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台湾与俄罗斯都是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时，从威权或极权政体走向民主政体的国家。然而，两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却有截然不同的结果。本文的主要目的，乃是在探讨1995年至2005年之间，台湾与俄罗斯在民主发展上的异同。首先，针对民主巩固之概念作概括性的整理与解释；其次，说明台湾与俄罗斯民主发展之过程；接着，以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的模型，深入比较台湾与俄罗斯民主化进程之差异；最后，则进一步提出台湾迈向民主巩固与俄罗斯发生民主崩溃的观察。
关键词：第三波民主化、民主转型、民主巩固、民主崩溃、台湾、俄罗斯
一、前言
二十世纪末期，人类政治史上最特殊的政治现象之一，就是所谓“第三波”（TheThird Wave）民主化的浪潮袭卷全球。第三波民主化自从1974年在葡萄牙展开之后，至今已经超过三十年。相较于1974年时，全球只有39个民主国家，在著名智库“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于2005年底公布之最新世界各国自由调查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全球192个国家之中，“选举式民主国家”（electoral democracy）共有122个，其中包括了89个“自由民主国家”（liberal democracy），同时也是自由的国家；其余33个国家则被评定为“部分自由”。其中，台湾与俄罗斯都是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时，从威权或极权政体走向民主政体的国家，但是两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却有截然不同的结果。前者虽然荆棘满布，却继续往民主巩固的方向发展；后者虽曾曙光乍现，但却面临民主崩溃的挑战。而造成新兴民主国家之间民主发展不同的原因，乃是一项值得深入研究的议题。
尽管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使得新兴民主国家急遽增加，同时也使民主政体成为当前最主流的政治型态，然而，在这波民主化启动三十年之后，却呈现所谓退潮的现象，新兴民主国家的扩增也已经缓慢下来。政治学者们所关注的焦点，正逐渐转移至民主巩固之上。然而，究竟什么是民主巩固呢？尽管民主政治与民主化的研究变成“真实成长的工业”，晚近关于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的研究更是当代的显学；正当任何人都可以用他们喜欢的方法来诠释、使用民主巩固概念之时，却没有人能够明确道出此概念的真正意涵。“巩固学”（consolidology）成为一个不清楚、不一致、无限制的概念。因此，本文首先将对民主巩固的概念，作一概述性的讨论与整理。
台湾启动自由化的时间点，约莫是从1986年民进党成立或1987年蒋经国总统宣布戒严令解除开始；继而经过1991、1992年国会全面改选和1996年总统直选以后，成功完成了民主转型。而后，台湾又于2000年通过民主巩固第一阶段的考验，人民用选票完成历史性的政党轮替与政权和平转移，这不仅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全球华人政治社会划时代的里程碑；不只是亚洲民主化经验亮丽的表现，也是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成功的案例之一。
相较之下，同样受到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鼓动，由社会主义极权专制政府转变成为民主政府的俄罗斯，在民主道路上似乎遇到更多的阻碍与困难。1991年8月，苏联发生了流产政变，前苏联总统戈巴契夫（M.S. Gorbachev）虽未被推翻，但是莫斯科的主控权已从苏联政府转移到俄罗斯联邦政府。俄罗斯联邦总统叶里钦（Boris Yeltsin）解散了苏联共产党与俄罗斯共产党的中央及各级组织，没收其财产，苏共与俄共同时瓦解。苏联的解体开启了俄罗斯民主化的进程，随后叶里钦采取的一连串民主化作为，使俄罗斯的自由民主开始逐渐大幅度成长与进步。但随着2000年新任总统普钦（Vladimir V. Putin）的上台，在他采取一连串政治迫害行为，以及巩固行政权的措施后，俄罗斯在“自由之家”的评比有严重退步的现象。
俄罗斯此一发展和台湾呈现相当大的差异，因此两国之间在民主发展上的异同乃是值得探讨的议题。全文架构如下：除前言部分说明本文主旨与所欲讨论之问题外；第一部分将对民主巩固之概念作概括性的整理与解释；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将分别说明台湾与俄罗斯民主发展过程及其自由、人权现况；第四部分将以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的模型，进一步比较台湾与俄罗斯民主化进程之差异；第五部分则为结论。
二、民主巩固的概念意涵
早在1995年8月台湾即将举行首次总统直选前，国内外多位著名学者曾齐聚台北，举行“全球第三波民主化发展与巩固”国际研讨会，其中Guillermo O’Donnell发表的“关于巩固的迷思”一文曾激起了民主巩固概念广泛的争辩。后来，该论文在民主期刊刊出后，研究南欧民主化的学者Gunther立即提出答辩，而O’Donnell也再度为文回应相关的答辩内容。然而，尽管Andreas Schedler于1998年发表“什么是民主巩固？”一文，明确提出区别消极与积极的民主巩固概念后，但相关论辩与争议却仍方兴未艾。2001年出版的民主思想百科全书不但提出狭义与广义民主巩固概念的区分，同时也针对民主巩固的概念提出以下的说明：
民主巩固概念已经变成比较政治中最常使用的概念之一，从1980年代开始这个词被选择来作拉丁美洲、东欧、东亚与南欧的政治研究。最近，这个概念也被学者们使用在西欧的研究上面。因此，民主巩固概念的重要性在当代思考民主政治上已经不再有争辩。然而，这个概念受欢迎的背后却有其代价，尤其是缺乏民主巩固意涵的明确性与一致共识。
不过，吾人认为Schedler在先前讨论“民主巩固的各种概念”时，所提出的民主巩固消极与积极概念的区分，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首先，他提出四种层次的分类法——“威权主义”、“选举的民主”、“自由的民主”与“先进的民主”（见图一）。接着指出：我们认定民主巩固概念的意义，必须考虑到我们站在什么地方（经验性观点），以及我们要达成什么目标（规范性水平）这两项因素。“选举的民主”与“自由的民主”代表民主巩固的经验性指涉。“自由的民主”欲避免“选举的民主”之出现，而“选举的民主”欲达成“自由的民主”之发生。换言之，民主巩固的过程其实就是国家在时间序列上，避免发生民主倒退的现象，进而迈向更稳定之民主制度的过程。由此可知，Schedler认为民主巩固在本质上乃是一种目的论的概念（teleological concepts）。民主巩固的消极概念是关心民主稳定，并避免倒退；而其积极概念则是关心民主进展并提升品质。
图一：民主巩固的概念
威权政体→选举的民主→自由的民主→先进的民主
除此之外，Samuel P. Huntington在第三波一书中提出一个衡量巩固程度的标准，那就是“双翻转测验”（two-turnover test）。运用这种测验，如果在转型期的初次选举中掌权的政党或团体，在此后的选举中失利，并把权力移交给选战中的获胜者；然后，如果这些获胜者又和平地把权力移交给次一届选举中的获胜者，那么，这样的民主政权就可被认为是已经巩固。因为透过选举选择统治者是民主政治的精髓，唯有统治者愿意依据选举的结果而放弃权力，民主才是货真价实的。这种将民主巩固的概念局限于选举的观察，被视为只是民主巩固的狭义概念，曾遭受到一些批评。事实上，Dankwart A. Rustow于1970年提出的民主化模式中，早就将民主巩固阶段界定为：民主根深蒂固于政治文化之中。而Georg Sorensen则进一步指出：巩固不是纯粹的政治过程，而是也需要社会与经济的变迁，且巩固的最后阶段乃是民主的制度与实际变成政治文化根深蒂固的过程。
这种广义的民主巩固概念提供了一种更为丰富，可以区分巩固内容细部差异的观察角度，并且提供了欲克服狭义概念局限性的学者一个研究的起始点。也就是这种民主的多面向观察提供了狭义概念所无法达到的成果。毕竟Huntington提出“双翻转测验”来作为检验民主是否巩固的标准虽然明确清晰，但难免流于狭隘与形式化；唯有民主根深蒂固于政治文化之中，民主巩固才真正实质完成。
然而，究竟民主巩固的意涵为何，至今各界仍然没有共识。为了回应这个问题，学者们纷纷提出了概念的重新评估。有些学者认为一个广为使用的概念在定义上不明确是无法避免的，但是他们仍针对概念的分析、概念的结构与概念的各种不同用法作了一番澄清与钻研的工作。事实上，吾人认为：无论是O’Donnell与Gunther等人的争辩、Schedler提出的民主巩固类型，或者是Rustow与Sorensen对民主巩固过程的看法，其实都涉及到民主政治的定义与类型问题，甚至也论及民主政治的测量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分析。
