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大国，政治大国。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学者，应该有文化大国的心态和思想准备，通过与西方强势文化的对话和交流，向世界贡献出普遍的理论和价值观。这就是我们现在应该倡导普遍主义的根本理由。

“当今中国哲学”是指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哲学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国哲学研究取得显著进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树立了学术标准，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从唯物论和唯心论“两军对阵”的解释模式中解放出来，哲学研究的领域和规模大大扩展，等等。然而，哲学一级学科之下八个二级学科的设置，包含有“二级学科”相互分离、阻碍哲学对话、批判和交流的潜在危机，而对话与交流对哲学的发展恰恰是至关重要的。当前的中国哲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中西哲学是趋同还是趋异？对传统的和现实的意识形态是守成还是批判？中国哲学发展方向是地域哲学还是世界哲学？从理论上说，这些问题都与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争有关。

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争可以追溯到马克思·韦伯的《中国宗教：儒家和道教》一书。他认为清教的价值观是普遍主义，并以此为尺度，批判中国文化的“特殊主义”。他不会想到，他的评价在80年以后完全被颠倒过来。普遍主义被后现代主义解构为西方中心主义的虚构，而只有越来越特殊的价值标准和真理标准才是有效的，可行的。当代中国的特殊主义有一新名称，名曰“中国特色”。对“中国特色”之类的提法不能一概而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但不能把它庸俗化，动辄以“有中国特色的xx理论”标榜。现在中国学术界，不管是地域的、本土的文化研究，还是世界性的通行理论研究，纷纷以“中国特色的xx理论”相标榜，被作为廉价的标签贴在人文社会学科中几乎每一个学科上，这不啻在哲学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内，都放弃了理论的普遍标准和普世目标，这是不正常的，狭隘的。我们不妨把中国思想家和犹太思想家相比较：二者都有古老的传统和强烈的文化认同感；但犹太思想家为一种世界使命感所激发，总是在探求普遍的真理。如果他们也致力于所谓的“有犹太特色的”理论，那么，人类大概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了。

在中国学术界盛行的特殊主义与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有关。安东尼·史密斯在《国家的种族起源》一书中指出，“二战”后的民族独立运动一方面是反殖民主义的正当结果，但另一方面，矫枉过正，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发展出“国家主义的种族文化”。它的特征包括：强化种族文化的集体认同感，宣扬种族共同的古老祖先和血统延续的神话，民族中心感和民族优越感，文化精英的传统主义和民众动员，等等。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一直有一种流行观念，认为中国的传统是特殊的，文化是特殊的，思维方式是特殊的。如果说，几十年前的文化保守主义因为知识的不足而以此为真，不足为怪。现在，国际学术界对人类的起源，特别是现代智人的起源，对远古人类的迁徙以及造成的群体、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已经有大量研究。在这样的理论条件下，中国仍然有大量的学术研究来“证明”，中国人的特殊性历史漫长，从几十万年前的“北京人”，甚至几百万年前的“蓝田人”、“元谋人”起，就有了特殊的中国人种和文化。把延绵不绝的中国文化传统的起源推到几十万、几百万年前，那就不止是文化保守主义，简直就是“文化腐朽主义”了。二十年前，鲍勃·吉尔多夫一曲“我们是世界，我们是孩童”（we are the world,we are the children），曾经唱出了时代的强音。但时至今日，我们到处听到的，却好像是这样的不和谐声音：“我们大中华，我们最古老”。

在当前中国的哲学领域，极端的特殊主义有种种表现。表现之一是全面反全球化。出于害怕和拒斥全球化的心态，一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帝国主义论与“后殖民理论”结合起来以动员大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似乎忘记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反全球化只是“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马克思如此描述经济全球化：“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他如此描述文化全球化：“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为公共产品，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他如此描述全球化的后果：“它使未开化的和半开化的国家隶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隶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隶属于西方。”马克思并没有从道义上谴责全球化，而是正视它的后果，从世界历史的高度，评价全球化的历史进步作用。

在西方哲学领域，一些时髦的学人热衷于后现代主义对西方传统的批判，包括其对普遍的真理观和价值观的批判，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对他们来说，所有这些批判都是在赞同文化特殊主义和关于价值和真理的相对主义。他们非常自豪地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找到后现代的特殊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路径。“西方后现代就是中国的前现代”的格言，影射出西方激进批判主义与中国传统的保守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

在中国传统哲学领域，有识之士一直在反驳黑格尔关于“中国无哲学”的无知论断。但是，2001年，德里达在访问上海时说了一句话：“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却扭转了争论的逻辑。那些否认中国哲学“合法性”的人和德里达一样，认为没有一般意义的哲学，哲学不过是西方人的发明，中国人要防止中国古代思想落入“哲学”的窠臼，要以无哲学而自豪。这种观点即使与“五四”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相比，也是一种倒退。比如，王国维尚且承认“中国古代没有哲学之名，但是有哲学之实”。冯友兰早在1948年就提出了“世界哲学”的概念，认为哲学发展的方向既不是西方哲学，也不是中国哲学，而是世界的哲学。这也符合马克思的哲学观。马克思对未来哲学的预言是，“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正在世界化，而世界正在哲学化”，哲学思想“以世界公民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普遍主义并不是一种已经完成了的东西，而是需要我们去建构，去创造，去在历史中努力实现的东西。四百年前，当西方文明第一次传播到中国时，经过激烈争论，中国人首先接受了来自西方的数学、历法的普遍价值，但以“西方算学起源于《周髀算经》”作为心理安慰。19世纪后期，同样经过反复较量，中国人接受了西洋器具的应用价值，但以“中学为体”为核心价值。20世纪，中国人接受了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普遍价值；改革开放后，又接受了市场经济和管理科学的普遍规则，但在人文社会学科的很多领域，特殊主义反弹，与过去的文化保守主义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岂非咄咄怪事。特殊主义有一个逻辑：起源于西方的思想就是西学，起源于中国的就是中学。这种“起源决定论”不符合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事实。事实证明，不但来自西方的思想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和社会面貌，中国思想也在西方产生了影响，比如，对18世纪启蒙运动有很大影响。近一百多年来，西方对中国的影响确实比中国对西方的影响要大，但这是中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上的落后状态所决定的。现在，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大国，政治大国。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学者，应该有文化大国的心态和思想准备，通过与西方强势文化的对话和交流，向世界贡献出普遍的理论和价值观。这就是我们现在应该倡导普遍主义的根本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