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喜欢人类学。不过后来发现,西方为背景的人类学研究,其实常常也有掩盖不住的偏见。他们常常把观察东方社会的研究称为“人类学”,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比如中国、印尼,或者印第安人,还有亚马孙丛林里的食人族,都是被归为和他们不一样的很奇怪的存在。他们研究西方自己的社会,通常就被称作“社会学”。
人们常常会很敏锐地感知到别人对自己有“偏见”,其实人们对自己的“偏见”只会更大,佛教中叫“我执”,不过只有自省意志极强的人才能体会到而已。
所以在我看来,最精彩的研究,是能用人类学的态度,研究自己和自己熟悉的社会,这样既能够避免“我执”,又能避免信息不足。
比如有一些当代的杰出人类学者,以在西方受教育的背景,回到他最初成长熟悉的环境,比如一个小山村作研究。他的观察既比完全不了解那个环境的纯粹“外国佬”要深入,又比从来没有出过门、对那种生活已经习以为常的人更加敏锐。
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我的朋友也有很多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我眼中代表着很崇高的使命,知识分子应该就像猫头鹰一样,在天黑的时候趴在树枝上,睁大眼睛,它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不过最近两次经历,我发现知识分子群体其实也可以作为一个个部落里的原始人来观察。
一次是几个年轻学者,一开始讨论的大概是土地制度的问题,好像有不同观点,有一个一开始很平静的伙计越来越激动,他的立场有些“中国新左派”色彩,不过看得出来他是很真诚的,他是支持农村土地集体化的,我倒很期望听到他有新颖的论据或者论证,不过他好像并没有让人觉得有说服力的东西。他突然冷不丁来一句,你知道伯恩施坦吗?我说知道啊。老实说,相对于其他左派思想领袖,我对伯恩施坦还是有一些好感的。他接下来一句,伯恩施坦的原著你都读过么?我只好坦白,确实没有看过。我甚至一本都没有看过,只是在一些思想史的书中看过一些概括性简介而已。他脸上立刻流露出胜利的轻松,表现出不用再和我讨论了的态度,直接起身就告辞了。我们其他几个人都面面相觑,我们讲一个土地集体化的问题,能把事实和逻辑是什么讲清楚就行了,不至于非得把伯恩施坦的原著都看过一遍才能张嘴讨论吧?
前些天又遇到一次,几个学界友人吃饭,席间有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我们说到了一个什么问题,他提出一个观点:中国历史上的法家思想、儒家思想都是专制思想,尤其孔子的思想是中国专制思想的根源。我比较较真儿,谈了谈我的看法,从一些基本历史事实的考证来说,很难得出结论,儒家站在专制的一边,尤其是在秦始皇建立大一统之前,儒家更是典型的封建体制而不是集权体制的维护者,封建和专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不可混淆。结果这个哥们突然冒出一句“我是波普尔的信奉者”。对波普尔我恰巧还算比较熟悉,但也在纳闷,波普尔和孔子有什么关系?正在我迟疑时,他骄傲地宣布,“我讲的东西和你不在一个层面,你讲的东西我根本听都不想听。”我还奇怪怎么“自由主义者”也有这么粗鲁的,他非常自豪,“我的性格和波普尔是一样的,我讲的东西你是理解不了的。”这一招最厉害,一千个知识分子心目中可以有一千个波普尔,除非能把波普尔本人拉到饭桌上来做裁判,看谁更理解他。如果一个人抢先一口咬定“你就是不理解波普尔!”也不讲出具体的道理,还真是无法辩解。
这绝不是两次孤立的经历,我在所谓“知识圈”旁观过很多类似的景象。比如北京的思想界有很多活跃的小圈子,在BBS、邮件讨论组里讨论各种问题。本来一个具体的问题,用事实加逻辑就可以讲清楚了,结果常常讨论到后来,一方就跳出来说“我是弗里德曼的信徒,弗里德曼的东西,你都看过么?”那个回击“我是凯恩斯的信徒,凯恩斯的东西你都读懂了么?”或者一方说“我是追随哈耶克的,哈耶克的书你都看过么?”那个回击“我是研究施密特的,你把施密特的东西看完了再开口说话吧。” 讲到这里讨论已经没法进行了,双方都认为自己占据了理论的制高点,对方已经输了。
那些讲什么问题,不会自己用事实和逻辑来说话,要把施密特、波普尔、弗里德曼高高举起的当代知识分子,虽然穿着西装皮鞋,在我看来,何尝不像茹毛饮血的原始人——就像原始人会把一些图腾的羽毛或者爪牙装饰在自己头上和胸前,这样就可以借到图腾的神力。他们的逻辑是一样的:我们的图腾是最牛的!这样我们的部落就是最牛的!!这样我就是最牛的!!!哈哈,看谁敢来惹我。
更有某些学者擅长引用各种名人名言,但你却看不出他自己的论据和逻辑关系是什么。甚至写了几本书,你都读不出他核心观点到底是什么。就像一只母鸡,把很多孔雀羽毛插在自己屁股上。而这一招在中国确实能把很多人吓一跳。
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们也是这样的,理论界也是城头变幻大王旗。不过那时候还没有施密特、哈耶克这些名字,那时候的时髦是,谁说自己是马克思的信徒,是卢梭的信徒,或者杜威的追随者,把这些人的名字挂在嘴上,也是在人前觉得自己牛得不得了。我们的人性,最本质的密码其实几千年来都没有怎么变。即使觉得自己最理性的知识分子,如果不能以极大的毅力来自省,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习性和原始人并不会有很大的区别。
五四之后,还是年轻学生殷海光问他的老师金岳霖,现在有这么多主义,都很热闹,每个主义都跟着一大帮人,哪个主义比较好?金岳霖说,那些热热闹闹,特别时髦的主义,都不见得能够持久。真正经过你自己的理性检验觉得是对的东西,才真正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