而由于民主巩固既是一种目标，也是一种过程。因此本文基本上以Schedler的模型为主，从阶段性的演变来分析台湾与俄罗斯的民主巩固与崩溃。至于Huntington的“双翻转测验”及“自由之家”的评比，则用来作为台湾与俄罗斯对照Shedller提出之各阶段时表现判准的依据。所以除了简单介绍民主巩固的概念外，本文将以民主巩固的类型、过程，以及民主政治的测量等面向，来比较台湾与俄罗斯在民主发展上的差异。
三、台湾民主转型与巩固
台湾民主的转型恰巧与全球性独裁集权主义危机和民主化浪潮兴起的时间相呼应；台湾民主转型的进展并未造成原来威权体制的遽然崩溃，其快速的民主发展亦未导致大幅度的经济成长衰退、社会的动乱和严重的政治倾轧，亦即台湾政权内部发生了一场由威权体制走向自由民主国家转型的“宁静革命”。然而，究竟台湾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具有何种特质？相较于其他同样处于民主转型新兴民主国家，朱云汉曾研究指出具有下列非常独特不同的特色：1.台湾民主转型的过程，并非再一次的民主化蜕变；2.台湾民主转型始于一党专制，并非由军事政权过渡到民主体制；3.台湾民主转型没有遭到重大政经危机冲击，并未伴随社经改革的要求；4.台湾民主转型乃潜在着族群分裂与冲突，并促使台湾政治本土化；5.台湾民主转型不仅对合法性提出异议，并对国家正当性有所质疑。另外，由执政党改革派带头与反对党温和派进行协调磋商，并引领国家迈向民主化的变革模式；政府与反对派皆展现成熟的民主表徵，致使社会并未发生重大的暴力，这般的理性妥协、低度暴力亦是台湾民主转型的卓越表徵。
在台湾民主化之前，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形式属于威权主义政体，或者最多只是准列宁主义政体。威权主义乃是一种理念或由上而下的政府运作方式，强调政府的权威应该凌驾于个人之上，而忽视了人民的同意。当时的准列宁主义政体或威权统治模式奠定未来民主巩固基础的重要原因乃是：国民党政府并未以激进手段完全消除市民社会，实施的大部分是市场经济制度，且地方层级的选举从未间断过。由于在威权统治时期，政府并未完全去除公共领域与个人领域的分界，因此，在自由化后，市民社会中原本存在的各种民间团体，例如企业组织、利益团体、俱乐部、家庭等，都进一步呈现出多元发展的倾向。
依据“自由之家”所发表的年度报告，台湾的民主化开始于1987年，国民党政府将施行38年之久的戒严法废除，且在1988年国民党的李登辉成为第一位本省籍的台湾总统。他的执政改变了来自中国大陆的逃亡者及其后代，以14%的台湾人口在政治上居于掌控地位的事实。自从1996年开放总统直选后，台湾的自由程度不断提升，2000年更完成了首次的政党轮替。但2004年总统选举的结果，却对民主发展造成严峻的挑战。以下分为两个部分进一步来加以说明：一为台湾的整体发展；二为台湾的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
（一）整体发展
1996年3月，李登辉先生当选中华民国首届民选总统，完成了台湾由威权体制转型至民主体制，台湾人民能够以民主方式变更他们的政府，“自由之家”特别在1996年公布的世界各国自由报告中提出评论：台湾成功地完成民主转型，亦即透过自由与公平的选举，在多党体系竞争之下完成总统直选，呈现政治多元主义；因此正式将台湾列为既是“选举民主”，也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在本次选举过程中，中国大陆显然不愿见到二千三百万人民选出自己的总统。为了影响选举的进行与结果，透过发射导弹的方式，引起台海危机，但并未动摇台湾政府当局与人民追求自由民主的决心。1997年11月的地方选举，民进党淡化其独立立场，并承诺回应做一个干净与全民政府，结果首次在行政席次和得票率（43%对42%）上击败国民党。1998年12月，国民党于地方和中央选举中稍微扳回局面；民进党成立十年后首度遭遇较大的挫败，但仍维持重要地方政府与几乎整个南台湾的控制权。国民党严重性的分裂在1999年中期又浮上台面，前台湾省省长宋楚瑜脱离国民党，迳自宣布参选总统。国民党党中央之权力与党员之向心力也逐渐变弱。由于国民党内部担忧其他重要党员会跟进离开，于是在同年11至12月期间，由国民党考纪委员会开除党内二十七名拥护宋楚瑜支持者的党籍。
2000年3月的总统大选，人民在期待政治改革中，用选票终结国民党五十几年来的长期执政，而以强调新中间路线作为选举主轴的陈水扁，在39.3%的票数支持下，成功当选总统。陈水扁的获胜，不但首创台湾的政党轮替，完成台湾第一次政权的和平移转，也为台湾民主政治的发展写下历史新页。因此，有学者提出评论：过去几年来，我们看到那些经历数十年一党威权体制的国家（例如南韩、台湾、墨西哥）发生极大的变化。这些国家的反对党所提名之候选人在总统大选中得到令人吃惊的选举胜利，不仅代表民意终于得以被自由、民主地表现出来，同时也意味着一党专政冗长溃败过程的终结。更重要的是，若从Huntington提出的民主巩固判别标准：“双翻转测验”来衡量，台湾大致上已经初步通过了第一次的检验。
除了在总统大选中获胜成为执政党，民进党在2001年12月立法委员选举的结果也大有斩获：民进党赢得立院225席中的87席次，与1998年的70席相较，席次增加成为国会最大党；相较之下，国民党只获得68席，比前次的123席下降许多。此外，由被国民党开除的宋楚瑜领导之亲民党获得46席位，而支持前总统李登辉的台联党则赢得13席位。
台湾民主政治的发展，在2004年3月的总统大选中，面临严峻的挑战。寻求连任的陈水扁总统，在此次选举中获得过半数（50.1%）的选票。然而，以国民党为首的在野党阵营，却认为选举结果不符合公平原则，并进行一连串的抗议活动。理由在于投票的几个小时前，陈总统与吕副总统遭受枪击。原本被认为可望轻松赢得选举的反对党国民党候选人，宣称枪击案是自导自演用以获得同情票。被国民党控制的立法院，在8月份通过一项法案成立委员会去调查枪击案。民进党与它的盟友台联，抵制该委员会的成立，理由在于违宪。例如：在当时的条文中，委员会拥有无须经过授权限制人民自由的权力。尽管如此，根据“自由之家”强调选举公平性之评比，台湾在该年仍属于自由国家。换言之，在此一具公信力的国际组织眼中，台湾的总统选举是相当公平且得到肯定的。此外，台湾亦于同年年底举办第六届立法委员选举。选举的结果显示，由国民党、新党、亲民党所组成的泛蓝阵营，刚好得到超过国会席次半数的席位（114席），而泛绿阵营（包括民主进步党与台湾团结联盟）则获得101席。尽管从整体选举结果来看，泛蓝阵营减少一席而泛绿阵营增加一席，蓝绿双方各自的席次与前一届（第五届）立委席次变动不大，各自维持了原本的政治版图。然而，泛绿阵营因为无法获得国会多数，也使执政的民主进步党未来在国会内势必遭遇更严厉的挑战，而总统的行政权力也将受到强力的监督与制衡。
有学者曾表示，在近几年差不多一百个被认为正在政权转型的国家中，仅有少数比例且不超过二十个国家能够清楚明白地走向成功的民主道路──拥有完善的民主运作程序，或者至少具备某些民主制度的开展，而且充满信心地享有民主化的动能；其中最值得注目且唯一的东亚国家就是──台湾，相较于菲律宾与南韩的民主进度，似乎向前推移了一大步。虽然这些转型国家的政治处境并不是坚如磐石，但却能因为经过足够时间的历练，而成为民主转型的典范。然而，为了保证台湾民主化成果能够顺利地运作长存，可能还必需通过“双翻转测验”（two-turnover test）的试炼并使民主根深蒂固于政治文化中；另方面在自由程度被评比为与美、英等先进民主国家同列为最高等级的时候，如何提升民主政治的品质，乃是台湾迈向先进民主国家必须面对的挑战。
由于1997年后的宪法增修条文赋予总统单独任命行政院长的权力，即总统任命行政院长，不须经过立法院的同意。这样一来，虽然总统权力扩增，但这并未违反自由民主的精神。因为台湾在政治、社会上普遍呈现出多元政体的特质，且市民社会并未受到政府不当的政治干预或打压，因此，才会被“自由之家”评比为最高等级自由的国家。虽然台湾既有的宪政制度与惯例赋予总统极大的权力，但自从1996年总统民选以来，历任总统权力受到的制衡却是越来越大。政党轮替后，执政的民进党政府从未在立法院取得过半数的席次，总统权力所受到的监督与限制也就越来越多。
（二）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
台湾目前的宪政制度是沿用1946年国民党在中国大陆设计的一种混合式的总统及议会制。从1996年开始，总统是透过人民直接选举产生，任期四年并享有行政权。他可以任命行政院长，也可以解散国会。而行政院长必须对立法院负责，立法委员则是经由民选产生，任期三年。依据“自由之家”历年的世界各国自由年度调查报告，台湾在评比上首度被列入自由国家，是在1996年开放总统直选后，当时政治权利（political rights）与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等级均由3提升为2。之后台湾的自由程度是不断进步的，而依据2005年最新出炉的调查报告，更难能可贵地在两项指标上均获得最高等级的1，使台湾成为亚洲唯一最自由的国家，并与美国、英国等其他四十九个国家并列为全球民主及自由度最高的国家（台湾自由程度之变化，详见表一）。
