.约翰逊，写过一篇非常有哲理的寓言：《谁动了我的奶酪？》。中国一位名导演的前妻、也算是大家闺秀，写了一篇《谁睡了我的男人？》。我没有前者的深刻、也没有后者的粗俗，所以就写这篇《谁捅了我的窗户纸？》。
我不喜欢悬念，所以先告诉你们答案：是王前。
我在文艺社时，负责《新清华》文艺副刊的编辑。编辑组有十位秀才，笔头都很来得，其中只有一位女生，叫付烈。她是自九的，和刘涛同班，也同宿舍。有一天我去她们宿舍找付烈借书看，恰好她们下课回来。仿佛众星捧月一般，刘涛在同班女生簇拥下迎面而来，那份雍容华贵、那种仪态万方，绝对是清华校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我看呆了，那傻样，就像蛤蟆仰头看到了天鹅。当年楚霸王见到始皇帝的车辇，很有出息地说一句：“大丈夫不当如是耶？”我却只会很没出息地咽口水。
后来文革了，刘涛家里倒了霉，就搬到她生母王前家住。付烈和刘涛算是闺中密友，和我则有姐弟之情，似乎不确切，这样比方吧：我们一起读狄更斯的《大卫.考伯菲尔》，她说我是那个考伯菲尔，而她要做安尼丝，是我的“吉神”。有一天，我的“吉神”向我通报：她打算不理刘涛了。我问为什么？她说班上同学都不理刘涛了，她再保持联系，压力太大。我说不可以。她问为什么？于是我说出一番道理来：“其他同学不理刘涛，对她没有太大的伤害；你要不理她，对她将是极大的伤害，因为你们原来是朋友。朋友就是要在患难时见真情。”
这傻丫头，一不小心把这话告诉了王前，后来她也为此后悔不已。那时候，付烈常去王前家，主要还是为了帮我借书。王前家有许多内部书，我读了一本又一本，仿佛掘到了金矿。有一天，王前问道：“小付啊，你老往我们这里跑，不怕别人说你同我们划不清界线吗？”小付老实回答：“我也怕过，后来一个同学对我说……”
王前非要小付带我去见她。付烈犹豫再三，才告诉我来龙去脉，还暗示我最好别去。我说没什么，而且很高兴能直接去借书了。王前家在社会主义学院（好像是在魏公村和白石桥之间）。当年，我那小样还说得过去，谈吐也不俗。王前见了，满意之情溢于言表，对我热情得不得了。有一次很晚了，还不让走，终于碰上了学院保卫处来查户口。
王前当时的丈夫是聂真，大名鼎鼎的北大聂元梓的哥哥。妹妹是大造反派，哥哥却是大黑帮，那时候已被专政在外。黑帮家里来了生客，那还得了。于是被扫地出门。很晚了，回学校已不可能。刘涛就陪我一起在漫天黑夜里寻找栖身之所。后来在西直门火车站的候车室，我们度过了第一个“良宵”。
我再去王前家的时候，她先道歉，说有件事没有先征求我的意见，她已经做了。王前给学校领导，当时的工宣队，写了一封信，宣布我是刘涛的男朋友。
我的那层窗户纸，就这样让王前给捅破了。
（六）偏向绝处飞
窗户纸让王前这么一捅，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要说让人“跌破眼镜”，那时清华园里应该满地都是眼镜碎片才对。我却不得不面对如山的压力。
首先，我必须解释清楚为什么要找最大走资派的女儿？应对稍有不当，我便可能被置于万劫不复的绝境。我冷静地评估了一下局势，认为最恰当的应对是披上灰色外衣，作消极状。我从《红楼梦》里挑了一首《好了歌》，来做自己灵魂深处的挡箭牌。但党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哪里混得过去。一次又一次斗私批修、触及灵魂，都过不了关。我则死守《好了歌》的底线，不敢后退半步，因为退一丁点，就会是万丈深渊。就这样一直僵持到毕业分配。
想知道我当时的灵魂深处吗？我从来就不相信刘头上的那三顶帽子。我读过《斯大林时代》，序言里有这么一段：布哈林等被斯大林处决的反党分子后来都平反了。平反的理由就是当年安在他们头上的那些罪名，因为那些罪名太荒谬了。（全凭记忆，所以不加引号）当时我对刘涛和她的弟弟、妹妹说：“不会超过二十年，你们父亲的问题肯定能平反”。这多少给他们带来了一些安慰，但更多的是对我说法的怀疑。
