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各种思潮迭起，理论流派错综复杂，表现出了八个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1)在理论分化的同时愈来愈呈现出多元综合的趋势；(2)不同理论与方法之间的对话日益频繁；(3)各种思潮在经历重构之后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向”；(4)对古典理论的重新阐释与批判性拓展；(5)理论及其建构方法的反思性不断加强；(6)理论的现实性、应用性和实践性功能不断强化；(7)理论发展的危机意识日益增强；(8)欧洲社会学理论的重新崛起及其中心地位的回归。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这些特征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社会学在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的重要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不仅是各种思潮迭起，流派繁多，而且相互之间错综复杂，难以辨识。其中有两个最为突出的现象：一是在社会学理论与社会理论的关系上，相对狭隘的社会学理论愈来愈融会在更为宽泛的社会理论之中，社会学理论无论在理论旨趣和思维方式，还是研究对象和表现形式上都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社会理论，以至于许多社会学家不再宣称自己从事的是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而是社会理论的研究；二是在主流与非主流理论的问题上，两者之间的边界也变得越来越模糊。这不仅是由于非主流社会学理论的影响日益扩大并逐步渗透到了各种主流社会学理论之中，从而形成彼此交错，相互交织的局面，而且也是由于主流社会学理论内部本身开始发生分化，其研究范式和理论形态很难再维持长期以来的一贯统一的面相了。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无论是主流的实证主义社会学理论还是各种非主流的社会学理论流派，在当代理论境遇和社会脉络(contexture)中，都开始表现出了某些共同的特征和趋势。具体来说，我们认为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至少表现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整体性特征和发展趋势：
一、在理论分化的同时愈来愈呈现出多元综合的趋势
西方社会学理论在当今社会科学中已是如此分化和多样，以至于这不仅破坏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整体性，使理论研究变得支离破碎，而且也使主流社会学理论家难以对社会世界获得整体上的概念。今天，面对过于且越来越繁多的专业化理论，社会学家不得不更多地采取宏观的、整体的方法来应对。犹如乔纳森·特纳(Jonathan H.Turner)和大卫·鲍兹(David E.Boyns)所指出的：在一个更具包容能力的有关社会世界是如何呈现的研究中，专业化理论会得到最好的发展，这种研究只有综合性的宏大理论才能提供。[1]与之相似，贝利(Kenneth D.Bailey)也像涂尔干一样主张社会学理论家应该研究复杂的现代社会， “唯有这样做，社会学才可以说自己是研究整体社会的，否则也就是研究社会的一部分而已”[2]。尽管有这么多人关注，但仍有一些人并不担忧社会学的目前状况。例如，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和菲利普·史密斯(Philip Smith)就认为，非主流社会学理论的多元化及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都有助于该学科的整体发展。不管人们如何看待社会学理论的这种过度分化状态，但在各种理论的分化之中出现各种多元综合的理论趋势将是确定无疑的。
因此，针对当前社会学理论四分五裂的状况，许多西方社会学者认为理论家们当前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促进各个可以利用的理论传统之间的相互交流，以及在各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之间牵线搭桥，以实现理论的比较、综合与发展。这种多元理论综合不同于以往理论综合之处在于，它不是简单地将两种或多种不同流派的理论观点糅合在一起，而是在不同理论全面整合基础上的一种再创造。其特征不仅表现在对不同理论观点的全面吸收与概念创新上，而且在方法论与研究范式层面也努力实现系统整合。尤其在主流社会学与非主流社会学、微观视角与宏观视角、行动理论与结构理论的综合上表现出了突出的特征。