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代，写作文时，常常用“中华民族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之类慷慨激昂的词句，就连读书也是为了“中华之崛起”。那时想望的崛起，是跟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记忆，文明古国辉煌的自豪，以及解放全人类的理想奇妙地联系在一起的。和平的旗帜下还回荡着声色俱厉的口号。
那个时代和它的阴影在悄然过去。
如今，崛起又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只是崛起有了一个限定——和平。
对中国来说，和平崛起是一项全新的挑战和考验。
尽管中国有过汉唐气象，可那是相对封闭的冷兵器时代的产物。毋庸讳言，中国有成为地区性大国的辉煌历史，却从来没有过和平崛起的历史经验，也就是说，有崛起却缺乏和平。一方面，无论是汉唐还是元清，都有扩张杀伐的记录；另一方面，即使是那些为人们津津乐道的盛世岁月，元代张养浩那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也是贴切的写照。而且无一例外，兴盛之后接着就是衰落和动荡。开元盛世后面不就紧跟着安史之乱？
不独中国如此。希罗多德在谈到希腊城邦兴衰时也说过：“繁华都市的衰亡与弱小城邦的崛起，雄辩地说明了一个结论：好景从来不久长。”迄今，世上还没有出现过千年不衰的帝国。罗马帝国烟消云散了，蒙古帝国灰飞烟灭了，苏联帝国土崩瓦解了……
古今中外，似乎有兴就有衰，有起就有落。
可以说，这也一种大国政治的周期律。
那么中国应该如何才能跳出这个周期律，实现自己和平崛起的光荣与梦想呢？
拒绝没有和平的崛起
中国和平崛起的提出，意味着回答了一个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和平是崛起的限定条件。中国不是需要简单的崛起，而是要和平崛起。和平崛起的提出，意味着政治家以积极的姿态正视中国发展所带来的国际影响，这是一种进步。和平崛起首先是一种肯定性的承诺，一种良好的愿望。这种承诺不仅是中国政治家对世界的承诺，也是对中国国民的承诺，那就是，中国的崛起只能以和平的方式进行。和平崛起也是一种否定性的承诺，它包含着对世界和中国国民承诺拒绝武力崛起。中国拒绝没有和平的崛起。
和平既是出于对世界的责任，也是中国内在的需要。崛起只是一种手段，而人本身才是目的。并不是什么形式和内涵的崛起都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不需要过把瘾就死的崛起。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德国和日本那没有和平的崛起的历史就是深刻的教训。
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当年都实现了强国梦想，跻身列强的行列。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的经济和军力在亚洲几十年如一日地一枝独秀，但是日本却凭借它的国力给亚太地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的德国同样在欧洲独领风骚，却挑起了两次世界大战。从德国和日本在世界大战中的结局来看，弄不好，先进也要挨打，最后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就德国来说，无论俾斯麦还是威廉二世，都是一心一意谋发展。可以说，威廉的德国是开明专制和技术至上相结合的典型事例。它在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领域的发展给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俾斯麦是改革宰相，而威廉二时也是位改革国王。威廉二世可以脱下军装，换成工人的工装裤，关注工人工资，热衷社会福利问题，着力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和生活条件，其亲民政策在一战前成绩不小。但是，俾斯麦留下的政治遗产是建立了德国虚假的民主制度，并且有效地挫败了德国民主力量的成长。这种新型的开明专制政权是专制与民主并存，保守与开放同在。
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前景和诱惑使得德国加快了进入一个危险时期的步伐。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就说：“从1890年俾斯麦政府的恺撒·威廉控制了德国的外交政策以来——表明达到技术成熟可能是一个危险的时代，德国经不起这种诱惑两次，日本和俄罗斯各一次。”如果这样的国家出现内部矛盾或者危机，当政者很可能被引诱到用外部冒险替代艰难但必要的国内变革。
结果是德国越发达，世界局势就越不安定。一如蔡库希在《德意志帝国政治史》里指出的那样：俾斯麦给霍亨索伦王朝提供了这样庞大的权力，以致它必须要有一个腓特烈大帝那样的皇帝或者一个俾斯麦那样的宰相，才能谨慎地予以运用。
人存政在，人亡政息。俾斯麦能够克制德国的野心，而威廉二世却要竭力推行他的世界政策，最后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强国梦最后变成了过把瘾就死。昙花一现的富强之后就是深重的灾难。事实上，无论是威廉二世还是希特勒的德国，其成就与强大都为许多国民和政治家所由衷地欢呼。但是，崛起之后是瓦砾。如果说面对战后的断垣残壁依然认为没有和平的崛起也是值得的话，那么，欣赏的就是过把瘾就死的崛起。
但是，中国不需要这种暴发户和赌徒的做派。富强本身是中性的，就像菜刀是中性的一样，但是富强可以用来侵略，菜刀也可以用来杀人，如何防止崛起悲剧的出现，就需要有不能保证和平就不要崛起的泱泱大国风范。中国不需要没有和平的崛起，因为这不仅是中国的不幸，也是世界的灾难。
对和平的热爱，对不分青红皂白的追求强权的否定，都源自中国渊远流长的传统。孟子就对齐宣王说：“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大意是：天下各国本来就害怕齐国强大，现在齐国国土扩大了一倍，又不行仁政，就会遭致各国兴兵动武。本来各国就有齐国威胁论，现在你国力大增，还行的是暴虐无道的无赖政治。能不害怕吗？能不招致怨恨吗？这就像我们对一个街头小混混心怀戒备一样，本来他耍刀弄枪就已经搞得四邻不宁了，现在他又鸟枪换炮，岂不是威胁更大？即使没有什么恶意，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讲，身边睡着个一再声明自己不吃人的狮子，也总是不放心的，会自觉地想一些防范的办法。中国有句古话叫，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国际社会的生存法则不也类似吗？更何况狮子的内政记录很不光彩，对自己的人民都敢暴虐无道，谁能保证它对别的国家会温文尔雅呢？这样的国家连它自己的人民都感到对他们的自由、尊严和安全是一种威胁呢。就想夏桀那样，人民巴不得和他一起同归于尽！像希特勒要大炮不要黄油，当然可以增强国防能力，但是，如果缺乏自我控制的机制，那么武力的每增强一分，就不仅是对世界和平多一分威胁，也同时对国内人民多一分恐惧。强国梦里可能蕴涵的自我毁灭因素，一向为我们所忽视，心里只盼望国家强大，而不问这强大是针对谁，用这强大干什么。以这种心态看待大国崛起的历史，他们就会从希特勒的德国或者东条英机的日本得出国家还不够强大才是失败的根源那样的结论，而不是如此追求强权本身就值得怀疑和否定。这种对抗性思维也能够成为国家发展的兴奋剂，但也是将国家推向战争边缘的腐蚀剂。