我的那些异与常人的判断，大部分来源于读书。我读马恩列、毛泽东、鲁迅，也读《史记》、《通鉴》、诸子百家；读《红楼》、《老残》、巴金、曹禺，也读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雨果、巴尔扎克、狄更斯、司汤达、欧.亨利。在王前家里，更可以读到当时所谓的内部书：《第三帝国的兴亡》、尼克松的《六次危机》，还有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我还发现了延安时期出版的《毛选》，一下子就看出新版时动了哪些手脚。还有《曾文正公全集》，还有上百本的《文史资料》……我读书的速度极快。有人读书是逐字扫描，那叫精读；有人是逐行扫描，那是通读；我是逐页扫描，这是古人所说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其实一本书里精彩的亮点，就那么几处。书读多了，这些亮点就会自己跳出来。我看隔壁班级的网页上正在玩3D画，我眼睛一眯就能看到海豚亮亮堂堂地跳出来，那都是读书炼出来的本事。
友谊宾馆前本来有一块三角地，大约在王前家和学校的中点，那是我和刘涛初次相约的地方，后来我们常在此处交换我要读的书。刘涛的女红极佳，她会把我尼龙袜上的破洞织补得天衣无缝，还给我织了一件明黄色的线衫，算是赏了我一件“黄马褂”。周末，我就去王前家，她会用黄油烤馒头片招待我。那个年代，居然还有黄油！这些点点滴滴的温馨，多少缓解了我所承受的压力。
王前十七岁嫁给刘少奇，十八岁生刘涛，所以当年也就四十出头。她年轻时一定极漂亮，那个年代，还一头乌黑的长发，皮肤白皙如玉，精巧的鼻子稍有一点鹰钩。她待我极好，还迫不及待地安排我们生米煮成熟饭。本来是天鹅折翅，现在倒害怕起癞蛤蟆长翅膀飞了。唉，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她和刘涛还喜欢写点小诗、联首绝句什么的。我不太懂平仄、韵律之类的规范，但偶尔出手，倒也让她们不得不刮目相看。我填过一首词，“偏向绝处飞”，调寄《冰调歌头》，这是我自创的曲牌，因为比《水调歌头》多两个字，故名。
昨怨鹊桥短，今恨银河遥。
寒夜漫天雾绕，初会三角岛。
同是混世先知鸟，比翼何必曾同巢，双飞上九霄。
偏向绝处飞，心比天还高。
相聚欢，别离恨，虎狼嚎。
狠心相逼，一腔怒火冲天烧。
痴情两相依偎，无语泪湿双襟，驿站度良宵。
谁言冬夜长，神鸟啼破晓。
（七）疯狂年代的荒诞故事
现在的年轻人，大概无法理解我当时所受的压力。那是个疯狂年代，充塞了诸如此类的荒诞故事：一个人随便在一张废报纸上打一个叉，让人拿起来对着阳光一照，背面恰好是领袖像，立即就会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抓起来，先批斗一番，然后交群众专政；阎连科的中篇小说《为人民服务》里，打碎了一尊毛的石膏像，那就是天大的政治事件。阎先生却把荒诞演绎成男欢女爱的荒唐，那是在痛定之后，对疯狂年代的嘲讽和调侃了。
而在我所处的那个疯狂年代，在荒诞的后面是恐怖。和最大的走资派攀亲，最起码是政治上划不清界线，更可能是包藏祸心。如果我那首小词爆了光，那就死定了。什么“混世”、“冬夜长”，那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污蔑！什么“虎狼嚎”、“狠心相逼”，那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丑化和诋毁！什么“偏向绝处飞”、“心比天还高”，更是自绝于人民、向共产党猖狂进攻的反革命宣言！
当时我把所有的留有文字的东西：日记、书信、手稿……统统烧掉了，不留一星半点残渣余孽。虽然这帮我练成了一付好记性，但现在老年痴呆了，没有片纸只字可供参考，写起东西来就分外吃力。当时我绝不是惊慌失措，血淋淋的教训就在身边。我们系一位青年讲师，因为老婆的一封同朋友聊家常的信，就被打成了苏修特务。
刘老师当年也算是出类拔萃的青年才俊，曾被选派到苏联留学，拿了学位、娶了苏联姑娘丽达，一同回到清华教书。育有非常可爱的一子一女，如果不是文革，他们一家的生活幸福得就像涂了蜜。文革来了，老婆是苏联人，那就可能是苏修特务。当时人们的思维方式就这样直截了当、简单明了。于是就被隔离起来办学习班，这有点儿像现在的“双规”。莫须有事，刘老师自然不会承认。于是就抄家，发现丽达和中山大学一位当年一起嫁到中国的同学有通信。于是内查外调到了广州，请那边帮了抄家，发现了丽达的一封信。非常普通的一封家常信，女人之间的私房话：如何相夫、如何教子。还交换点如何让丈夫听话的心得：适时地发点小脾气、床绨间使点小花招，让夫君乖乖的就范。专案组的人如获至宝。