台湾成为自由国家最佳的表徵是：人民享有大部分的基本人权可以藉由选举来改变他们的政府。自从1996年进一步民主化以来，台湾在政治上已转型为具有多元主义色彩的东亚政体。Huntington曾指出，第三波民主化的障碍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面相。其中，从文化上来看，一个在心灵深处反民主的文化，会阻碍民主规范在这个社会的传播，而且否定民主制度的合法性。由于传统的儒家强调团体，团队高于个人、权威高过自由、责任高于权利，因此，他认为强调以和谐、合作优先于分歧、竞争的文化，在根本上是不利于民主化的。虽然儒家社会强调纪律与服从的传统，使台湾在民主化之前出现了盲从式的威权主义。不过，值得肯定的是，台湾在民主化后，政治上不但逐渐去除了儒家文化反民主的影响，更呈现出多元主义下的差异性与多样性。台湾社会多元主义的色彩，反映在政党竞争、价值的多样性等方面。以下分为政府、司法、新闻自由、宗教信仰与学术自由、集会与结社自由、原住民与妇女权益等议题来说明台湾目前的现况及其所面临的问题。
1、政府
现任总统陈水扁的政策理念是以终结国民党时代的黑金政治与杜绝贿赂为主要目标。例如针对立法委员和地方自治选举，法务部起诉了超过一百件的买票事件，并有许多行政官员与地方首长因贪污而被起诉。尽管如此，2002年两件被揭发的丑闻更是引起轩然大波。一位开发公司的大股东就承认他曾经资助过民进党和国民党人士。同时，高雄警方也查出朱安雄议长贿选弊案。德国国际观察团指出在2004年的年度贪污调查指标中，台湾在146个国家中，排名第35。另外，没有任何报告指控台湾政府或其代言人是独裁专制或滥杀无辜的，而且没有人因为政治迫害而失踪。一般而言，政府当局普遍重视公民的人权，但政府官员贪污的问题仍然值得重视。
2、司法
台湾的司法大致上独立，裁判一般来说也是公正的。首先，依据2004年观察的结果，司法改革已经降低了贪污及对法院的政治影响力，不若以往是个“严重的问题”。其次，在8月，法务部成立一个任务小组去调查司法界的贪污，并有几名官员接受调查。接着，9月，政府重申它打击组织犯罪、贪污及贿赂的决心，特别是在预定12月举行的立法委员选举之前。另外，依据台湾的司法制度，目前没有陪审团的设立，是由法官审理所有的案件。其他司法中立的运作表现在下列观察：（1）依据美国国务院的报告：历史与文化上贪污的传统妨碍了警察的效率；然而，警察在文官的控制下，并没有迫害人权的问题。（2）任意的逮捕和拘禁是不被允许的，而维持治安单位通常会遵守这项禁令；警察偶尔会滥用限制身体行动的权力。（3）允许律师在具体地讯问中提出质疑以防止拘禁的滥用。（4）监狱的设施被公认为能满足需要且符合国际的标准，但过度拥挤是最大的问题。另外，目前警方于侦讯时已能确实告知嫌犯所犯罪名、选任辩护人、请求调查相关证据、得保持缄默等权利。而且在执行拘提、逮捕、搜索或扣押时，能确实出示令状。但是法官经验不足、质与量无法配合社会需求以及法院积案问题严重，值得司法当局重视。
3、新闻自由
台湾媒体记者对于贪污系列的议题都有大量的报导而且都有鲜明的立场。依据美国国务院在2004年2月发布的人权报告，台湾的平面媒体是完全独立的，但电子媒体与广播电视台仍然容易受到政府的影响。例如台湾的新闻自由也会受到政治力的影响，因而报导内容往往与实际运作不符。台湾的四大电视公司就分别受到民进党、国民党、军方及政府本身财务上的资助，第五个才是公共电视。由于法律对于政府或政党拥有或是经营媒体组织进行限制，以及绝大多数台湾人能够接近100个有线电视台，故国家对于媒体的影响整体来说是极轻微的。另外，法律保障言论与新闻自由，在网际网路的使用上不受到任何限制，社会上充斥着各种不同观点的出版品，且执政当局普遍尊重上述权利。不过，媒体偶尔会藐视个人的隐私权，并且经常录影及播放警方的侦讯过程。而“无疆界记者组织”则认为台湾记者享有的自由等级在亚洲是十分罕见的，对于贪污事件的调查不遗余力且有时候在政治层面上相当具有批判性。
4、宗教信仰与学术自由
所有的台湾人民都能自由地拥有自己的信仰，其中佛教和道教的追随者占了大约40%的人口。另外，学者与其他教育工作者都能自由地写作及演讲，显示学术自由受到高度保障。再者，法律保障宗教自由，而且执政当局实际上付诸实现。宗教组织可以依法向中央主管机关申请登记，但登记不是强制的。经过登记的宗教团体享有赋税的减免，并且需要每年制作他们财务运作的报告。
5、集会与结社自由
台湾人权、社会福利与非政府的环保团体在没有阻扰的情形下可以活跃的运作，而且工会是独立的，大约有30%的劳工参与工会的组成。不过，老师、公务员和国防工业工人被禁止集体地参加组织或讨价还价。另外，法律在某些情形会限制罢工的权利，例如：允许主管当局介入劳资纠纷的调解，并在调解期间禁止罢工。再者，禁止台湾人民主张共产主义或台湾从中国独立的法律依然存在，但是已经不再被强制执行。另外，如果政党的目的或行为被认为危害到中华民国的存在时，由大法官组成的宪法法庭拥有解散政党的权力。
6、原住民权益
依照美国国务院的报告，台湾40万的原住民在主流社会中受到歧视。不过，不利于原住民的社会歧视在这几年已经稍微减轻。大体而言，他们很少有机会能参与影响自身土地、文化与传统的主要决策。华人开发、通商的结果，常透过“关系与腐败”变成原住民土地的所有者，而且原住民表示，他们也被禁止在政府控制之下拥有特定的祖先土地。另外，依据台湾的宪法，所有公民均被赋予平等的权利，且为了使原住民后裔的权益受到保障，政府也制订许多社会及教育计划去帮助他们融入主流的华人社会。然而，即使有这些努力，原住民仍感受到不利的歧视。例如在2004年11月，大约1000位原住民举行了一场示威去抗议行政院以经费不足为由，不补助遭受洪水破坏地区的重建。
7、妇女权益
台湾女性近几年来在职场的工作表现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但根据报导指出：她们在私人部门仍然持续面临到工作歧视。政府在2001年通过了在工作场所中禁止性别歧视的法律，以保护因年龄、婚姻或怀孕而有时被迫放弃工作的妇女，或比男性工作者升迁机会少且获得薪资较低的妇女之权益。尽管政府以计划保障妇女，强奸及家庭暴力仍然是严重的问题。虽然法律允许司法单位不待被害人提出告诉，便可调查家庭暴力的缘由以及起诉强奸犯，但文化规范抑制了许多妇女揭发这类型的犯罪。另外，专家估计所有强奸犯罪的数量可能是有向警方报案者的十倍。法律提供了受害者保障，除非得到受害者同意，否则强奸犯罪的审判是可以不公开的。而且犯强奸罪者通常会被法院科处五年至十年的有期徒刑。
四、俄罗斯民主转型
发生在1989年至1991年的东欧民主化历程，造成了苏联解体，其主要特征是采行多党竞争的选举及推行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俄罗斯必须解决的一项问题是：如何处理共产主义统治时期所遗留下来的政治与文化后果。由于昔日严厉的新闻检查与压制反对势力，造成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因而使公民文化所强调的参与、妥协及共识均无从发展。因此，多党政治的形成虽然乍见曙光，但是仍然无法将社会中的重要利益予以汇集。而俄罗斯的民主转型过程乃是从1991年苏联解体后开始，可说是全球性独裁集权主义危机下的结果。从1991年政变到1993年10月事件前后这段时间，可说是俄罗斯政党政治发展活动最频繁的阶段，由过去的一党统治转变为多党竞争。不过，叶里钦虽采取了一连串的民主化作为，使俄罗斯的自由与民主逐渐成长，但是1993年10月事件的发生，意谓着在其民主转型过程中缺乏民主文化，致使行政与立法部门产生激烈的冲突。尽管从1996年以来，俄罗斯恰巧与台湾一样，至今也举办过三次总统大选，但吾人发现其政治发展却面临到严肃的民主崩溃问题。
在俄罗斯民主化之前，共产党政府的统治形式属于极权主义政体。极权主义的政治支配是无所不包的，建立在持久性的意识型态操控与压制上。其目的在透过全面支配社会与个人生活的方式，将各个面向予以政治化，以达到掌握全部权力的目的。因此，极权主义具有废除私领域的倾向，与市民社会完全绝缘。当时极权主义的统治模式造成最近民主崩溃的重要原因是：共产党政府强调对所有经济、社会生活的控制，使市民社会毫无发展的空间，且在经济上采行由中央计划的制度。故共产党扮演着社会上领导与指导的角色，控制着所有的机构。
依据“自由之家”所发表的年度报告，大体而言，俄罗斯的自由民主从苏联解体、叶里钦执政开始有好转的迹象，自由程度逐渐提升；但随着叶里钦下台，他所选定的继任者普钦上台后，俄罗斯的自由程度反而开始下降，其原因主要是普钦在其任内采取了一连串打压新闻自由与反对派人士等作为所造成的。而这样的发展趋势，是否会进一步造成俄罗斯的民主持续倒退是吾人需要关注的重点之一。以下分为两个部分进一步来加以说明：一为俄罗斯的整体发展；二为俄罗斯的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
（一）整体发展
1996年的总统大选，叶里钦轻易击败对手共产党员久噶诺夫（Gennady Zyuganov），似乎意味着俄罗斯人民有机会以民主方式改变他们的政府，因为东亚的台湾正是在开放总统民选后，进一步迈向民主巩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俄罗斯随后面临到的一连串重大政经危机，使它的民主化进程，明显有别于台湾和平演变的模式。首先，1998年卢布的贬值及经济市场的崩溃，使俄罗斯的经济遭受到重大冲击，进而造就了一个回归国家计划经济体系的新政府。接着，1994到1996年间为期两年与车臣独立派冲突的血腥战争于1999年再度爆发，更成为日后俄罗斯政府扩张权力的藉口之一。显然，政治与经济的难题已成为俄罗斯民主化的障碍。