要树立对和平和和平崛起的信心，首先要求我们对自身的安全环境有一个准确、冷静的判断。
中国是否处于战争威胁的边缘，是否有大国有武力亡我之心呢？事实上，没有大国会主动向中国发动战争。中国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周边某些失败国家可能的铤而走险，因为这样的国家始终存在通过对中国的讹诈、恐吓或者宣战来转移其国内矛盾和视线的诱惑。这才是中国未来需要警惕，并需要排除的外部安全隐患之一。如果中国能够以积极的姿态和其他国家合作，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并和国际社会一道欢迎和促进周边地区包括民主化、市场化在内的变革与发展，可以说，失败国家的威胁并不会影响中国的和平崛起。
尽管中国崛起这一可能的趋势，引起他国的警惕和形形色色的议论，但我们应以平常心对待。我们始终应该有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那就是在发达国家都有言论自由，几乎没有什么想象得到的言论是不可能公开发表的，因此，对于中国的未来有着五花八门的判断，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不应该因为有这样或者那样的说法乱了阵脚，即使一些国家采取某些防御性的措施，我们也应该理解它们对于中国崛起这一事实的安全忧虑，而不应该首先以对抗性思维去理解。
这不是建立在对其他大国善意的估计，而是世界安全的需要，是美国、日本等主要国家自身利益的需要。一个拥有相当军备实力和庞大人口的中国，一旦出现动荡甚至战乱，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都是一个悲剧，这样一来，他们所想避免的“中国威胁”岂不就成了现实？因此，中国只要能够处理好国内政治经济问题，就不可能有任何国家能够阻止中国的发展和地位的日益提升。只要中国不主动破坏和平，不会有理性的大国会冒险向中国发起战争，当然，失败国家除外。
这样一来，中国跟主要大国尤其美国存在战略利益的一致性，无论是反恐怖主义还是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等等，也是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由于中国邻国众多，中国需要与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的合作来解决自己所面临的周边安全环境。中国不应为被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失败国家所包围。中国地区合作主要点就在于和国际社会一道，尤其是和美国一道，消除亚洲地区的不安全因素。因此，如果对中国自身有信心的话，中国对周边国家的自由和民主化进程表示积极的态度，不是简单化成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在实施对中国的战略包围。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任何国家的失败都会对中国产生消极影响，在目前的国力之下，中国自身没有能力以防患于未然的方式维护地区安全。中国不仅需要国际社会的信任，中国也需要对国际社会里的大国有基本的信任。这样才不至于恶性循环。
如果中国对自身的处境没有清醒的估计，老是一出点什么风波，就以为中国的国家安全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就有可能将军备竞赛当成首要目标，陷入到安全竞争的恶性循环之中。更可怕的是，互信的缺乏甚至可能导致自我实现的寓言。
中国在二十一世纪最艰巨的任务就是确保和平，包括国内和平和国际和平，否则，就无从谈起可持续崛起。没有和平，就不可能有持续的崛起。当然，和平往往也是需要成本的。作为一个在国际大家庭的一员，就像社会中的人一样，当然不能把我行我素当成独立的标志，不能不考虑国际社会的反应。尤其是在包括领土等在内的敏感问题上，应该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能让一时一地之得失成为整个国家发展的悲剧性障碍。因为任何情形下的巨大战争创伤都会使中国的发展中断，甚至引发整体性危机，彻底丧失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机遇。无论是列宁领导的俄国新政权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还是西德总理勃兰特提出的东方政策，以“一个民族，两个国家”为原则，谋求两个德国的沟通，都是为谋求和平而不惜付出一定代价的成功事例。一个具有远见的民族才是能够赢得国际社会尊重的民族。
和平转型重于和平崛起
和平崛起应该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以和平的方式崛起，二是崛起之后依然能够保持和平。中国能否和平崛起取决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因素。
尽管我们自己可以说提出和平崛起，这是庄严的承诺和永不改变的选择，但事实上仅仅依靠承诺本身并不会消除外界的疑虑。从国际因素来说，崛起意味着冲击和改变现有的世界格局，国际社会面临如何适应这一事件的调整。历史经验告诉显示，仅仅崛起本身就会引起猜忌、疑惧和提防，甚至是严重的军事冲突。在谈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时，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指出：“斯巴达人之所以议决和约已经被破坏，应即宣战，不是因为他们受了他们的同盟者发言的影响，而是因为他们恐怕雅典的势力更加强大，因为他们看见事实上希腊的大部分已经在雅典的控制之下。”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一向对中国几十年里自身的制度、政策、意识形态和历史等因素对国际社会的影响方面，缺乏足够而又理性的反省，毋庸讳言，对于外部世界的疑虑，我们往往是指责反驳，而缺乏应有的反思。这一因素本身加重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忧虑等负面心理。发展是中国的需要，而敌对不是中国的目的。中国要发展，就不能做国际社会我行我素的独行侠。中国需要和所有的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就现实和未来寻找共同语言。在主流国际社会的孤立带来的不是光荣，而是不必要的代价。中国崛起不能不考虑国际社会的反应。此外，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一个国家可以在和平中实现崛起，但是崛起之后如何保证会和平地运用国力呢？作为政治是现实的，任何国家的政治家都不会回避这个疑问，并对这个疑问做出符合本国安全利益的回答。这就要求中国自身能够实现转型，在发展的过程中完成建立现代国家的任务。尽管这并不会消除崛起由于现实政治自身的内在逻辑所必然引起的猜忌等，但这样却可以减少猜忌、疑惧甚至遏制等负面因素。
中国是一个转型国家，完成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是本世纪最艰巨的任务，也是先决条件，它比崛起要紧迫；建立宪政、自由、共和的制度和市场经济，以现代国家的原则理顺党政关系、军政关系、党军关系、政企关系等等，是中国健康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中国的命运所系，这样想和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讨好世界上哪个国家，而是为了使中国适应全球竞争和改善国内民权、民生，保证长治久安的需要。
