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安：

我提交的主讲论文的题目是“中国需要又一个新转折”。

第一、中国是不是到了转折的时候？中国改革30年取得了很大成就，邓小平确定的2050年达到GDP人均4000美元的目标，提前40年完成了。但问题很严重，突出表现在增长方式的不持续、利益分配的不合理。而且种种数据表明已达到临界点，高速增长得以维系的高投资、高出口、高能耗都到了极限。一次分配不合理，政府收入、企业收入增长快，工人、农民收入增长慢，造成最终消费畸低；二次分配不合理，向政府自身利益、经济建设投资倾斜，勿视民生保障、公共服务短缺。这也到了极限，社会已不能容忍。这就是说，非科学发展已到了非改变不可的地步。

第二、怎么启动新转折？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就是为了扭转非科学发展，但是未见成效，相反非科学发展越趋严重。原因在哪里？对中国问题有三种解读：

一是利益派。一讨论中国问题，一言以蔽之，是利益问题。这个说法，看上去很深刻，一针见血。确实中国的发展、改革问题，最终涉及到利益分配。但这个说法，在我看来，既没有理论意义，也没有实践意义。因为发展也好、改革也好，就是利益问题，在认知上没有任何建树，对实践更无指导意义。是利益问题，怎么调整呢？中国存在既得利益集团，怎么应对呢？无非是两种选择，一是搞革命暴动，或者当土匪强盗，从体制外解决，二是搞改革、改良，从体制内解决。这两种选择，除了当土匪强盗以外，都需要寻找理由，也就是解决意识形态问题。即使当土匪强盗，如果要抱团，也要找一个理由，当年梁山好汉就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帜。所以，不解决意识形态问题，没有神圣正义的理由，尤其是不能成为一种社会共识，是无法进行利益调整的，也不能冲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今天中国横行的贪、抢、偷、骗就是无序的利益调整，反正你不仁，我不义，不拿白不拿、不偷白不偷。

二是制度派。一讨论中国问题，一言以蔽之，这是制度问题。这比利益派前进了一步，从制度转型、体制改革入手来解决中国问题。这在民间与学界几乎成为一种共识。但是制度怎么转、体制怎么改？这就存在分歧，一是现代性，实行民主制度；一是传统型，回到无产阶级专政；一是古代型，重建儒家的考试选贤制。这就存在意识形态之争。第一种意见在民间与学界占主流，但在意识形态上遭到反对派的强烈阻击，普世价值之争由此而起。在经济为中心、发展硬道理、维稳是大局的方针下，推行民主制的政治改革步履艰难。

三是理念派。我属于这一派，也可泛称为文化派。我认为，中国问题是利益之争，也迫切需要制度转型，但是必须解决理念问题，达不成共识，利益调整、制度转型都不能实现。中国问题的根子是价值理念出了问题，政府是发展第一、不顾一切；民众是挣钱第一、不择手段。在“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口号指引下，发展手段的正当性、成果分配的合理性都被丢到九宵云外，利益怎么调整，制度如何转型？而“一心一意谋发展”正是当今中国不可动摇的国策。也正是这个国策带来中国30年的改革与发展。成功的原因就是问题的根源。谁都知道，这个国策是邓小平定的，而且还说了一百年不动摇。这是新转折绕不过去的重大理论、方针、国策。邓小平作为政治伟人，就是以这个国策，代替了阶级斗争为纲，完成了政治本位向物质本位的过渡、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邓小平在引领中国实行这一转折时，他占据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就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一定要发展生产力。这个理念获得了上下共识，启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一般认为邓小平主张去意识形态，那是在如何求发展的层面上，不问姓资姓社、不管白猫黑猫。然而在必须求发展的层面上，他是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切入，占据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同样道理，今天不在意识形态上占据制高点，不具有无可争辩的神圣性和正义性，就不可能引领中国实行新的转折、推进新的改革。这就是我举办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的宗旨和原因。

经过互动、交流、碰撞，我提出以幸福最大化替代财富最大化，以提高民众幸福感与满意度作为纲，来带动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全面改革。为民众谋幸福，本来就是共产党的宗旨、社会主义的要义。这在意识形态上占据了制高点，具有无可争辩的神圣性和正义性。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胡锦涛，尤其是胡锦涛多次强调、重申了这个意思。我的建树就是把这句口号落实到考量的指标、实现的途径、保障的制度上。解决三个问题，一是以幸福指数作为评价目标，二是广大民众作为评价主体，三是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民意、进行整改、实行考核。这样，扩大内需、改善民生、民主建设、环境保护、道德文明等有关民众幸福的事项都可以提到发展与改革的议事日程。现在，幸福问题已引起全世界的关注。2009年我国评出了十大最具幸福感的城市和十大县级市。江苏淮阴、陕西高陵提出建设幸福淮阴、幸福高陵，深圳提出建设民生幸福。这场新转折已经开始。