为了解决政党之间越来越严重的对抗以及从事经济改革，俄罗斯政府采取所谓的“震荡疗法”（shock therapy）。不过，结果是失败的。叶里钦政府的内阁总理常常面临被更换的命运，直到国家安全局局长普钦被任命为内阁总理为止。另外，叶里钦为了顺利将他的政治权力转移给他所属意的接班人普钦，任期至2000年才结束的叶里钦在1999年12月31 日出其不意的宣布辞职，同时提出声明表示普钦为其属意的下一届总统接班人，并由当时担任总理的普钦代理叶里钦总统职务，希望藉此接收叶里钦的所有政治资源。而后2000年总统选举，普钦在第一轮投票就顺利以获得百分之53选票之得票率击败久噶诺夫赢得胜利。
在赢得大选之后，普钦展现出与叶里钦对于权力完全不同的想法与作法。他拒绝采用叶里钦所谓“去权力集中化”（decentralization of power）的统治方式，反而追求权力的再集中化。他希望建构一个以国家官僚为核心且有效率的政府，将权力集中在官僚体制手中，而整个官僚体系则由他来控制。为了巩固与集中个人的权力，普钦采取了下列一连串措施：1.推动立法将俄罗斯89个省长从上议院免职并且赋予总统将违反联邦法律的省长停职的权力。2.创造了由克里姆林宫任命的人所领导的7个超级区域，并透过引入安全与军方代表的方式，藉以改变俄国统治菁英的组成；这些代表分别担任部长、副部长、国会议员、省长与超级省长等职务，其占全体政府职务的比例已经超过百分之二十五。3.透过一连串的犯罪调查与反贪污运动的法律诉讼去削弱一些商业巨子的政治影响力，但这些举动很快的就被批评为是一种选择性的政治迫害。
在1999年8月二度爆发的车臣内战中，武装份子攻击了邻近地区并同时在数个城市从事公寓爆炸案，而克里姆林宫则谴责车臣好战份子并采取打击这些分离地区的行动。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次车臣战争戏剧性地增加普钦的声望。故在1999年下议院选举中，亲政府的势力成为国会多数。另外，2002年10月，车臣好战份子又在莫斯科戏院挟持了750名人质。在普钦的命令下，特种部队实施攻坚，杀死了所有车臣好战份子，同时也造成120名人质死亡。不过，这种强势作为竖立了普钦在人民心中坚毅果决的形象，更有助于他的声望与连任。
2003年普钦政府进一步巩固其权力与影响力，在政府内有四分之一的重要行政与立法职位是由前军方与安全局的官员担任。早在普钦第一任任内，就开始透过一连串手段包括政治性的犯罪起诉全国性电视台老板、关闭俄罗斯最后一家独立电视台等方式，成功地掌握了全国性媒体，例如：ORT、RTR 与NTV，进而使国家的控制力进一步获得巩固。而这也使媒体的独立性受到政府严重侵犯，并使新闻自由等级下降。另外，媒体关于政治的报导，也在普钦签署一项国会通过的法律后受到严重的胁迫。该法律使媒体受到影响而去打压批评政府立场的候选人。此一法案在俄罗斯引起极大的争议，虽然后来被宪法法庭宣告无效，但该法律的实施已经造成媒体报导的寒蝉效应。俄罗斯联邦议会主席米罗诺夫（Sergei Mironov）就表示，该法律形成的后果就是大众传播媒体被迫对于竞选活动保持沉默。
随着2003年年底国会选举与隔年3月总统大选的即将逼近，俄罗斯出现了基本人权上值得注意的衰退以及独断的外交策略，反映出前安全与军方官员权力的巩固。在2003年10月，政府逮捕了能源公司尤柯斯（Yukos）的主席柯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他是俄罗斯最富有且最具影响力的企业家。一般认为柯多尔科夫斯基的被捕与对该公司其他人员的起诉，是出于政治因素而非不法贿赂。柯多尔科夫斯基曾经积极支持自由派的反对党，而事实上对他的指控从早期俄国开始从共产主义转向自由市场经济时就开始了。当时俄国的法律混乱，使得许多从商的人并未完全遵守俄国法律，而从中获取庞大的私人利益。普钦也因此得以藉口要整顿俄罗斯过去一直以来不正常的政商关系，进而建立起一套新的游戏规则，进一步控制国内的巨商富贾，使其不再支持反对派人士。同时，一家为反对党工作的政治谘商公司总部也被警察搜索。整个2003年可以看到俄罗斯人民基本权利的持续恶化。另外，在同年9月，政府当局接管了国内最受尊重的民意调查公司VTsIOM。其所属人员表示政府是在该公司发表一连串“支持对车臣用兵的比率正在衰退，多数支持透过谈判解决”的民调后，才展开此一动作，而这使俄罗斯的自由程度又更进一步下降。
在2004年，普钦总统采取藉由对反对党及市民社会进一步巩固行政权的措施，强化了国家对于国营广播媒体的控制，并且追捕政治上被起诉的商业领袖与知识份子。政府也宣布宪法的改变使统治者有指派或是选任官员的权力，而且普钦进一步计划直接控制法官的任用与解雇。然而，普钦一连串不利于民主化的政治措施，似乎并未影响1999年第二次车臣战争以来个人居高不下的声望。在2004年3月的总统选举中，国营广播电台及大部分的平面媒体都一面倒地拥护现任总统普钦，没有一位挑战者可以与他抗衡。普钦在第一回合投票便以超过70％的选票轻松打败最接近的挑战者，赢得胜利。
2004年俄罗斯充斥着反叛乱的军事行动、游击战、暗杀及车臣激进份子的恐怖行动。同时，在联邦势力扶持下的车臣政府，也从事“恐怖行动”，包括绑架，杀害被怀疑为车臣分离主义份子者等。从上述事件来看，平息叛乱与恐怖活动可能成为普钦扩张权力最好的理由。以终止在贝斯兰（Beslan）镇发生的悲剧为藉口，普钦公开推动一项先前经过政府高层长时间讨论的计划，进一步集中对俄罗斯各地区的控制，并且影响法官的任用与解雇。宪政的改革使总统可任命政府官员而不必透过选举。面对普钦逐渐扩张的权力，大部分政府首长都公开同意自治权限受到限缩，尽管众所周知的他们私底下对这个计划并非心悦诚服。在国会中，支持普钦的团结俄罗斯党掌握了超过宪政上三分之二的多数，并以决议方式通过打压公众舆论的措施。
2005年2月由总统任命而非普选产生地方政府首长，不论普钦的意图为何，明确地表现出俄罗斯从一个“选举式民主”的主要倒退。普钦的企图是藉由限制民主选举去强化中央对省级政治的控制，已经牢牢地掌握住数以百计的“小型寡头执政者”（mini-oligarchs），这些“小型寡头执政者”散布在俄罗斯广泛疆域及其89省中。以上这些趋势，再加上持续的媒体限制与自我审查、一个顺从的国会（杜马，Duma）、持续的贪腐与选择性执行强制的法律、施加在司法上的政治压力，以及一些非政府组织（NGOs）受到的骚扰导致政府领导人对人民无法完全负责等，都是显著的人权问题。
（二）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
俄罗斯1993年制定的宪法建立了一个强势的总统制，规定总理由总统提名，经联邦国会同意后任命，并向国会负责。假如国会连续三次否决总统所提的人选，总统便可解散国会，重新选举并任命过渡总理。虽然国会可对内阁提出不信任案，但是在不信任案通过后三个月，必须再举行一次投票，这时候总统亦可要求举行国会改选。因此，如果国会决定拒绝总统所提的人选，必须先考虑可能的政治后果。故在此种制度设计下，国会的制衡力量受到极大的限制。其次，这部宪法赋予总统三项权力，第一是总统专属行政权；第二是控制内阁的权力；第三是当总统和国会对于政府人士或政策看法不一致时所给予总统制约杜马的权力。因此，在政治运作的过程中，总统能够一一搬开阻碍他意志与政策实行的石头与障碍，国会根本无法与之抗衡，进而使总统可以通过他想要通过的法律，实施他所想要实施的政策，也就是说几乎没有任何机制可以制衡总统。对于接受共产主义之前，未曾存在民主传统的俄罗斯而言，此种制度性的因素，可能会使民主发展在某种程度更加取决于政治领导人的态度。
在叶里钦执政的年代里，共产党不再独享领导的地位，俄罗斯人民的政治自由与公民权利逐渐地成长，使政治不再是私人事务而是众人之事，同时公民自由──包括演讲、宗教、组织、出版与集会自由，开始广泛的在俄罗斯传播。依据历年来“自由之家”发表的年度报告，在1995年至1997年之间，可说是近年来表现较好的时期，当时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的等级均为3，并被列入“部分自由”的国家。然而，自从1998年后，吾人发现俄罗斯的自由程度呈现出持续倒退的现象。2005年“自由之家”的年度报告显示，俄罗斯的政治权利为次低等级的6，公民自由等级则为5，已经连续两年被评比为不自由国家。（俄罗斯自由程度之变化，详见表一）
有学者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在接受共产主义之前，社会上曾经施行过民主，具有民主的本质与背景，则其再次民主化的结果应是良好的（如波罗的海国家）；反之，倘若社会上并未存在过民主的传统，则民主化将会倾向于不良的后果。由于俄罗斯过去在接受共产主义之前，并未有过民主的经验，因此，如何处理共产主义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政治－文化（political-cultural）后果，是民主化进程的一项重要议题。
