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根据我2002年7月20日在香山的演讲整理的。错漏的东西不少，我无暇全部订正，先就这样拿出来与大家交流。
我认为中国人一定要向西方学习。不向西方学习，我们中华民族会在不太远的将来——当然讲民族衰亡总是几百年——可能就没了。我说的这种“没”不光是像有些人说的文化没了，而是连人种都存不下来多少。我这人是很自私、狭隘的，我对这种前景感到难受。我们要想一个办法，把我们的种留下来，把文化中的好东西留下来，而且是由我们自己留下来，而不仅仅是由外国人把我们文化中的一些残简断片作为文物，作为“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留下来。要想这样，就一定要向西方学习。
80年代那些文化精英，也说向西方学习，问题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西方是什么，很多东西，他们的描绘是错的。他们把西方人描绘成天生的道德天使，把中国人描绘成天生的恶魔。什么“东方的嫉妒”，什么“西方人尊重生命、东方人不尊重生命”之类不着边际的胡言乱语。其实，他们根本不懂西方是怎么回事，他们根本不懂，西方人根本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道德天使，恰恰相反，他们对于“非我族类”的人们，无论是西方人还是非西方人，都是极为凶狠的，而这一点，恰恰是西方人今天成功的原因。过于讲仁义道德，至少是嘴上过于讲仁义道德的，恰恰是中国人，以至于误了事，导致后来的失败。对于80年代的文化精英有关东西方的胡言乱语，我将其定名为“逆向种族主义”，这在其它文章中已多有论述。我对于逆向种族主义的批判，主要是指向80年代的文化精英对于中国人人格的污蔑，并不是反对学习西方。另一方面，必须公正的承认，80年代的文化精英有些学习西方的主张，如学习西方民主，从大方向上讲是正确的。
而今天的精英们呢？甚至还不如80年代。一些人是崇洋媚洋而不学洋。他们的所谓学，就是穿上西服，打上领带，说话时不时夹上几句英语，吃洋快餐，把头发染黄了，就觉得自己和洋大人近了，比其他中国人高了。我认为这还是属于崇洋媚洋的范围，算不上学洋。还是这些人，一说真正学西方，学西方人的尚武精神，他们说了，西方人天生是狼，中国人天生是羊，学不了；学西方人的民主制度，他们又说了，中国人的素质低，学不了。另一些人呢，他们主张不学西方了，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好得不得了，主张回到中国传统的道路上去，理由呢？还是学西方人的尚武精神，他们说了，西方人天生是狼，中国人天生是羊，学不了；学西方人的民主制度，他们又说了，中国人的素质低，学不了。这种理由难道不也是逆向种族主义吗？这两类人表面上似乎是对立的，实际上，难道不也都是逆向种族主义者吗？直至秦汉的中国，具有和西方文明同等的军事效能，只是后来，西方的军事传统一直保持了下来，而中国的中断了，怎么能说西方人天生是狼，中国人天生是羊，学不了呢？讲到民主，这确实是中国传统中缺失的一环，但难道今天的中国人的素质还比不上两千多年以前的古希腊、古罗马的农民吗？我到中国的农村看了，中国的农民就已经很会使用他们的民主权利，根本没有“素质低”的问题。
我们一定要向西方学习，否则就只有灭亡。但要真正的学习，恰恰就不能崇洋媚洋，而是要有学会了就战胜他们气概。这就是我主张的中国的民族主义对于西方人、西方文明的基本态度和基本观点。
向西方学习，首先要弄清楚，西方文明中最主要的是什么。虽然伟大的文明往往有很多的共同之处，但我个人认为西方文明中最重要的三样东西是中国文明中比较缺乏的。这三样东西，根据我自己理解的重要性排列，先后为：第一是西方在战争中的军事效能；第二为西方的民主制度；第三是科学技术。
一. 西方文明的第一个重要因素：战争中的效能。
战争中的效能对于西方文明的发展，对于西方的崛起，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很多人没有说出来过，包括某些西方学者也不愿意说。这大概就是老子所说的“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但西方负责任的历史学家还是告诉了我们，西方文明的中心因素，是它在战争中的效能。有本书叫《剑桥战争史》，我认为是本很好的书，是现代人写的。这是一本很通俗的书，不是很专业化的，只是全景的描述。但它参考了西方军事历史方面研究的最新成果。书中有这么一段话：
“这些发展（指军事方面的发展）的重大意义远远超过它的发源地。因为侵略——“武力掠夺”——在‘西方的崛起’中扮演了中心角色。在过去2500年中的绝大部分时期，不是更为丰富的资源，或更为崇高的道德价值观，也不是无可匹敌的军事天才，也不是直到19世纪才出现的发达的经济结构，不是这一切，而是陆海军的绝对军事优势，为西方的扩张奠定了基础。这种优势，意味着西方很少为成功的侵略付出过痛苦的代价。来自亚非国家的军队很少能成功的开进欧洲本土，但也有许多的例外——薛西斯、汉尼拔、阿提拉、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但他们只是获得了短暂的成功。没有一个敌人能从整体上摧毁他的对手。相反，西方军队在数量上居劣势，却能击败波斯人和迦太基的入侵并进而灭绝他们的国家，甚至伊斯兰的军队也从未成功地以西方方式在欧洲分割他们的势力范围。然而，另一方面，时光的流逝，军事力量的重新平衡关键性地促进了西方的扩张。
…………