例如，亚历山大的“新功能主义”(Neo-Functionalism)、卢曼的“一般社会系统理论”(General Theory of Social Systems)、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Strncturation Theory)、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ction)、布迪厄的“结构主义实践理论”(Strncturalist Theory of Praxis)、科林斯的“普遍化解释模型”(Generalized Explanatory Models)、瑞泽尔的元理论化(Meta-Theorizing)主张以及近年来出现的新系统理论(the New System Theory)都表现出了对一种理论综合的追求。这些理论的一个共同特性就是企图超越长期以来西方社会学理论传统中的二元对立。尽管其最终的效果如何还有待社会学家们的认同和检验，但至少表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已由以往专注于冲突、分裂的危机意识正逐步转变为注重综合、整合的稳定意识，这种意识的树立无疑预示了一个新的理论时代的到来。
二、不同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之间的对话日益频繁
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多元综合也为不同理论方法之间的对话提供了契机。这种多理论方法之间的对话在上一代曾经被默顿(R.K.Merton)视为“并不是持有各种理论的社会学家之间相互赞同的融合，而是潜藏着深层的危机”，但在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中，这些对话不仅强调理论多样性的作用，而且认识到并不断推动各种不同理论之间的联结与互动——可以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同一个目标。[3]
在传统的社会学看来，以实证主义社会学为特色的主流社会学，由于其较为成熟的理论、范式和相对稳定的方法技术与经验研究，通常被看作是一种“已开发的社会学”(developed sociolosy)，而以人文主义社会学和批判主义社会学为主的一些反实证主义社会学却由于其相对空洞的框架或范式而被称为“低度开发的社会学”(underdeveloped sociology)。[4]不仅如此，实证主义社会学与非实证主义社会学之间也缺乏应有的交流和合作。尽管从社会学理论发展史来看，一些人文主义或批判主义的社会学家（如韦伯、马克思、舒茨等），其理论思想中也含有实证的元素，但多半是属于一种学术的非自觉意识和行为，而不是有意识在促进实证主义社会学与人文主义社会学或批判主义社会学的理论对话。
实际上，实证主义社会学与非实证主义社会学方法论并没有本质上的矛盾，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研究方法的倾向性是基于不同的出发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两种方法论完全不可融合。从整个学术发展的趋势来看，人们越来越期望有一种多元化的研究方法论出现，以摒弃原有的二元对立局面。因此，到当代社会学时期以后，实证主义社会学与非实证主义社会学对立的局面开始发生变化，随着大量非实证主义社会学的涌现，实证主义社会学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争吵和相互批判以后，开始愈来愈重视与各种其他理论流派之间的对话，其中包括实证主义社会学本身之间和实证主义社会学与非实证主义社会学之间的对话。例如，埃利亚斯(N.Elias)的“构型社会学”或“过程社会学”就是将微观层次的个人行为与宏观层次的国家联结起来进行分析的典范。尽管不同的理论家对理论对话的内涵有不同的理解，但当代许多理论家认为理论对话往往是通向理论终点的途径，在一些理论家那里，理论之间的对话是达致其他目标的一种手段，比如，理论工具的建构、广泛或局部的理论综合、理论的重构等等。但除了这些工具性的应用之外，对话本身也已经被看作一项重要的工作。列文(D.N.Levine)就认为，理论与方法的对话是拯救社会学理论进一步分化的一剂良方，当代理论家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培养这种“对话的精神”，特别是通过考察多种形式的社会知识来建立一个共同的概念体系，使得社会科学家们可以就他们的分歧之处进行建设性的对话，这样，可供他们选择的范围也会更加宽广。[5]以这种对话为基础，列文还展开了对齐美尔和帕森斯两人思想之间的辩证关系的研究。安东尼奥(R.J.Antonio)、格拉斯曼(R.Glassman)、维里(N.Wiley)等人在马克思和韦伯之间展开对话的工作也体现了这一主张。[6]
三、各种思潮在经历重构之后发生了一系列的理论“转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理论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多元综合和跨学科研究的趋势，不仅有关社会理论的著作在数量上急剧增长，而且许多以前被遗忘或者容易忽视的问题都被纳入到了社会理论的考察范围，从身体、语言、欲望、情感、消费、同性恋到观念、旅游、历史、空间、文化、全球社会，几乎很难有什么问题可以逃过社会理论无所不在的目光。一些以前在传统社会学理论领域中被长期忽视或者很少涉及的研究领域，也在经历一系列的理论重构之后发生了重大“转向”，其中富有重要影响力的如后现代转向、女性主义转向、文化转向、空间转向、身体转向、历史学转向、语言学转向等等，都对传统社会学理论产生了重大的冲击。这些理论转向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非实证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兴起和影响。
