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60年来，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包括前30年和后30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后30年是在前30年的基础上进行的，取得成就更大一些，是理所当然的。同时，前30年和后30年也都走过曲折的道路，都有各自的失误。这些经验都值得我们总结，为作今后继续前进时，需要思考的宝贵财富。
去年庆祝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我们当时着重强调30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就，这是很必要的。由于要突出后30年，对前30年的评价，就有不同的看法，这也是不奇怪的。可是值得注意的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庆祝和总结后30年，乘机否定前30年，歪曲和抹黑党的历史，攻击丑化党的领袖。说什么要“抹掉1949年以后”，要“进行历史性清算”，“架上历史的审判台”，一股仇视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乌烟瘴气。一些无良学者，假借探索历史分期学术研究的幌子，提出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只有两个划时代的标志性历史事件：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78年的改革开放；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标志，其否定前30年的险恶用心，十分明显。另有一些同志，虽然认可共和国成立是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断代性标志事件，但同时也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与之并列，说它同样开辟了一个历史时代。这种看法表面上抬高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地位，实际上无形抹杀共和国成立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标志社会制度根本转变的划时代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实对共和国历史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改革开放阶段），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它毕竟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总的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而不是一个划分历史时代的断代标志。
以1978年作为断代标志来划线，对比共和国的前后30年，往往会误导人们的判断。去年共和国成立59周年前夕，就有一位同志问道，“30年前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回答是：“整个国家处于封闭半封闭的落后状况，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一问一答，混淆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和前30年的区别，勾销了前30年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这显然与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中对建国以来的判断是不同的。决议中说，“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即使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决议中也说，“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遇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梁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1]
至于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前30年是“封闭半封闭”一说，谷牧同志在一篇文章[2]中指出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他说，过去毛泽东同志主张对外要“做生意”，要“实行友好合作”，要“学习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在实践中也做了很多努力。新中国成立后20多年，我国与西方世界经济联系松散，这不能归因于我国政策的失误，主要是由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封锁。历史难免曲折。前30年的中国确实走过一些弯路，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主要是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造有些过急造成的失误。如大跃进的急于求成，阶级斗争扩大化，包括“文革”时期过“左”过乱的错误。但是这些缺点错误，盖不过共和国前30年的伟大成就，包括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极端落后的基础上建立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能够独立自主地站在世界民族之林。前30年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成绩和成就是第一位的。
同样，后30年的中国，在取得经济发展的飞速跃进，人民生活的总体提高，和进入世界经济和政治重要一级的巨大成就的同时，在社会关系上发生某些倒退，如三大差距拉开，贫富鸿沟扩大，道德水平滑坡，等等；以及在社会与自然关系上，发生资源破坏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这些社会和自然问题，党和政府正在努力解决。这些缺陷同样盖不过后30年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后30年的缺点和失误是第二位的，后30年的伟大成就才是第一位的。
在共和国60周年之际，我们对前30年和后30年时辉煌成就和曲折失误，都应抱着客观的分析态度，决不能只用后30年的成就来对照前30年的缺失，更不能抑后30年而贬前30年。这是不公正的。共和国的60年，统一于社会主义。共和国给我国人民最宝贵的东西，也是社会主义。60年前，新中国如日东旭，跨入了社会主义时代。60年来，共和国经历了前后30年的两个阶段。前后30年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奠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30年，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建立在前30年建成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的。这两个阶段的辉煌成就和曲折道路，无不与社会主义血肉相连。60年后的共和国，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名义，仍然屹于世界东方。社会主义中国没有改旗易帜，人民也决不会让她改旗易帜，这是值得我们共和国的亿万子民欣慰和兴奋的。让我们欢呼：社会主义共和国万岁！
[1].《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88、199页。
[2].谷牧“新中国前30年不开放是因毛泽东的失误的看法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北京日报》2009年1月11日。
共和国60周年感言——刘国光谈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