“到1800年为止，西方国家已控制了世界陆地表面35%的地区；到1914年，这个数字已增至85%——仅在1878年到1914年之间就获得了100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合2590万平方公里，即在36年里攫取了相当于近三个中国的土地）。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虽然其直接控制地区的面积急剧收缩，但西方军队仍能或多或少地直接插手它所选择的陆地或海洋地区，这一能力为保护其附属国家的经济利益和维持全球的势力均衡提供了帮助。这一能力曾在萨拉米斯战役（公元前480年）和拉茨菲尔德战役（公元955年）中保护了西方，也曾在特诺奇蒂特拉战役（公元1519-1521年）和普拉西战役（公元1757年）中扩张了西方的霸权。今天，或好或坏，它仍然在世界上维持着其支配地位，没有它，‘西方的崛起’是不可能的。”
这里讲得很明确，在西方崛起的因素中，军事强大占据了最中心的地位，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是次要的。所以我在《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论》中讲过，这个世界过得好的民族都是在战争中表现优秀的民族。在战争中打不好仗，就过不上好日子。有人讲，日本不是打了败仗吗？今天不也是过上好日子了吗？我认为，日本不是个例外。日本是非西方国家当中唯一学会了西方军事传统的精髓的国家，它在战争方面的表现是极其优异的。它是在第二次大战中战败了，但在此之前，它已经利用自己在战争中的胜利积累了大量的财富，特别是人力资源；在战败之后，它又把军战效能迅速的转化为商战效能。这是它今天能过好日子的根本原因。我们中国在朝鲜战争中似乎也学会了高军事效能，但我认为我们只是局部的、暂时的学会了，很快又丢了。从整个民族来说，并没有像日本那样，真正掌握西方军事传统的精髓，所以我们还过不上好日子。
商业是跟着军事走的。我们的主流思想家有很多错误的认识，认为西方的崛起主要是由于商业上的原因。比如哈耶克什么的，包括中国一些思想家们，认为商业主导一切。这种认识和宣传明显的带有意识形态的欺骗性。严肃的历史学家是不同意的。西方在其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中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商业，至少不比中国强。西方崛起的根本原因就是军事的强大，所以我们要学这个。
当然现在人们都会说，有原子弹了，还能打仗吗？可能不能打了，但是，一些原则性的东西，精神文化的实质，我觉得没有变。这些原则和实质不仅仅适用于热战，还适用于很多其他方面。
那么西方在战争中为什么这么强大，它有哪些特点呢？
在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说明一下西方人眼里的西方和非西方概念究竟是什么。我们很多中国人不知道，西方中心观的那些人，他说的西方是哪一块，这一点必须明确。西方人所说的西方就是西欧。东欧是不算的，俄罗斯是不算的，那是东方。在我们看都是西方，看他们长得都一样。在我们看来薛西斯也是西方人。西方和东方是文化和种族的概念，不是地域的概念。举个例子，像埃及艳后，从种族上讲她是纯得不能再纯的希腊人，但她被西方人认为是东方人。东方人是什么样的呢？奢侈的、豪华的、腐朽的、堕落的、淫荡的。所以西方对东方是极其蔑视的，有没有道理呢？有。因为就像《剑桥战争史》中讲到的，西方人对东方人，特别是正统的西方人在与东方人的战争中都是轻易取胜的，损失极小。先不要说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在美洲，那简直是几百人打几万人。西方人对东方人的战争当中一般都是兵力不到二分之一，但都打了胜仗，而且损失极小。
西方人在战争中遭受的重大损失都是基本上都是他们自己内部战争造成的。顺便说一句，这说明窝里斗是东西方都有的，把它强加给中国人和东方人，是对中国人和东方人的污蔑。所有的民族都会窝里斗，我认为窝里斗的民族有两种：一种是最弱小的民族；一种是最强大的民族。最弱小的民族外边打不出去只能在窝里斗；最强的国家窝里斗是因为外边太好打了。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是窝里斗，美国南北战争也是窝里斗。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南北战争中军队死了62.5万人，相当于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到越南战争，包括越南战争的大部分，美国参加的所有战争中死亡军人的总和。如果考虑到人口基数，这个死亡数字就更令人骇然了，那就要超过美国在全部外战中死亡人数的很多倍了。也就是说，美国从南北战争后在国外一直打到现在，还远远没窝里斗打得厉害。造成西方军队被大量杀伤的，基本是内讧。这和中国过去强大时是一样的。但现在的中国窝里斗就不是这种了。现在的中国是属于太弱了，打不出去的窝里斗了。所以窝里斗不能一概而论。
西方的军事传统有几点。第一是高度地依赖技术上的先进性，可以说就是武器决定论。这一点从古代就开始了，虽然古代的技术不象现代技术起到那么决定性的作用，但西方人在古代的战争当中非常注重应用技术。毛主席讲了武器在战争中是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一类的观点，但我们要明白，这是毛主席在没办法的情况讲的，要鼓舞士气。实际上他知道武器的作用很强大，别把毛主席看得太糊涂了，要不他怎么知道造原子弹的重要性。毛主席也说了原子弹不重要的话，但他知道花这么多钱造原子弹。为什么毛主席不仅仅用革命化就去打败原子弹呢。当然，到了文革又变形了。什么你打你的机械化，我打我们的革命化，用我的革命化打败你的机械化。革命化怎么打得过机械化？在一般的情况下革命化是打不过机械化的，会在现实中被打个粉碎。革命化打不败机械化，最好的例子是义和团。义和团不可谓不勇敢，不可谓不怕死，但几万人打不下几百人的守军。差距之大，现实地摆在面前。
