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当局正在推行的保增长举措正在损害人们的经济和政治权利。为了政权能够维持下去，中国政府将不得不开始允许普通公民参与到政治过程中去。

自从中国从1978年开始经济改革，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都在10%左右，现在其人均GDP是30年前的12倍。许多分析家认为中国的经济的成功要归因于它非常规的经济政策──混合型所有制，基本的财产所有权，以及政府的大力干预的综合。时代杂志前外文编辑乔纳•C•拉莫给它起名为：北京共识。

但是实际上，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经济准确无误的朝着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市场信条迈进，强调谨慎的财政政策、经济开放、私有化、利伯维尔场、和保护私有产权。北京极度小心地维持着财政平衡，压低通货膨胀。纯粹的再分配计划被限制到最小，中央政府的经济调配主要局限于基础设施开支。总体税收负担（计算方法︰税收收入与GDP相除得到的比例）在20%到25%之间。这个国家引进外资排名世界第二。在国内，80%的国有企业都已经私有化或者成为上市公司。从经典的民主观点来看，由于中共缺乏执政合法性，因此它被迫去不断提高中国公民的生活水平，用这种表现来赢得合法性。到目前为止，此策略是成功的。但是它开始露出山穷水尽的迹象：收入的失衡不断加剧，此策略也制造出了内部和外部的不平衡。

不出意料，中共的利伯维尔场政策已经在中国导致了巨大的收入不平均。总体基尼系数（用于衡量经济是否平等的指标，零为绝对平等，1为绝对不平等）于2008年达到了0.47，和美国相同。更让人头疼的是，中国的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村的3倍半，是世界上城乡差距最大的。

那么，中国政府是怎样一边实践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一边自诩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基础的呢？答案是：30年来中国由一个中性政府来统治的──这是一个（与利益集团）分离的，没有（利益集团倾向型性方面）偏见的政体，当不同的社会、政治团体发生利益冲突时，保持中立的姿态。这并非意味着北京当局一心为公。相反，这个政府经常掠夺公民。但是这种掠夺是“不问身份的”，北京当局总体上不在乎选择哪些社会、政治团体作为他们的猎物──和其他许多威权政府不同，其他政府只会保护一些特定的社会团体、政治团体，任其自肥。结果就是：中国政府比其他威权政体更精于推行发展经济的政策。

由于在经济发展收入增长之外，中国人民开始提出更多要求，中共单单将经济发展作为良方来遏制、安抚社会不满的招数将变得越来越困难。

过去三十年来，中共有意地采取了有利于某些特定地区和群体的政策，来促进他们的改革和经济发展。这也有助于中性的中共政府不会永久的和某些团体或地区结盟。中国如何融入世界就是一个好例子：70年代末，美国为了对抗苏联霸权，试图把中国拉入其阵营。中国很快抓住了这个机会。但是早期的”对外开放“政策在国内引起了不满：一些经济特区如深圳，享有充裕的特惠待遇，引起其他地区的嫉妒。此外，中共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要求北京拥抱非平衡的发展策略，鼓励东部沿海地区快速发展，却忽视了内地。如今，中国几乎90%的出口依旧来自沿海九省。

中国2001年加入WTO是深思熟虑的一步棋。在入世之前，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在许多领域将经历痛苦的结构和政策转型。虽然如此，中央政府实际上还是加快了和WTO成员的谈判。尽管加入WTO给农业和零售业带来了沉重负担，入世推进了中国出口，那些担心副作用的人们被证明是多虑了。从2002年到2007年，中国出口每年增长29%，是90年代平均出口额的两倍。

中国增长奇迹留下了不稳定因素。然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深受“中等收入陷阱”之苦。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3000到8000美元之间时，经济发展开始停滞，收入不平等开始增长，社会冲突开始爆发。中国已经进入了这个阶段，陷阱的预警征兆已无法忽视。

最近的几年，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加强。最显著的是目前的四万亿（合586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在政府投资的帮助下，2009年中国的GDP增长率达到将近9%，赢得掌声一片。但是长期来看，这可能导致中国经济效率降低，国进民退，使中国经济窒息。

目前的经济高度依赖外需，使得中国和主要贸易伙伴摩擦不断。GDP的52%由储蓄构成，消费降到历史新低。大多数先进民主国家政府在资本性投资上的支出不超过政府收入的8%，在中国此数字却高达近50%。作为国民收入之一的居民收入正在下降，使得经济扩张的同时，百姓却感到变穷了。中国人开始希望从经济发展中得到更多好处，中共单独使用经济发展来遏制、安抚社会不满的老药方开始失灵。

尽管坐拥无上权力，又有近期的经济发展成绩单，中共还是周期性的遇到了来自公民的反抗。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是中共建政后第一次自发的民主运动。1989年的64运动，和大量的后续的抗议证明中国人民在政府无法满足愿望的时候，非常希望能组织反抗。国际社会对中国国内事件的关注也非常重要。现在，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全球性强权，却忽然间开始担心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合法性。

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管理如此广泛的不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镇痛药”，包括了快速的在群众中解决掉动乱的早期预兆，比如为下岗职工提供再就业中心，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来降低地区间的不平衡，以及最近旨在提升农村的基础设施、医保，农村教育等的“新农村运动”。

但是，想要用这些措施来压制强势的利益集团，阻止他们影响政府，怕是勉为其难了。虽然私营企业一直都承认：和官府合作才能赚大钱，但并不是只有他们才做此想。政府本身，其裙带网络，和国有企业快速的形成了强大的排他性利益集团。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地方政府的行为和公司相似：不像在先进民主国家中，政府获得的重要授权就是要重新分配收入，提高国民的平均福利，中国的地方政府只是在追求经济利益。

更重要的是，北京当局持续提升GDP增长的努力将不可避免的的会侵犯到人民的经济、政治权利。例如，在一些城市，蛮横的土地征收仍然盛行，政府密切的监视着互联网，工会被压制，工人们不得不承受长工时和不安全的工作条件。中国公民面对这些侵犯不会一直保持沉默，他们的不满最终会变成间歇性的抗争。不用多久，让普通公民参与到政治过程中来的某种形式的政治转型将成为不可或缺的。

过去30年的改革大多数都是对迫在眉睫的危机所做出的回应。日益广泛的反抗和经济不平衡现在正在将中国推向另一巨大的险境。强大的、享有特权的利益集团和重商的地方政府正在阻止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在全社会范围内平均分配，这将使得共产党的战略──用经济增长换取人民对其绝对权力的同意──成为徒劳。

在象美国这样的先进民主国家中，一个开放的和包容的政治过程通常会制衡各个利益集团的权力。事实上,这正是公正政府的必要条件——平衡不同社会群体的需求。如果适当的民主制度就位，以相互牵制大多数的强势集团，那么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政府依然可以保持中立。但是最终，如果中国共产党希望鼓励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除了更加民主之外不存在第二条道路。

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主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