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认为不转型就一定不能崛起，只是认为没有实现转型的崛起会使国家充满不确定的危机因素，国家间的竞争不是短跑，不是马拉松，而是没有止境，在这个无止境的竞争中，谁会败落，谁会停滞，谁会崛起，并不是那么一目了然的事情。而中国不需要昙花一现的“崛起”。苏联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就成为了超级大国，可也是这个超级大国在顷刻间崩溃。因此，多想想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古训，不会有什么坏处。
只要脑子里没有被数据和模型填满，就不难意识到，在一个转型国家，不确定因素非常多，就像没有人能够说某个孩子到20岁的时候一定会长多高，因为没有人能担保不会出现夭折、瘫痪等等。况且在中国情境里，有些问题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仅仅靠数据和模型是分析不出来的。因为即使经济或者综合国力在持续提升，但中国面临转型，每前进一步，那些残留的问题和矛盾就更加显眼，更加让人觉得难以容忍，更觉得需要尽快地变革。所谓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任何国家的人民都渴望向前看，而不习惯忆苦思甜，只有顺应这一社会心理，国家才可能长治久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和平转型是中国最迫切需要完成的基础工作。
如果二十一世纪初果真实现了迈入强国的梦想，我想国人都会满心欢喜。但是，美好的期望不应该妨碍我们明白中国二十一世纪最基本的任务是完成现代制度的“基础设施建设”，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蔚蓝大海。崛起的中国必须同时也是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是一个政治现代化的中国。俗话说的好，磨刀不误砍柴工。地基打好打扎实了，不怕房子开始比别人盖得慢。如果50年内中国能够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和实现结构性转型——就像宪法序言说的那样，高度民主、高度文明——，那将是二十一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奇迹，这比某些指标一时之高低得失或者二十年里是否崛起更有价值。
和平转型重于和平崛起，还有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原因。我们注意到，和平崛起强调的是国家一定要崛起，崛起本身毫无疑问，只是这种崛起是和平崛起而已。这一提法在中国目前的情境下就完全困难被神圣化，成为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结果一些指标，比如空间技术的进展、GDP的增长、综合国力，又被过分地渲染和强调，为了这些指标采取不惜污染环境、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资源畸形配置等杀鸡取卵的方式，国家的整体发展畸变成了追求剧场里的舞台效应。关键的问题是能够从实际出发。如果一个国家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即使经济只增长了1%，或没有增长，甚至是负增长，只要民意认可，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退一步说，那些所谓综合国力进不了前十名的国家都得从地球上消失不成？只要是从实际出发，道德上和技术上都是合理的，我想没有人会认为瑞士人民因为无法成为世界强国就生活得战战兢兢，感到没有一点颜面。
中国的崛起应该是量力而行的崛起，没有任何目标或者指标有理由压倒一切，国家所追求的目标和指标之间应该尽量保持平衡，而不是杀鸡取卵的崛起。中国不仅要有科学的发展观，还要有科学的崛起观，而不仅是和平崛起的问题。崛起是不是就是最高目标本身都应该是可以有不同意见的。要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魄力，更需要社会制约机制来维持可持续发展，而这有赖于国家实现向现代国家的和平转型。中国当然会根据自身的条件和整体利益的需要谋求发展，但是，这时的国家目标就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任务，而不是只能有崛起这样一个压倒性的要求，根据实际情况有可能调整，可能放弃，也可能选择。
我们有理由相信，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不管是来自中国内部，还是来自海外，关于中国的现实和未来，都会有着形形色色的判断和预言，都绝对不可能只有一种声音。未来的中国应该为不同的声音提供宽容、宽松甚至自由的环境。这是中国健康发展所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也只有这样，无论是报喜还是报忧，学者的研究成果、政治家的思路和政府的决策才有可能得到社会充分制约，从而保持国家的理性平衡。
崛起意味着冲击和改变世界格局，不仅是国际社会有是否适应这一挑战的准备，就是中国自身也有是否有这样进程的准备，包括制度、心理、文化等方面的准备。要知道，崛起如利器。如果不是在能够善用它的人手中，不但害人，而且也会伤己。萨达姆和威廉二世都是反面材料。中国综合国力与日俱增当然是件好事，可也不应忘了祸福相倚的古老教训。看到综合国力节节窜升的数据，有的人会想到了在国际舞台上对抗能力的增强，有的人会想到原本应该着手解决的问题可以缓缓，因为那不过是阳光普照下的几朵乌云而已。种种心态不一而足。这就存在光荣与梦想之间的协调问题。因而对强大保持警惕和理性，在发展的同时必须寻找国家的愿望和和国家的能力之间的平衡。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专制主义传统和百年屈辱历史的国家，无论对政治家还是民众来说，都意义非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不仅需要理直气壮地表白自己是和平崛起，更需要脚踏实地地促进能够保证实现和平崛起的结构性转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一代又一代理性地运用我们的国力。仅仅说苏联帝国的崩溃是与美国的军备竞赛拖垮的，是一种肤浅的见解。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备，为什么没有拖垮呢？我们不能回避制度优势的力量。而中国实现和平转型，建立现代国家，就是重新获取制度优势的努力。这是对世界负责，更是对中国自身负责。
可以预见到的是，未来的中国要发展就不可能与世无争。资源问题是中国发展的软肋。实际上，在人们谈论中国发展的美好蓝图时，对是否存在“中国的极限”这样一个问题却被人为地忽视了。据中国地质科学院2003年发表的报告，中国的主要油田都已接近生产结束期。到2020年，中国需要进口5亿吨原油和1000亿立方米天然气，分别占中国消费量的70%和50%。该报告预计，今后20年，中国将短缺30亿吨铁、5亿到6亿吨铜和1亿吨铝。当一些中国人还在为美国消耗了世界多少资源而口诛笔伐的时候，殊不知，地大物博的中国如今很多资源已经枯竭，进口矿产资源已经是中国维持和发展的命脉所系，而且在技术发展不平衡和短时间内很难整体提高资源利用率以及技术替代的情形下，发展的中国对海外资源的依赖度将越来越高。