第三、什么是科学发展观？为什么科学发展观落实不了、贯彻不下去，利益派解释，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那么，利益集团是怎么抵制的？他们哪里违背“科学发展观”？事实上，他们是“科学发展观”的执行主体。制度派解释，是由于中国的制度不改革，这很对，那么，为什么制度改革推进不了，原因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这就回到利益派了。这两派都在利益集团的阻力面前停下了，提不出应对的招数。理念派的主张是，先要正名，讨论什么是科学发展观？利益派与制度派对此不感兴趣，讨论理念有什么用？我认为，人类历史上任何一场大变革，都是理念革命开始的。启蒙运动冲破神性，倡导人性带来了西方的工业革命。邓小平发起的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解放运动带来了中国的改革开放。道理很简单，什么是科学发展，都搞不清，怎么科学发展？科学发展的实质是怎么发展、为谁发展？它所反对的就是不管怎么发展、不管为谁发展的“一心一意谋发展”，而解释科学发展的要义是，首先是发展，发展了再说，发展是硬道理。后来解释说是又好又快的发展。那什么是好的发展，什么是不好的发展？没有衡量的标准。所以，全国上下依然是“一心一意谋发展”，而不是谋科学发展。看不到利益集团的抵制，也没有制度转型的必要。我的解释是给民众带来幸福的发展就是科学发展，民众不幸福的发展就是非科学发展。树立了这个理念，就可以解决评价目标、评价主体问题，评价目标就是幸福指数，评价主体就是广大民众，评价方法就是问卷调查，然后制订整改措施、研究改革方案、推动制度转型。这就会真正触动既得利益，他们就会露出水面进行抵制。这才真正开启新一轮的改革。改革的结果取决于实际政治力量的较量。理念的正义、神圣是聚集政治力量的前提，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由民众来评价、推动的幸福目标的改革，谁反对，就有背人心，有如螳臂挡车。当然，这也取决于改革阵营的智慧、艺术和魄力。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但是没有批判的武器，也就带不来武器的批判。理念的正名与革命是利益调整、制度变革的前提。

李清振：

下面请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教授做点评。

竹立家：

首先感谢徐老师给我这次说话的机会，我非常肯定徐老师长期以来关注中国文化改革，尽管文化改革是非常厚重的改革，难度很大，但文化论坛多次讨论这个问题，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敬重。

徐老师这个题目很好，2009年是特殊的年份，出现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到年底，各种各样的改革研讨会也很多，我也参加了一些，今天的研讨会主要议题是中国改革是否需要一个转折，我把自己的一些思考结合这个转折来谈一谈。

我想讲三个问题。

第一是讲三个三十年。中国有句古话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是说30年必有一个大转折。从49年到78年，是第一个三十年，我们是以政治为中心搞社会主义建设，意识形态气氛比较浓；第二个三十年是78—08年，我们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从09年开始，我们是第三个转折，我们站在转折的结点上，我认为未来30年我们的核心任务是以社会为中心搞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能不能把社会主义搞成一个旗帜，未来三十年改革非常重要。