作者：刘国光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代替了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这一转变，对近三十年来引导全党全国聚精会神集中力量搞经济发展，推动我国经济实力日益强大，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由此在社会上也产生一种看法，认为共和国的后30年才重视经济建设，不搞阶级斗争，搞出了一个富强的中国。而前30年则一味只搞阶级斗争，忽视了经济建设，搞得中国落后封闭。这种看法不尽符合共和国历史发展的实际。
1、对国内主要矛盾认识的分歧
任务的提出与对国内主要矛盾的认识有关。社会主义中国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还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后，国内矛盾转变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这是得到了全党共识的。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之后，对国内主要矛盾的认识，发生了一些曲折。党的笫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国内主要矛盾已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由解放生产力转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即工作重点应转移到经济建设。但在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根据当时的形势，毛泽东重新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他在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又发展和强化了这一观点，认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都存在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这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路线的重要依据。这样就把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导致了十年动乱的严重错误。
2、前30年不是只搞阶级斗争，不重视经济建设
尽管共和国前段发生过过分夸大和扩大阶级斗争的曲折，但是不能认为前30年毛泽东和我们党只着重搞阶级斗争，而不重视经济建设。毛泽东作为一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熟悉生产力、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早已提出一个政党的先进性在于是否通过上层建筑与生产关系的革新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革命战争时期，他十分重视根据地的经济工作，以保证战争供给。接管城市之后，立即把工作中心转向生产建设。国民经济恢复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抓对资的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和所有制的改造，也是围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任务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其缺点是因求快过急，犯了主观冒进、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错误。这在六十年代经过调整经济，得到了纠正。尽管八届十中全会把阶级斗争提到空前的高度，毛泽东还是指出要分开工作问题和阶级斗争问题，不要因为对付阶级斗争而妨碍了工作（包括经济工作），阶级斗争和工作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所以虽然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但对经济工作的影响不大，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得以顺利完成。
“文革”十年中，提出抓革命、促生产。尽管因阶级斗争的冲击受到一些损失，但国民经济只有两年有所下降，其余各年都是继续增长的。并且在一些重要领域，取得比较重要的成就。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大上，周总理重申1965年三届全国人大就已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两步走”的宏伟战略设想，成为后来（包括“文革”以后）我国经济建设的纲领。所以，决不应当否认前30年毛泽东领导下中国人民在经济建设上的努力和成就。不然，何来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何来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当然，前30年的经济建设是受到了一些扩大化了的阶级斗争的干扰，如“大跃进”中国民经济的倒退，十年动乱中也受到一些损失。如果没有这些曲折，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就还会更大。
3、前30年阶级斗争扩大化是一个错误，但抓阶级斗争并不错
还要指出，毛泽东虽然晚年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错误，但是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还有阶级斗争，还必须注意阶级斗争，还是很中肯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当时看来已经消失，但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是一个基本事实。“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是很激烈的。”[1]从国际经验看，当时的匈牙利事件，赫鲁晓夫上台，苏共变为全民党，等等，均预示着国际共运中隐藏险恶的形势，为后来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的演变所证实。毛泽东发动“文革”，主观上就是想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阴形在中国的出现。但是他在发动“文革”时，对国内党内具体形势估计错误，混淆了敌我是非，犯了用全国内战、急风暴雨式的斗争方式的错误，伤害了大批干部和同志。我们否定“文革”，是否定它作为政治运动所采取的方式方法，而不是指“文革”防范资本主义复辟的动机。应该说，没有“文革”的预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苏东剧变会给中国带来什么灾难，“六四”事件的到来会导向何处，谁也不敢断言。所以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说得很好，毛泽东同志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列著作，还始终认为他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2]事实的确是这样的。
4、1978年重申工作重点转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科学发展观的形成
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全党全国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党的八大决议的重申。八大认为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主要矛盾起了变化，所以主要任务也要转移。这个决定在以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正式文件中并没有改变，但是由于另一个主要矛盾即阶级矛盾重叠的结果，经济建设这个主要任务执行得不很理想。所以“文革”结束后需要重提，恢复和延续。这一重申、恢复和延续极其重要。如前所述，它把全国全民的精力集中引导到经济建设上面来，一心一意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中国取得历史性世界性的空前进展。
