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致林毓生
前后不过十年，这里的文化衰败和人的素质下降就这样迅速，我不禁想到赫尔岑那样的问题：“这是谁之过？”
毓生 先生：
早就想写封信给你，但未得便。最近春节临近，照料张可的护工又走了，使我为之手足无措。你那篇文章的事，前在电话中已详，不赘。
这里乏善可陈，令人郁闷。现和你谈点文化方面的事，去岁十二月中旬，几位热心朋友倡议在上海美术馆举办一次“清园书屋笔札展”，我同意了。展品是我用毛笔书写的拙著中的各片段，每幅二百字上下。目前媒体上所报道的文化活动不是为了炒作，就是带有广告性质。充斥在报纸、杂志、戏剧、电视、舞台上的，大都是一些低级庸俗的文字和图像。我已经老了，没有力气再做什么事，我想通过这次展览，也许多少可以显示出一种和只顾向钱看的消费主义和娱乐文化有所不同的文化氛围，但是我失败了。展览会办了约半个月，参观的人不算少，然而多半是来看热闹的，能够体察我那点用意和苦心的，恐怕为数寥寥。我放了留言簿在展览会上，希望来参观的人都能留下几句话。留言簿倒是写了不少，说好话的也很多，但也有不少人只是写下“某某某及其女友某某某到此一游”，或画上一颗心，某某某及其女友共同签名。自然也有人写出一些真实的感受，这只是少数。翻了几次留言簿，真是啼笑皆非，使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袭上心头。
如果你翻阅一下我送你的那本《清园书简》（有一封我给你的信），你就可以发现大约是十年前，我被出版社邀请到新华书店签名售书。我意外地发现，那些读者都是在人生、文化上有着追求的，他们的求知欲很强，品味也比较高，决不像展览会留言簿上所反映的那么无知、低级、庸俗。仅仅前后不过十年，这里的文化衰败和人的素质下降就这样迅速，我不禁想到赫尔岑那样的问题：“这是谁之过？”作为一个知识者，我们自然是有责任的。但这不能仅仅责怪知识者，这是我以前跟你说过的那种决定文化导向的力量所造成的。每一想及此事，真是令人悲从中来。我已入耄耋之年，一无所求，但是想到我们的后代，想到我们悠久的文化传统，倘听其毁于一旦，实在是于心难堪此劫。你是我的知交挚友，这些话也只有和你一吐为快了。
王元化口授
二○○五年三月二日
林毓生复王元化
虽然无人能够预知未来，我个人的感觉是，韦伯的悲观，看来是要不幸而言中了！
元化先生道鉴：
前几个月收到您三月二日来函的时候，当读到上海美术馆举办的“清园书屋笔札展”留言簿上有人写道：“某某某及其女友某某某到此一游”，或画上一颗心，“某某某及其女友共同签名”，不觉哑然失笑。这些年青人不自觉的低级趣味所呈现的文化庸俗化现象，在港台的年青人身上随处可见（当然，也有例外），在那边，大家好像已经见怪不怪了。
目前塑造年轻人“无意识”与“无品味”的最大力量，是媒体的与政治的炒作。各国制度尽管不同，许多年轻人趋向享乐，趋向低俗的情况，大同小异。我本来以为欧洲历史比较悠久，文化底蕴比较深厚，对于人性物质化及动物化的浸蚀，应该比较能有较大的抗拒力。但，事实不然。欧洲文明世俗化，物质化与动物化的程度，有些地方比美国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非西方文明，一旦遇到了史华慈先生遗笔中所指谓的当代西方“排它性物质主义的宗教（the exclusive religion of materialism）”，虽然各地反应有些不同，但都显得招架无力，其精神传承都被这股强劲的力量排挤了。（伊斯兰教的势力范围，看来反西方的力量似乎很大。事实上，他们反西方的劲头与物质生活的贫困和封闭，很有关系。那些受到资本主义经济较多影响的地区，如黎巴嫩，就不怎么反西方，其人民的生活反而变得相当物欲化了。——恐怖分子的情况暂且存而不论）
全球化的经济，一方面给世界各地的许多人带来了生活的改善和便利；但，另一方面，各地互通有无的经济，使得整个世界变成了市场，一切以赚钱为目的，精神、境界、格调、品味当然都顾不到、谈不到了。
人在资本主义笼罩之下，只有异化之一途。早期马克思，受到了黑格尔的影响而形成的这项对于资本主义病态的理解，确是看到了真相。不过，他后来提出的解决办法，却是建立在历史具有进步性的假设以及科学主义的迷信和乌托邦的想像之上，则显得太过天真！就十九世纪以来的历史来看，进步与退步是同时向相反方向进行的。自然科学、工程、医药等与时俱进的同时，人文与社会生活明显地是在退步！马克思思想无法解决问题；针对资本主义产生人的异化问题而言，世界上其他思想家也都尚未能够提出真正有效的解决办法来，人类正处于“无解”的状态！（适当、有效的思想还需要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的配合，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不过，思想终究是不可化约的诸多相关因素之一）
我的看法，并非我的发明，基本上是从韦伯的思想推演出来的。韦伯之所以比马克思深刻，主要是由于他对人类的未来感到悲观。所以，他不可能陷入一厢情愿式的天真。悲观使他无法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可也不会制造学说，带来灾难。从韦伯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所主导的社会，其最大的特征是，它赖以发展的“工具理性”* 有自我推展至极致的内在动力。这种内在动力排斥一切阻挡、抑制其推展的思想、文化、道德、社会素质，使它们无法产生效用。换言之，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之中，大家为了赚钱，会绞尽脑汁，想方设法，以达目的；至于这个目的是否是理性的，是否应该有所节制，由于资本主义本身自我喂养的特性，是无所顾及的。