下面的故事就十分丑恶、甚至是十分下流了。专案组把这封信掐头去尾，把丽达讲御夫经验的那一段拿给刘老师看：谎称这是丽达给她的KGB上司的述职报告，当时是如何把你拉下水的。丽达已经彻底交待了，苏修特务一案，已是铁证如山。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刘老师懵了，确确实实是老婆的笔迹、确确实实是夫妻间的那些不为人知的琐事，难道……
精神崩溃的结果，是竹筒倒豆子。刘老师开始怀疑老婆的一切。杯弓尚且能蛇影，更何况老婆还常去苏联驻华使馆参加Party。于是蛛丝马迹，成了苏修特务的铁案。专案组立了大功，其代价是刘老师一家的妻离子散。丽达被驱逐出境，带走了两个孩子。伤心欲绝的妻子临别时坚持要见丈夫。不让见就是不让见，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
我知道，这个故事同那个年代千千万万的悲惨故事相比，太不足道了。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我身边、也因为我的处境，所以就格外记得。后来见到解除隔离后的刘老师，那种颓唐和落寞，看了都让人心痛。那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刘老师一家破镜重圆没有？我在大洋彼岸，只有默默的祝福了。
（八）屁声像山炮那么响
前些天，“铜山三杰”之一的张祥林在清华校友网上发表了一首小诗《重游清华园》，文情并茂，相当有水准。我纳闷他当年为什么没有参加文艺社的诗歌组。他的诗，让我想起了另一首诗和另一个人。那首诗是《清华园之夜》，诗的作者是边国政。当年我在校刊《新清华》上主编《清华文艺》副刊，我个人认为在发表过的所有文章中，那首长诗是最出色的。边国政是水Ｏ三的，上大课时和我们在一起。有一天，他在大课开讲前选了我旁边的位子坐下，很谦虚地递给我一叠稿纸，轻轻地咕哝了一句：“写了点小东西……”。我匆匆把它们塞进书包，因为老师在前面已经开讲了。
课余，我翻开稿子一读，立即被深深吸引了。语言的优美、流畅；意境的廓大、健康，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难得的杰作。我知道我觅到宝贝了。立马就去找负责《新清华》编辑的孙敦恒老师。孙老师和夫人小张，都是罗征启的助手。（我这里插播一段：我刚在网上发《清华岁月》，有一位叫“一得”的网友就加了一个贴：“别忘了向你的罗老师请安”。他说的罗老师，就是指罗征启。看来“一得”很知道点我的情况。罗征启是对我一生都有重要影响的老师，也是共患难的生死之交。我的三部曲《清华岁月》、《四通故事》、《流亡生涯》里，许多篇章都会同他有关。这里先简复“一得”网友，其余且待我慢慢道来。）
孙敦恒老师的性格正如他的名字，为人敦厚、处事不温不火，是清华园里难得的好人。隔了一期，文章没有发，我急忙问孙老师为什么。老孙犹豫地说：“是不是太长了？”在我看来，边国政的诗字字珠玑，一个字都不应当删。但为了发表，我还是向边转达了孙的意思。边国政很痛快，立即动手压缩了几乎一半，反倒是我在旁边心疼得直跳脚。又隔了一期，文章还没有发。我跟老孙急了。孙老师这回不紧不慢地说：“能不能让他用一个笔名发表？”我觉得好没道理，但还是向边传达了孙的意思。为了缓和气氛，我用商量的口气对他说：“……比方说，叫‘边策’？”他好像很欣赏这个提议，就痛快地答应了。
边国政是东北辽宁铁岭人，身材魁梧，肌肉发达，大脑更发达。有棱有角的方脸，架一付有棱有角的方眼镜。有东北人的痛快和粗旷，又有诗人的敏感和细腻。光看外表，很难想象那些优美的诗句就是从这颗硕大的脑袋里流淌出来的。后来我在比利时鲁文大学广场同朋友喝啤酒，看到旁边有一座著名的雕像，一个上面打开了脑袋的青铜人，高举起啤酒杯往自己的脑袋里源源不断地灌啤酒，题名曰：“智慧从啤酒杯里流出来”。我当时就联想到边国政，“诗句从方脑袋里流出来”。