俄罗斯被列为不自由国家最有力的理由是：俄罗斯人民不能以民主方式来改变他们的政府。于2000年普钦上任之初，人民便针对是否可以民主地改变他们的政府提出质疑。特别是在国家广泛的控制传播媒体、持续骚扰反对党以及其财政上的支持者这些行为发生之后。值得关注的是：俄罗斯在民主化后，不但需要妥善处理共产主义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政治－文化后果，更需要应付政治与经济上一连串的重大问题。以下主要参考“自由之家”的观察，从选举、政府、司法、新闻媒体、宗教信仰、集会结社等议题来说明俄罗斯目前的现况及其所面临的问题。
1、选举
在先前1999年下议院的国会选举中，尽管有一些不正当的行为发生，包括存有偏见的新闻报导等，一般仍被认为是自由与公平的选举。但是到了2003年的国会选举，这些问题却更加严重与泛滥，反对党批评媒体对于他们竞选活动扭曲与不公的新闻报导，使其无法进行理念的传达以获得公平的选举结果，而这也是媒体被政府控制的结果。另外，早在2000年总统大选就充斥着如此不当的行为。而且关于普钦胜选原因的分析，都是具有偏见的新闻报导，因为这些媒体都受到国家与克里姆林宫支持者的控制。再者，到2004年为止，仍持续禁止学者与学术界人士参加选举活动。2005年车臣的国会选举，人权团体则控诉指出：不安全和持续的违反人权的情况，导致车臣无法举行一个自由和公平的选举。
2、政府
贪污及贿赂问题在政府与企业界是普遍存在的。俄罗斯在2004年国际透明组织的贪污调查指数中，于全球145个国家中排名第90。另外，2003年尤柯斯能源公司主席柯多尔科夫斯基以及他的合伙人被逮捕，以及后来媒体老板被骚扰与起诉都证实了许多俄罗斯独立分析家的看法：普钦的反贪污作为，是选择性适用以及时常针对那些批评政府与新兴的政敌身上。另外，政府采取一些限制居住与迁徙自由的命令，所有成年人旅行时都被要求携带国内护照。而有些地方政府更以居住登记法来限制人民自由选择居住处所的权利，甚至使有些人必须贿赂官员才有办法办理居住申请或通过申请文件的抽查，特别是高加索人或深肤色的族群。
3、司法
俄罗斯的司法体系基本上受到行政部门极大的影响，不但经常发生贪污与收受贿赂的情形，也缺乏适任人员。司法部门很少违背总统的意志，由于检察总长是由总统提名，因此针对反对总统的异议人士的起诉时有所闻，这使司法体系的独立性受到很大的质疑。另外，政府当局也曾突然搜查为政治反对阵营亚伯罗柯（Yabloko）党工作的选举顾问公司办公室。该党是数个自由团体之一，并且受到石油商人与柯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的支持。2003年10月25 日柯多尔科夫斯基的被逮捕显示出司法体系的政治化。在逮捕之前，柯多尔科夫斯基的合伙人列别介夫（PlatonLebedev）已经先在7月2日入狱。在柯多尔科夫斯基被逮捕之后，他与合伙人在尤柯斯所拥有的资产百分之四十四已被政府冻结。普钦政府如此的行径引起国家进一步侵占私人公司的恐慌。而在发动逮捕后，总统的幕僚长也随同辞职。根据消息显示，这是经过激烈的政策斗争后，强硬派安全局与军方获得胜利的结果。上述政府当局与司法机关的搜查及逮捕行为，强化了法律是臣属于政治考量以及司法并非独立的认知。
另外，政府当局指控部分学者泄漏国家军事机密给他国，并且由司法机关加以起诉。然而，人权团体广泛地谴责这个判决，并认为它建立在政府企图限制学者之间国际合作的虚伪指控基础上。
再者，虽然在近几年，人民的财产权已经持续获得法律保障。不过，分析家却认为司法机关对尤柯斯集团拥有者的起诉与政府当局史无前例的冻结该公司的资产，都被视为打压自由市场经济的预兆。
4、新闻媒体
在言论与媒体自由部分，虽然宪法保障言论自由，但是俄罗斯政府持续地对批评克里姆林宫的媒体施压，使言论自由受到相当程度的打压。俄罗斯政府在2001年4月与2002年1月控制了另外两个独立电视网NTV与TV-6，而俄罗斯内部最后一个独立的全国性电视网TVS，也在2003年6月被政府查封。至此，俄罗斯所有全国性电视网，不是被政府掌控，就是遭到偏袒政府的企业所操控。另外，政府当局也以媒体未获批准迳自报导有关恐怖主义事件为由，而经常地以“关闭该电台”威胁媒体。在新闻自由的其他方面，为了禁止出版或传播的资讯会造成候选人正面或负面印象，普钦政府进一步以法律禁止记者报导非法的竞选活动。上述法律意谓着政府在压抑选举期间一个不受限制的，对于政策、政府官员、政纲与候选人讨论的平台。虽然后来宪法法庭宣告该法律不合宪，但已经造成媒体对于政治人物与政治报导的寒蝉效应，而使得自由权进一步受到限缩。
最令人担忧的是，俄罗斯的记者也不时成为被攻击与暗杀的目标。一位以报导组织犯罪与地方政府贪污而闻名的报纸编辑史陶洛夫（Sidorov）便在他的公寓外被谋杀。2002年4月他的继任者伊娃洛夫（Ivanov）也在自家外被谋杀。在车臣共和国的战争开打之后，普钦政府持续颁布一些限制令，禁止大部份记者进入战区，只同意那些被认定为效忠政府的记者进入。随着媒体受到政府越来越严厉的控制，网路相对之下，是较具独立性而可广泛获得资讯的工具，然而却只有百分之四点二的民众使用，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民仍然无法接收到公正、客观的资讯。在2005年，俄罗斯lzvestiya报社的编辑被警告不要惹火了克里姆林宫的当权者，结果lzvestiya对2005年车臣的选举报导据说就不再具有那么强烈的批判性。
5、宗教信仰
宗教自由在这个以东正教为主流的国家来说是很少受到尊重的。在1997年的宗教法要求教会在允许获得注册之前必须先证明他们已经存在了十五年。地方政府常常骚扰非传统的宗教团体，如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就常常成为被骚扰的目标。外国的宗教工作者常被拒发签证而无法到俄罗斯。在最近几年，罗马天主教已经被驱逐、阻止进入或拒发签证。在一名车臣女性恐怖主义者所策划的自杀攻击事件中，一些人权团体就宣称在一些主要的城市市中心穿戴伊斯兰头巾的妇女，常常因此遭到骚扰或被未经授权的警察盘查。由此可见，人权与宗教自由的保障在俄罗斯仍然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6、集会结社
大体上，俄罗斯政府尊重集会与结社的自由。但是2001年7月公布的一项法律限制了政党的数量，并要求政党必须至少有一万名党员才可办理登记，同时在全国89个区域中，每个区域都必须至少有一百位党员。在2002年国会通过一项法律赋予政府当局有权去终止成员中有被控告为极端主义者的政党与非政府组织。该法被批评为赋予政府极大的空间去定义极端主义，同时也给政府很大的自由去压制合法的政治性反对运动。任何跟政府持不同立场的政党或组织，很有可能在政府控告其为极端主义者之下，轻易地遭受解散或压迫。此种措施对于人民的集会结社权造成很大的伤害。另外，普钦在2004年5月的全国性演讲中，更明确抨击部分非政府组织“接受国外组织、基金会的资金赞助”。同年，俄罗斯内部的人权团体也遭到批评，反对者认为人权团体所作所为违反了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而部分人权团体的办公室甚至遭到攻击。2005年莫斯科警方驱离参加宗教示威的群众，并逮捕拘禁了一些人。
从以上的观察及描述，吾人发现自普钦上任以来，俄罗斯的自由程度，即各方面的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虽不断恶化，但人民似乎不以为意，究竟原因为何？主要可从下列各方面探讨。首先，在叶里钦时代从事各项激进的改革，让人民产生一种期待，认为可在一夕之间将俄罗斯建立成一个与西方国家等同的现代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然而这些改革不但没有达成，反而造成的国家混乱、犯罪高涨、社会不安与经济不公等现象，使人民陷入极度的失望与不满。再加上政治上的恶斗与混乱，使过去支持反对党的民众转而支持普钦，甚至将普钦视为俄罗斯民主的领导者；而有关反对党抗争与阻碍议事运作的举动，反而成为民众心中动乱的来源，民众渴望一个强而有力的领导者与政府来稳定这种不安的局面，进而领导俄罗斯恢复过去的光荣历史与社会稳定。普钦就任后一连串的作为，使人民认为他们找到了可以期待的对象，而这样的心态便使普钦即使采取一连串违反自由民主原则的行为，仍不至于受到人民太大的反对，反而人民期待透过普钦的作为，能使俄罗斯恢复过去的安定与辉煌的历史。
因此，在俄罗斯国家政治、经济均受到重大冲击的背景下，普钦可以有效且广泛地实施他所谓的“管理式民主”（managed democracy），且受到国内人民普遍的支持。虽然此种民主并非真正的民主，但在俄罗斯人民心中，这种改革形象，却深受欢迎。然而，如果吾人从民主巩固的角度来看，俄罗斯从苏联解体到目前为止，其民主运作过程呈现出：在叶里钦时代由威权政体往“选举的民主”前进，但普钦时期所采取的一连串危害自由民主的措施，却使自由程度倒退回威权统治时代的等级。不管在民主政治、公民权利与人权等普世价值上，俄罗斯都发生了从叶里钦时代开始好转但到了普钦时期却反而恶化的现象。从“自由之家”最近几年对俄罗斯自由程度的评比不断下降，便可看出端倪。2004与2005年最有意义及明显的改变就是俄罗斯的评比从部分自由降级为不自由，因为政治权利的评比从第5级恶化到第6级。这个倒退反映出最近一次国会与总统选举的瑕疵，国家对媒体控制的强化，以及反对阵营的政党与团体原本可享有的政治自由受到更多限制。俄罗斯被列入不自由国家的范畴代表普钦总统逐渐朝向集权的趋势，媒体的限制及强制性法律体系的政治化已达到顶点。与从1997年到叶里钦总统任期结束时相较，俄罗斯自由的恶化是很清楚的。当时，俄罗斯的政治权利的评比为第3级，公民自由为第4级；目前的评比分别降级为第6级与第5级。