在前三十年，我们讲意识形态，注重政治价值，思路很清楚，我们的叙事框架和概念体系就是讲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我们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中讨论中国的发展走向，在实践中我们学习的是苏联模式。后来到文革后期，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美苏三大国关系的变化，我们讲三个世界理论，三个世界理论就有点淡化意识形态；第二个三十年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三十年，从九十年代以后，由于搞市场经济，学习文本是资本主义的、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我们根本不提或很少提意识形态，可以说我们没有了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很少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个分析框架来分析问题，我们换了个词叫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不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这两个时期，我们的概念和分析框架是确定的，可以说前三十年，我们的分析路径，我们的话语体系等就是从马克思主义那来的，或者说从苏联那来的。前三十年我们可能搞得不是很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使然，另一个就是我们的分析路径等是从马克思主义那来的，我们没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实际的价值或意识形态体系或分析框架。解放前，从35年到49年这段时间那是有中国特色的，我们有我们的战法、有我们的打法，有我们的意识形态。49年以后，我们基本上按照马克思主义或苏联那一套，而后三十年我们基本上是在新自由主义的话语体系里面说话、写文章。但是新自由主义有一个特点，它有意识形态支撑，或它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新保守主义。而中国经济学发展这三十年，有那么多人说胡话，为什么说胡话？一是照搬西方那一套对经济改革进行指导，二是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形态或发展价值支撑。所以，在这三十年中国没有象样的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基本概念、话语体系基本上是西方的或是新自由主义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价值支撑，或者换句话说没有意识形态支撑。社会主义如何与市场经济结合，实现我们民族几千年的“天下为公”的梦想，几乎没有纳入我们学术或政治精英思考范围，这是很悲哀的。我这样讲可能有些人不同意，但我认为我们目前的改革到了一个需要从战略和价值高度思考问题的时候了，而不是纠缠于技术的、细微末节的经济手段改革的论争。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人追求三个正确，一个是政治正确，二是事实正确，还有一个是义理正确。所以第一个观点我就想讲三个三十，未来三十年要以社会为中心搞社会主义建设，要关注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改革要遵循宪法原则，深入到价值和体制层面。未来三十年的改革很重要，特别是前十年很重要，但是我们不论是在概念框架上还是分析路径上，中国的学者都没有跳出两个框框，一个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框框，一个是新自由主义的框框，左右摇摆。

第二个问题我想谈谈所谓转折问题。我们知道，现在正在搞“十二五”规划，这个规划必须关注战略和价值层面的内容，必须把政治行政体制改革放到优先的位置，必须在关键的改革上有所突破。2010—2020年是中国发展的关键的十年，能否实现小康社会，实现和谐社会，中国主要面临五大问题和四个重要转变，如果弄不好，2015年是中国社会稳定与否的一个节点，这不是耸人听闻。

前两天我在一个访谈上讲，未来十年是对我们执政的挑战和稳定的挑战，为什么这么讲？我觉得有五个重大问题我们必须面对，与此同时，我们还面临四个重大转变，而且必须转变。问题和转变相互交织，增添了改革的难度和复杂性。中国的五大问题：首先是贫富差距问题，现在已经非常危险了，老百姓十多年的工资几乎没有涨，这在任何时候是不可能的。我们平均工资，人均GDP翻番往上涨，但是农民工的工资十多年来就是一千多块钱，没有变。财富都跑哪去了？

王占阳：

上海市的干部工资平均在七千块钱以上，其他老百姓的工资平均在两千块钱，这就是上海市没敢公布工资的原因。

竹立家：

如果是农民工的工资的话，那就更差了，有的地方打工的农民工工资和待遇非常地低，我们三十多年的发展就是靠几亿农民工撑起来的，但是我们怎么对待他们的呢？

第二个问题是三农问题，大家都很熟悉，我不多讲。第三个问题就是腐败的问题，它也是一个大问题，大家都清楚，我也不多说。第四个问题就是失业或就业的问题，对我们政府也是重要考验。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信任。领导靠不住、同事靠不住、老婆靠不住、孩子靠不住，都靠不住，我们还相信谁？我们还有安全感吗？我们晚上还能睡得着觉吗？

这些问题的解决，又与我们在未来十年所面临的四个转变联系在一起。如果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不能自觉地搞好四个大转变，中国未来的稳定就会出现问题。这四个大的转变是：

一、必须下决心实现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未来三十年，政治行政体制改革是关键性改革，改革成败至关重要，关系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实现问题和宪法原则的落实问题。我认为，未来十年，GDP增长不是第一位的，尽管仍然很重要。而政治和谐、政治民主是第一位的，建立有效的公平社会是第一位的。

二、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的转变。现代化预示着不稳定性，现代性预示着稳定性。换句话说，未来十年我们必须完成从不稳定性状态到稳定性状态的转变，而这种转变的根本是制度性的，但是我们现在的制度准备、制度支持严重不足，甚至严重缺失或者是严重扭曲，这是大问题。

三、从工业社会到城市性社会或者从生产型社会到消费型社会的转变。我曾经有个算法，大家都知道，国际上有个说法，人均6000美金是步入中等发达国家的门槛，中国今年是4000美金，如果按年均8%的速度增长，到2015年，中国人均能达到6000美金，换句话说，中国可以步入中等发达国家。但是现有的中国政治行政体制的容纳量只能是6000美金，超过6000美金这个节点就会出现社会不稳定了。人均6000美金对我们的制度体系是个考验，如果我们还不是一个消费型社会，劳动者工资还没有涨，贫富差距继续拉大，那么这个社会制度体系容纳量就没法容纳了，这是自然规律，所以政治行政体制必须进行较大幅度的改革，以适应社会主义公共生活领域的需要，适应社会民主化的要求。