工作转移之后，“发展走硬道路”便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指针。同时出现了举国上下追求GDP增长速度的片面发展倾向。这要求我们进一步转变发展方式，实行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现，其基本方法，来自于毛泽东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思想，将其发扬光大，形成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指导着我国今后的发展。
5、新时期阶级、阶级斗争还继续存在
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工作上来以后，是不是阶级、阶级斗争就变得不重要，或者竟而消失了呢？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也要反对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3]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到文革结束，剥削阶级作为阶级确实早已消灭了，因此当时说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但是，经过改革开放后30年的演变，中国的阶级结构是否起了变化？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是否又已重现，现在光是私营企业主就比1956年私营工商业户就大过许多倍，这个问题应该实事求是地判断。阶级斗争现在虽然不再是国内主要矛盾，但在我国“文革”后的时期阶级斗争事实土长期存在，包括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有时还非常激烈突出，1989年的“六四”事件就是例子。所以说，阶级斗争扩大化和阶级斗争熄灭论，都不可取，这是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讲得非常明白的。邓小平从不否定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他对于改革开放后仍然存在阶级斗争也是持肯定态度的。早在改革之初，他就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扩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4]邓小平讲的阶级斗争限于传统的敌对势力和少数反动分子的破坏活动，但也包括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的反映，即人民内部也有阶级斗争的表现。这是符合毛泽东同志两类矛盾的学说的。
十一届六中全会和邓小平对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论断，为改革开放30年来的历史所证明，是非常正确的。八十年代几次学潮动荡，“六四”风波、西山会议，零八宪章等事件；以及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渗透和蔓延，无一不是各派政治力量的较量，或者是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反映。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对手，有的公开地要换旗易帜，有的以潜移默化的手段妄图达到和平演变的目的。这些惊心动魄的事实，说明阶级斗争就在我们身边。
6、阶级和阶级斗争主要存在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领域，但在经济基础领域也有表现
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不但存在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领域，而且在经济基础中也有表现。30年前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早已消灭了。改革开放后，我们承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发展私营企业。1981年我国重新出现第一个私营企业，到2006年就发展到497．4万户，为1956年私营企业16万户的30余倍。私营资本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无疑有很大的功绩，但它具有两面性，既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面，也有剥削剩余价值的一面。私人资本剥削趋利的本性，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一系列问。这个比建国初期民一族资产阶级还膨胀了几十倍的群体，够不够算一个阶级？“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应当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同时，按其在生产关系中所处地位，这个群体只能归属到资产阶级。现在只讲新的社会阶层，不讲阶级。但阶层分析只能补充而不能代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邓小平虽然不期望这个新资产阶级再出现于中国，但它毕竟出现了，而且有自己的经济诉求（如要求进入垄断性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和政治诉求（如某些人大代表身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提出与共产党分庭抗礼的政治主张）。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问题。
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是否影响到公有制为主体的地位，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讨论。公降私升和私有化的发展趋势，是使我国社会贫富差距扩大不断加剧，官商勾结引致腐败丛生等等的主要原因。基尼系数的提高导致了居民有效消费需求的不足和生产过剩。这个现象是资本积累和贫富分化规律带来的后果，与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即人民需要与落后生产的矛盾所讲的道理也不相符合。
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和经济基础领域的上述种种问题，都与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存在有关。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淡化置之，走向阶级斗争熄灭论。美国原驻苏大使马特洛克在《苏联解体亲历记》一书中，说到前苏联领导人抛弃阶级斗争学说时指出，“须要出现转变，其中最重要的莫如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抛弃了这个观点，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我们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所以在重点抓经济工作，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必须像毛泽东同志教导的，要不忘阶级和阶级斗争。当然同时要正确处理阶级斗争中的两类不同的矛盾，求得人民内部的和谐，团结起来争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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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4年2月27日)人民出版社，第26—27页。
[2].《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9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3].《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第21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82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