五、台湾与俄罗斯民主发展之比较
我们在讨论民主巩固概念时曾提到，无论是O’Donnell与Gunther等人在Journal of Democracy上的争辩，或是Schedler提出有关民主巩固的各种类型，其实都涉及到民主转型的阶段、民主政治的类型乃至于民主政治的测量问题。因此，本章除了进一步阐述这三种模型的标准外，大致上也将以这三种模型标准来比较台湾与俄罗斯民主发展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三种模型的观点并非互相排斥而是具有相互补充与解释的作用。
（一）民主转型的模型
有关民主转型的阶段历程，早在1970年Rustow就提出一个模型，后来Sorensen据此稍加修改，用来描述转型过程中的主要因素，试图使研究者能够获得更具体的帮助（见图二）。该模型从国家统一的背景条件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由非民主统治转型到民主阶段的过程，但在实际世界中各阶段经常重叠。民主转型的第一阶段为准备阶段：是以政治斗争导致非民主政权瓦解为特征；第二个阶段是决定阶段：民主秩序的明确要素已经建立；最后一个阶段为巩固阶段：新的民主进一步发展，民主习惯已确立为政治文化的一部份。
就台湾政治发展过程而言，自由化和民主化是二个不同但却紧密相连的阶段。渐进的经济与政治自由化导致了民主化，即从自由化的成长，转而要求进一步的民主化，有助于民主政治的稳定建立。因此，我们从Rustow民主转型的模型来看：台湾从1986年民进党成立或1987年蒋经国总统宣布戒严令解除才开始启动自由化；继而经过1991、1992年国会全面改选和1996年总统直选的民主化实践，成功进行了民主转型，且于2000年通过民主巩固、政党轮替的严峻试炼；由民主起步的准备阶段，历经民主转型的决定阶段，进而到达民主巩固的初期阶段，但是尚未达到完全的巩固，因为民主的规范尚未在台湾各个层面普遍习惯与适应，唯有民主深植于人心并由衷地信服民主制度，民主政体才能说是完全稳固。
图二：民主转型的一个模型
背景条件：国家统一→1.准备阶段：非民主政权的崩溃→2.决定阶段：开始建立民主秩序→3.巩固阶段：国家进一步发展；民主根深蒂固于政治文化之中
然而，俄罗斯的情况却非如此。尽管俄罗斯曾经在1996、2000以及2004年分别举行总统大选，但是在这三次的总统选举中，我们只看到强势候选人（叶里钦与普钦）最后以极大的差距击败竞争对手，都以获得过半数的支持选票顺利当选总统。至于其他候选人的得票，不管是共党候选人或者是独立候选人，其实都无法对叶里钦与普钦造成威胁。一方面，这是因为俄罗斯尚未真正建立起民主、公平的选举规则；另一方面，现任者的打压作为，也成为反对势力必须面临到的最大障碍。在不公平待遇下，反对党候选人无法透过公开而自由的管道宣扬政治理念以赢得支持，同时支持者受到政府的打压也产生寒蝉效应，而使得反对党的支持者在压力下选择沉默或放弃支持。
若以Sorensen的模型来看，在苏联的非民主政体宣告崩溃后，俄罗斯大致已经完成了准备阶段的民主转型任务。然而，俄罗斯在过去十年来所举办的三次总统大选，却无法帮助俄罗斯制定真正公平的游戏规则。换句话说，在决定阶段中，俄罗斯仍无法建立起民主秩序。不管是越来越严密的中央集权现象，或者是越来越受束缚的公民政治权利，都使俄罗斯无法顺利跨进民主巩固的阶段，甚至产生退化的现象。与台湾和平完成政权转移的情况相较之下，俄罗斯在民主的进程上，显然落后台湾许多。
（二）民主的类型与民主巩固的模型
如前文所述， 在讨论“民主巩固的各种概念”时，特别提出包括“威权主义”、“选举的民主”、“自由的民主”与“先进的民主”等四种不同层次的分类法。
Schedler强调，民主巩固的过程其实就是国家在时间序列上，避免发生民主倒退的现象，进而迈向更稳定之民主制度的过程。这种以“经验性观点”及“规范性水平”等两项因素来列举不同意涵的民主巩固概念，确实有其参考价值。其中最值得吾人注意的是“组织民主”（organizing democracy）的概念。在这个阶段里，除了要求建立比单纯制度化民主国家更多的基本规则，（自由的民主）国家还希望在这个阶段里建立起民主的特殊制度与组织，包括对政党制度、行政官僚、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以及各项利益协商的机制等等（见图三）。换言之，“组织民主”等同于“制度建立”（institution building），也是Philippe Schmitter所说的“部分建制”（partial regimes）。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国家在“组织民主”的过程中，可能因为建立正确的政治制度，而走向“先进的民主”；然而，却也有可能因为采用错误的民主制度，而发生民主倒退的现象，反而回到“选举的民主”，甚至是“威权政体”的阶段。
图三：组织民主
自由的民主←→自由的民主
从“自由之家”的评比来看，自从台湾于1996年举行总统直选以后，连续十年被归类为“自由的民主”国家。2000年的总统大选后，台湾不但完成了第一次的政党轮替，而政权的和平转移，也让台湾踏稳了民主巩固的第一步。若以“自由之家”的评比来对照Schedler的民主进程模型，此时此刻，台湾现在最重要的工程，乃是如何依据“自由的民主”之程序、架构，进一步落实宪政体制、选举与政党制度的改革。换言之，台湾应该积极进行“组织民主”的宪政工程，以避免发生民主腐蚀与崩溃的情形，朝着迈向“先进的民主”国家之列而努力。而当前与未来最重要的工作，即是进行民主的深化，透过提升民主政治之品质，从自由的民主国家朝着成为先进民主国家之目标迈进（如图四所示）。
图四：民主深化
选举的民主→先进的民主
自由的民主→先进的民主
相较之下，俄罗斯虽然在2000年同样完成民主、公开的总统选举，但是“自由之家”只将俄罗斯评比为“部分自由”的国家。换言之，俄罗斯应该只属于Schedler所归类的“选举的民主”国家。无论在政治权利或公民自由的部分，俄罗斯都有很大的努力空间。从普钦即位以来，俄罗斯不但没有落实进一步的民主化，以求成为“自由的民主”国家；相反地，诚如前文所述，俄罗斯因为一连串的政治压迫与限制行为，反而引发了民主倒退，甚至是民主崩溃的危机。在“自由之家”于2005年公布的报告中，俄罗斯被评定为“不自由”的国家，再次显示俄罗斯已经重回“威权政体”之列。换句话说，俄罗斯虽然一开始由威权政体朝向民主化的方向──“选举的民主”前进，但是她并没有在总统直选之后进一步往“自由的民主”迈进，反而发生倒退的现象，又重新回到威权政体。政府透过一连串立法与行政手段限缩人民的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打压反对人士，进一步去巩固领导者的统治权力，而造成了俄罗斯民主的崩溃（如图五）。
图五：民主崩溃
威权政体←选举的民主
威权政体←自由的民主
（三）“自由之家”的测量
“自由之家”每年对全世界所有国家的自由程度进行评比，其评比结果一直都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与重视。而其用来评判各国自由程度之调查指标（详见附录），也成为各国在进行民主巩固与民主深化之工程的参考依据。而从1995年至2005年，“自由之家”对台湾与俄罗斯在公民自由与政治权利上的评比，详如表一。
表一：台湾与俄罗斯的民主自由程度：“自由之家”的评比（略）
根据“自由之家”从1972年的评比，台湾在这三十多年来的自由程度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重要阶段：1972年，台湾两项分别为第六等、第五等，列为不自由国家。1976年，“政治权利”升为5，“公民自由”不变，首度列名“部份自由国家”。尔后由于解除党禁及报禁、开放赴大陆探亲等，自由度逐渐上升。1990年的两项评比都晋升为三，仍属“部份自由国家”。台湾自从1996年3月总统大选后，即被列入既是“选举的民主”国家，也是“自由的民主”国家之行列；民主政治的精髓在于人民有权利，透过定期、公开、公平与自由的全国性大选，选择统治者。所以，此次台湾所完成的总统直选，不但是民主化的关键，也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里程碑。
2000年总统大选完成了第一次政权的和平移转后，人民所享有的政治权利更进一步提升，被评定与日本并列为亚洲地区最自由的国家（平均指数为1.5）。台湾民主化的进展此时已经超越许多被列为“选举的民主”之国家，且自由等级的排名列在南韩、菲律宾等亚洲更早民主化国家的前面。根据2002年的评比，在亚太地区18个自由的民主国家中，台湾与南韩、泰国被列为过去十年除了经济发展令人印象深刻，且伴随着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的扩张，因而挑战了所谓“亚洲价值”中威权政体与经济发展必然相结合的论调。在2004年底公布的评比中，台湾的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评比分别为2与1，与日本（政治权利1，公民自由2）并列成为亚洲最自由的国家。而在2005年底最新公布的评比中，台湾更首度被评比为第一等级的最自由国家，即“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两项指标均获得最高等级的1，与美国、英国等其他四十九个国家并列为全球民主及自由度最高的国家。
