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带来的社会问题
如果我们暂时超脱一些，想象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了地球、脱离了现实环境。不妨设想自己当了最高统治者，此时你认为处在什么样状态的老百姓最容易统治管理？我会想：第一，人都是单个的，而非抱团的，作为单个人比抱团儿的人好治理。人们把这概括为分而治之。第二，静止的而非流动的，静止不动的人比四处流动的人好管理。如果老百姓都像一棵棵树一样种在地上，平常站在高处检阅一下，良莠自在目下，砍伐莠树，培植良木，十分惬意。仿佛辛稼轩词中写的“老合投闲，天教多事，管领长身十万松”一样，省心省力，又赏心悦目。可惜的是到了十八世纪，这两项都很难实现了。特别是在东南沿海地区，生存压力与环境的变迁，使得一批又一批的老百姓“抱团儿”（用当时的法律术语说是“结会树党”）向未开发地区、人少地多地区和海外流动，这样才能生存或者说生存得好一点。这种正常的流动是清统治者不愿意看到的，于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便发生了无穷的争斗。
满清统治者看到“结会树党”就不分青红皂白地予以打压，形诸律例，而且都是重刑，动辄“斩立决”、“绞立决”。皇帝亲自督催（乾隆特别积极，多次惩办打压不力的官员），最终把“兄弟结拜”“打压成”活跃的、播散性强大的秘密会党，从而波及南半个中国，并成了清代乾嘉和乾嘉以后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甚至是清朝灭亡重要的推力。
加拿大学者王大为的《兄弟结拜与秘密会党——一种传统的形成》就用中国东南福建的兄弟结拜组织和1780年代的林爽文起义，说明推动这些武装反抗、并真正能够威胁到清王朝安全的最根本的原因，不是社会流动和结会树党以及由此产生的信仰，而是他们的现实生活处境。清统治者认为给他们带来无穷麻烦，因而要竭力打压的“结拜”、“创社树党”，并非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统治者自己“与风车作战”式的打压。
清统治者恐惧不全是心理变态
作为西方学者的王大为，对于兄弟结拜这种充满东方人情味的人际结合方式是心存好感的。他认为这种结合只是一种互助方式，如果在一个合理的制度下不会产生暴力，不会危害社会。他在书的最后一章里指出，在中国本土以外的东南亚国家的结拜组织，所发挥社会政治作用大体是正面的。天地会在海外或称“义兴公司”，其宗旨、规则、信仰以及入会仪式完全同于天地会，但它成了凝聚华人的组织。“通过建立寺庙、供奉特定的地方神祇（不确，主要供奉关帝——泰按）、庆祝农历规定的节日，满足了同一地方移居而来的人们的宗教需要。公司还可以为新来者提供食宿，帮助寻医疗病，有时还免费安葬身故者，传统互助组织的活动，在公司行事中都能找到。”为什么在国内许多“结拜组织”就沦落为“寄生性盗匪”与政治上的异端了呢？王大为认为这都是“晚期中华帝国特殊政策的产物”。应该说这是本书论述的精彩之处。
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大多秘密会党能把“反清复明”的宗旨坚持一二百年而不变（这个宗旨已经与其会众没多大的利害关系了），这就是清政府持续不断地严厉打压的结果。这种打压，等于告诉天地会等秘密组织必须“与我为敌”。是清政府本身为自己制造了一个“永久的”的反对组织，直至清王朝灭亡。
然而“兄弟结拜”也确有令统治者恐惧的因素，清统治者的打压不全是过度敏感。
结拜异姓兄弟始见于北朝的《颜氏家训》，但其深入人心乃源于北宋以来“说三分”（《三国志演义》前身）中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江湖艺人创作的这个故事反映了在游民日增的情况下，他们对结合的向往与需求。这个故事为游民和底层民众“干大事”（造反活动）提供了范本。故事中所强调的义气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成了冒险团体联结的纽带，歃血盟誓就是结拜的仪式。后来的底层武装造反活动和带有冒险性的违法犯罪活动都有结拜义兄义弟的问题。梁启超形容清末的形势是“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说唐》中“贾家楼结拜”的四十六友又给群体结拜提供了范式。他们的誓言是：“我等四十六人，只因义气相投，于山东济南府贾家楼，歃血为盟，誓结金兰。今后，祸福相共，患难相扶，如有异心，天神共鉴。”这些通俗文学在民间极为流行。闽南一带《说唐》尤为畅行，天地会入门的“三把半香”中的“半把”就是从《说唐》来的。要会众记取秦琼等人结拜不终的教训（老五单雄信不降唐而被杀，在唐的义兄义弟没有竭力救助，或与之同归于尽）。被天地会视为人间乐土的“木杨城”也取之于《说唐》。可见“兄弟结拜”本是游民互相结合闯荡江湖，图谋生存和发展的手段，至于会不会形成一股强大的反社会、乃至反政府的力量，则要看当时形势。不像王大为想象的“兄弟结拜”只是反映了底层民众对互助需求那样简单。