可以断言，中国依靠自身的能源、矿产不可能实现崛起的目标。中国要发展，就必然在能源和原材料方面依赖世界市场，商业和工业企业需要走出国门，因此，中国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全球战略，这也就伴随着世界对中国调整自己的疑虑或者担心。国际社会就不能思考这个问题：向往崛起的中国会以何种形式解决纷争和矛盾以保证自己的资源安全呢？中国会建立强大的海军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吗？在中国国家面目还不明朗的情形下，有朝一日会不会滥用武力呢？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类似这样的担心和疑虑，并不简单的刻意为难，将心比心，一旦中国周边任何一个国家整顿军备难道就不会让中国三思吗？而中国国内出现的一些非理性的声音和行为，当然也就引起了国际社会更多的不安。
换句话说，中国自身发展与安全的需要，也使得中国面临着军备扩张的诱惑，而国内一些学者也鼓吹这种诱惑的正面意义。不错，现实确实严峻。只要中国搞市场经济和需要发展，不再对本国人民进行原始积累，中国就不能回避海外市场的开拓和保护问题。当今天很多中国人还在将美国的某些海外行动简单地认定为是为石油而战的话，可能是会没有充分意识到，未来的中国同样面临怎样保护中国不可或缺的资源源源不断地顺利进入中国的考验。考虑到中国的国情，这一问题将比美国更加严峻。中国在发展中如何处理和应对资源安全，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全新而又痛苦的难题。
但是，解决的思路并不意味着只有扩张军备一条路。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必须用全球化的眼光看待中国的战略安全。中国在与自身发展相协调的情况下进行军事现代化的建设，是中国整体发展的应有环节，但是，中国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追求自身安全上的万事不求人，寻求自给自足的海、空、天一体的资源生命线保障体系，是不现实，也没有必要，相反，倒会增加安全竞争带来的困境，完全有可能陷入军备竞赛的漩涡而不能自拔。中国应该学会合作，并理解合作的意义，在当今世界上尤其是与美国等大国的安全合作。
这也意味着中国面临着如何保证国内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制约和平衡，而不至于国家被某些利益集团所操控。否则随时都有可能因为资源安全问题被仓促地陷入极端状态。要减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有赖于中国实现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当然，世界上不是只有中国才需要资源和发展，世界的资源并不是只能供中国使用，相反，是在竞争资源的使用权，这种内在需要本身跟中国采取什么制度无关。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在内在需要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和平转型的战略意义就变得举足轻重了。只有实现这样的和平转型，即使出现与他国的利益纷争，即使可能有一时的迷失，但是国内力量的相互制衡本身会使迷失不可能久长或者过分。因此，中国只有完成结构性的和平转型，以完成长治久安的基础。制度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和基础，也是中国获得外部世界信任的基础和减轻疑虑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只有一个制度现代化的国家，其国家意图才相对更容易判断和预测，而不是不可捉摸。
我们应该看到，国际社会对所谓中国威胁的担心并不是“韬光养晦”几个字就能够消除或者减轻的，更何况韬光养晦这个成语本身就暗含有等待时机的味道。前面已经提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停滞或者危机也会给亚洲乃至世界带来严重的影响。可以说，中国威胁不仅来自强大，还来自中国的崩溃或者不发展。任何国际社会负责的政治家都不会希望中国动荡。因为中国的经济不安全、资源不安全、政治不安全，社会不安全，等等，都可能对东亚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危险，跟是否韬光养晦没有直接的关系。中国不发展就是亚洲乃至世界的隐患。因此，中国的改革和转型，就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家事。不管乐意与否，在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命运就是亚洲的命运。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无视它的崛起或者崩溃，停滞或者危机，进步或者倒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着力实现向现代国家的和平转型，是向国际社会负责的一种表现，也是使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一个受尊重的大国的基础。希特勒的德国和苏联就是前车之鉴。毋庸讳言，苏联作为超级大国，在发达国家获得的，更多是畏惧和厌恶，而不是尊重。
最后要提到的，但决不是最不重要的，那就是只有通过建立现代国家的和平转型，才能建立民众对国家目标的认同检验机制。无论是GDP的增长，综合国力的提高，还是其他什么目标，一旦成为国家目标，它就不再是某个智者或者政治家的灵机一动——无论这灵机一动里包含多少雄才大略，它是得到民意表达机制的检验而获得国民认同的目标。也就是说，这样基础上的国家理想或者目标才是国民意愿的真实反映，只有这样基础上的和平崛起才具有国内政治中的合法性。
成熟的大国心态
中国已经向世界宣告中国的崛起将是和平崛起。这就首先要求我们对崛起本身始终保持警惕，对自己国家的发展和成就始终能够保持平常心境。正如说日本思想家中江兆民1901年在他的《一年有半》里所说：“大国人民和小国人民的区别，不是由于疆土的大小，而是由于他们的气质，胸襟的大小。”要成就伟大的国家首先就必须有伟大的胸襟，能拿得起，也放得下。这就需要中国走出器小易盈，小有成绩，就以为不得了啦，对自己吹嘘，对世界吹嘘的历史怪圈。中江兆民另一句名言也发人深省：“一个国家的人民，无论什么阶级或什么职业，都容易满足于小小的成功，而不进行重大改革的时候，对于这个国家说，实在是应当寒心的。”对成功保持警惕，是推动和保持一个国家持续发展的不可缺少的条件。法国历史学家吉内在《法国历史哲学》里声称，民族遭受错误思想的破坏并不亚于遭受敌人的破坏，而其中最危险的错误思想是：一切成功的都是最优秀的。
成熟的中国应该清醒的知道自己的限度。因为一个国家一旦自认为成功了，往往面临着对国家自我膨胀的诱惑，可能虚骄之气徒涨，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了。现代土耳其之父基马尔在1921年12月1日发表的一篇演说中，就很好地阐述了这种思想的危害：“……我们并非那种追求莫大的幻想和假装做着我们实际做不到的事情的人，各位先生，让人们看到好象我们正在做着伟大而异想天开的事情，而实际却并未这样做，我们便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全世界的仇视、怨恨和敌意。……与其追求那些我们并未实现而且也不可能实现的主张，从而增加了我们敌人的数目，增加了压在我们身上的压力，倒不如让我们回到我们自然的、合法的限度中去。并且让我们知道自己的限度。”