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一系列转向，其动力来源与其说是理论内部建构的紧张，还不如说是社会现实的挑战。[7]非实证主义社会学理论从许多容易被实证主义社会学理论所忽视的现象和行为领域出发，不仅弥补了传统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的不足，更重要的是开启了一种新的理论关注形式。比如，社会学理论的文化转向，并不是说在传统的主流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缺乏对“文化现象”的社会学关注，而是对当代各种社会现象开始注入一种“文化视野”的关注形式，使得传统的文化社会学从“The Sociology of Culture”转向了“Cultural Sociology”。当然，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在表面繁荣的背后也潜藏着许多危机，虽然社会学理论在数量上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多，但许多社会思潮更像是一种“理论的通货膨胀”，还没有让人细细品味就已经迈入了“世纪末状态”，理论的更替似乎比理论的创新来得更快。尽管这种末世论(eschatology)的论调多少带有悲观主义的色彩，但的确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当代社会学理论所表现出来的短暂性特征，主流的实证主义社会学理论要想再像以前那样获得持久稳定的霸权地位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四、对古典理论的重新阐释与批判性拓展
最近几年涌现出的许多社会学研究日益渗透到了对古典理论的重新诠释之中，并出版了许多著作，其影响之深，范围之广，几乎涉及到了所有主要的古典理论家，包括孔德、斯宾塞、马克思、涂尔干、韦伯、齐美尔、米德等。这些著作中也有的是力图使那些古典社会学理论获得新生，以批判地拓展原来的理论视野。概括起来看，其中所采取的手段大致包括以下五种：
一是理论重建。即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吸取其他理论的益处，重新构建原来的理论，使之更加完善。如亚历山大(J.Alexander)的新功能主义和多向度社会学(multidimensional sociology)、菲因(C.Fine)的新符号互动论、库克(K.Cook)的新交换理论等等。
二是理论扩展。即扩展原有理论的传统界限，向新的领域发展。如文化社会学出现了从阐释学解释向社会学调查转变的动向，民族学方法论也突破了仅仅分析日常生活的对话和互动的局限，将其领域扩大到分析社会制度、结构与个人的关系等主流社会学理论所关心的问题上。
三是理论联结。即寻求某种途径将微观与宏观、主观与客观等不同层次、领域的现象联结起来。如科尔曼(J.Coleman)的理性选择理论就提出了以微观层次为基础建立起微观与宏观、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理论途径，而亚历山大(J.Alexander)则主张以宏观层次为出发点来寻求微观与宏观的联结。埃利亚斯(N.Elias)的“构型社会学”或“过程社会学”也是将微观层次的个人行为与宏观层次的国家联结起来进行分析的典范。
四是理论合并(theoretical consolidation)。例如，特纳和鲍兹(D.Boyns)认为通过将社会现实的微观、宏观与中观层面连接到一个更宏大的分析框架内来实现专业理论的合并是可能的。换句话说，特纳和鲍兹看起来是在暗示这样的观点，即通过采用广泛的概念框架将全异的理论合并于一体，以期产生新的理论。[8]
五是理论整合。即试图以超越“重建”、“扩展”、“联结”、“合并”的辩证综合方式，来创立一种新的社会学理论语言，以整合了的理论来认识或重新解释曾被忽略、歪曲了的多维而完整的社会现实。如瑞泽尔(C.Ritzer)的社会学元理论化(sociological metatheorizing)对社会学多重范式的整合以及女性主义社会学、后现代社会学等所作的辩证整合等等。[9]
还有的研究涉及到稍晚一些理论家，如帕森斯、曼海姆、默顿、加芬克尔等人的著作，以及早期的女性思想家的著作、非洲裔学者的著作，以及其他被忽视的理论家（如Norbert Elias）的著作。在重新阐释古典社会学理论的热潮中，西方社会学理论挖掘出了许多新的理论资源，不仅进一步充实了社会学理论的基础和思想渊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极大地丰富了今天的西方社会学理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西方社会学界对古典理论的重视，其目的不是要对社会学史作出新的理论贡献，而是为了更好地建构新的理论。[10]可以说，当代西方非主流社会学理论跳出了当下情景的限制，扩展了理论研究的可能性，同时也揭示出了理论研究中的一些历史教训。
五、理论本身及其建构方法的反思性不断得到强化
