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9年中国恢复社会学以来，对国外社会学理论的研究面临的是这样的状况：一方面中国长期的人文传统与西方社会思想赖以形成的人文传统有相当一段距离，因此对西方的许多理论观念不免有隔膜之感;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中断长达27年之久的社会学对绝大多数国人来说几乎是一个完全陌生的词，不仅对1955年以来西方社会学大发展中的各大流派及其代表人物十分陌生，甚至对韦伯(M·Weber)、迪尔凯姆(E·Durkheim)、帕累托(V·Pareto)这些横跨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经典大师”也知之甚少。因此中国社会学界在国外社会学理论方面的工作从一开始就与西方社会学界的同类研究不同，具有其独有的特点，即以面向整个社会学界的介绍性工作为主，而不是以发展本土理论为取向的研究性工作为主。这一特点构成了1979年以来国内学术界在国外社会学理论方面工作的主线。

一、国外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三个阶段

总的来说，从1979年至今的15年，国外社会学理论研究大致上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普及性介绍”为主的“启蒙”阶段。粗略地看，这一阶段起于1979年止于1987年。在这七八年的时间里，对国外社会学的介绍几乎就等同于社会学理论的“启蒙教育”，成了国内刚刚起步的社会学界汲取理论营养的两个主要来源之一(另一个是对解放前社会学人类学理论传统的重新挖掘)。在这期间，《社会学研究》和《国外社会学参考资料》(1983年创办，1986年正式更名为《国外社会学》)所刊载的有关国外社会学方面的文章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

1.重要社会学家生平与主要理论观点的“辞条式”介绍;

2.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3.各门分支社会学;

4.各国社会学的建制情况，特别是机构、杂志、研究的专业人员状况等。

这一阶段介绍文章的主要来源，一个是前苏联、东欧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对西方理论的“转手”介绍，一个是日本、港台这些近邻地区的介绍。这些文章的着眼点大多数在于使国内刚刚开始从事社会学的研究人员能对社会学这一学科在国外的地位、历史和现在的发展状况有一个全景式的了解，其中尤其是对社会学各分支的介绍为许多从其它学科领域转向社会学的研究者寻求本学科与社会学的“嫁接点”、尽快进入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帮助，并且因此而形成了80年代社会学研究中的“分支热”。

第二阶段：国外社会学理论研究形成独立的社会学研究领域的阶段。这一阶段大致以1987年在大连召开的“国外社会学学术研讨会”(这是1979年中国恢复社会学以后首次召开的专门性的国外社会学学术讨论会，它标志着独立的专门性国外社会学研究的开端)为起点，直至1990年。

从主要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来看，这一阶段国外社会学方面的文章具有与第一阶段明显不同的特点。

首先，有关分支社会学、各国社会学机构建制方面的介绍逐渐销声匿迹，在社会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些理论流派和理论大家成了《国外社会学》和《社会学研究》所推介的“主角”，并且从资料来源上看，直接来自西方国家的理论文章取代了原来苏东、日本等国的间接介绍性文章。

其次，对这些理论流派和理论大家的介绍从第一阶段以“一般性了解”为着眼点的“辞条式”介绍转向系统而有一定深度的诠释。

最后，在这一阶段里，国内学术界翻译出版了一大批国外社会学理论著作，其中既有经典大师的重要著作，如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也有五六十年代美国社会学界的重要的理论人物的代表作，如科塞(L·Coser)的《社会冲突的功能》、默顿(R·Merton)的《论理论社会学》、布劳(P·Blau)的《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特纳(J·Turner)的《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一书。这本在南开大学讲习班上科塞教授所选用和推荐的西方社会学理论教材在从1989年出版至今的7年中，基本成为国内修习国外社会学理论的首选参考书，对国内的外国社会学理论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三阶段是从1990年至今，以《国外社会学》杂志为主导，开始出现了一些较有深度的介绍和研究文章，标志着中国的国外社会学研究开始逐步深入并为从介绍性工作转向研究性工作做准备。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国外社会学》上的译介文章逐步从“回溯性”为主转向与西方社会学理论发展大体上一致的“同步性”介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1990年开始用“理论流派专辑”的方式系统地介绍西方后帕森斯时代的理论。

2.一些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界的“理论明星”，如吉登斯(A·Giddens)、亚历山大(J·Alexander)成为杂志上频繁出现的名字。一些在西方社会学界十分重要的最新理论文献也不断地被翻译过来，如《国外社会学》1992年第4期节译了凯译和赫希特(Kaser & Hechter)二人合写的一篇在美国理论和经验研究界都引起广泛瞩目的文章《一般理论在比较历史社会学中的作用》。