《清华园之夜》在《新清华》上用“边策”的笔名发表了，好评如潮。在我的竭力推荐下，边国政也调到文艺社团成为集中队员，和我同住一个宿舍，成为朝夕相处的朋友。后来在文革当中，我才了解到当时要边国政用笔名发表文章的秘辛。
老边的家乡，辽宁省教育厅曾发过一个文件，批评清华在招生工作中只重业务，不注意政治质量，举的例子就是边国政。文件中直斥边是反动学生。理由嘛，仅仅是因为一封信。我们初到清华，在大礼堂召开迎新会，校领导同新生见面讲话。就是在这次迎新会上，蒋南翔校长说：清华培养的学生，要在二十年后的国家政治生活中起骨干作用。我们这些头脑简单的莘莘学子，听得热血沸腾。边国政对这一场景却有另类的描述，他把他的另类观察写信给他的中学同学。被他认为是朋友的中学同学，却把告发他作为自己晋升的台阶。于是就有了辽宁省的文件。
其实，边国政的信写得相当精彩。他是这样描述校领导走上主席台时的场景：“……这时候，全场奏起了军乐，校领导鱼贯而入，一个个肥头大耳，俨然中央首长一般。校领导就座之后，乐队停止了奏乐。全场鸦雀无声，安静得哪怕是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可以听见。这时候我真想放一个屁，听听有没有山炮那么响！”
如此文才、如此叛逆，壮哉边国政！清华果然能汇集天下英才。有如此学友，不枉我此生清华走一遭也。离开清华之后，边国政果然成为有成就的诗人。十五年后，他写了《对一座大山的询问》，获得当年优秀新诗创作奖。
网上各位朋友，如能找到当年的《清华园之夜》和《对一座大山的询问》，请把它们贴在网上，我这里就先谢过了。
（九）老海归的生命空白
这年头，海归是一种时髦。我的儿子万方，也髦得合时，回北京当海归了。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个老海归的故事。不，这个题目太大了，是讲他生命中不见经传的空白期中的一个片段。而我，在他生命的空白期，和他朝夕相处过一年多。
陶葆楷先生，三十年代的海归，中国创立市政和环境工程教育的开山鼻祖，清华当年的一级教授，土建系的主任。如果他今天还在，恰好一百岁了。下面是官方资料上关于他的简历：
1906年生于江苏省无锡市。
1926年毕业于清华学堂。
1929年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土木工程学士学位。
1930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获卫生工程硕士学位。
1930－1931年在德国柏林理工大学进行研究工作。
1931－1936年 任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
1936－1938年 任南京卫生署高级工程师兼公共卫生工程研究班教务主任。
1938－1940年任昆明西南联大土木系教授。
1940－1946年任昆明西南联大教授兼土木系主任。
1946－1948年任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土木系主任并代理工学院院长。
1948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进行访问研究半年，任台湾大学土木系教授。
1949－1950年任广州岭南大学教授。
1950－1952年任北京大学工学院土木系教授，兼任卫生工程系主任。
1952－1954年任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给水排水教研室主任。
1954－1956年任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土木系副主任。
1957－1959年任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兼系主任。