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是在人工建构的社会环境日益扩大并取代自然环境的过程中，登上历史舞台并有所发展的。从社会学诞生之时起，社会学就是一门具有反思性特征的学科，这种反思性主要体现在：(1)只要社会环境仍处在自然阶段，这门学科就无法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它只能作为一种与社会运行无关的附带现象存在。只是当人工建构的社会环境出现之时，社会学作为辅助此种建构的学科，开始与社会运行日益相关。(2)对所有社会理论加以内容广泛的特殊限制。它不仅要求社会理论符合为一般性理论提出的两个标准（内在一致性以及符合现实），还有第三个标准：理论必须能够解释建构社会理论的行动。[11]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反思性”(reflexivity)在社会学理论中的地位越来越显著，几乎到了人人必谈之的地步。 “反思性”作为一种话语在学术领域中的兴起，是由它所暗含的认识论的后现代转向决定的，即质疑启蒙运动所确立的理性主义认识论的确定性信仰和各种二元论信仰。[12]可以说，反思性成了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一个焦点议题，也是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反思性意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社会学理论本身的反思，它涉及对社会学理论作为一种“工作”自身的逻辑方法的考虑，其中包含着对传统社会学理论的批评，并彻底从中摆脱出来；二是要求所有理论方法必须有助于揭示实践活动的反思性属性，同时要求研究者必须采用非个人的方法论。反思性的目的就是扩大社会学知识的范围，以增强它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可靠性。在社会学理论知识的生产与学习上，社会学者一方面必须要有意识地去发掘知识形成的历时性的系谱(genealogy)，而不是对社会学理论做零碎的、“去脉络化”(decontextualisation)的假借、引用、跟随，抑或反之高呼以“本土化”对“西方化”的教条主义批判；另一方面社会学必须反思每一种理论的前提条件和各种限制性因素，比如过去我们往往在没有弄清楚一些社会学理论形成的前提性条件和限制性因素的情况下，就大胆地运用社会学理论来指导社会实践了。因此，唯有强调社会学理论的反思性，通过社会学理论的反思性与自我批判来展现出其隐藏的自我利益，我们才有可能真的触碰到更深一层的社会学涵义，才有让社会学“生根”、“发芽”的可能。在当代社会学理论家中，伯格(B.Berger)、加芬克尔(H.Garfinkel)、奥尼尔(John O'Neill)、布迪厄(P.Bourdieu)、吉登斯(A.Giddens)、贝克(U.Beck)、鲍曼（Z.Bauman)等人都十分重视社会学理论的反思性问题。[13]
六、在关注当下社会状态的同时不断突出理论的应用性和实践性
社会学理论作为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学术反思，其本身就应该像社会现实一样，是多层次、多领域、多维度并存的。无论是何种取向的社会学理论研究，本质上讲都是对人类社会实践的一种反映，都是对社会现象和社会行为的一种解释和说明。只是由于其各自选择的角度不同，在寻求对社会现实更为恰当、更为全面解释的时候，常常顾此失彼、以偏概全，从而降低了理论自身的应用性和解释力。这无疑是与现存社会学理论之间的不可通约性有关。
既然理论建构的主要任务和目的在于为社会现实和社会实践提供一套合理化的解释，古典社会学理论家为他们那个时代提供了许多解释，那么，当代社会学理论家们也同样面临着这样一个任务，即必须对当下的社会状况及其变化趋势作出合理化的解释。而在当代社会状况及其变化趋势中，“全球化”无疑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社会现象。因此，当代许多社会学理论家都无一例外地表现出了对全球化的极大关注。吉登斯、哈维(D.Harvey)、阿尔布劳(M.Albrow)、费舍斯通(M.Featherstone)、罗伯逊(I.Robertson)、斯克莱尔(L.Sklair)等社会学家还提出了自己的全球化理论。正如澳大利亚社会学者沃特斯(M.Waters)说过：“就像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的概念一样，全球化是90年代的概念，是我们赖以理解人类社会向第三个千年过渡的关键性概念。”[14]实际上，当代社会学理论对全球化的关注，其意义不仅在于全球化已经成为我们思考当代一切社会现象的共同背景和社会基础，而且在于全球化的兴起，可能因此而改变我们长期以来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从而使社会学理论的空间和层次大大得以拓展。此外，对当代社会状况的理论关注还包括：图海纳(A.Touraine)对社会运动的研究，贝克(U.Beck)对政治主体性复兴的研究，卡尔豪恩(CJ.Calhoun)对公共领域的研究，奥弗(C.Offe)对共产主义集团解体的研究；拉什(S.Lash)、乌里(J.Urry)对当代资本主义性质的研究，鲍曼(Z.Bauman)对文化性质的研究，等等。所有这些研究都体现了当代社会学理论对社会现实及其变化趋势的密切关注。
