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这个会之前，国栋要求我报一个题目，我想了一个题目：“永远年轻的战士”。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感受，是我对江老师这些年来所体现出来的一种精神的认同。还有在江老师旁边坐着的张思之律师，我认为他们两位前辈具有同样的精神。如果说得通俗一点，是“一颗永远年轻的心”，如果说得学术一点，是“一种永远年轻的理念”。我认为江老师这些年来始终引领着法学界的理念，在奋斗，在前进。

我们都知道，从自然规律来讲，人老了，思想是要停滞的，韩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一代一代的学生都超过了师长，这是正常的规律、正常的现象。但是在江老师面前，我总感觉到难以超越的一种境界、一种精神，我觉得这是最可贵的，是我最想说一说的。

我跟江老师认识的时间比较长，1983年我从西北政法大学毕业，来到中国政法大学任教，认识了江老师。第一，我来到政法大学，是 “外来户”，跟政法大学没有任何渊源，我是西北来的。第二，我是刑法专业，刑事、民事是很不搭界的专业。照理说我跟江老师不应该那么密切，正如人们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觉得这么多年来我跟江老师的这种感情，确确实实是一种理念上、思想上的契合或者说不谋而合。

本来我一开始没有太多的机会去结识江老师，但是江老师不仅仅在他的民法学方面，就像我刚才讲的，他引领着法学界的一种总体的理念。所以我到了政法大学不久，就自然地把江老师当成自己的师长，虽然不是同一个专业。继而我被提拔到法律系副主任以后，直接在江老师的领导之下，接触也就越来越多了。这样从学术上的影响到人格上的影响，走得越来越近了。

记得我做法律系副主任的时候，我曾经有几次想提出来辞职，当然学校很多领导也挺我，我一直想先把学术做上去。我跟江老师谈过两次，说我想辞去这个行政职务，江老师几次警告我“轻易不要言下”，不让我下。但是到了后来，大家知道1990年政法大学先后出现两件影响比较大的事情：江老师被免职，我辞职。当时我没辞公职，辞掉了法律系的职务，这次辞职之前，我又去请示了江老师。我跟江老师谈了很长时间，我说我还是要辞，江老师沉吟了许久，说了两个字：“辞吧。”可以这样讲，辞职得到了江老师的允诺，实际也说到我心里去了。到了1995年，我又辞去了公职，出来做律师。

这个过程当中，我对江老师为什么了解这么深，理解这么深？还是那句话，江老师引领整个法学界的理念，包括中国法治建设的推动性作用，体现得非常明显。我做了律师以后，江老师对律师界的指导、引导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他在支持律师，在引导律师，在教育律师，在鼓励律师，而且对中国整个法治建设的发展，随时随地都在用心去思考，去推动，去呼喊。

有人曾经私下议论什么叫“学者”，我记得江老师在70诞辰的时候自己讲过，说他自己是一个社会活动家，还不能完全说是一个法学家。其实我认为，江老师既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也是一个真正的法学家。我跟很多人讲过：什么叫学问？学问有大有小，有真有假。现在我们很多学者做的是什么学问？有“注释派”学问，有“应试派”学问，有“书本派”学问，有“辞典派”学问。我觉得江老师做的是真正的大学问，他所思考的、他所著述的、他所提出来的一些观点和理念，是一种大的原则，是一种推动法治环境正常发展的理念和精神。我觉得这是真正的学问，是大学问。中国在这种变动状态、发展过程中，需要的正是这种大学问，而不是那种“注释派”、“辞典派”、“书本派”的学问，那种学问谁都能做，只要勤奋即可。但是这种大学问要有远见，更要有勇气，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所以这正是我景仰江老师一个最重要的地方。

谈到这里，顺便说几句，我为什么想了这么多问题？在我们现在法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波折，出现问题。具体的情况我不说，我只想谈谈有些问题需要我们一步一步地做，需要在理念上先得到一个澄清，否则很多具体问题永远都很难得到解决。

比如说，我做律师以后，深切体会到，首先律师地位的问题都没有解决。我呼喊了十几年，但是到今天为止，法治建设30年了，律师为“坏人”辩护仍然还是“坏人”这个概念还没有解决，当然比起30年前、20年前有很多进步，但是还需要进步。再比如说，关于律师地位之后的问题，律师的职责所在是什么，律师职责的作用、原则是什么？就涉及到一个很尖锐、很敏感又很重要的问题：律师和被告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在六七年前，在研究证据开示的时候，我第一次在证据上提出一个问题：既然研究证据开示，那么律师在会见被告人的时候，能不能向被告人出示卷宗的内容？出乎我意料之外，当时有高法、高检、公安部的领导，有我们的专家学者、律师在场，都感到很愕然，觉得：这不行，被告人怎么能有阅卷权？后来我通过一系列的事实来说明，法律规定在法庭上一切的定罪证据要经过被告人质证辨认才能使用、才能有效啊，那么在开庭前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让被告知悉这些内容，并且做好开庭的准备呢？证据开示的目的是什么？证据开示对被告人要搞双重标准？律师权利来源于什么，是来源于被告人委托还是来自国家的赋予呢？

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国内国际的各种会议上多次提出来，得到了一定的共识。为了得到普遍共识，为了防止律师产生进一步的风险，在2009年11月初全国律协刑委会的年会上，我把这个问题作为专门的议题又提了出来，大家正在讨论得热火朝天的时候，遗憾的是还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也没有在立法上加以体现，紧接着不出一个月，就出现了大家都知道的问题。由于律师在给被告人宣读同案证言而被定罪，提出律师串供的问题，律师怎么能够出现串供的问题呢？

所以这个问题为什么我说出来，这一系列问题我们需要一步一步地把它解决掉，从理念上、从理论上、从立法上加以解决。可见我们法治的发展包括律师制度的发展，是非常综合化的问题，我们的律师制度在中国来讲还是一个新生事物，仅仅30年而已，国外经过了千百年。所以面对这样的努力，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来做。

江平老师等老前辈的指导作用，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认为我们这一辈和下一辈的任务更加沉重，我们面对着一个巨大的工程，我希望作为其中的一员尽自己的努力，向江老师等老一辈学习，学习他们的精神，我们在后面紧紧跟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