然而，若我们同样以“自由之家”的评比来解释俄罗斯的民主发展历程，我们将会发现俄罗斯的民主制度在公元2000年之后明显出现崩溃的趋势。当台湾于同年和平转移政权之时，普钦也得到超过半数的人民支持，击败竞争对手久噶诺夫。尽管如此，普钦却也开始一连串的政治迫害行动，不但透过政治手段免去了89个省长的职务、削弱部分企业家的政治影响力，同时还强制接管国内的主要媒体与独立电视网。除此之外，俄罗斯政府当局也逐步限缩媒体记者的报导范围，甚至在竞选期间还立法禁止出版或传播会造成候选人正面或负面印象的资讯。虽然宪法法庭最后宣告该法律不合宪，但是已经造成媒体对于政治人物与政治报导的寒蝉效应。
除了政治自由受到约束，人民的结社自由也受到压迫。俄罗斯政府于2001年与2002年陆续通过立法，限制政党的成立与维系，并且赋予中央极大的权力能够终止特定政党的存续。在2002年通过的劳工法规中，又限制了劳工的罢工权利，使工会的存在形同虚设。尤有甚者，人民的迁徙与居住自由也受到政府的限制，而国内的少数民族更受到许多不公平的对待。另外，2003年国会大选后，支持普钦政权的团结俄罗斯党已获得国会席次的绝对多数，反对党式微，国会对行政部门监督制衡的意义消失，形成了一个不具竞争性的政党体系，也是民主倒退的原因之一。正因为这些打压作为，俄罗斯人民在叶里钦担任总统一职时，原本享有之第四级的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程度，在普钦赢得总统大选之后，滑落到第五级。在最新公布的评比报告中，俄罗斯人民所享有之政治权利，甚至跌落到第六级；自由等级也从“部分自由”的国家，被调降为“不自由”的国家。这些都在在显示俄罗斯正在处于一个民主倒退的阶段，她在“自由之家”的评比中的每一项都有严重的衰退趋势。这样的情况显然与台湾迈向民主巩固之路背道而驰。
（四）小结
台湾与俄罗斯都是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时，从威权（准列宁主义）或极权政体走向民主政体的国家。虽然两国都是在一党体制下推动民主化，而且自从1996年至今皆举行过3 次的总统选举，但是两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却有截然不同的结果。依据历年来“自由之家”的年度调查报告，1995年两国的自由程度曾经十分接近。当时台湾在“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两项指标上的等级均为3；而俄罗斯的“政治权利”等级为3，“公民自由”等级则为4。然而，从1996年至今为止，吾人发现前者持续往民主巩固的方向发展，后者则面临到民主倒退的问题。
自1995年以来，俄罗斯的民主发展从未被列入“自由的民主”国家，而始终维持在“选举的民主”国家。由于其选举过程，不仅欠缺广泛的政治竞争和参与，亦缺乏实质的自由（如言论、出版等等）与多元主义，故仅是将民主视为选择领导者的方法，无法使人民透过有意义的方式来形成与表达他们的政治偏好。普钦在2000年与2004年的总统选举中，皆以极高的票数当选，但是这不代表人民已经透过有意义的方式来形成与表达他们的政治偏好。因为普钦所采取的一连串政治迫害行为，不仅使自由与公平的选举无法落实，更造成反对党拒绝参选的情形。因此，吾人认为普钦的高票当选，可能是反对党拒绝选举的反民主行为（antidemocratic behavior）所造成，未必代表俄罗斯人民有极高度的意愿推选普钦为总统。
从上述两国民主发展的差异亦可得知，民主如果要获得巩固，政治行为者必须服从宪法、法律，而且接受政治行为的规则。自从民进党执政以来，台湾的政局虽纷扰不断，但由于主要的政治行为者，大致上均认同“司法是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原则，因而并未明显妨害民主巩固的发展。反观俄罗斯的政局，主要的政治行为者普钦总统不但“透过立法”推动一连串限制人民政治权利、公民自由的措施，甚至进而控制法官的任用与解雇，使宪法、法律成为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其行为根本不符合政治规则，故造成严重的民主崩溃现象。因此，一个民主政体是否能够维持，主要决定于政治行为者的行为民主与否，而且行为比态度、结构因素更重要。
另外，吾人认为2000年的总统选举，可说是造成台湾与俄罗斯在民主发展上呈现重大差异的转折点。因为从Robert A. Dahl多元政体（Polyarchy）的观点来检视，吾人发现2000年台湾总统选举的过程，基本上呈现出广泛的政治竞争及参与，并且充分保障实质的自由（如言论、出版等），以便能使人民透过有意义的方式来形成与表达他们的政治偏好。但是俄罗斯总统选举的过程，虽然符合Joseph A. Schumpeter所提出的民主程序性定义，却缺乏“自由的民主”所需具备的竞争、参与以及自由三项要素，因而只能被视为“选举的民主”。进一步观察2000年台湾与俄罗斯总统的选举，可知前者的反对党有较充分的参与空间，而且在其民主化过程中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例如：在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民进党的选举活动基本上未受到国民党政治上的打压，而且反对派有机会经由选举获得权力或增加支持度；但后者的反对党几乎无参与空间，甚至出现前述拒绝参选的情形，而且在其民主化过程中一直未能形成有效的反对势力，例如：在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反对党的竞选活动受到媒体扭曲与不公的报导，使其无法进行理念的传达以获得公平的选举结果，而且反对派可说没有机会经由选举获得权力或增加支持度。
六、结论
在结论的部分，我们借用Huntington在第三波一书提到之五种类型的政权发展模式，对台湾与俄罗斯的民主巩固结果作最后的分析比较。Huntington提出之政权发展模式包括轮回型、二次尝试型、间断民主型、直接转渡型以及非殖民化型，而台湾与俄罗斯分别落在“直接转渡型”以及“二次尝试型”。
所谓直接转渡型，是指稳定的威权体制透过渐进的演变，或者直接由民主体制取而代之的类型。台湾从解严后，开始进行自由化与民主化的相关工程。从1996年第一次民选总统，乃至于2000年的第一次政党轮替，都是透过和平的民主机制完成的。因此，Huntington将台湾列为直接转渡型的国家，确实有其合理之处。
而二次尝试型，则是指实行威权体制的国家向民主体制转移，但或许会因为国家缺少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或者是新兴民主体制的领袖采取独断极端政策，因而造成民主体制宣告失败，进而引发激烈反弹与社会动荡，最后导致该政权的瓦解。苏联解体后，虽然由民主化的俄罗斯取而代之，但是从过去十年的发展来看，俄罗斯的民主不进反退。缺少民主经验的俄罗斯，突然转型为民主政体，似乎显得水土不服，也出现了Huntington对于二次尝试型所描述的现象。虽然俄罗斯朝民主体制转型，但其国内缺少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以及新兴民主政体领袖采取独断极端政策，故使俄罗斯在民主发展过程中，产生退化的情形。普钦的独裁专政，让俄罗斯未来的民主发展蒙上一层阴影。现在俄罗斯的民主政体，显然就是Huntington所说的不太稳定，且可能是短命的民主政体。但是否会进一步引发激烈反弹与社会动荡，最后导致该政权的瓦解，则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至于为何台湾与俄罗斯在民主巩固的进程上会面临到如此重大地差异？吾人认为可从两者在民主转型过程中，所面临到不同的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分别探讨之。
就外部因素而言，台湾主要是受到强权国家在政策上转变的压力。1986年9月，民主进步党在戒严的情况下成立。美国参、众议员曾要求蒋经国尽速“解除戒严令、允许创立政党，并且全面改选国会”，同时还要求国民党政府不可打压民进党的创立。由于美国的施压，因此，民进党顺利创党，台湾的民主化也从此正式展开。而俄罗斯则主要受到与西方国家冷战失败的影响。冷战的一项重要特征是：不断投入巨资的军备竞赛。由于苏联并不像东欧国家一般大量地依赖对外贸易，加上在冷战时期，苏联自行与国际货币体系隔离，无法与其他20国货币进行兑换，故使苏联自成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然而，面对1980年代后期苏联经济成长的持续停滞，使政治菁英不得不正视内部经济改革的问题。在这样的内部环境下，为了取得西方国家的协助，使戈巴契夫在限武谈判做出单方面的让步，以及默许东欧国家脱离苏联的控制。接着，我们可以说：西方国家获得了冷战的胜利。因为苏联经济改革的结果使它正当的削减国防预算，并且愿意接受民主，结束与西方国家的对立。因此，综上所述，早在苏联解体之前，东欧各国共产主义阵营的崩溃就已经无法扭转。而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正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扩散的结果之一，且随着苏联帝国的瓦解，俄罗斯也开始了民主化的进程。