但单靠技术确实是不足以战胜敌人的，这在古代尤其如此。西方军事传统的第二点是高度的组织纪律性。这一点和崇洋媚洋但不懂洋的那些人的认识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所说的西方人的特点就是自由、个性。但至少在军事战争中，西方人提倡的是纪律，提倡的是完全抹杀个性。比如说，西方和中国基本上同时发明了最早的步兵操练，是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发明了步兵操练的文明。中国在早期战争中的表现和西方惊人的相似，这也是中国人当时很强大的一个原因，但后来这个传统被中断了，比如到了大清，日本人眼里的清兵是很散漫的一支军队，打不了仗的）。步兵操练传统在西方一直贯穿到现在的：比如说西点军校，到现在吃顿饭还要击鼓列队，纪律性很强。
那步兵操练为了什么？就是要强调纪律性，抹杀个性。吃顿饭都要排队打着鼓点进去，形成了一种习惯，到了战场上，鼓一敲，就列队往前走，就没人想别的，步调就很一致。这是西方军队非常强大的一个传统。
我们知道古希腊就有方阵，马其顿有马其顿的方阵，罗马有罗马的方阵，这些重装步兵的方阵在希腊、罗马的战争中起了最核心的作用（在西方的战争中，骑兵作用很小。骑兵讲个性，讲个人的武艺，讲谋略，讲运动。但是骑兵在战争中的作用跟重装步兵方阵没法比）。马其顿的方阵比较有代表性，我现在就讲讲它。它的矛有二十英尺，也就是6米多长（这样长的矛必须双手持，故此，马其顿的盾牌很小，是挂在脖子上的）。用这么长的矛你能选择对像去刺吗？不行，没有这种选择的可能性（古希腊的矛短一些，8-9英尺长，可一手持盾，一手持矛，但也没有这种选择的可能性），只能往前走，士兵所能发挥的个性很少。马其顿的矛后端也有锋刃，防你从后边上来。整个方阵像一只刺猬。当遇到组织的不那么好的军队，也包括骑兵时，它不是一个个人，而是挤在一块的人肉机器。其实这个人肉机器也说不上什么勇敢，因为没有活动的余地，你保持自己生存最重要的方式是站直了，别趴下。里面的人不能跑，跑就首先死。后来的考古证明，那时的战殁者大都不是被砍死，而是被践踏致死。也就是说，谁要想干点别的，与这台人肉机器不一致，就会被大队踩死。这就是当时的战争，这个细节是很重要的。罗马是三个队列，最后一个队列还是矛，前面是投枪，但总体上差不多。
这里我想再讲一下当时军队里的阶级问题。这些重装步兵的主要构成阶级的成分是什么？都是自耕农，即中产阶级。他们是军队的主体。骑兵是上层阶级，最穷的是散兵，不排队的。为什么呢，在古时候，装备都是士兵自备的，骑兵没有钱你是备不起的。最穷的那些人又备不起重装步兵的铠甲，所以重装步兵是由中产阶级组成的，而且这种作战方式很符合他们的性格——保守，守纪律。从另一方面看他们又是民主的，这帮自耕农以投票的方式决定是否一起去打仗。
在过去西方的美术作品中，强调骑兵的很多，《剑桥战争史》分析了为什么。它说艺术作品往往是富人弄的，夸大了自身阶级在战争中的作用。在西方，实际上骑兵没有那么大的作用。起作用的是重装步兵，即中产阶级。这里我们应该厘清中产阶级的概念，中产阶级就是指在一个社会中，拥有中等收入的人。中国主流认知在这里把这个概念搞错了，按他们的说法，我们这些人还没够得上中产阶级，但我们想想，在坐的很多人一个月的收入相当于中国一个还算不错的农民的全年收入。搞清这个概念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中产阶级保证了民主制的延续。
自耕农兵士不依赖政府或将领提供的福利。打完仗就回家种地。罗马有一个在非洲作战的叫马库斯的将军，一边打着仗就向元老院写信，请求放假回家照顾自己的庄稼。马基亚维里就分析说他肯定不是很有钱的人，不像恺撒，能从战争中得到巨大的利益。但后来从马略开始招收大量的贫雇农入伍，这就出问题了，他们需要依赖于贵族豪门，依赖于将领，所以成了将领手里推翻民主制的工具，这在后面还会细讲。
据西方的军事史家说，公元前的中国在军事方面和西方有惊人的相似。关于中国方面的研究细节，我不是很清楚，不知道中国战国时期是怎样作战的。但从兵马俑可以看出当时的阵势，与西方是很相象的。但西方的传统贯穿下来了，而中国中断了。我想有一个原因，秦朝以后中国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内战是没有了，是大一统了。而后只有游牧民族的侵略，历史环境和西方有了很大的不同。
依赖技术和纪律，是西方军事传统中最重要的两点。战术、谋略西方是不重视的，如古希腊的相当于孙子的军事家色诺芬就认为，“战术仅是军队指挥中一个极小的部分”。西方军事传统讲求的是实力的对撞。从整个战争史看，短期内，战术、谋略是有效的，从长期看就不行了。如汉尼拔对罗马的战争，在坎尼之战中，汉尼拔使用谋略屠戮了人数和组织都占优势的罗马军队，一个下午杀了5万罗马士兵，平均每一分钟杀100人以上。然而，在长期的战争中，汉尼拔还是被打败了，他的祖国迦太基也被灭绝。
如果不想法在真正的实力上强大起来，单纯强调谋略就会变成取败之道。像我们这样，老是强调谋略是不行的。我对于田忌赛马这种故事有些看法。田忌赛马，不光说是违反了比赛规则，其实，就算允许你随意出上中下马，齐王只要随机出马，根据故事里双方马的强弱，田忌赢的概率只有六分之一，多赛几场，田忌是输定了的。战争，往往就是要打许多场战役。已经开战了，敌我双方的实力对比已经就是这样了，当然要强调谋略，如田忌的马已经是这样了，赢一场是一场吧。但就长期而言，则一定要使自己的马的速度真正超过齐王。我们过于强调谋略，这不是取胜的正道，正道是拼实力，实力强才能立于长胜不败之地，谋略只能取一时之巧，这一点我们应该像西方学习。
西方的第三个传统可能使很多崇洋媚洋的中国文化精英听了以后大不高兴，但这是西方人自己说的：讲究彻底的毁灭对方，简单说，也就是极为凶残地杀人。这也是西方军事传统的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剑桥战争史》为此做了关于地理条件的解释，我不知道对不对，里面说，很多民族自然条件很好，土地很肥沃，人口不多，这些民族的作战的主要目的是虏获人口，作者说中国也是这样的，但西方人就没这个地理条件。在印度的英国军官说，印度打七年仗也不一定死七个人，但西方不一样，它是要彻底的摧毁敌人。罗马灭亡迦太基后，不但把迦太基的城墙给夷平了，而且把迦太基的土地都洒上盐，让它永远种不上庄稼，永世不得翻身。当西方人和印地安人作战的时候，印地安人也是弄不明白，西方的军队怎么会见人就杀，印地安人以为最多打输了给你当奴隶，西方人却对他们进行了灭绝性的杀戳。