3.对西方学术研究的“热点”进行综述，为读者把握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前沿提供帮助。这方面夏光对后现代性研究的综述(《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的新视界》，《国外社会学》1991年第4期)，就是一篇质量很高的文章。

总之，在国外社会学理论研究的第三个阶段里，研究国外社会学的社会学者在困难的条件(经费短缺、人员数量有限、资料信息不够完备、与国外交流不多)下，正力图总结前两个阶段研究的得失，展开创造性的国外社会学理论研究，从而为建设中国自身的社会学理论发挥作用。

二、目前学术界对国外各类理论的介绍和研究状况

由于国外社会学研究和整个中国社会学界一样面临着比较困难的发展条件，所以对国外各个流派的理论的介绍尚不够系统全面。我们在这一部分将循着社会学史的基本脉络，勾画出目前的介绍和研究状况，为进一步研究应侧重的方向提供一些启式。

(一)经典社会学理论

1.韦伯研究

在对经典社会学理论的研究中，韦伯研究无疑是一个“中心”。究其原因，大概一方面是韦伯理论中的中心问题，如人的精神因素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复杂关联与中国的现实有很强的相关性，另一方面是中国社会学恢复之际正值国际上“韦伯研究热潮”方兴未艾，而港台学术界也由于彼得·伯杰(Peter　Berger)和金耀基等人将“新教伦理论题”(the　Protestant　Thesis)与东亚“四小龙”的经济起飞放在一起考察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术争论，这种学术环境也对大陆学术界产生了影响。所以社会学界一开始就对韦伯表现了浓厚的兴趣。

在研究方面，《国外社会学》先后发表的有关文章逾20篇，涉及了韦伯与马克思的思想关系、韦伯的比较宗教社会学(尤其韦伯论新教和中国宗教)、韦伯论理性和科层制、韦伯的方法论等重要问题。在专著方面，除了苏国勋带有开拓性的《韦伯思想引论》之外，还翻译了帕金(F·Parkin)等两三本专门介绍韦伯的小册子。尽管与其它国家韦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尚难相比，但在不到15年的时间里产生了如此多的研究文献，不能不说明韦伯研究的兴盛。

总的来说，韦伯研究在中国——不论是专著还是文章，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1)对韦伯方法论的研究。这方面又主要围绕韦伯的“价值无涉”(value-free)命题产生了几乎遍及全国学术界的争论。尽管这一争论多少掩盖了对韦伯方法论其它重要方面的讨论，但由于当时它与整个中国社会学理论建设，是以独立的理论发展为方向，还是偏重于政策建议的“软”科学密切相关，由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韦伯的比较宗教社会学，是韦伯研究中的另一个“热点”。其中尤以韦伯的“新教伦理论题”及对以中国宗教的理论为中心的争论最为热烈。以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耀基教授为代表的一派学者认为东亚的“经济奇迹”表明韦伯的相应论述如果不是有缺陷的话，至少也是不完全的，许多学者认为韦伯没有充分全面地考察儒教与道教中可能促进资本主义兴起和经济发展的因素。而韦伯理论的支持者则强调韦伯理论主要论证的是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理性的资本主义形式，而这一形式却会在西方蓬勃发展。因此用“东亚四小龙”的例子来证明韦伯理论的失误是不恰当的。社会学界关于韦伯宗教社会学的争论是与整个国内学术界关于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这一更大范围的争论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是国外社会学理论研究学者参予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和学术讨论的一个良好开端。尽管这方面的争论近年已渐渐“冷却”，但继续分析韦伯对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的研究仍将是未来韦伯研究的一个焦点。

从韦伯研究的现状看，要想进一步推进韦伯研究，必须从现在的“零敲碎打”转向更为系统的研究工作。首先，要系统地翻译韦伯的著作。其次，在未来的研究中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①韦伯与尼采的关系;②韦伯的政治社会学;③韦伯的法律社会学;④韦伯的经济社会学思想。韦伯理论的其它方面，如个人主义方法论，韦伯与胡塞尔、韦伯与女权主义的关系都是尚待深入研究的内容。相信韦伯研究在未来的国外社会学理论研究中仍将是一个主流。