在中国的情境里，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在谈论崛起的时候，必须正视可能的挫折和变数。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摆脱经济周期的影响，出现停滞、倒退或者严重的经济危机——比如类似美国当年的大萧条，那么会不会出现对外的激烈情绪呢？一旦中国没有实现预期的理想，又何以自处呢？中国应该有强国的准备，也应该有挫折的准备。作为承诺，和平崛起是进步，也是中国的内在需要，但如何保证中国能够一步一个脚印地和平崛起，而且崛起之后又依然能够一代又一代理性地运用自己的实力，这仍然只是万里长征走出了第一步，任重道远。如果没有实现结构性转型，迅速崛起并不见得就是福音，有可能给中国和世界带来麻烦。虽然这并不好听，但不能不注意和警惕。
因此，对于形形色色关于中国发展问题的研究应该抱着海纳百川的心境，避免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万马齐喑的悲剧。在美国，学者可以放心大胆地写本《美利坚帝国的衰落》谈论美国的命运，可是在中国，如果历史学家茅海建先生倒退150年写他那本《天朝的崩溃》，若不能流亡逃窜的话，大概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中国人说话写文章向来是讲究“分寸”的，而且也必须讲究“分寸”。这不是自由选择，而是游戏规则。正因为如此，在十九世纪末叶国势岌岌可危，可郑观应的那本书还起名《盛世危言》！那个时代的中国尽管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按照中江兆民的标准，实在称不上是什么大国。
走向崛起的中国不需要狭隘、极端的民族主义，而是要培育国民独立自由的精神，形成民众理性的爱国观，以保证爱国不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状态下的合群的自大，稍微什么风吹草动就一惊一乍，防止出现盲人领瞎马的危局。国民能够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拿得起放得下。在国际政治上，没有什么问题是可以归属于决不如何或永远怎样一类。就像俾斯麦所说的那样，政治是量力而行的艺术。正因为这样，列宁不会因为跟德国签订割地赔款的布列斯特和约而被视为俄国的卖国贼，伊丽莎白一世也不因放弃英国保有了二百年的加来而有大不列颠罪人的恶名，西德的勃兰特也没有因为推行包括彻底放弃波兰拥有的曾经属于德国的东普鲁士和一个民族两个国家等著名的东方政策而遗臭万年。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有勃兰特那样能够高瞻远瞩的有胆识的政治家，以及能够理解类似政治家的民众。如果离开了这一点，中国很难谈得上和平崛起，也很难使国际社会相信中国将和平崛起。
其次是兢兢业业管好自己的东方家园，承担与自己能力相称的国际责任，这就要求修正并放弃反对霸权主义的口号，一方面是因为在旧有的思想观念中，许多本来是体现大国责任的言行，在中国的语境中却成了贬义的霸权主义行径，而中国随着国际地位的上升必然会更多地参与影响地区甚至全球事务；另一方面，中国没有必要打无价值的口水仗，而且这样的口号本身还会给崛起的中国带来负面的效应。中国一贯强调的“反对霸权主义”里面是否包含“争霸”因素？否则如何“反霸”呢？用赤手空拳吗？中国的反霸本身无论出于多么正义的理由，我们都不能忽视它会给周边国家以及国际社会带来的疑虑。而且对霸权这个词也应该做中性的理解，是一种实力的客观描述，不能把它和侵略等等同起来。我们应该坦然地承认，崛起后的中国必然是霸权的中国，但这个霸权国家接受国际法和国际道义的约束。中国没有必要把自己解释成圣人一样，比如声称永远这样或永远那样，反而不容易获得国际社会的信任和理解。我们应该承认国家政治中的一些基本的规律，在这些规律的基础上塑造自己的形象。由于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必然在国际舞台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崛起后的中国必然是在经济、政治、军事、维和、文化等领域有着强大的实力，也就必然在国际交往中发生作用，比如参与甚至主导某些区域性国际事务，这种作用本身就是地区霸权的体现。
和平是中国的旗帜。中国不扮演国际社会的大国另类，中国只寻求国际社会尤其是大国可以接纳和理解的崛起的大国地位。我们应该意识到，在中国目前的国情下，一些人过分鼓吹说“不”等对抗性思路，不但达不到想要的目的，而且也很难获得主流国家的理解，对于改善和塑造国家爱好和平的形象非常不利。因为，我们的经济还没有实现现代化——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人均收入才2000多元，300美元不到，这算什么样的经济强国？难道要勒起裤带搞对抗？这种基础上的“强国”又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强”？
三是要摆脱历史的包袱。因为沉重的历史包袱强化了崛起所带来的种种诱惑，可能会严重影响中国的和平崛起。在我们的教育宣传里，中国是一个自古以来就爱好和平的美好形象。当然，中国是具有爱好和平的悠久传统，这是应该发扬的，但这只是传统的一个方面。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称为盛世的朝代，都有扩张、侵略的记录。我们今天所保有的疆域，是历代祖先亦文亦武、用剑也用笔不断开拓出来的，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如果只有仁义和和平，哪会有广袤千里的辽阔国土？中国要想顺利崛起就必须正视周边国家的感受。1954年12月1日，缅甸总理吴努就提到中国在元朝和清朝跟缅甸打过两次仗的事。毛泽东对此还说：“这两次战争，都是中国人不对，中国侵略了你们。”而且毛泽东又说“在历史上，朝鲜和越南受中国的气最多”。美化中国历史，一方面既不利于反思，容易使得中国民众面对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所产生的安全忧虑，难以理解，增加对抗情绪，认为那是杞人忧天，或者干脆就是用心不良；另一方面也不足以赢得国际社会，尤其是周边小国的信任，相反倒增加了疑虑，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是一个对自身的扩张传统缺乏足够反省的国家。此外，对自身和平传统的宣传的同时，我们还忽视了中国需要战争文化的重建。如果有一天中国的“革命战争”影片也能够检讨战争中的人道主义危机，那就意味着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人道主义问题和对和平的理解上，已经在向世界主流文明靠拢。
在塑造和平形象的同时，中国教育宣传里将1840年以来的百年中国历史几乎简化成了被欺负和凌辱的历史。我们可以称之为1840年情结。于是，勿忘国耻，落后就要挨打，等等，都成了中国需要崛起的理由。我们几乎意识不到，落后就要挨打这句教条般的语录背后暗含着，国际社会犹如险恶而残忍的丛林世界，在那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因此，国家保护自己的唯一出路就是尽最大能力竞逐富强。问题是，瑞士、新加坡这些国家的国际地位算是先进还是落后呢？！这样的历史观很容易让外界认为，和平崛起实际上是在韬光养晦中，不动声色地掩藏着有朝一日总会爆发的仇恨。我们应该放弃一些不合时宜的口号和教条，以大国应有的胸襟务实、理性地向前看。