似乎中国在战争中俘获人口的概念是比较强的。据说有日本人总结过，有三种帝国主义：一个是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帝国主义，这种帝国主义到了一个地方就是男女全杀光，自己去殖民；还有一种西班牙式的，是把男人全杀光，女人留下为妾；第三种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所表现的方式，让被征服的民族归化。那个日本人认为这是最人道的。但中国的这种仁义的做法没有得到好报，劣币驱逐良币了。你人道了，可你最后没强起来，人家也不承认你是优秀文化，甚至不承认你是人道、仁义，你的人道、仁义被认为是搞阴谋，最后发现你也没搞什么阴谋，那你就是愚蠢（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印度人和世界其他人，就是这样看待中国的撤军的）。最后连自己都觉得自己是最缺德的“吃人者”了，而杀人成性的的西方文明却被我们中国人自己认为比我们更“尊重生命”。冤哪！
《剑桥战争史》讲了西方军事方面的五个传统。除了前面所讲的三个之外，还有“独一无二的变革能力和在必要时保持其作战传统的能力”，以及“具有为那些变革提供金钱支持的能力”。我个人认为后两个不是那么重要，故此略去不讲。今后的世界可能不会再有大的热战了，但也可能还会有，谁能说得那么准？但西方的军事传统，无论今后还有没有大的热战，都是重要的。我们必须要好好学洋。第一点就要学西方的战争传统。要学它战胜和消灭敌人的狠劲，要学它讲究技术、讲究实效，要学它依靠组织优势的力量。这些东西不光是用在战争当中的，还可以用在很多地方：如现代工业、现代科研、现代商业。
二. 西方文明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民主制度
民主制度和第一个因素是有关系的。民主制的早期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就是军事民主制，人类社会早期的形成就是合伙打别人去，是军事民主制。
顺便说一句，人类社会配偶的分配也反映了军事上的需要。人类社会配偶的分配很不同于其他的灵长类：人类社会中，虽然不是严格的一夫一妻制，但配偶分配是相对平均的。有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的文化，也有不那么严格的，但在任何一种文化中，人类社会的雌性配偶分配都要比灵长类中人科之外的动物平均得多。为什么，就是要合伙出去打架，或是打猎。由于要合伙去打架、打猎，往往要动员所有男性，如不给他分配配偶，你上的时候他就袖手旁观，这就要吃败仗了。当然，还有一个来源，是因为人类掌握了武器，使得争夺配偶的争斗特别血腥，会造成两败俱伤，这就会影响种群的繁衍。配偶的平均分配就说明了一定程度的“民主”性。
有一本很不错的书，《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编的，从它给民主制找到的远古痕迹和来源看，很大部分都是军事民主。罗马也是很典型的。大家知道罗马的公民大会有四个，权力最大的叫森都利亚大会。森都利亚就是百人团的意思，也就是说，它原来是成年男性公民的军事集会。罗马实行的民主制，就是从军事会议来的。森都利亚大会留下的军事痕迹很多，如大会由吹号召集，会址设在城外，因为罗马的习俗是城区不准召集军队，参加者排列整齐，如同军队站队一般。
古希腊那时侯的军队很简单，大伙一呐喊，投票通过了就出去打。最早的民主制大概就是这么来的。我在前面说过，西方的军事传统是非常抹煞个性的，但个性、个人利益必须有地方找回来，否则哪有那么多傻子替你卖命？这找回来的地方就是民主制，就是每个参战的男性公民都有民主权利。民主制有一个很重要的效能，就是它能够把这个社区的人团结起来，同仇敌忾，没有民主制这一点是做不到的。据一些历史学家的分析，中国的早期也有军事民主制的痕迹。
现在有很多人说民主国家在军事上软弱，我觉得这是站不住脚的：罗马和美国的例子都是对此最为明确的反驳。罗马的强大勇武，主要是在其共和国时期，到了它的帝国时期，虽然也有一些亮点，但腐败到荒谬占据了主要部分，共和国时代留下的那么强大的底子，最后也衰亡了。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写道：“罗马疆域的扩张在共和国政府的统治时期，便已基本完成；那时主要依赖元老院的政策、执政官员的积极的好胜心和人民的勇武精神，罗马取得了大片土地，后来的罗马皇帝绝大部分都只不过是坐享其成而已。”
有的人说罗马不是民主制，是共和制。这里我稍微做一下名词辨析。我有篇文章，叫《民族生存竞争与民主制度》，就是谈的这些问题。当时就有人提出反驳，说我说的斯巴达、罗马等都不是民主制，而是共和制。其实，简单地讲，人类社会无非就三种制度：一种是一个人说了算，这叫君主制，或叫专制——按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讲，好的就叫君主制，坏的就叫专制；再一个是一群人说了算，但这群人不是大多数人，可以叫贵族制或寡头制，按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讲，好的就叫贵族制，坏的叫寡头制；三是多数人说了算，就是民主制，按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讲，好的叫共和制，坏的叫平民制（当然，这是粗的划分，细的划分就多了）。而孟德斯鸠的分法又有所不同：它的共和制里面包括后两种，即贵族制和民主制都包括。我看了一些中国学者的意思，他们把贵族制称为共和制，以与民主制区分，按他们的说法，斯巴达和罗马是共和制，而不是民主制。但是，如果这样定义共和制，就很容易跟现代的说法混淆，比如现在讲的“党内民主”。