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是生发于大众实践活动的需要并以大众化形态降生于世的一门学科。进入阶级社会之后，“上层活动史”逐步垄断了历史记录，史学的“贵族化”趋势日益严重并最终形成“庙堂史学”独霸史坛的局面。然而，历史本身是以广大民众的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庙堂史学对广大普通民众的忽视，与史学的性质和最终目的相背离。这种背离在使史学传播范围大为缩小的同时，也使史学的社会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被弱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对史学发展的阻碍作用日益显现并引发了史学向自身本性的回归，从而开始了中国史学的大众化历程。传播方式的大众化

中国史学的大众化历程始于宋元时期。到宋代，庙堂史学窒息史学发展的各种潜在因素逐步显露出来，中国史学开始了由庙堂向民间的回归。这种回归以宋元时期史学传播方式的大众化为开端，其主要表现为：

其一，传播主体的大众化。在庙堂史学占主导地位之时，不仅史著的撰写与流传局限于统治阶级，担负重要传播任务的口头讲史活动，其绝大多数也被统治阶级垄断而成为“庙堂讲史”。进入宋元时期，一种面向大众被宋人称为“讲史”、“讲史书”、“演史”、“说史书”的通俗讲史活动开始出现并得到迅速的发展。作为这种史学传播活动主体的职业通俗讲史者生活在社会的下层，是普普通通的民众，他们生活于民间，是大众的成员同时又是向大众讲述历史知识、传播历史观念的人。

其二，传播对象的大众化。庙堂史学是以统治集团和知识阶层为传播对象的，它在文字的表述和语言的选择上，都显得艰深晦涩，无法在民众中传播。宋元时期的大众化讲史出现之后，以通俗的语言、生动的情节和丰富多彩的内容，将历史“说与东西南北人”，引起了普通民众的广泛兴趣，从而将传播对象转向了大众。作为宋代通俗讲史活动传播对象的市民村夫，都是生活于社会下层的普通民众。这与此前的庙堂讲史相比，在传播对象上形成明显的差异，使史学传播由上层转向下层，由贵族转向民众。

其三，传播场所的大众化。宋元时期，史学的传播场所也开始走向大众化。这种场所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城市中的“瓦市”，它是普通民众从事商品交易和消遣娱乐的地方。瓦市中的一些“勾栏”，用以“专说史书”，是职业通俗讲史人讲史谋生、传播历史知识的场所。第二类是茶肆、酒肆，其中为数最多的是中小型茶肆与酒肆，其听众大都是所谓“娼妓弟兄”、“诸行借工卖伎人”等生活于社会下层的普通民众，这是他们日常聚集的场所。第三类是闾巷中、乡村里、道路边一些非固定的场所。这通常是那些水平不高、名气不大的讲史艺人即所谓“艺之次者”临时“作场”向大众讲史的地方。

宋元时期出现的史学在传播主体、传播对象和传播场所上的大众化，形成了史学大众化外在的也是最直观的特征———传播方式的大众化，它是中国史学大众化历程初始阶段的表现形式。著作形式的大众化

明清时期，随着市民数量的增多及其娱乐生活的丰富，他们的历史求知欲和对历史文化的兴趣日趋浓厚，已不满足于去讲史场所听讲历史这种单一的形式，而需要可供随时阅读的史著来了解历史和消遣娱乐。但是，此前在历史著述中占统治地位的传统庙堂史著艰深难懂。宋元讲史话本虽然浅显通俗，但又过于简略、粗疏，无法满足普通民众日益提高的阅读品位和日益增强的阅读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创作出那种既详细生动，又明白易晓，可通之妇孺的通俗历史读物成为时代发展也是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于是，在宋元讲史话本的基础之上，冠以“演义”、“通俗演义”等名称的通俗历史读物如《西汉演义》、《隋唐志传通俗演义》等随之大量出现,“乃至周、秦、列国、东西两汉、六朝、五代、李唐、赵宋，无不有演义”。