其实，我们的“近代史”完全将自己描绘成了一个无辜的受害者，这不是历史的真相。比如，有些事情是因为中国政府举措失当，酿起事端。顾维钧在回忆录说：“由于清政府在对外关系方面处理不当，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灾难，如八国联军强行向中国索取大量赔款作为对义和团起义时出现排外暴乱的惩罚，举国上下对满清政府怨声载道。”只提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就和在德国只讲盟军轰炸柏林一样，起的是强化和培育仇恨的作用，而缺乏自我检讨和反思的精神，无助于减轻或者消除外部世界存在的疑虑或者敌对情绪，增强对中国的善意与友好。况且中国不能发展起来，也不全是罪在列强，要不然，日本怎么可能成为强权国家呢？鸦片战争过了整整八十年，1923年的鲁迅还不能不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痛心疾首：“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当然，这只能说中国自身存在问题。
中国的未来不能让历史包袱和仇恨压断了脊梁。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该致力于东亚和解。欧洲的历史进程是东亚的榜样。1814、1815、1870、1914、1918和1940年，法国首都六次目睹了德国人的刀光剑影，遭受了铁蹄的蹂躏。在短短一百五十年都不到的时间里，一个国家居然蒙受这样的奇耻大辱，而且为同一国所为，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例。就是口口声声讲一百年屈辱史的中国，从1840年到1945年的一百年时间里，共有三次首都沦陷的耻辱，1860、1900年北京两度沦陷，前者为英法联军，后者为八国联军，1937年12月南京陷落，日寇进行大屠杀。且不去说当年历史的是非，而且这也将是世世代代历史学家研究不完的话题，但是，法德的宿怨并没有成为欧盟不可逾越的障碍。圣女贞德同样是法国的英雄，百年战争的烽火也没有成为英法合作的鸿沟。
当然，和解不是说就回避历史耻辱，而只是说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让历史变成中国和平崛起的包袱。国家的发展不能靠仇恨来激励，否则崛起的诱惑和历史的记忆就可能萌生出敏感的复仇和排外心态。正如一位民国外交家所言：“在政治中，觉醒以后激昂慷慨但得不到准确信息的群众，对成千上万人包括对人民自己的自由及生命来说，将是一种致命的危险。”
与所谓“落后就要挨打”的中国百年历史记忆相联系的，是对汉唐气象的记忆和渲染。也正是这样，中国产生面子民族主义的情绪，虽然不是世界一流强国，可是情绪上依然停留在汉唐雄风的依恋中，容易拔高自己，难以直面中国的真实国际地位，并以平和、务实的心态看待国际事务，常常表达着与自己能力不相称的意愿，以至举措失当。也正因为有历史的依恋，才会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样最典型，却最不妥当的提法了。因为，如果“中华民族”实际上指的是全体中国国民，那么直接提中国的复兴或者崛起就可以了，还能够免去种族主义之嫌；如果“中华民族”包含着“海外华侨”，那么复兴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对他们所在国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样一来，问题就更复杂了，更不妥当了。也正因为这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些不知所云，相反，作为民族概念本身也容易引起国际社会的联想和误会，引起华侨比例相当大的国家不必要的疑惧。
四是摆脱在阴谋论与善意论两个极端之间的摇摆心态。无论是战略机遇期的提出，还是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强大的说法，都是这种心态的反应。其实，中国和平崛起的机遇什么时候都可能存在，关键在于中国自处和应变的能力。邓小平90年代说过一段很精辟的话：“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
现在一些人所津津乐道的战略机遇期，实际上简单地将中国的发展寄予运气之上。想想看，以色列的战略机遇在什么上呢？可以说，这个国家自然资源贫乏而又处于恐怖主义、战火和敌意包围之中，和平从来就不是它那个地区的主题，可它却能够在中东犹如鹤立鸡群。同样地，所谓帝国主义不愿看到中国强大，更是危害极大、似是而非的观点。当然，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会像盼星星盼月亮那样，无缘无故地盼望另一个国家繁荣昌盛强大无比。大概列宁上台的时候，没有哪个强国愿意俄国繁荣，新政权是在敌意和屈辱中成长起来的，甚至接受丧权辱国的条约。可俄罗斯不也照样发展起来了？这就涉及到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了。对于能否抓住和创造战略机遇，制度优势、民族精神、政治家的才略，等等，都是至关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向认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其实可以做出不同的反应。面对朝鲜战争，中国可以派出志愿军，陷入三年之久的战争漩涡，此后长期陷入西方国家的封锁之中。中国自然也就没有了引进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的机遇了。而斯大林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且采取另外的战略。卢沟桥事变后，苏联坐山观虎斗，即使和日本也发生过军事冲突，却适而可止。从地缘上看，日本占领东北也是将战火烧到了苏联的家门口，而且还有日俄战争失败之耻呢，但是斯大林没有让苏联红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黑龙江去保国卫家乡。无论中国有多少人对苏联寄予厚望，斯大林都是坚定地实践着自己的那句外交名言：“无论过去或者现在，我们只能从苏联角度出发。”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苏联才真正是大发战争财的国家。
五是应该看到中国的和平崛起离不开世界。我们必须意识到，自力更生是生不出个崛起的中国，仅靠艰苦奋斗也斗不出个崛起的中国，中国无论是资源、人才、技术、市场等不可能是一个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的封闭体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是依赖外国的，但是外国也依赖中国，也就说是一种相互依赖。我们不能把依赖当成贬义词理解，这会导致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误解，似乎制度创新、开发国内市场、提高国民素质等跟相互依赖是矛盾的。中国需要世界。我们必须在国家相互依存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战略选择，否则，孤立地看问题，怎么看都是怎么不安全，似乎只有什么东西都自给自足才觉得安全。其实世界上没有绝对保险的安全存在，不想承担半点风险就是最大风险。比如，新加坡不可能实现粮食自给，难道新加坡不要从自己的条件出发，追求粮食自给以保国家安全？没有自给的新加坡国家时时就不安全了？万事不求人的国家是不存在的。