与此同时，当代许多理论家指出，社会学越来越受到抽象化、自我指涉式的理论化的威胁，越来越远离经验研究和社会实践领域中的真实议题。因此他们主张，社会学理论的主要任务就是建构出可直接用于经验研究和实践指导的分析工具，包括概念、解释性命题、实践性指导原则等。例如，布迪厄在这方面的工作就尤为突出，他猛烈抨击了那种空洞的理论化倾向，认为它们不过是自我终结的节目单式的坐而论道，所关注的问题不过是一连串的抽象理论，有些甚至“极不情愿在经验研究当中去玷污他们的双手”[15]。另一位理论家查菲兹(J.S.Chafetz)也认为，社会学理论本应该同经验研究极度相关，然而它却“退缩到对诸如行为与结构、微观与宏观等抽象的认识论和本体论议题的探讨当中去了”。为改变这种状况，查菲兹提出社会学理论应该发展出一套“多样化的实践工具”——包括具有普遍意义的解释性命题和概念。有了这些工具我们就可以从中选择最有效的来解决任何特定的经验问题。作为对自己主张的一种实践，查菲兹在对性别分层原因的研究中提出了一种多元的结构理论[16]。还有一些学者，如鲁尔(J.B.Rule)认为，当代社会学理论已经越来越失去了对其学科的一些永久性议题的关注，比如，对越轨、经济增长、国民暴乱等议题的关注。而社会学理论的生命力就在于对现实问题的强烈关注和对社会实践的指导意义。因此，像许多其他一些社会学理论家一样，鲁尔认为当代社会学理论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发展出对这些现实问题的分析工具，他自己则提出了关于国民暴乱根源的一般性命题。[17]
七、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危机意识不断增强
传统社会学理论危机的表现与其说是社会学对科学主义、实证主义长期过分追求的结果，还不如说是由于当前社会现实的快速变化所导致的整个社会学知识体系难以适应人类新的社会实践的需要。
从更深层次的社会根源来看，当代西方社会学的危机是与现代社会中科学主义、科技理性的危机分不开的，而这种危机的根源又导源于现代性本身的危机以及现代性与现代化之间的不一致性。如果说长期以来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危机主要是主流（实证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危机，那么，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危机则是一种总体性危机的爆发，其根源正在于当代社会学理论无法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现实的根本变化。犹如现代性的产生一样，作为其产物的西方社会学其实从一开始就潜伏了危险的种子，当社会现实的发展愈来愈偏离现代性既定的目标或因过度遵循其目标而走向极端时，社会学知识体系和话语方式如果再无法对这种变化的现实作出相应的调整与变革，其危机便会迟早爆发出来，并因此而成为影响与阻碍社会学理论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实际上，西方社会学自诞生以来，就在理论和方法取向上存在着相互分离和对立的困境，这种困境延续到当代以后，社会学理论研究不仅没有很好地走出历史的困境，反而又遭遇了全球化与后现代的挑战，尤其在后现代思想方面，当代许多理论家都不同程度地对社会学的理论活动和社会现实的真实性展开了攻击，他们在对现代社会科学抱有强烈批判精神的同时具有不同程度的危机意识。犹如凯米克(C.Camic)和葛劳斯(N.Gross)所说，“一旦认识论特权的面纱被后现代主义者所撕破，社会学理论就不过是陷在特定文化与权力斗争中的一股普通的社会力量而已”[18]。这种社会学理论应该为多样性的社会理论所取代。面对当代社会的快速变化，一些理论家甚至认为社会学理论作为研究现代社会的理论将失去其存在的基本理由，于是，便喊出：“已经不存在任何原来意义上的‘社会性(the social)’了”，“社会学还是有关社会的科学吗”？[19]“个体已经死亡”，“社会也不存在了”，“我们还需要社会学吗？”[20]
的确，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既无法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现实的根本变化，也很难从根本上解释过去和现在的社会事实。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社会学理论只不过是靠着一种“话语霸权”在维系着自己的元叙事和普遍化原则，而这一切在当代社会却越来越陷入无法自拔的困境之中，从而引发了社会学总体性危机时代的到来。对此，许多当代理论家提出，社会学理论必须实现一种彻底的转换，其任务就是为适应新的社会现实的变化去开辟、去创新，如果我们不能塑造一个“新人”，那至少也要培养一种“新的关注方式”，一种新的社会学眼光，倘若没有这种真正的转换，没有思想的更新，没有精神的巨变，社会学理论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与反思就无从谈起，社会学的反思性与批判性也只能沦为一种“理论无意识”和“想象力枯竭”的境地。[21]
八、欧洲社会学理论的重新崛起及其中心地位的回归