1960－1966年任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教授兼系主任。
1981－1983年任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研究所所长。
1992年2月16日逝世于北京。
请注意，一九六六—一九八Ｏ这十四年，是他生命中的空白，或者说，是官方职务的空白。为什么是空白？众所周知的原因，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今年是文革四十周年祭，也是先生的百年祭。要跟现在的年轻人讲清楚什么是文化大革命，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大革文化的命。吹响文革第一声号角的，是《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中首提“破四旧”，就是要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谁是牛鬼蛇神？一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是反动学术权威。根据陶先生的资历，自然算不折不扣的反动学术权威，属于被横扫之列。当年是如何批斗陶先生的，我已经说不清楚了。一是因为当时我在文艺社团，不在系里参加运动；二是文革一开始，我就被革命群众归类为“小爬虫”，被剥夺了参加运动的机会。
是在文革后期，工宣队进校之后，才使我这个“小爬虫”和“老反动权威”有了朝夕相处的机会。我们专业的学生、老师、干部、实验员，被集中在给排水实验室办学习班，一天早、中、晚三个单位的时间在一起关起门来斗私批修。根据老毛的宏论：“知识越多越反动”，所以最没有文化的工人是领导阶级；次没有文化的实验员是学习班的各级领导。陶先生是最有知识的，所以最反动；我同最大的走资派有瓜葛，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同属需要触及灵魂的重点批斗对象。学习班上每天要早请示、晚汇报。那是一种很正规的宗教仪式，要全体起立，右手举起红宝书，夸张一点的，还要用左手按着自己的胸膛，嘴里念念有词。这一段经历贻患无穷。后来我到了西方，始终不能得到神的庇护，就是因为到了类似场合，我就会毛骨悚然，把心里刚萌发出来的一点感恩心，吓到爪洼国里去了。
在这种场合，有时候我会悄悄地用眼角扫描周围的各式人等。用左手按着胸膛的，大多属于比较不要脸的，但陶先生从来不。他在我们学习班上最年长，站得却比许多年轻人还要直。陶先生是江苏无锡人，却长了那种广东人才有的前额。往后梳的已经花白的稀发，更显出额头的开阔。宽边的浅色眼镜，挺直的鼻子，有棱有角的嘴，宽而长的下巴，壮硕的身材完全没有江南人的纤细。后来在网上看到先生的雕像，形神兼具，是个好作品。在别人念念有词的时候，陶先生从来都是紧抿着嘴，厚镜片下那双深邃的眼，仿佛看着尘世以外的地方。他在琢磨些什么呢？也许，他正在琢磨如何提出适合国情的雨量计算公式？一九七五年，陶先生的这一科研成果被用于我国给排水设计的规范。七五年，正处在先生官方职务的空白期。职务空白了，但先生对事业的求索并没有空白，对科研和教学的奉献并没有空白。
给排水和公共卫生环境工程，实际得无法做意识形态的文章。对先生的批判，就沦为对人格的诋毁：陶葆楷，你这个反革命两面派！我们这里铁证如山！所谓铁证，说的是陶先生自己抽烟，也给实验员递烟。先生身上常揣着两包烟，便宜一点的劳动牌放在外衣口袋里，贵一点的大前门放在内衣口袋里。给人递烟的时候，从外边掏；自己抽烟时，往里边摸。这种小技巧，怎么能瞒得过革命群众雪亮的眼睛？于是就成了大批判的素材。
像这类荒谬的大批判，后来我还遇到过一例。摘帽右派李工，有三个孩子，老大李麦，老二李稻，老三小名豆豆。文革中被揪出来批斗，一位老工人对他的批判义正词严：“李ⅩⅩ，你满脑袋资产阶级臭思想，给孩子取名都是大米、白面，都是……细粮。”李工很有点幽默感，抬起被强按着的头，反驳了一句：“我们家老三叫豆豆，大豆可是粗粮。”全场粲然。