还有一个城市化问题，现在我们城市化是45%左右，如果说按每年1%左右的速度增长，到2020年，我们城市化率可以达到55%到60%多，我们现有的政府管理体制根本就不能适应城市人口占总人口60%这个现实，因为城市化的结果还要求公民自由权力的扩大，公民对自己的基本权利有选择权。中国现在是某些公共机构、公共组织“管理层控制”现象很严重，公共权力变成了领导者的私人权力，动不动以组织的名义胡乱决策化公为私、胡乱用人形成小圈子，单位内基本群众敢怒而不敢言，积累了大量的怨气和怒气，促使组织涣散，人心不稳，组织文化堕落，政府威信受损。个别公共机构、公共组织就是一把手专制，现在一些公共机构、公共组织形成一个管理层的小圈子，变公权为私权，而且这种状况还有扩大的趋势，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治人之道，首在治心”。对政府的信心，民心向背是关键，而民心向背的基础是基层组织的活动状况。因此，我们不能漠视本来是个公共机构，变成几个人统治这种状况在继续下去了。否则，我们的社会主义价值就无法实现，我们的执政地位就会让这些败类给慢慢地葬送掉。

四、要从垄断强制性权力向民主协商性权力的转变。这个转变能不能完成，标志着我们社会主义公民社会能不能建立，也标志着你的幸福主义能不能实现。幸福不是金钱，不是权力，不是知识，幸福是感觉，感觉靠什么？靠关系融洽。老百姓是在与他人互动中，在与你的领导、老婆、儿子、同事互动中感觉如何体验幸福感的。感觉好，你就幸福。

第三个问题我想简单地谈一谈中国发展模式问题。也就是发展改革的目的问题，这个目的就是以人为本。我认为中国发展的目的是明确的，模式是存在的。前两年，也就是十七大前，我就提出一个“新发展共识”，强调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是建立一个“民主、民生、公正、和谐”的社会，这个社会就是要全面地发展人。我们知道，从严酷的哲学意义上讲，人有三个基本的规定性。我们为什么尊重人？为什么尊重每个人？不但尊重总统，还要尊重要饭的，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首先是唯一的，即唯一性；其次是不可重复性。死了就死了，没有宗教意义上的来世，生命很宝贵，要珍惜每个生命；三是偶然性，每个人都是偶然的，没有必然性，你的生死都是偶然的，无法预料。所以每个人都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需要思考，一、我们要尊重生命，与人为善；二、首先要尊重自己的生命，每个人要爱惜自己，尊重生命首先要尊重自己，尊重自己的生命才能尊重他人的生命。从哲学角度讲，人是很脆弱的，不论什么体制、什么制度，最终就是要以人为本，要给人创造好的生活环境。中国只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和宪法原则，党的干部只要能洁身自好、吃苦在前，在我们这样一个“民以吏为师”的传统文化较浓的社会，我们就一定能实现一个和谐社会，一个人民心情舒畅的社会。

时间关系我就说这么多吧！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谢谢。

张森根：

徐景安同志报告中提出，要把追求幸福的最大化来取代单纯追求GDP和物质财富的最大化。这是很深刻的见解。他还指出我国当下需要又一个新转折。我认为，这一点也是大家的共识。他的以上二大见解，在我看来学界是不会有什么疑义的。他提出的幸福最大化（普遍幸福主义）的理念，跟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本质上是相通的，含义上也是相近的。关键是如何落实的问题。如果真正落实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普遍幸福主义也就近在咫尺了。反观之，如果高扬了普遍幸福主义，那么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落实也就不难了。这四大理念，可以说，是四位一体的。有其一，必有其三。症结在于第三个30年中这四大理念如何实现、中国社会向何处变、新的转折如何落实的问题。这里我补充二点浅簿的意见：