当然桃园三结义故事出现后，也影响到其他阶层的人们，法效刘关张。但在明清两代主流社会、特别是上层人士基本上没有用“桃园三结义”互相标榜的，主要还是流行于下层社会和江湖之间。辛亥革命之后，桃园之风再起，连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也要换帖结拜为异姓兄弟，以桃园三结义相标榜，这正是他们身上有江湖气的缘故。明白了这一点，对于清统治者对于歃血为盟、结拜兄弟的敏感就不奇怪了。《大清律》中对于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兄弟比照“谋叛未行”进行“严打”。这些律条根本模糊了事实与动机的界限，把“图谋犯罪”当作犯罪来打击。从中可以感受到清统治者对于老百姓抱团行为的恐惧：
凡异姓人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不分人数多寡。照谋叛未行律、为首者拟绞监候。其无歃血盟誓焚表事情。止结拜弟兄。为首者杖一百。为从者各减一等。（谨案此条雍正三年定）。一、凡异姓人、但有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兄弟者。照谋叛未行律、为首者拟绞监候。为从减一等。若聚众至二十人以上。为首者拟绞立决。为从者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其无歃血盟誓焚表事情。止序齿结拜弟兄。聚众至四十人以上。为首者拟绞监候。为从减一等。若年少居首。并非依齿序列。即属匪党渠魁。首犯拟绞立决。为从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如序齿结拜。数在四十人以下。二十人以上。为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及二十人者。杖一百枷号两月。为从各减一等。（谨案此条乾隆三十九年改定。以上引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七九·刑部》。）
这样过度的打击对于结拜组织正是起了相反相成的作用。
结拜需求与过度敏感
此书主要是以福建省、特别是闽南地区及从这些地方迁台民众的结拜为研究对象的。这些地区的人口流动不单纯是因为小农破产或宗法解体导致的，也包括许多求发展而离开故土的移民。这些应该称作经济移民，他们有的挟有家资，与两手空空、四顾茫然的游民不同。
福建是“八山一水一分田”，中唐以来，人口南移，土地日益紧张。宋朝时，福建的溺婴就成为被关注的社会问题（见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史》第三卷）。到了十八世纪，福建人口密度就达到每平方公里108.43人，漳州、泉州分别达到327.13、317.52人，远远超过鱼米之乡的湖广的90.795人（见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当时的台湾尚未开发，这里的人们本来就有出洋漂海谋生的传统。台湾自康熙二十二年（1683）归入清版图以后，大批漳州、泉州的农民渡海到地广人稀的台湾谋发展。
那时人们长期生活在宗法网络之中，有家长、族长代表自己，很少有独立面对社会的机会，因此，宗法人缺少像美国西部牛仔那样单人匹马闯天下的勇气。“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人们结伴而行，希图路上有个照应。为了使同行的关系更为牢固，往往就要结拜为义兄义弟。当然这种结拜不仅仅是两三个人，一出海起码是二三十人，一条船上上百人的也不罕见。到了目的地台湾，还要互相依靠，与原住民和先来者争一席之地。他们还把不同族姓的械斗之风也带到台湾。所谓“福建内地以及台湾，械斗之风尤炽”，而且往往酿成巨案。当然，这些都不是针对清政府的。可是求平稳的官员对此惊慌失措，大多采取严厉态度。乾隆年间，皇帝刻意求治，特别是乾隆中叶，政尚严苛，往往苛责地方官员镇压不力。于是下面的地方官只得老尺加一，凡有创会树党，无不以“纠众结会、蛊惑乡愚”视之，比照“谋叛未行”治罪。最典型的是父母会，这本来是为年迈父母筹集葬资的组织，乾隆年间被定为“纠众结会”，要“从重究惩”。嘉庆年间发现欧狼创立父母会，就被“斩立决”。实际上，对台湾民情稍有了解的都不如此看。清政府的学官刘家谋在《观海集》中有诗云：“争将寸草报春晖，海上啼乌作队飞。慷慨更无人赠麦，翻凭百衲共成衣！”自注云：“家贫亲老者，或十人或数十人为一会。遇有大故，同会者醵金为丧葬之资；竞赴其家，助奔走焉：谓之‘父母会’。”官修的《澎湖厅志》云：“澎人有所谓父母会者，或数人、或数十人，各从其类立约。何人丁忧，则会中人助理丧事，各赙以资，视所约多寡，不得短少；犹睦姻任恤之遗意焉。”后来连横的《雅堂文集》“父母会”条亦云：“家贫亲老，集友十数人为一会。遇有大故，则醵金为丧葬之资，竞赴其家，以助奔走，谓之父母会。亦厚俗也。”从这些资料来看，乾嘉时对“父母会”的处理岂不是典型的冤案！这就是过度敏感所致。
《兄弟结拜与秘密会党》一书根据当时官方档案所做，言必有据，是其所长；然而关于“兄弟结拜”、天地会的建立，以及当地底层民众与清政府的关系等问题，闽南还有一些遗留文物和口耳相传的信息，作者如能到闽南做田野调查，便会产生一些不同的想法。
（《兄弟结拜与秘密会党——一种传统的形成》，<加>王大为著，刘平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6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