这种“党内民主”按亚里士多德的分法，好的就是贵族制，坏的就是寡头制了，它就不能叫民主制了，这词就不对了。可是我们习惯了这么称呼，凡是不是一个人说了算，有投票选举的，不管这个投票的范围有多大，就叫民主制，要不“党内民主”是怎么出来的？所以，我认为按中国的约定俗成的说法，所有的非专制或君主制的制度，都叫民主制，这样也未尝不可。这就是我为什么在那篇文章中把这种形态都叫民主制的原因，这样说起来大家容易懂。有些人跟我没完没了地纠缠谁的书念得多。其实有些东西我并没有讲错。比如说斯巴达，我说它是民主制，他们说不对，斯巴达是寡头制（这些知识分子坚持用贬义词来给斯巴达定性，我看主要是厌恶斯巴达的尚武精神）。其实亚里士多德说斯巴达是混合制，就是它有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三种成分。斯巴达有双王，故此有君主制成分；有元老院，故此有贵族制成分；又有公民大会，故此有民主制成分。其实双王根本没有真正的君王权力，亚里士多德也就是这么一归。真累，没办法，有些人就是要和你纠缠，你一点都不回答也不好。
让我们回到原来的话题上。选举领导人，对重大决策进行表决，这有利于凝聚一个社群，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社区凝聚不起来，就不会有强大的战争效能。有人讲民族主义是一直和专制联系在一起，这是很奇怪的。我们都知道，现代民族主义的发源在法国。在这里举一个例子，法国和普鲁士作战，不是普法战争，是1792年的时候跟普鲁士的公爵布伦瑞克作战。当时法国军队被普鲁士人看成是乌合之众，而普鲁士军队当时被认为是欧洲最好的军队。当两个军队对垒的时候，布伦瑞克以为法国人在与普鲁士人面面相对时会转身逃命，没想到在普军进攻时，法国军队发出了一声雷霆般的呐喊：祖国万岁。布伦瑞克就说这仗不能打了，调头跑了。因为他知道这么大的军队，这么多的人能团结成这个样子，是不可战胜的。我想君主制国家的军队是喊不出这样的口号的，也许他们会喊“国王万岁”，可这就差远了。当时正是民主制动员了民众的力量——法国在革命时期进行的总动员，连妇女都动员了，这在欧洲君主制国家是做不到的。
罗马共和国非常的强大，在它所知道的天地当中是最强大的。除了汉尼拔的那次之外，真正让它难受的都不是外战，而是寡头的内战。罗马对付其他民族的时候，就是恺撒的劲头：我来了，我看到了，我征服了，没什么话可说。
罗马共和国贵族的权利肯定比贫民大，但贫民也有很多的权利，比如保民官的设置等。公共设施那么好，不就是为拍无产阶级的马屁吗？为什么要拍无产阶级的马屁，从细节上讲无产阶级的投票权和贵族的投票权是不完全对等的，但他毕竟有投票权。罗马有很多非常现代的权力制衡制度，如是同僚制、任期制等。很多官职都是两个人，互相之间有否决权，还有保民官与执政官互相之间的制约等。只有在特殊的战争时期，罗马面临重大威胁的时候，才任命独裁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罗马民主制最关键性的破坏来自民主派将领马略。罗马军队当时实行的是公民兵制，就是公民大家当兵，自己自备干粮、装备，都是有产者，是小自耕农，这些人对于指挥官没有依附性，指挥官要弄别的名堂，他也不跟你走，打完仗他们就回家种地。指挥官也是如此，只是在战争时期他才有对部下生杀予夺的权力。马略是民主派，就是说他是代表下层利益的。他对与民主制的破坏在于，他虽也是为下层百姓着想（至少表面看是如此），招募了大量的无产阶级（罗马共和国有很多人变成了无产阶级，因为罗马后期，贵族、豪门对土地的掠夺很厉害，出现很多无地贫民。提比略•格拉古当时之所以提出土地改革，一个首先动机也是军事方面的，就是为了解决兵员的问题。因为农民没地了他连盔甲都买不起，招不来兵。再一个农民士兵不安心工作；为什么呢？贵族、豪门对土地的掠夺很厉害，很多农民士兵打完仗回来后，发现土地让贵族给种了，老婆让贵族给收了，贵族用的全都是奴隶种地，而不雇他们；奴隶都过得比他们好），由国家出钱把军队养起来，就是从原来的公民兵制，从小有产者的军队一下子变成了雇佣的军队。说是依靠国家，其实是依靠首领。因为士兵的生活保障和后半辈子都靠首领弄钱养着他，他自己没有财产，就丧失了自己的独立的人格，他的依附性变得非常强。马略开了这个制度上的先例，于是贵族、豪门、寡头大量养私家军队，民主制就被破坏掉了。
罗马民主制之所以出现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以前说的，当时的国家不知道搞社会福利。这是很关键性的问题。这样大量的穷人就不得不投靠贵族、豪门，没当士兵的时候他们已经投靠了。这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看电影就可以知道，贵族家每天早上把大门一开，没饭吃的穷人就会涌进去，说些祝福的话，就有饭吃，如果有工作就给他们安排，天天如此。这就是贵族豪门办社会福利。其结果，赤贫阶级必须依附于贵族豪门。现代的民主国家绝对不会允许把办社会福利这样的大事，完全委托给豪富阶层，豪富阶层可以捐款做慈善事业，但社会福利一定是国家办。罗马民主制崩溃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它不知道办社会福利对维护民主制的重要意义。
从军事的角度讲，民主制确实有凝聚人心的作用，但是在军事指挥上面，要讲究效率的时候，民主制是有缺点的，所以才会有临时任命的独裁官，这就是为了提高军事指挥的效率。我觉得像罗马这样做法恰恰是最好的：最终的权力来源，是民主选举的，代表了民众的意志，但在战争当中需要提高指挥效率的时候，它照样能提高效率——任命独裁官、派出执政官。打完仗权力就收回，这是一种最好的制度。当然了，后来被破坏掉了，但是罗马毕竟强大了这么多年。
按历史学家们的说法，罗马民主制是人类最伟大的政治成就。现在的美国是不是达到了，还要打个很大的问号。罗马当时的富裕程度也是我们所难以想象的。简单的讲，罗马城的人均用水量，相当于现代很多欧洲城市的7倍，它的公共设施的建设，一直到近代才被人赶上。那么当时的罗马，富裕到什么程度呢，或者说它对其他国家的剥夺到了什么程度呢，有一个现象可以说明，去罗马的船全都是满载的，走的全是空的。罗马不出口东西，只进口东西。出口什么呢？出口“文化”。