与宋元讲史话本相比较，明清时期的通俗历史读物已经摆脱了通俗史著的原始形态，由简略而走向详尽，由粗疏而走向精致，由幼稚而走向成熟。它们在文字表述上更加通俗易懂，在著述形式上趋于完善成熟。在内容上，记述前代历史者，一般是以纪传体正史等历代传统史著的记述为依据，糅合诸史，兼采野史记载和民间传说，而记当代史事者则广辑资料，据实记事。由于明清通俗历史读物具备上述著述特征，因而在当时被很多人视为史事的记录，正史之补充。此后直至清末，尽管通俗历史读物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但它们中的大多数仍然坚持上述著述原则，所记史事“皆有根据，非随意撰造者可比”，从而保持作为通俗历史读物所必须具备的著述特征。大量通俗历史读物以其丰富的内容、生动的情节和明白晓畅的文字而深受广大普通民众的喜爱，在他们之中广为流传，成为一种传播范围远远超过庙堂史著而直达社会最底层的大众化著作，从而使历史知识以一种新的形式在广大民众中得到广泛的传播。

明清时期通俗历史读物的大量出现及其在普通民众中的广泛传播，使通俗史学摆脱了此前只靠口头讲述的单一形式，形成文字著述与口头讲述并行的局面。使中国史学的大众化由宋元时期传播方式的大众化进一步发展为著作形式的大众化，从而将中国史学的大众化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史学思想与记述重心的大众化

明清时期的通俗史学虽然在宋元史学传播方式大众化的基础之上发展为著作形式的大众化，但是，无论宋元时期还是明清时期的通俗史学，其大众化都仅仅在史学的外在形式上得以实现，而没有进入史学的内在核心———史学思想和记述重心。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的史学思想受到大力的宣扬并从下述两个层面加速了中国史学大众化的进程：

其一，让民众了解历史。这是从史学社会功能的层面强调和推进史学的大众化。进入近代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了瓜分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步骤。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急，资产阶级改良派认识到，要开启“民智”，振奋“民气”，会聚“民力”，就必须让民众了解历史，增强历史观念和爱国心。在这一时代潮流的推动之下，史学中“让民众了解历史”的呼声日益增高并成为资产阶级“新史学”的重要内容。这种对史学大众化必要性与重要性的深入的和理性的认识，有力地推动了史学的大众化进程，《中外通商始末记演义》、《中国四千年战史演义》、《中外三百年之大舞台》等适合普通民众阅读的通俗化的历史读物随之大量出现。

其二，让史书记述民众。这是从史学主体内容的层面强调和推进史学的大众化。近代以来，资产阶级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吸收西方的民权理论，呼吁进行政治上的改革。这种注重民权的思想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史学领域，从而掀起了一个批判“君史”、倡导“民史”的高潮。在批判旧“君史”的同时，资产阶级史家提出了史学的记述重心应当转向民众的重要思想，倡导撰写“民史”以取代旧有的“君史”，在从理论上对史学应当以民众为记述重心进行阐述的同时，将其付诸于写史实践，一批“民史”性质的译著和专著如《英民史略》、《菲律宾民党起义记》、《黑奴传》、《檀香山华人受虐记》、《中国民族外竞史》、《中国民食史》等由此而刊印流传。

尽管资产阶级的史学家还不可能对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有科学的认识，但是，他们倡导写作“民史”并在记述中国历史和介绍外国历史时注意到民众的活动、民众的影响，将其作为史著的主体内容，从而对史学的大众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20世纪20年代，随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一些以马克思主义史观为指导的记述人民的活动及其历史作用的史著如《五一运动史》、《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等先后面世。新中国建立之后，伴随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人民是历史活动主体的观念影响日广，不仅一般的通史、断代史和专门史十分注意记述人民的活动，还撰写出了为数众多的专门记述人民活动，体现其历史活动主体作用的史著。与此同时，以《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中国历史常识》为代表的一大批适合普通群众阅读水平的通俗史著也纷纷问世，这些著作用明白晓畅的语言和通俗易懂的形式介绍中外历史的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学习历史、了解历史的愿望和要求，使中国史学的大众化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

历史是以大众的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史学诞生于大众的需求，也应服务于大众的需求，即便是纯学术的历史研究，其眼光最终仍然应当投向大众。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众化是史学的生命，是史学的起点与归宿。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史学的大众化进程必将更加迅速地向前推进，中国史学也将在大众化的进程中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