2.迪尔凯姆研究

迪尔凯姆是国内对经典社会学的研究中另一个相对的重点。

尽管迪尔凯姆原著的翻译比较系统，但迪尔凯姆理论的研究却并不很令人满意。国内的国外社会学史教科书对迪尔凯姆的介绍基本停留在帕森斯式的“秩序范式”的诠释上。《国外社会学》上发表的两三篇研究文章主要依据传统观点考察迪尔凯姆的文化人类学和道德社会学思想。而70年代以来国外对迪尔凯姆思想的研究已日益摆脱帕森斯诠释的影响。吉登斯等理论家强调迪尔凯姆理论中从前为人忽视的对个人主义的评述以及迪尔凯姆的政治社会学思想。(a①)而以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为代表的一些人类学家则大力提倡迪尔凯姆的后期著作，以期为文化研究打开一个新的局面。(a②)因此为了提高国内对迪尔凯姆的研究水平，学者似可更多地注意迪尔凯姆早期的《社会分工论》和晚期的也是迪尔凯姆最重要的作品《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3.马克思研究

近些年来由于德、英、法等国的新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对马克思社会思想的研究正日益成为“显学”。国内尽管长期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研究动向也一直十分注意，但国内社会学界在从社会学角度深入分析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方面仍十分不够，现有的一些研究又经常陷入以政治立场的分析取代认真的学术剖析的“误区”，因此有必要加强对马克思的社会学思想研究，并加强马克思与韦伯等经典大师理论的比较研究，使国外经典社会学的研究更加全面系统。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国内对西方社会学经典理论的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通过对经典理论的介绍，国内社会学界对经典理论有了较为系统的了解，为进一步理解西方当代社会学理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且国内有许多学者已广泛应用西方经典理论的一些概念、理论(如韦伯的科层制、理想型)作为经验研究的理论框架。这里姑且不论这样做是否适当，但这种现象本身就表明经典理论研究所产生的影响。

(2)与对西方当代理论的译介相比，对社会学经典大师的专著、相应的教学参考书的译介显得系统得多，国外通行的理论史教科书经常引用的科塞的《社会学思想名家》和雷蒙·阿隆(Raymond　Arom)的《社会学主要思潮》都已译成中文出版。此外还移译了不太著名的斯温杰伍德(A·Swingewood)和约翰逊(P·Johnson)的社会学史著作，其中对经典理论也有相当篇幅的论述。这些书籍再加上韦伯、迪尔凯姆的原著中译本，基本构成了各大学社会学系国外社会学理论经典部分的参考书目，使经典部分的教学和研究相对来说有一定的资料保障，如果将此与帕森斯以后的西方社会学理论资料严重不足的情况相对照，就更加清楚了。

当然，经典理论的介绍虽然取得了许多成绩，但仍存在大量问题。

(1)经典介绍尚不系统全面，如对齐美尔(G·Simmel)、帕累托和滕尼斯(F·Tonnies)等经典大师的介绍和研究都显不足，而且除了苏国勋对韦伯的研究较为系统以外，大多数文章仍停留在表面的“介绍”上。

(2)对经典理论在70年代后半期以来的“新诠释”注意不够。国内目前对经典理论总的观念仍是帕森斯式的。而近20年以来，经过吉登斯、亚历山大、弗瑞斯比(D·Frisby)的努力，对西方经典理论的理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经典研究在社会学中所处的地位也与默顿等人的观念有许多不同，而国内学术界尚未注意到这一新的情况。

(二)第二代社会学理论：帕森斯主义与反帕森斯主义

1.结构功能论

国内学术界对功能主义的介绍可以说在各个流派中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对重要的功能主义学派社会学家，如帕森斯、默顿、列维(M·Levy)、斯梅尔瑟(N·Smelser)等都有译文或介绍文章，在各种教科书中，功能主义理论的介绍也占据了十分中心的位置。这与美国五六十年代社会学界的状况十分吻合，尽管与西方近来对社会学史的重新认识并不一致。

功能主义的重大影响更为明显地反映在实质理论(b①)和经验研究之中。在现代化研究领域，结构功能论色彩十分明显的艾森斯塔德(S·Eisenstadt)和列维的理论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参见下文)，而默顿的“中程理论”对从事经验研究的学者也有一定影响。此外在社会分层理论、组织社会学等方面，功能主义也有十分大的影响。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功能主义在理论意识相对比较薄弱的国内社会学界占有中心性的位置，而且这一点在经验研究和实质理论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尽管如此，结构功能论的理论研究仍不充分全面，这主要表现在《国外社会学》等杂志上虽然刊发了大量译介文章，帕森斯、默顿等人的著作也部分译成中文出版，但功能论的一些经典文献尚付阙如，特别是帕森斯包括《社会行动的结构》在内的几本重要著作，作为研究功能主义的必读文献，有必要尽快译成中文。