仅仅从道德、伦理的方面去论述西方民主制度的好处是不够的。马基雅维里也赞成民主制，他论述的民主制就不从那些方面去讲，而是从利益方面讲民主制。他讲民主制在军事上的强大，他不和你讲道德、伦理这些东西，就和你讲力量、利益。他把民主制和君主制比较，认为民主国家强大。他讲民主国喜爱智慧和勇敢的人，而君主国惧怕这种人，所以民主国培育智慧和勇敢的人，君主国毁掉智慧和勇敢的人，我觉得他讲的有道理，很符合我们亲眼看到的现实。
民主制可以起到凝聚人的作用。然而，有些国家，似乎已经凝聚起来了，好像民主制也就不需要了。但是当专制、独裁、君主制再次失去民心的时候怎么办呢？从现代社会看，这个周期好像比古代社会还要短得多。
民主制对于西方的强大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现在世界强国几乎都是民主国家。有些人讲现在西方民主制不行了，这是事实吗？美国现在如日中天，西方强国俱乐部如日中天呀！原来还有一个强国苏联不是民主国家，但最后瓦解了。为什么？很重要的原因是它失去了民心。当然，也可以说它是上当受骗了：它确实是上当受骗了，因为它忘了，除了民主主义，民族主义也是重要的，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但它这么容易上当受骗的内因是什么？我看就是没有民主。抓住民主制度的一些弊病，说民主制度不行，可回过头来看看自己，毛病、弊病是不是更大？
中国知识分子的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对于民主制度质疑的看法，我认为都是不能成立的。
一个看法是说：中国全都是农民，素质低，不适合民主制度。我就不信，两千多年前的罗马自耕民的水平，包括对于民主机制的运用，能比我们的农民高明多少。前面说过，我们在中国农村地区看到的农民就拿了一个《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还并不完全的民主，就能干点什么了。罗马的农民根本没达到这个水平，但它照样实行民主制。
另一种看法是这样论述我们不能搞民主制的：他们说欧洲有1、2、3、4、5、6、7，中国没有，所以不能实行民主制。那么另外有一个地方也没有这些，但它怎么也实行了民主制呢？面对这个问题，他们又解释了：那个地方有8，这个8中国也没有。我说，那个地方没有实现民主制的时候，你多半也会说它实现不了是因为没有1、2、3、4、5、6、7；它实现了，你就找到了一个理由8，但你又说了，中国是1、2、3、4、5、6、7、8都没有，所以实现不了。可我们也许有9啊！到我们也实现了民主制时，请你再来总结说原来我们也能实现，是因为我们有9。拿学位当教授的诀窍似乎就是这个。
还有一种质疑民主制的观点十分有意思：它说，民主制这么好，能强国，像美国这么一个如此注重自己利益的国家为什么还要硬塞给我们民主制，让我们强起来？这个观点混淆了一个基本事实：美国什么时候不问青红皂白，“硬塞给”其他国家民主制过？是否“硬塞给”其他国家民主制取决于它的国家利益。出于国家利益，或者是商业利益，它勾结其他国家的寡头破坏当地的民主制的事也没少干。在拉丁美洲这事它就没少干。智利的例子最典型，它硬是推翻了智利的民主制，“硬塞给”了智利一个军政府，因为智利的民主政府做出了不利于它的决策。后来揭发出来的材料证明，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情报局甚至引导和指使智利军政府搜捕和杀害支持智利民主制度的美国公民。人们不是都说美国极其珍视它的公民的生命吗？一般情况下确实如此，因为它是一个民主国家。但当它在颠覆智利的民主制的时候，连这都打了折扣。我们焉知美国不会为了“反恐”再干同样的事！
至于中国，从历史上看，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有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政治、军事势力。从表面上看，国民党较强，共产党较弱，但强弱并不十分悬殊。这样一个政治态势本来是非常有利于建立民主制的。当时的共产党也十分主张建立民主制：毛主席写过很多文章，主张建立民主制，甚至曾热情的夸赞美国的民主制。当时，如果美国想“硬塞给”中国一个民主制，那太容易了，它只要稍稍抑制一下蒋介石，就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可美国又是怎么做的呢？它稍稍做了一点面子上的“调处”以收买人心，便完全站到了反对在中国建立民主制的蒋介石一边，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他们以为他们一定可以打胜，打胜了，形成了一种政治势力独大，当然就用不着搞民主制了。后来内战的结果出乎他们——也许是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人——的预料：表面上较弱的共产党取得的完全的军事上的胜利。
讲到现在，美国真的是在“硬塞给”中国民主制吗？它为此作了些什么？我看它并没有做很多实质性的事情。民主主要是它手里的一根棍子，美国为了它自己的利益用这根棍子在中国内外揍中国，而且揍得理直气壮，取得了不少中国人在道义上的认同。如果我们实现了民主制，我们就从美国手里夺走了这根棍子。当然，我估计，如果中国真垮了，真分裂了，构不成一个强国了，美国也许会帮中国分裂成的小国来建立民主制，以防“黄祸”影响到它。但我们要的是一个统一的、强大的民主中国。
我认为民主制在中国文明当中有一些痕迹，但不明显，要承认这是我们的文明的重大缺陷。因此，第一要学，第二没有学不会的道理。谁说的现在的中国人的素质就不如两千五年前的罗马的农民，两千五年前的罗马的农民都能学会民主制，中国现在的人就学不会？
三. 西方文明的第三个重要因素：科学技术