西方社会学理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一直是欧洲的社会学理论占据主导地位，这不仅是因为社会学诞生于欧洲，更主要的是因为社会学理论的思想都源于欧洲博大精深的理论传统。例如，早期重要的古典社会学理论家几乎都出生在欧洲。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社会学研究的中心开始由欧洲转到了美国，尤其是美国的帕森斯所创造的“结构功能主义”，其在西方社会学界主导了几乎长达30年的历史，使得美国社会学理论牢固地树立起了西方社会学理论的中心地位，帕森斯也曾一度成了社会学的代名词。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伴随着西方社会的变迁，各种社会运动和冲突风起云涌，使得一向以强调社会稳定而著称的结构功能主义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其影响力也急剧下降。结果，西方社会学理论在批判帕森斯的基础上呈现了多元并存和群龙无首的局面。1969年，古尔德纳(A.W.Gouldner)发表了《即将到来的西方社会学危机》，“响亮而清晰地宣告了帕森斯时代的结束”，[22]美国社会学理论的中心地位也由此走向了衰落。
20世纪90年代以后，欧洲社会学理论开始逐步崛起，尤其是伴随着各种后现代思潮的形成和扩散，欧洲社会学理论的中心地位也开始回归。例如，如果我们将当代英国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命运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在二战后早期，这个国家以具有世界声誉的人类学家而自豪，相比较而言，没有出现过什么著名的社会学家，而现在情况却反过来了，如果说目前英国还有人类学家的话，那也很少能够与以前的人类学家所取得的成就相媲美。但英国的社会学现在却涌现了许多具有世界声誉的社会学家。[23]不仅如此，在当代西方，几乎所有具有原创性思想的社会学理论都与欧洲有关，欧洲也由此涌现出了诸如哈贝马斯、布迪厄、卢曼、福柯、吉登斯、鲍曼、贝克等炙手可热的理论家。可以说，欧洲文化的多样性和不可通约性成为欧洲社会学理论有别于美国并重新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由于当代欧洲社会学理论与现象学、解释学、语言哲学等哲学传统的结合，才使其结出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在理论回归与复兴的同时，整个欧洲社会学界也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主题特色，如英国多以阶级、团结与冲突为主题，法国多以结构、权力为主题，而德国多以对现代性的探讨为主题，这一三足鼎立的局面共同创造并引领着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未来发展。可以说，当今欧洲的社会学理论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会保持着比美国更为强劲的发展势头。
总之，无论我们对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发展特征作出何种角度的总结与评判，都无法否定的一个事实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西方社会学的发展已经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这不仅反映在理论建构上越来越趋向多元化，并充满着许多未知的因素，而且在实践层面，社会学对公众和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发展的影响力也在日趋下降。一方面，具有“学科特色”的社会学理论越来越被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与一些新兴的研究领域所渗透和取代，社会学理论愈来愈被社会理论所替代，社会学学科特色将由此也变得愈来愈模糊；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中选修社会学专业的人数日益减少，社会学研究项目受到资助的数量也较以前在进一步减少，社会学在社会科学知识发展和成果贡献方面的中心地位也由此开始动摇。[24]但是，对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发展的这种现况，学者们的态度似乎不太一致，既有人提出了“社会学解体”的悲观论调（尤其是美国学者和德国学者）[25]，也有人在为“社会学辩护”[26]。由此看来，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仍然会像以前一样是富有争议的，不管人们对社会学理论的现况持何种不同意见，并不会妨碍社会学的整体发展，相反，在某种程度上会促进社会学及其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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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来源：《社会科学研究》(成都)2007年第1期 第113-1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