2.冲突理论

冲突理论是西方社会学界中最早冲击功能论的“正统共识”(orthodox consensus)的理论，而且由于这一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认识上的某些近似性，国内学术界对冲突理论接受得很好，科塞的冲突功能论以及达伦多夫(R·Dahrendorf)、米尔斯(C·W·Mills)的理论在国内都是为学者所了解的。不过国内对冲突理论的认识基本受J·特纳的影响，偏重于美国理论，而近些年来英国的冲突理论家，如雷克斯(J·Rex)的影响正超过达伦多夫和科塞，成为冲突论的主要代表人物，而国内却对此缺乏介绍。

有一点需要加以指出，与功能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除了科塞带有强烈功能论色彩的“安全阀”概念以外，冲突理论对中国学术界的经验研究影响甚小。

3.符号互动论

国内理论界对于符号互动论的大致理论取向并不陌生。一方面，一些较为系统的西方当代理论著作，如特纳、约翰逊的书中都对符号互动论有较全面的介绍;另一方面，国内学者胡荣也写了两三篇较为简略的介绍文章。符号互动论的先驱米德(G·Mead)的重要著作《心灵、自我和社会》以及库利(C·Cooley)的《人类本性和社会秩序》都有了中文译本，拟剧论的开创者戈夫曼(E·Goffman)的代表作《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已经有两个中译本，但符号互动论在美国的“中坚”布鲁默(H·Blumer)的著作尚无中译本，而且自1990年以后尚未发现国内学术界有人专文论述符号互动论。从欧美社会学近年的发展趋势来看，由于身体社会学(Sociology　of　Body)的兴起，戈夫曼等人的影响正在扩大，符号学的发展及在社会学中的应用，也使米德的理论重新受到关注，因此国内对符号互动论的研究似应继续。

4.社会交换论和网络分析

在国内社会学界，能在基础理论和经验研究两个层面上都产生影响的国外理论并不多，除了结构功能论以外，大概就要算社会交换论和网络分析了。布劳早期发展的交换理论在国内学术界影响较大，成为微观领域中最常被应用为理论分析框架的西方理论。另外由于美籍华裔学者林南的努力，网络分析技术在国内也有较高的知名度，但在实际使用中由于网络分析需要较高的数据质量和复杂的分析技术，一般研究者往往望而却步。

社会交换论的重要文献，如霍曼斯(G·Homans)的《社会行为》和布劳的《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都已有中译本，在国外社会学的各理论流派的介绍中应是较为系统的。但自1990年以来，对这一理论的新发展介绍不多，这可能是由于社会交换理论在美国已日趋式微，渐渐为理性选择学派所取代，而一些较新的发展又采用技术性很高的数理经济学工具，缺乏这方面基础的国内学者很少问津。

总的来说，国内社会学界对交换理论采取的是“合则用之”的态度，而对交换理论运用新古典经济学模型来分析社会现象这一理论策略的得失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和系统的研究，而这一点对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跨学科交流又是十分重要的。

5.布劳的宏观结构论

部分由于布劳的学生谢文的努力，布劳晚期的宏观结构论在国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尤其是布劳宏观结构论中的社会结构、社会位置概念给国内学术界研究社会结构与分化的学者以很大启发。1991年底布劳的《不平等和异质性》也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出版进一步扩大了布劳晚期理论在国内学术界的影响。

6.批判理论

应该说布劳的宏观结构论在中国学术界比在美国学术界获得了更高的地位，与此恰恰形成对照的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在国内社会学界受到了十分明显的冷遇。尽管国内哲学界对法兰克福学派进行了广泛的介绍，特别是在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中译介了大量批判理论的著作，但国内社会学界对批判理论一直不够重视。许多国内编著的社会学史和社会学理论教科书根本就没有相应的批判理论章节。社会学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也远不如哲学系的学生更熟悉霍克海默(M.Horkheimer)、阿多诺(T.Adorno)以及马尔库塞(H.Marcuse)。

从哲学界的研究情况看，许多学者更多地着眼于这些批判理论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哲学人类学批判，很少从社会学的角度并将批判理论放在马克思、韦伯以降的社会学传统中考察批判理论的社会学内涵，而且对批判理论与以帕森斯为首的“主流社会学”之间的对话也很少涉及。因此社会学者不能仅仅依靠哲学界的研究，必须“自己动手”，填补批判理论这一理论空白。

7.解释社会学

这一部分理论是整个国外社会学研究中评介最少的部分。一方面由于这一部分理论枝蔓杂多，需要较大精力的研究投入，另一方面由于这一部分理论与西方主流社会学理论偏离最远，哲学味甚浓(大多数理论是以国内社会学者较为陌生的胡塞尔的现象学、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日常语言哲学为基础的)，因此，国内介绍不仅不够系统全面，而且还有在研究其它西方理论时较少出现的解读有误的现象。