说到科学技术，似乎比较简单。因为在前两个问题上争论比较多，而在这个问题上似乎争论就很少了，都知道科学技术的重要性，甚至崇拜科学技术，把科学技术不该管，也管不了的东西，都归到科学技术名下。然而，知道归知道，崇拜归崇拜。我们在科学技术上却仍旧差得太远太远。
我这里并不是仅仅在讲我们和西方国家现在在科学技术上的差距。这个差距很大，但我认为，只要我们这个民族能够走上发展科学技术的正轨，这个差距不难追上。我们这个民族的智商之高，世所公认，并且为西方人严肃的科学研究所证实。我们真正的差距在于，作为个人我们的智商很高，十分适于取得科学技术成就，但作为一种整体的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我们迄今缺乏科学思维能力。我们从上到下，从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到一般百姓，从整体上看，在科学思维能力上有欠缺。其具体表现，就是伪科学能够在中国如此盛行。营养保健品中的伪科学近些年来大家已经逐渐认识了，但是，在中国的所谓“高科技企业”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其实还是在搞这些骗人的勾当。最近我在电视上看到一则广告：蜂窝煤居然也“纳米”化了。凡是西方科学老老实实地承认没有找到解决办法的地方，总会有我们的国人跳出来，说他有办法，有中国特色的办法，而到头来总会发现那是骗局。这些骗局一个连着一个，一潮过去了，一潮又来，欺骗了多少人，浪费了多少资源！
除了在整体上缺乏科学思维能力之外，还有腐败，科研腐败，这是与我们缺乏民主制度有关的。我过去曾以为，自然科学不大可能像社会科学那样搞学术腐败，搞抄袭，弄虚作假。后来我才知道，实际上，中国的自然科学界的学术腐败比社会科学还厉害，而且危害也更大。
因为中国社会从整体上说科学思维能力差，因为学术腐败，当然也因为我们的科研经费不足，我们的极具聪明才智的个人我们自己用不上，只有放到别人的体系中才能发挥作用，去发展和壮大别人。
科学技术是硬道理，可我们就是有不少人硬是拿巫术冒充科学，说这就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还有那么多人相信。我是民族主义者，我觉得、这是自取灭亡之道。我不能同意这样“弘扬”中国的文化，我们不能这样自己欺骗自己。我们如果不能在科学技术上扎扎实实的、真正的赶上西方国家，我们这个民族将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
四. 中国传统文化必须结合进西方的尚武、民主和科学
谈到中国的民族主义必须向西方学习，就不得不谈到另一面，中国的民族主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是一种什么态度。
我认为中华文明是一个伟大的文明。我在《中国青年报》1995年8月11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曾引用美国吉尔伯特•罗兹曼教授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的一段话。
“中国贯穿绝大部分世界历史，是整个东亚社会的文化巨人，是把西方文化的特色同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文物以及作为欧洲文明的现代中心的法国结合起来的一个国家。2000多年来，中国人已经证明他们具有高度文化修养，极其多样化并富有经验；具有控制、协调和处理人口众多的大国的能力；有效地使用应用技术去提高生产和维持比19世纪欧洲国家大许多倍的人口生计的组织才能。当时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胜过其他地方。
“在与现代社会相联系的许多特征方面，中国人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尤其突出的是，他们建立了一个主要以功绩为基础的官僚机构，直到19世纪这还是一个有效能的样板。它可能在效能方面仍旧是一个样板，以相当少的训练有素的个人来处理大量的问题。早在1000多年前，中国人已表明他们具有理财、安排劳力和为创建公共事业而进行必要的资源计划的能力，并已达到直到20世纪世界其他地方尚未达到的水平。2000多年前，中国就已拥有一个至少是理想的‘开科取士’制度，在这里主要依靠教育和功名来取得晋升。尽管2000年来这个制度一再地被大肆诋毁，但是，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超过它的东西存在。不论‘高度文明’一词意味着什么，中国早已创造了它，至少比今天我们所谓的欧洲人和西方人要早。的确，未来世界的学者会认为，欧洲在16世纪或17世纪以前也许之后的一段时间，只有种族优越感和对难学费解的语言的厌恶学习能够说明这样的感觉，欧洲文明与中国的文明是相等的，说不上哪个更优胜。中国已经表明，在学习和吸收他人乃至征服者方面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就一个非现代社会来说，中国的文化程度极高，工商业和市场也很发达。最后，在约翰•杜威实用主义者的观点看来，西方现代化批判的基本原理的许多方面，如果不是所有方面的话，已在2000年前为中国所接受了。”
这虽然是个美国人对于中国文明的评述，但我认为写得非常好，说出了我想说的话，故此，我把它再引用在此。除了这段话中所说的那些方面外，我认为中国的艺术，包括绘画、建筑、音乐、书法等，也创造了自己独特而高雅的美，我十分热爱。19世纪以来风靡西方的日本艺术，虽然确实有不少日本民族自身的创造，但谁也不能否认，其精神和框架，甚至一些基本的手法，均来自中国。日本人曾陪我去参观日本的艺术博物馆，他们总是谦虚地说，没什么东西，都是模仿中国的。这种话里固然有日本式的谦虚，但你仔细地去看他们的艺术，你确实会感觉到，他们的有些东西虽然做到了比中国的还精到（特别是比中国现代的东西强，那是强太多了，中国许多丢掉了的好东西，日本还保留着），但说是一种模仿，也大致不错。