今天来说这些荒唐事，已有隔世之感。新海归们，又络绎于途了。希望他们一路走好，不会再遇到当年的荒唐，不会再有生命的空白。
（十）蒯大富和胖老头
蒯大富在清华文革中可是大大有名的人物。“蒯司令”的名头，在当年可说是“如雷贯耳”。在他“响当当”之前，我就认识他，还同他打过交道。
蒯大富是化九的学生，也是校广播台的编辑。我们一起参加过一次座谈会。主题是批“三家村”，这是文革这场大戏的序幕。“三家村”，本来是晚清小说《何典》中一个虚构的村庄名。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位在北京市有点名头的人物，从一九六一年起在他们自己掌控的刊物《前线》上，开了一个“三家村”专栏，轮流发表了六十多篇文章。用谈天说地、摆龙门阵的形式，对老毛造成大饥荒的错误竭尽借古讽今、指桑骂槐之能事。我记忆其中有一篇“白开水最好喝”，讽喻老百姓穷得只能喝大锅清水汤；还有一篇“专治健忘症”，讽刺老毛忘了自己说过的大话，要用狗血淋头才能使之清醒。毛是何等人物，岂能看不懂这三人的春秋笔法，弯弯绕还能绕得过他？要收拾刘少奇，必须扳倒北京市委这个独立王国。先收拾了彭真门下这些“小爬虫”，出出心中隐忍了多年的这口恶气。所以未及文革正式开场，就先拿他们祭刀。
我们当时虽然闹不明白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但也闻到了一点味道。老蒯和我各写过一篇批“三家村”的文章，所以一同去参加座谈。《新清华》上要发会上的发言纪要，其中有蒯大富的一小段，我拿了校样找他核准。他非常认真，把这一小段扩充成一大段，看来他相当重视此类出头露面的机会。当时我有点看不惯他的那种“臭显”。也许，正是这种性格，所以他才能成为大造反派。
在我记忆当中，蒯大富之所以反工作组，纯属偶然。他原来是对工作组的光美同志无限信任和崇拜，希望有机会向她直接汇报工作。工作组随便派了一位女同志接待他。王光美当年也算是公众人物，许多人都看过刘少奇访问印尼的记录片，其中王光美的优雅风度倾倒了一大片，也让另一个女人妒忌得抓狂。老蒯这个土老帽显然没看过这个记录片，才会把随便一个什么女人当成王光美，絮絮叨叨、推心置腹地汇报了一大通。后来发现表错了情，一种受欺骗的感觉让他恼羞成怒，认定这是工作组的大阴谋，于是就反起了工作组。这一路反下来，又得到那个抓狂女人的利用和支持，就这样成了蒯司令。他们后来的一个合作项目，就是在清华园揪斗王光美。
工作组对蒯大富排山倒海的批判，则是把这小子太当回事了。老蒯当时的抗压能力和伶牙俐齿，确实也让我们佩服。我亲历过老蒯和一个胖老头辩论的场面。记得是一九六六年六月的骄阳下，我在大礼堂前的大字报区转悠。见到一堆人围在一起，伸头一看，见老蒯正吐沫横飞地与一个胖老头辩论。
“你叫什么名字？”胖老头气势凌人。
“蒯大富”，老蒯可不怯场。
“瞧你这个名字，就是资本主义的！什么大富……”胖老头先声夺人。
“不！我这个名字是社会主义的。”蒯大富理直气壮。
“？”老头瞪眼。
“资本主义是小富，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大富！”老蒯得理不让人。
“好！”观众中有人起哄。
“你认为自己是左派？”胖老头反守为攻。
“这我不能自封。”蒯大富谦虚了一下。
“革命者要勇于承认自己是左派。”胖老头开始设套。
“那我就是左派。”老蒯当仁不让。
“希望你不要做左派中的左派，左过头了，就成了右派。极左和极右是相通的。”老头这句话算有点哲理。说这句话时，他用双手在空中划了一个圈，左手划到最高点，就和划到最高点的右手碰上了，还挺形象。
……
“你叫什么名字？”老蒯要老头留下姓名。
“不能告诉你，你以后会知道的。”胖老头耍赖。
（此处有删节）
后来蒯大富得了女儿，据说取名蒯小穷。
我同蒯大富后来也有一点瓜葛。他的跟班、人称蒯秘，后来当了我的跟班，自称“老贼”的段永基，把四通的家业败得一塌糊涂。有人说是他的名字就注定了要断送四通永远的基业。老毛就懂得身边要安一个“东兴”。老蒯和我在这一点上，就嫩得太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