在这一派理论中，舒兹(A.Shutz)的理论在《国外社会学》1990年第5期有专辑介绍，尽管因篇幅所限，不够系统全面，但对于对舒兹理论几乎完全陌生的国内学者来说，已可初步了解这位对吉登斯、哈贝马斯(J.Habermas)的理论都有显著影响的学者。今后可着手对这位影响不断扩大的现象学社会学家的著作进行更为系统的译介和研究。

至于舒兹之后的现象学社会学，国内学术界仅对彼得·伯杰进行了广泛的介绍，其他现象学社会学家则几乎没有涉及。而对伯杰的介绍也只是偏重于他的宗教社会学，他在基础理论方面早年与勒克曼(T.Luckmann)合写的重要著作《现实的社会建构》(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一书却很少为国内学界所知。至于70年代以后现象学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国内的介绍就更少了。

国内社会学界在介绍受舒兹影响的常人方法学(c①)时，也有一些问题。如对常人方法学究竟属于哪类社会学理论，分歧就颇大。而且国内在介绍这一理论时几乎只限于对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研究》(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而对此后30余年常人方法学的进展则很少涉及，尤其近些年来从常人方法学发展出来的分支“谈话分析”(conversarion analysis)对于国内学术界来说几乎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看来有必要对这方面的最新理论进展作较为系统全面的介绍。

解释社会学所包括的其它流派，如英国发展起来的深度解释学、解释学社会学和后维特根斯坦社会学，国内还没有看见有相应的介绍。考虑到这些解释社会学流派自80年代以来影响日益增加，是社会学理论哲学基础重建和“理论新综合”的一支重要力量，因此应更多更系统地介绍，这也将有利于国内学术界对吉登斯、哈贝马斯和柯林斯(R.Collins)的学说的研究。

(三)第三代理论：后帕森斯时代的新综合

如果接受亚历山大的说法，冲突论、交换论这些六七十年代美国的理论“热点”只不过是反帕森斯主义的话，那么七十年代后半期开始兴起的一些理论大家的理论则可以说使社会学步入了后帕森斯时代。从国内学术界来看，在1990年以后，也就是进入国外社会学理论研究的第三个阶段以后，这方面的评介文章明显增多，这表明国外社会学理论研究正走向“同步介绍”的阶段。

1.吉登斯

在所谓“后帕森斯时代”中，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无疑占据了中心位置。而国内对他的介绍相对而言也是与其学术地位相称的，翻译了他本人的许多文章(包括一些重要著作的章节)和其它一些对吉登斯的评论文章。

从吉登斯的整个理论著作体系来看，他的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1)对经典的重新诠释：

(2)对社会学基础理论和方法论的重建;

(3)实质理论(包括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和现代性问题)。

国内学术界在三方面都有所介绍，只是第二部分的比重较大。可以说吉登斯的译介和研究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2.新功能主义

国内对新功能主义的介绍在第三代理论中大概是最多的，亚历山大主编的《新功能主义》一书的许多章节都译成中文在《国外社会学》上发表，而他的大作《社会学的理论罗辑》一书的部分段落，国内读者也并不陌生。但对新功能主义的介绍存在偏重美国的倾向，实际上尽管亚历山大在美国大力提倡新功能主义，但怀疑者多、附和者少。而且美国的新功能主义(包括亚历山大在内)在实质理论层面缺乏真正的贡献。倒是在德国，由于卢曼(N.Luhmann)和芒奇(R.Munch)的努力，新功能主义产生了大量理论成果和广泛的影响。

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卢曼，他的系统功能论近来不仅在德国，而且在英语世界也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甚至有人认为他是韦伯以来德国最有创造性的社会学家。但他的理论大量借助自组织理论、混沌理论等系统理论的新发展，因此对于国内许多不太了解这方面理论的社会学家而言十分晦涩难懂，这就更有必要做较系统的介绍，并且应组织翻译他的《自我指涉文选》(Essays onSelf-Reference)或《社会系统》(Soziale Systeme：Grundrip einer Allgemeinen Theorie)两本书，以帮助国内理论家对卢曼理论和新功能主义有更全面的了解。

3.哈贝马斯和第二代批判理论

近几年，国内学术界对哈贝马斯的理论介绍颇多，他的《沟通与社会进化》、《沟通行动理论》和《理论和实践》都已经或即将翻译出版，社会学界也一改对第一代批判理论的漠视态度，发表了一些哈贝马斯的文章或著作的节译，其中在《国外社会学》1989年第3期翻译的《合法性危机》一书中的“系统与生活世界”一节在国内理论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哈贝马斯晚期的“沟通行动理论”还很少有人涉及。此外其他一些批判理论家如奥菲(C.Offe)和威尔玛(Wellmar)，似也有必要予以注意。