我对于中国文明感到有所遗憾的地方有三点：第一点是中国文明中尚武精神在后来中断，或者说是衰落了；第二点是中国文明没有像古希腊和古罗马那样发展出一套系统的民主制度；第三点是中国文明没有发展出欧几里德几何学。这三点就是我在前面花了那么多口舌说明我们必须向西方学习的地方。这三点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到了近、现代，它们尤其显得重要，重要到几乎要让我们亡国灭种。但是，我认为中国的传统文明中也没有什么东西说是绝对阻碍了我们今天学习和掌握这三点。所以，我反对逆向种族主义，反对把今天的一切困难都推到祖宗头上。
然而，90年代以来所谓“新儒家”和“新权威主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却让我心存疑惑。
让我们来看看他们都“弘扬”些什么东西。
首先，是反对尚武精神，说这都是西方的坏东西，而我们中国的文明是“主和哲学”。我曾在几年前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曾几何时，在中国的整个知识界像发了疯一样的痛骂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家思想之后，又出来了一帮夸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说‘21世纪是中国世纪’的。然而，他们是怎么夸中国文明的呢？他们说：西方文明的特点是‘争’，中国文明的特点是‘和’；今后，中国还要继续发扬这个‘和’，以其来战胜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样就能‘为万世开太平’了。说老实话，听了这种夸，我觉得比听骂还难受：这到底要把中国引到什么地方去？但是，这一套说词还真是颇有支持者。”
前面我讲中国的民族主义必须学习西方的军事传统，已经是对于这种“主和哲学”的批判了。我这里还想加一句，持这种观点的人从表面上看似乎与崇洋媚洋者不同，实际上，还是在向西方人摇尾乞怜：我们是一群羊，我们不但无害而且有用，我们会把下面的羊群管好，让您老想吃几只就吃几只，所以请您老就放我们一码吧。说了半天，还是媚洋。
其次，是反对民主制度。10来年前我就听一个曾经非常著名的“新儒家”、“新权威主义”学者说：我们要让中国的孩子从小就读经习礼，让他们见了长辈、上级，所有的尊者自然而然就行礼，这样中国的社会就稳定了。我们即使不从民主的角度说，即使仅仅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说，你们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难道不会见到美国人也双膝发软，“自然而然就行礼”吗？因为美国也是强者，也是“尊者”呀！这可真好，不仅中国“稳定”了，连世界都“稳定”了，是不是这就是“21世纪是中国世纪”的意思？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这样的“弘扬”，我实在不敢苟同。我认为，照这个样子“弘扬”下去，非把中国传统文化彻底搞臭不可，非把中华民族带入灭亡之路不可。
然而，“新儒家”、“新权威主义者”却自傲得很，他们认为缺了他们，民族主义还就不行了。他们说：中国的民族主义缺了国际主义的普世性价值观。这真是滑稽：如果加上了他们的“国际主义的普世性价值观”，中国的民族主义成了什么？照他们说的那样，我们做羊，为了整个国际大家庭的“和谐”，我们要让狼吃，连逃跑都不要？我们不发展，少消耗能源，自废武功，以此“感动”西方人？还有更自信的。他们说，中国需要民族主义，但必须警惕现在这种“无根的民族主义”，因为“无根的民族主义是危险的”。这是什么话？这是在向谁献媚？是国内的“尊者”还是国外的“尊者”，还是两者兼献？
那么，什么叫“有根的民族主义”？就是他们的那套东西？他们把民族主义的尚武精神阉割了，他们把民族主义的民主精神阉割了，他们把民族主义的现代精神阉割了，这民族主义还真是不“危险”了，可民族主义还剩下了什么？除了阿Q式的“我们先前曾阔过”，还剩下了什么？我看这才是“无根”呢！
我们的祖先确实曾阔过，这本是事实，说说也没有什么可笑的，这只能说明我们现在干不好，不该像80年代的那些“文化精英”那样，老是埋怨祖宗，我们只能埋怨自己。但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祖先阔过，不等于我们现在阔了——我们现在穷得很；我们的祖先的“阔”和现代的“阔”毕竟不是一回事。中国文明在历史上发展出来的那套东西，在当时确实是蔚为壮观的，是伟大的，但和现代的伟大还是有相当的差距的。更何况，不管那时候好还是不好，我们是回不去了：改革开放以前是回不去的，古代中国就更回不去了。
我不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缺“新儒家”和“新权威主义者”所阐释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不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缺他们所说的那种“根”。要寻“根”，我们宁可回到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去，也包括原始儒家，但必须加上尚武精神——它在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并不缺乏、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背靠着伟大的中国文明，我们必须吸收伟大的西方文明中的优秀要素，并决然前行。否则，我们的民族终将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