就内部因素而言，根据吾人的观察，台湾与俄罗斯在民主巩固进程上的差异，尚且包括如下五点：
1.列宁式与准列宁式政体之差异：国民党早期虽然曾经以一党独大、威权统治、中央专制的方式来治理台湾，然而，学者普遍认为台湾至多只是一个“准列宁式”的政体。因此，台湾具有较大的空间能够从威权政体转型至民主政体。然而，俄罗斯乃是一个标准的列宁式国家，其专制极权程度更高，在面临民主化各种运动的时候，过去的思维不免会影响到在处理民主化议题时的行为，自然也会以更强硬的态度来处理。换言之，俄罗斯对于民主化的抗拒与经验的缺乏，显然会比台湾国民党准列宁式政体的转型来得艰辛。
2.选举经验之差异：台湾从1950年开始举办地方选举，全面落实地方自治。在这段期间，执政的国民党政府开放省、县（市）议员和县（市）长、乡（镇）长等多项地方公职选举。到了1969年，台湾开始进行包括国民大会代表与立法委员在内的“中央民意代表”选举。到了1996年，台湾更举办了首次总统直接选举，并于2000年与2004年再次举办总统大选。换言之，台湾民众的选举经验至今已经超过50年。相较之下，俄罗斯民众的选举经验虽然也有10余年的经验（1991～2005年），但俄罗斯的选举实际上却操控在中央政府的手中。尤有甚者，在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政策议题几乎没有被提出来讨论。普钦仅提出十分模糊的振兴经济与提升国力的概念，并拒绝与对手同台辩论，而他的对手们也没有针对具体政策进行批评。另外，普钦在2000年上台之后，逐渐将各项权力集中到中央，在2004年的总统大选中，主要政党（共产党与自由民主党）的领袖甚至拒绝参选，这无疑打击了俄罗斯民主化的努力。
3.有无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向来都是一个国家民主化的主要动力来源。根据统计，台湾的中产阶级人数在1970年代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至二。但是到了2003年，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人数，已经达到约百分之八十。中产阶级一方面促使台湾的经济起飞，成就了所谓的台湾经济奇迹；另一方面，中产阶级也发挥影响力，使台湾逐步进行民主改革，迈向民主化。然而，自从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中产阶级失去了原有的工作，生活水准也直线下滑，甚至有些原本的富人还沦为贫民或乞丐。根据统计，目前俄罗斯的中产阶级数目约有一千万人以上，但只占全国人数的百分之八，明显偏低。当俄罗斯人连个人经济生存都无法满足时，自然也无力追求进一步的民主。
4.对于媒体之掌控与应付群众运动之模式：在民主巩固过程中，国家领导者的行为往往比态度及结构的因素更加重要。一个国家的民主发展是否能够顺利巩固，主要取决于国家领导者的行为民主与否。台湾从1987年解除报禁以来，各种平面媒体争相设立，而1993年开放广播、电视频道之后，更扩大台湾媒体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到了2003年，立法院又通过广电三法，以法律明文规定政党与政务人员退出电子媒体，并且禁止党工与公职人员主持新闻评论节目，使台湾的媒体能够更超然地扮演监督政府运作的角色。从民主化开展以来，不论李登辉前总统或是陈水扁总统，都可被认为是民主的主要行动者。尽管在政治上他们倾向于强调台湾的主体意识，但并未以实际的违宪或违法行为去迫害不同意见者。因此，台湾的自由程度一直维持一定的水准，甚至于向上提升。此外，人民自发性的群众运动，也成为台湾民主化的推手之一。尽管在戒严时期，台湾人民并没有组织政党，或者进行集会行动之自主权，但是在解严之后，政府逐步开放人民的集会结社权，允许多元议题的群众运动。不可否认，对于解除戒严，国会全面改选，总统直选，一直到政党轮替等民主进步之象征，群众运动确实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然而，俄罗斯的情况却非如此。如前所述，普钦于2000年上任之后，不但逐步控制俄罗斯内部的各大独立媒体、电视网，甚至还禁止记者报导各种不利于政府的新闻讯息。除此之外，普钦也透过立法，以严苛的条件限制国内政党的成立，赋予政府更大的权限以压制各种合法的群众抗议行为，工会与劳工的罢工权也受到许多限制。当媒体的公正性遭到政府的打压，而民众也无法透过自发性运动来表达本身的不满时，俄罗斯的民主也就逐渐倒退，回到过去的威权政体。
5.有无健全发展的政党体系：许多民主国家未能巩固的原因，问题不在于政党数目的多寡，而是政党制度化的程度。Mainwaring提出有关政党制度化的四个条件是：（1）制度化的政党具有稳定性，而且政党间的竞争有规则可循；（2）制度化的政党植基于社会中，政党与公民间的联结是稳定的；（3）政治行动者赋予政党正当性，并将它视为民主政治的必需品；（4）政党组织系独立的，不屈服于少数野心勃勃的领导者。在民主转型的准备阶段中，台湾明显的自由化历程始于1987年以来的解严、解禁。戒严令的解除，被视为专制政权宣告修改原有的政治法则，以开放更大的空间，供给个人与团体，行使公民与政治的权利。在威权统治时期的台湾，国民党政府虽强调压制反对势力及个人自由，但并未以激进的手段来消除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界。由于威权主义容忍经济、宗教及其他自由的发展，因此，在自由化开始后，台湾向来的文化、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基础，能够作为政党体系有效运作的凭藉。民主进步党在2000年赢得总统选举，不仅被视为民意终于得以自由、民主地表现出来的结果，亦是一党专政冗长溃败过程的终结。然而，俄罗斯的情况正好相反。在极权统治时期的俄罗斯，共产党的政治支配是无所不包的，并透过全面支配社会与个人生活的方式，将各个面向予以政治化，以达到掌握全部权力的目的。由于极权主义强烈限制市民社会的发展，故在自由化开始后，俄罗斯长期的文化、社会与经济发展的脆弱基础，不仅无法有效维持政党体系的运作，更是造成政党体系功能不彰的主要原因。甚至在叶里钦担任总统期间，他始终不愿意将自己与任何政治派别联系在一起，并认为总统这一职位应高出于肮脏的政党政治，致使政党在俄罗斯的发展中确实带来很多混乱，也给许多政党政治的支持者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目前俄罗斯宪法所揭示的多党政治，仅是以多党的外貌来装饰其“一党优势”的实质。其实政党乃是建立民主政治的必要基础，甚至有助于维持国家的凝聚力。真正的政党政治可以促进稳固的统治，如果在民主制度之下拥有一个竞争性的政党体系，加上经常举办的自由与公平的选举，将有助于普钦把俄罗斯治理成更安全的国家，而非进一步向威权主义的方向倒退。
作为新兴民主国家，台湾在政治发展与民主化过程中，可能无法完全避免政治发展危机论所强调的国家认同危机、政府合法性危机、政治参与危机、分配危机及行政命令贯彻危机等。然而，上述威胁是否可能造成民主腐蚀或崩溃，则有待进一步观察。从“自由之家”的指标与评比来看，台湾民主倒退的威胁似乎已经减退，民主崩溃的危机尚未具体显现，学者普遍关注的焦点在于民主品质如何提升的问题。而当下最重要的民主工程，就是在踏稳民主巩固第一阶段的政党轮替之后，继续朝向民主深化而努力，一方面建立宪法、选举与政党的制度化，亦即落实“组织民主”的工作，朝着将来不知哪一次大选可能发生的再一次政党轮替时，能够顺利通过Huntington提出之检验民主巩固的最低标准“双翻转测验”而努力；另方面，培养民主的文化，提升民主的品质，使台湾能够稳健地从“自由的民主”国家，迈向“先进的民主”国家之行列，最终目标乃是确立民主为台湾社会“唯一的竞赛规则”（only game in town）。
同样地，尽管俄罗斯目前出现民主倒退的情况，甚至还被评比为“不自由的”国家。然而，普钦仍有机会改变现行的运作方式，若其能够改弦易辙，重新回到民主改革的大道上，相信有朝一日也能够提升为部分自由，甚至是迈向自由民主国家之行列，否则其前景可能堪虑。因为诚如评价俄罗斯为“缺乏权威的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 without authority）之学者Kathryn Stoner-Weiss所指出的：民主与威权主义的区别主要是前者透过一套机制来对人民负责；而不民主的体系必然会诉诸特殊的方式来淘汰不适任或贪腐的官员。造成俄罗斯无法治理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国家步履蹒跚的民主，而是虚弱、贫穷与制度化不足所造成的。其解决之道乃是普钦应该建立一个比之前的领导者在位时更扩大的民主与更深入的制度化。
（作者为国立政治大学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教授，本文发表于《问题与研究》民国95年11、12月。）
注释：略。
附录：略。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