六是理性地对待国际舆论，尤其是批评性舆论。张之洞讲 “国有诤邻”的道理，值得国人三思，对待外国舆论要有大国胸襟。人总是倾向于喜欢听顺耳之音，却不爱听逆耳之言。国家也一样。一个国家要了解世界，就不能光凭自己的好恶去取舍外界的信息。清末，上海道每月都要翻译刊印西方国家的时事，呈报总署和南北洋大臣，触犯时忌的要删除掉。内参成了妨碍清朝统治者准确认识世界和反观自身的工具。实际上这种参考消息参考的价值不但不大，还会误导人们，使得统治者真以为清帝国国运通泰，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衷心赞赏，清帝国的友人遍天下。实际上，却是像张之洞说的那样，本国人因为蔽于习俗，对自己国家的利害安危，肯定是不会都知道。即使是知道，也不敢都说出来。只有邻国和至强之国，才会昌言无忌。可是人们看外国报纸，一见到它们诋訾中国，不留余地，把中国比作醉人朽物，无不勃然大怒。仔细想想，倒也是，那些比清帝国弱小的国家，或者有求于清帝国的国家，自然不会刺激清帝国，但是强国用不着担心清帝国报复打击，而且人家国内言论自由，报刊什么样观点的文章都可以发表，倒是真可能说的是真话。尽管听起来很不舒服，但是如果有所触动，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难道这不是中国的福气么？
文化开放主义下的文明竞赛
一个国家的崛起必然伴随着与其相应的文明的崛起。中国的崛起不能只是经济总量或者军事技术之类的指标单兵突进，而是必须包括文化指标——有没有世界一流的文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法学家……为中国也为世界贡献一流的作品。当中国孩子都在看唐老鸭，都在读安徒生的时候，美国的孩子、英国的儿童又可以读中国什么作品呢？如果不能为世界提供优秀的精神产品，一个自称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又怎么可能得到世界的尊重呢？那么伴随着中国崛起而崛起的文明，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文明呢？如果崛起应该包括文明的崛起，那么又如何避免文明的冲突而代之以文明的和平竞赛呢？要知道，任何文明天生就有扩展的冲动和倾向。而国家的硬实力增强本身又赋予了这种文明一种强制扩展的能力和让人信服的物质证据。就像中国有人指责西方国家进行所谓的文化殖民一样，崛起的中国的文化将一样面临着类似的批评和抵制。
中国常常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而自豪。其实历史悠久本身并不可以成为一种自夸和炫耀的资本。因为历史悠久，也得看悠久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如果历史悠久是指两千年皆秦政的悠久，这种悠久不要有也罢了。而且过去的文明悠久，却没有长进，那已经不是文明，而是古董、是僵化了，即使夸耀，也属于祖先很阔一类。不过，中国讲人权、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市场经济的历史却一点也不悠久。不但是不悠久，而是其历史几乎等于零。对于现代国家的建立和发展，中国没有什么世界性的贡献。而美国倒是有二百多年历史的共和国了。如果一个国家新建起来后，能够从世界文明里博采众长，从西塞罗、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孟德斯鸠吸取思想营养，从老子、孔子、孟子那里获得智慧和灵感，从《圣经》、《古兰经》里吸取教益……那么它延续继承的却是整个世界史，这样的国家才是真正的历史悠久。曾几何时，中国的精神历史是断裂的，中国的精神家园是荒秽的；曾几何时，祖先创造的文化变成了只配获得唾弃的“封建糟粕”，而外部世界灿烂的文化的学习往往和“崇洋媚外”划等号，中国自身是五十年缺乏创造。因此，延续中国的精神历史，重建中国的精神家园，任重道远。在世界的眼里，中国不应是在现代先进技术拱卫下的一个行将逝去的旧文明的堡垒。任何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试图扮演这种角色都将是中国的悲剧。经济技术发展不应是保守落后的万里长城。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伴随着中国和平崛起的文明，不是古老中国文明的复兴，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明重构。
这种文明重构不是谁提供某种文本或者教义灌输给国民就行了，而是文化开放主义战略下的融合、扬弃和创新。文化开放主义战略包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
中国需要的是公民可以自由地研究世界、自由地发表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可以自由地搜集和获取来自世界的信息。用文化开放主义战略取代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思维。任何先入为主的教条或者限制都是中国了解世界和发展自己的障碍。如果没有自由，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就可能是取其糟粕去其精华，而加以发扬，诸如秦始皇加马克思就当属此类。当我每次想起中学时读的《病梅馆记》，总有一种无言的悲哀：《人权宣言》发表半个世纪后，龚自珍还只能这么指桑骂槐地写文章。虽然他有满腔的爱国热情，却不可能了解自己的时代，想当医国手，却仍然只“药方只贩古时丹”。如果一个时代优秀而又有责任感的人只能处于这种状态里，这难道不是国家自戕生机么？！
所谓的文化民族主义如果上升成了国家政策，就必然是以牺牲公民自由为代价，因此也就必然是武断和狭隘的。因为这意味着首先必须判断那些文化是民族的，不过谁来判断，谁有资格判断，在分歧时谁是裁判，是听谁的父母的还是老师的，是听自己的还是长官的？作为研究层面，谁都可以躲在自己的家里写出一本书，然后宣称自己发现了真谛所在，三百个教授可以有三百种传统。相互冲突的问题上，怎么办？这就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法律问题了，是奉行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呢，还是国家介入充当什么才是传统文化的裁判呢？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就是文化恐怖主义。而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也只有文化恐怖主义才能做到，比如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如此。我们不能把“东方”、“西方”、“中国”、“外国”等这些名词变成了紧箍咒。
面对不同的文明，不是眼鼓励和而不同的自觉，而是应该培育和宽容公民自由的自觉。人生下来本不是为什么文化而生的，生在苏联就要坚持斯大林主义，生在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就要相信法西斯主义。如果都坚持文化民族主义，那只有世界都是原始人的世界。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今天不妨说：三国在，必有我师焉。以美为师，以英为师，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佩服但不屈膝，向往而不献媚，崇洋而不媚外。穿旗袍难道就比穿西装爱国？非要认为中国文化里什么都好，那是个人的自由。他有传播的自由，但没有强制的权力。