4.法国的社会理论

国内社会学界对迪尔凯姆以后的法国社会学理论几乎很少留意，如果说对于60年代过于偏重文学理论和人类学的结构主义，这种忽视尚有情可原的话，那么对70年代以来在欧美引起广泛重视的法国社会理论仍不太留意，就难以找到充分的理由了。

当然国内在介绍法国当代理论方面还是做了许多努力的。其中最重要的文献是胡伟与德拉斯(H.Mendras)、威莱特(M.Verret)主编的《当代法国社会学》，但这本书除了布东(R.Boudon)的文章理论性较强以外，其它文章大多是法国社会学各分支领域的介绍。此外，李培林曾在《国外社会学》上撰文简要地介绍了法国社会学理论界的一些状况。1990年的一期《国外社会学》杂志还介绍了图雷纳(A.Touraine)的“行为社会学”的主要思想。但至今为止，除了一篇翻译的美国理论家的评论文章中涉及了布迪厄(P.Bourdieu)的思想以外，这位法国当代最重要的社会学家却几乎完全被忽视了。这位继承了雷蒙·阿隆在法兰西学院中的社会学职位的理论大家，在英语世界的地位近十年不断上升，已经成为与吉登斯、哈贝马斯“比肩”的“超一流”理论家。与布迪厄相比，另一位法国社会理论大师福柯(M.Foucault)在中国社会学界所受到的“待遇”就稍好一些。《国外社会学》曾在1991年发表了两篇论述福柯的翻译文章。福柯本人的著作(尽管不是由社会学界翻译的)也有三四种中文译本(包括《性史》前两卷、《癫狂与文明》、《训戒与惩罚》)，另外光明日报出版社在“太阳神译丛”中推出了一本重要的福柯研究专著《超越结构主义和解释学》。尽管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整个国内社会学界对福柯的社会理论仍很陌生。而福柯的国家、权力-知识、身体理论以及他的“话语分析”研究方法经由英国的斯马特(B.Smart)和美国的勒默特(C.Lemert)等人的介绍，正成为欧美炙手可热的“理论焦点”。

总之，国内社会学界近几年正力图突破美国理论一统天下的国外社会学理论研究状况，而在这一努力中，系统地译介法国理论将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5.理性选择学派

近两年国内学术界开始注意到美国社会学界的一个重要趋势，即理性选择学派的兴起。最近20余年由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蓬勃发展，出现了经济学重新向政治经济学发展并与社会学相互渗透的趋势，而理性选择学派很大程度上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并组成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Olson)所说的“社会学科融合”的一部分。但国内理论界在介绍理性选择学派时对这样一个框架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因此尽管邓方翻译了科尔曼(J.Coleman)1990年的新著《社会理论的基础》并在几篇介绍文章中给了科尔曼理论以较高的评价，但由于科尔曼是在行动理论的框架内纳入理性选择的基本思想，而这一思路在理性选择学派中并不占主流，因此科尔曼实际上并不能算理性选择学派的“代言人”，他的《社会理论的基础》也不如赫希特在1986年发表的《群体团结的原则》(The Principles of Group Solidarity)更多地为美国理性选择学派的学者所引用。近来国内社会学界在转向研究市场经济中的各种社会行动者的行为时，对理性选择学派的基本理论框架与研究工具十分感兴趣(这从科尔曼一书在国内的广泛被征引——大概引用率要超过美国——可以看出)。因此似应进一步系统介绍这一流派思想并探求与国内的经验研究相互印证。

6.小结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不可能对当代所有比较活跃的理论在国内的研究状况予以总结，一些重要的理论家，如柯林斯、B·特纳、鲍曼(Z.Baumen)、埃利阿斯(N.Elias)在国内的研究状况我们只能略而不谈。但从上面不够全面的综述可以看出，国内社会学界在短短几年内还是利用有限的力量尽可能向国内学者展现了国外社会学目前发展的大致轮廓，使国内学者对国外一些正在广泛争论的“热点”问题，如吉登斯的结构/能动作用(Strcture/agency)、哈贝马斯的系统和生活世界、后现代性等问题都有了大致的了解。

但国内学者对西方第三代理论的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大部分介绍都是零敲碎打的翻译文章，缺乏系统的研究或者综述性的介绍文章，这样对于许多没有条件接触外文资料的国内读者来说，往往难以完整准确地理解这些当代理论的全貌，而且由于译名不够统一，部分译文质量不高，往往加剧了对国外理论的误解。因此对国外社会学研究来说，进一步的工作恐怕还要努力去推进较为全面系统的介绍、研究和配套的翻译工作。《国外社会学》以专辑的形式推出对理论流派、理论大师和理论问题的介绍和研究不失为一个有益的尝试。