第一，要搞“四轮驱动”的现代化。眼下产生的问题在于第二个30年中，我们只注重经济现代化，在政治层面、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上（另外三个“轮子”）实际上没有多大转动，因而我们迄今离开整个现代化的目标仍有不短的路程。甚至可以说，在这三个层面上依然是陈规陋习，换汤不换药，“我自巍然不动”。由于只用猛力于经济现代化一个“轮子”，单轮突进，它必然会产生一系列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眼下是越来越清楚了，也是越来越难办了。30年改革遗留下来的负面影响和当下社会经济中积累下来的痼疾，无不源于此，也是万“恶”之本。其实邓小平早在1993年就预见到了，他对邓垦说：“发展以后的问题不比发展时少”，而且解决发展以后的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将近17年过去了，解决了没有？根本没有，而且越来越棘手了。作为一个小小的文人，面对严酷的困境，感到十分无奈，但我真诚希望，在第三个30年中有个“好皇帝”，在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再加上普遍幸福主义这四大理念下，用真功夫来解决“发展以后的问题”。什么是“发展以后的问题”呢？

我认为，在政治层面上，就是要真心实意地搞宪政民主，要有紧迫感。不要轻易地把倡导宪政民主跟国外敌对势力的所谓“和平演变”扯在一起。美国总统奥马巴去年9月说：“民主不能从外部强加给一个国家。每个国家都应当寻求自己的道路，没有一条道路是尽善尽美的。”中国的民主宪政是内源性的，是百年历史赋予掌权者的历史重任。执政者要理直气壮地把宪政民主的大旗牢牢地握在自已的手中，只有这样才能保持长期执政的地位。在我看来，民主是实实在在的，普普通通的，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用不了说多少高深的“理论”，当然它也是万万忽悠不了的。

在社会层面上，则要雷厉风行地出培育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社会来，果断地解决社会公正与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在短短的第二个30年中，我国的吉尼系数由不到0.3陡升至将近0.5（0.49？）左右，这显然是中国现代化的败笔。就这一点来说，无论文人墨客怎样妙笔生化，描绘什么“中国模式”，终归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在文化层面上，我主张解决“多元一体”的问题，即在核心（主流的价值观念）外的多元化，“一”中有“多”，“多”中有“一”;核心文化是传统的、固有的、现行的、本土的文化与通行的现代国际文化的完美结合，因此具有兼容性、多样性、协和性、开拓性、独创性的特征。“多元一体”也是内源性的，同样是百年历史赋予执政者的历史重任。因此，在文化与思想层面,也不要轻易地把它跟国外敌对势力的所谓“和平演变”和西方的“文化侵略”扯在一起。

总括地说，第三个30年中我们一定要搞“四轮驱动”的现代化或四头并行、整体推进的现代化，再也不能搞单轮突进的、跛足的现代化了，否则就是对邓小平理论的背弃。

第二，要大刀阔斧地解决或调整好意识形态的问题。“四轮驱动”的现代化之所以举步维艰，拦路虎是陈旧的意识形态问题。意识形态问题面临着调整、充实和完善的紧迫局面。第二个30年中，经济现代化的成就来源于在经济与物质生产领域里爆发了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上个世纪70年代末由胡耀邦启动、邓小平支持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由于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进行了修正，得以打破许多条条框框，也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国经济建设才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但是，针对精神生产与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资本主义思想体系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誓不两立的理论，在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里依然是虎视眈眈，针锋相对。

去年12月有一位学部委员撰文说，国外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的主要工具是意识形态，即“披着学术外衣”下的四种社会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普世价值论。明眼人都清楚，谁要敢于在文化创新和社会科学研究上追求新观点、新视角，都将被视为扩散上述四大社会思潮，进而被扣上反映敌对势力“政治诉求”的大帽子。不难理解，他手执反对上述四大社会思潮的“钢鞭”，可以不分青红皂白地对任何一个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进行意识形态上的声讨、审判、定罪。在这位学部委员看来，他似乎是在坚守四项基本原则，在我看来他是在坚守“四个念念不忘”。因此，我认为在第三个30年中，在精神生产领域、文化思想部门和社会科学论坛里一定要掀起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冲决迷信、盲从、图腾的牢笼，对意识形态本身进行改革和调整。教条的束缚，思想的催眠，逻辑的诡辩，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中国百姓心灵上的起飞要跟得上经济上的起飞。若不如此，再完美的改革理念也难以落实，不仅“四轮驱动”的现代化将付之流水，社会危机丛生，而且连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大国地位也将岌岌可危。

徐景安：

森根讲得非常好。你说的两个问题都对，我的主张就是从解决意识形态问题入手，带动四轮改革。意识形态问题怎么解决，他可以反对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普世价值论，他能反对为民众谋幸福吗？他总不能主张民众不幸吧！这就是我说的占据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从民众幸福入手，就能带动四轮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