我们不能无视历史的积淀，但是我们也不能漠视世界的影响，我们继承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历史，而是世界的历史，不仅仅是中国的文化，而是世界的文化，我们不仅仅是中国人，也不能不是世界的一分子。我们主张独立自主，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承认或者认同，而是自我封闭，与世隔绝，独立不能容忍离群索居的孤芳自赏。实际上当我们使用“国际友人”之类的说法时，已经表示了来自外部世界的认同既是中国的精神需要，也是中国的生存需要。遗憾的是，当爱默生对孟子情有独钟的时候，我们只看到所谓中国文化伟大的证据，其实我们顶多只是结论的仿佛而已，是不自觉地寻求一致，这是买椟还珠，而看不到爱默生背后的个性、丰富和自由，正是个性、丰富和自由才使得他可以接受、喜欢、吸纳孟子的智慧，当我们引用爱默生的时候是在否定中国的王默生、李默生，他们喜欢孟德斯鸠的睿智，欣赏亚当·斯密的宏论，就是被文化殖民，就有文化洋奴之嫌疑，体现的是一种极端僵硬的不宽容，是对自由和个性的否定，因此也就是对多样性的排斥。急于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对立起来，无论是学者还是官员，对此都有一套振振有辞的说法，对比的背后也暗含着中国可以与欧洲或者西方比肩而立，因此也就不完全是政治需要，也有心理上的需要。
在面对世界时，中国更需要的不是要培育所谓的民族自豪感，而是需要养成实事求是和自由的精神。热爱自己的祖国，当然无可厚非，但是赞美其他的国家，认为它的制度比自己国家的要优越，或者可取之处甚多，未必就是要去卖国媚外。一辈子也没有跨出国门半步的魏源，他可以提纲挈领地用武、智、公、周、富、谊六个字赞美美利坚合众国；宋教仁、于右任等可以倡议，“美利坚合众之制度，当为吾国他日之模范”；邹容心目中的“中华共和国”，“立宪法，悉照美国宪法，参照中国性质立定”，“自治之法律，悉照美国自治法律”；孙中山在1923年甚至说要“把中国化成美国”；或者放声高唱“揖美追欧，旧邦新造”！ 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说，只有数祖忘典，中国才有希望，《易经》里没有强大的秘诀，《庄子》里没有自由的路径，《资治通鉴》中找不到民主人权的旗帜，《论语》里也没有宪政的痕迹，要去《尚书》中发现共和同样只会是无益的徒劳，而秦皇汉武们留下的只有奴役和专制。当然也可以像刘师培那样，认为欧美只有伪文明，西人政治，比中国还糟，“一无可采”；也可以像康有为、梁启超那样坚信中国不能学美国共和制。但是，这并不妨碍在中国的先贤祠里，他们都是出类拔萃的爱国者。他们都是中国道路的孜孜不倦的探索者。文化就和衣服一样，自己觉得合身，可以继续穿，发现自己不喜欢，只要条件允许就可以换。孔子峨冠博带是孔子，穿上西服还是孔子。上帝并没有命定某个人或者某个民族只能拥有什么样的文化，否则就是亵渎神明。我相信，文化民族主义者不会将相对论也拒之门外，我不相信，一个服膺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人一旦也同时信奉孟德斯鸠提出的权力制衡思想就不配是中国公民了。
中国需要文明的开放和竞争，但是应该避免文明的冲突，超越“和而不同”的思维。虽然“和而不同”相对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对抗性思维是进步，但依然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英国和美国也不是一模一样呀，强调“不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不同”难道是总是想着跟其他国家不一样，尤其是跟发达国家要区别开，因为不会去学非洲卢旺达，这种“不同”就成了一种刻意追求了。不同是必然的，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国家，就是想全盘美国化都不可能，美国自己还州与州之间差异甚大呢，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面是“和而可同”，既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然包括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不是说美国不能把它的某些东西强加于中国头上，但也不能“己所欲，则强加于人”。中国和英国共享洛克的思想，中国和美国共享孟德斯鸠的智慧，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喜欢康德杰斐逊而不喜欢孔孟朱熹，赞赏孟德斯鸠而鄙视韩非，这是国民的自由，跟所谓对自己的文明和文化有着强烈的认同和自豪感没有关系。自由先于自豪。
善于向其他文明学习固然重要，但自由学习则更为根本。因为开放的心态不仅是向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学习，海纳百川，而且还有对内开放的问题，不能说只有某个人或者某些人善于学习，只有他们学习的东西才是好东西。学者可以鼓吹尊孔读经，但是，这只是一家之言，是公民自由范畴内的事情，在国家的范畴里，没有什么是“国学”，所有的文化都是“国学”，这种胸襟是吸纳世界文明所不可获缺的。包容的胸襟首先是国家对国民思想文化的包容，是国民之间对相互思想文化的包容，也就是说先解决了国内存在的文明冲突问题，自然具有这种宽容胸襟的民族也就难以去进行文明冲突那样的圣战了。在这样的心态下，才能避免“文明的冲突”。
当然，和平崛起意味着中国不进行领土扩张，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土地上产生的文化不能向全世界和平扩展。由于中国在经济等领域取得的成就和培育的自信，这种成功完全可能变成对旧制度和文化抱残守缺的依据和力量，导致奉行文化对抗主义。东南亚国家不就由于经济上的发展而主张所谓的亚洲价值观吗？季羡林们畅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不否认这是一种可敬的文化自信，但是，他们的意见只应看成是一家之言，不应该妨碍别的国民也可以思考：只要我们还不狂妄到依然认为在当今可以作到半部《论语》治天下，一部《孙子》平天下，那我们就不能不承认中国文化的落后——在法律思想上，中国既没有孟德斯鸠、贝卡利亚，也没有《拿破仑法典》；经济思想上，中国既没有亚当·斯密、马克思，也没有凯恩斯；在战略思想上，中国既没有克劳塞维茨、马汉，也没有李德哈特；在科学上，中国既没有牛顿、哥白尼，也没有爱因斯坦……中国文化的世纪又从何说起呢？明代李贽谴责着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因循图解，清代龚自珍感叹的是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文化沙漠，四百年的中国哪里有多少异彩可以自傲？如果连国民都是“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写什么、说什么、看什么都有形形色色的禁锢，人都不独立，哪里谈得上文化的独立呢？只有在自由开放的基础上，才谈得上文化的独立。俄罗斯学者利哈乔夫就说：“真正的文化珍品只能在与其他文化的交往中发展，在文化的沃土上生长，而且不断借鉴邻国文化的经验。一粒种子放在一杯蒸馏水中能够发芽吗？能！——不过只到种子自身能量耗尽时为止，接着植物就会迅速枯萎。因此不难看出，任何一种文化越是‘不独立’，也就越具有独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