三、实质理论、经验研究与国外社会学理论

上面我们重点评述了国内对西方基础性理论的介绍，下面我们将简略地回顾一下国内对西方实质理论的介绍以及经验研究对西方理论的作用。

(一)现代化理论

现代化理论大概是国内对国外实质理论介绍最系统全面的部分，也是国内社会学理论发展较为完备的部分。现代化理论起步很早，在1986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确立的社会学13个国家重点课题中有半数以上与现代化理论有关。这一部分的研究最初从译介西方理论开始，艾森斯塔德、布莱克(C.Blake)、列维、罗兹曼(G.Rotzman)等重要理论家的著作都有了中译本，此外又出版了一些介绍西方理论的著作，如《传统与变迁：国外关于中国社会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孙立平著)、《国外发展理论研究》(孙立平、严立贤、张静、张琢著)。在此基础上，国内现代化理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观点，1988年以后孙立平、张静等人倡导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理论受到国内社会学界的广泛关注。

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发展表明对国外理论研究能对国内实质理论产生巨大的贡献。事实上，现代化领域的国外理论研究始终是十分活跃的，不仅狭义的“现代化”理论被广泛介绍，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发展起来的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也不断有译介的文章出现。尽管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在社会学界以外的研究(如经济学界和历史学界)的影响要超过在社会学界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研究所产生的影响，但这些理论有助于认识到现代化理论自身的一些问题，而且在某些领域，如区域发展方面，也提供了富有启发力的思路。

(二)社会分层理论

阶级和阶层是国内经验研究和实质理论的另一个中心，但与现代化研究相比，这一部分的国外社会学理论研究则显得较为陈旧，除布劳的《不平等与异质性》这本很少在经验研究中被使用的著作外，介绍集中于经典时代(尤其是韦伯)与美国第一代分层研究(主要是职业声望的研究途径)，而对于美国第二代强调地位获得的研究途径、第三代的跨国比较分析以及法国强调文化(如品味)与符合特征的分层理论(如布迪厄的“区隔”理论)都介绍很少。因此，中国社会分层研究要取得突破，一方面要依赖经验研究者的继续努力，另一方面大概也需要国外社会学理论研究在这方面尽一臂之力，使吉登斯、怀特(E.Wright)、特雷曼(R.Treiman)和布迪厄的理想和著作能尽快为社会分层的研究者所熟悉。

(三)经济社会学——组织与社会结构

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社会学在国内现在的发展状况是与社会学界力图更多地关注当代中国社会现状的愿望不相称的。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理论的缺乏。尽管斯廷施孔布(A.Stinchcombe)的《经济社会学》、帕森斯和斯梅尔瑟合著的《经济与社会》以及富永健一的《经济社会学》都已译成中文出版，但这些著作似乎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而且从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看，经济社会学方面的译介文章要远远少于现代化等分支理论。实际上正如我们前面在评述理性选择学派时的时候所指出的，由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兴起，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截然分明的学科界限正在被打破，诺思(D.North)、奥尔森等经济学家都极力倡导社会科学学科间的“综合”。面对“经济学的入侵”，社会学界只有发展自己的经济社会学理论才能“抗击”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扩张”。80年代以来，经济社会学这一学科已成为美国社会学界最活跃的理论分支，尤其在组织和社会结构方面。而这一方面恰恰又是国内学术界最为关注的问题，举凡单位研究、社会结构与制度变迁、市场过渡无不涉及这一方面的内容。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期的中国，当前的许多结构性变革都需要结合经济学、社会学等诸学科的洞察力来分析。因此经济社会学应该是介绍国外分支社会学的一个主要着眼点。

(四)经验研究与国外理论的借用

总的来说，中国目前的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分离的。前面我们谈到理论框架的经验研究中，值得注意的有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尤其是“模式变量”理论)、布劳的宏观结构理论、网络分析技术以及理性选择学派的部分观念。但这些应用都是小范围和局部的。一般的经验研究都缺乏与理论的衔接。许多经验研究仍带有“调查报告”这种政策性研究的形式特点，这表现在与规范的经验研究相比，文章开头缺乏理论综述、对所使用的理论概念的分析，文章结尾缺乏对研究的理论意义的讨论。由于经验研究不重视与理论的衔接，一方面导致在经验研究中，理论概念和理论框架经常含糊不清，很少对所使用的理论概念背后的基本理论预设有所澄清，因此有时会发现在研究中会同时使用理论预设相互矛盾的概念。这使经验研究缺系统性，而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缺乏知识和理论的积累，产生了大量结果雷同的重复性研究。另一方面由于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缺乏与经验研究的“对话”，使基础理论的发展犹如“空中楼阁”，许多引进的国外理论不能通过经验研究与本土的社会生活相互印证，实现理论的本土化。可以说基础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井水不犯河水”对双方都有百害而无一利。