因此，“工具理性”愈发达，“价值理性”愈萎缩。结果是，用韦伯常喜征引德国诗人Friedrich Schiller的名句来说，“世界不再令人着迷”（“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一切均可用“工具理性”来处理，人间的活动自然均将物质化、动物化了。
韦伯所形成之资本主义的异化观，其所以比黑格尔、马克思的异化观更为深刻，恰恰是因为他认为它本身没有自我超脱的能力。异化了以后只能继续异化下去。这样的异化最终切断与“超越”的联系，而人的精神和呈现道德与美的品质的境界与格调，必需与“超越”相联系才能有源头活水。而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异化观，由于深信“正、反、合”的逻辑，则蕴涵了自我超脱，甚至自我超升的能力。
虽然无人能够预知未来，我个人的感觉是，韦伯的悲观，看来是要不幸而言中了！
这封信起草了几次，都不能成篇，主要是因为想到人类的未来，心情甚为沮丧，而自己除了肯定韦伯，也并没有什么新意可陈。当然，韦伯处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正当西方文明灿烂的正午刚过，但却已开始露出败像的关口，心情是复杂的。他一方面，看到过什么是真正美好的东西，另一方面，却也已看到了西方文明自我消解这些美好东西的内在骚动，且其势头看来已无可抑止。虽然韦伯是悲观的，但他并没有把话讲死。这显露出他心灵中“软心肠”的一面。对于那些美好的东西，就这样完了，他毕竟感到心有未甘。所以，他说：“没有人知道未来究竟谁将在这个“资本主义所造成的”铁笼里生活；没有人知道在这个惊人的发展的终点，是否会有全新的先知出现；也没有人知道，将来会不会有老观念与旧理想的伟大的再生。”不过，韦伯接着说：“倘若上述两者都不会出现的话，那么将来是否将是一个亢奋式妄自尊大情绪掩饰下，机械的僵化世界？关于这个铁笼之内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也许的确可以这么说：‘专家们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却在自己的想像中以为它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文明水平。’”
写到这里，想起先生信中说：“……大约是十年前，我被出版社拉去到新华书店签名售书。我出乎意外地发现，那些读者都是在人生、文化上有着追求的，他们的求知欲很强，品味也比较高，决不像展览会留言簿上所反映的那么无知、低级、庸俗。仅仅前后不过十年，这里的文化衰败和人的素质下降就这样迅速……想到我们悠久的文化传统，倘听其毁于一旦，实在是于心难堪此劫。”
先生信中所说的，除了受到前述被西方文明所支配的普世现象的影响以外，当然还有国内的特殊原因。两者加在一起，情况比西方还要严重。您对未来大概也是感到悲观的。您的文学兴趣与品味是在莎士比亚与十九世纪的西欧与俄国文学，正与韦伯的很接近。您的悲观也是与韦伯的精神相通的。所以，虽然悲观，仍有“实在是于心难堪此劫”的浩叹！
在这“排它性物质主义的宗教”日益猖獗，将逐渐席卷世界的时候，个人所能为力的，实在相当有限。我看只能把份内的事情尽量做好，友朋之间相互慰藉而已。
此 祗请
道安
毓生敬上
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 “工具理性”是对照着“价值理性”而言，它是指：运用理性寻找达成任何目的的最有效的工具或手段。“价值理性”是指：价值（如真、善、美）本身是理性的，所以有其自我存在的理由，无需其它理据来为其存在辩解或维护。
** 在中文世界有关韦伯的著作中，这个诗句常被译成“祛除迷魅”。这样的译法并非完全错误。它是指人间事务经过“工具理性化”以后，巫术之类的东西不会再产生吸引力了。然而，这样的译法，把韦伯的意思弄得狭窄了；未能顾及“工具理性”双面刃的效果。它一方面，使得经济发达，科技进步，以致巫术之类的东西不再迷魅人类；另一方面，它却也切断了美好事务底“神圣”或“超越”的源头。所以，我按原意译为：“世界不再令人着迷”。
［编者的话］
王元化，现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大学名誉教授，现居上海；林毓生，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员，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历史系教授，现居台湾。
元化先生有感于书作展出时观者的留言，病中口述一信致毓生先生。后者从学理与历史的层面予以回应，试图探究文明的世俗化、物质化、动物化，及其社会历史原因。本刊希望，两位前辈由于当今社会精神、境界、格调、品味的缺失而产生的焦灼，能引起更多人的同情与思考。
以此通信为开篇，《财经》杂志新辟“文人信札”专栏，意在追求思想、情趣及文体的原生态表达方式。此后将陆续刊发各类有知、有识、有情、有趣、有益的书信，望各界人士不吝赐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