不过国内研究目前的状况是有一定原因的。首先，经验研究关注的热点，不是理论导向的科研性研究，而是具有政策咨询性质的对策性研究。当然这并不是说后者就不能产生理论。但中国当前的许多对策性研究往往理论要求不高，很难从研究中抽象出理论。其次，目前国内对经验研究的研究程序和成果的规范性要求不高，这也导致研究者对理论缺乏兴趣。在美国尽管也存在基础理论与经验研究之间的分野，但由于规范的经验研究一般都要求有理论文献综述和研究结果的理论意义这两部分的内容，这样就促进了经验研究和基础理论之间的相互借鉴和对话。而在法国，基础理论和经验研究之间的界限就更加含糊不清，几乎所有的理论大家都不是纯粹的基础理论研究者，许多西方学者认为这正是法国社会学理论能“独树一帜”、形成本土特色的原因。因此经验研究的规范性是促进经验研究与理论对话的重要一环。

如果现有的国外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能更加系统，从而便于理论在经验研究中的利用，并通过这种应用来评估理论的解释力，进而发展中国本土化的理论，那么国外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就步入良性循环之中了。

五、展望与建议

从上面的评述，我们可以看出在15年内国内社会学界在国外社会学理论研究方面进行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对从孔德到吉登斯一个半世纪西方社会学积累的丰富遗产进行了广泛的介绍，这些都是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当然由于国内从事国外社会学研究的学者自身面临许多困难条件，因此国外社会学理论研究总的来说还不够系统，而且翻译介绍的文章远远多于系统研究评述的文章。根据目前国内社会学界研究队伍的状况和过去15年的研究经验，今后的国外社会学理论研究的重点似可考虑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有系统地评介一批经典性著作，尤其是韦伯、齐美尔、帕森斯、舒兹、吉登斯、布迪厄、福柯、卢曼、埃利阿斯等人的著作。对于一些重要的理论流派，在人员有限无法全面翻译介绍的情况下，可以组织编译一套以文章(或专著的章节)为主的文选丛书，对帕森斯以后的英美和欧陆的理论流派进行较为系统的介绍。

(2)从介绍工作转向系统的综述和研究，使西方理论的介绍避免由于“片断性”的翻译产生误解。现在国内学术界对常人方法学、吉登斯和哈贝马斯的理论的某些误解往往根源于这种不完善的翻译。而且信度较高的介绍以及有一定水准的研究首先应以系统准确的翻译为基础。

(3)国外理论的研究应从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角度考虑，适当加大对实质理论介绍的分量以促进与经验研究的对话。同时注意更多地介绍一些与国人的日常生活“精神”更加贴近的西方理论，尤其是许多在西方社会学中非主流的理论。而经验研究也应该注意规范性，进一步提升经验研究的理论水准。

50多年前，帕森斯将欧洲的社会思想创造性地介绍给美国社会学界，从而开辟了美国50年代社会学的黄金时代。20多年前，卢曼向德国社会学界介绍帕森斯的功能理论，使一个几乎丧失理论活力的传统在德国重放异彩。而今天，也许国内从事国外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学者也正通过他们富有开拓性的工作迎接中国社会学的新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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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①)See A.Giddens，Introluction to Emile Durkheim：SelectedWritings.Cambridge，1972.

　　(a②)See Mary Douglas，How Institutions Think.Syracuse Unrversity Press，1986.

　　(b①)所谓“实质理论”(Substantial theory)这一概念是参照帕森斯的说法，这一概念与“基础理论”相对，接近亚历山大“科学连续统”中的模型与法则之间的部分。

　　(c①)即“ethnomethodology”，国内一般译作“民族学方法论”、“民俗学方法论”或“本土方法论”，这些译法大多是根据“ethno”是民族学的词根产生的。但根据加芬克尔本人的说法，“ethno”是指“everyone”，即普通人、平常人，与吉登斯常用的“layman”同义;而“method”是普通人的方法，即常人方法，而不是与“lolgy”连读指方法论(methodology)。因此，“ethnomethodology”是指“the study of everyone’s method”，即对常人方法的研究，所以译为“常人方法学”较为恰当，以与一般所说的“方法论”相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