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一八○五——一八五九)生活于一个没有根基和充满动荡的世界。自从十六岁阅读启蒙作品遭遇了信仰的颠覆之后,终生寻求确定性而不得,一直被怀疑所困扰,怀疑被他视为人生最大的不幸之一。在他所处的时代,法国在革命和专制的轮回中挣扎,他为自己的民族的自由而奋斗,却最终发现这个民族“激动不已地亲吻枷锁”(一八五三年九月二十三日致皮埃尔·弗里斯隆)。托克维尔喜欢用大海来比喻自己所处的时代:“我们身处一个咆哮的、但没有海岸的海洋;至少,这个海岸是如此遥远、如此陌生,以致我今生、乃至我们的下一代都无法找到它,无法在那里立足。”(一八四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致欧仁·斯托菲尔)。在这样一个“天空不再给予希望、大地不再给予尊严”(贡斯当语)的世界,自我对每个人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托克维尔在二十六岁时就对此有深深的感受:“这个世界上我了解最少的存在莫过于我自己了。我对于我自己不断地成为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一八三一年十月十八日致欧仁·斯托菲尔)这并非一个缺乏自信的年轻人对自己的怀疑,而是延续了一生的挑战。去世前两年,在一八五七年二月二十六日给斯维金娜夫人的信中,他写道:“每当我仔细打量自己时,我找不到一丝的欢乐……我们有理由说,人从来不能自知,人们经常弄不明白那些支配自己的冲动……”在一个承认自我的权利和价值的时代,自我成了最大的问题;而对于一个辩护个体自由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如何面对这个成为问题的自我可能是最大的挑战了。

如果“天空不再给予希望”,上帝从世界中退隐,那么个体将承担自我的命运,这是启蒙运动的应许和民主社会的期待。而等级制社会的瓦解使传统的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不断淡化,个体也获得独立的可能,于是“他们习惯于自视独立,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们的全部命运在他们自己的手中”(《民主在美国》)。然而,托克维尔通过对美国社会深入观察,发现美国人“身处幸福之中而焦虑不安”,焦虑(inquiétude)是美国人的显著的性格特征之一。平等虽然使个体在形式上获得不断改善自己状况的可能,但平等将个体置于和所有人的竞争之中,结果个体不得不忍受可完善性(perfectibilité)和现实的挫败之间的反差,陷入焦虑和嫉妒之中。民主充分暴露了个体的软弱,自我的独立非但不是自由,而往往成为奴役。民主的个体在砸碎了等级制和不平等的枷锁之后,发现他们获得的自由竟可能是新的枷锁。自由,这个现代社会的最高神和罗马人的守门神雅努斯一样还有另外一副面孔。这个现代雅努斯成为《民主在美国》所勾勒的现代人的肖像。

托克维尔对美国人或者民主心灵的深刻揭示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有不同寻常的洞察力。人们常常津津乐道于圣伯夫对托克维尔的评价:他在读书之前就已经开始思考。这一评价并非夸张之辞,然而托克维尔如何去思考?他的思考的资源在哪里呢?他的书信给了我们答案:他的观察和思考资源就是他自己。这一对自我的探究可以追溯到现代性曙光初现时期的蒙田。蒙田很敏锐地认识到现代是个体的时代,那么只要对自己进行剖析,就可以理解人类了。因此他声称他的散文是以自己为材料的,他的自我书写并非是为了像奥古斯丁那样在忏悔中发现自我并否定自我,而是把自我当成研究对象,让自己和别人更了解他本人,也让别人通过他的自我去了解他们自己的自我。托克维尔的书信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蒙田式的散文,他在书信中呈现自我,也让他所处的时代在他的自我当中展露出来。托克维尔热爱写信,所以已经出版的十七卷托克维尔全集中书信占了一半以上。事实上这种对书信以及日记的热爱是十八、十九世纪法国知识界和文学界的某种风尚,这表明这一时期人们拷问自我的迫切。

托克维尔终身被焦虑所困扰。他的焦虑在他看来是无法治愈的“漫长的疾病”,因为焦虑成为他的个人气质的一部分,是他的自我的构成因素。在托克维尔的书信中,我们看到他常常试图向亲人和好友描述这种在他看来无法言传的焦虑。

这个充满焦虑的托克维尔似乎不是我们所熟悉的《民主在美国》和《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作者。那是一个饱含激情而又充满理性的思考者,在他的作品中理性和激情构成了优美的和谐。然而思想当中理性与激情的和谐与生活当中这两者的冲突并不构成矛盾,而是生命的不同层面。并且,对于一个思想者来说,思想也可能成为焦虑的原因。这首先是因为思想本身的艰难,但托克维尔并不隐瞒自己从事思考和写作背后的那些并不那么伟大的动机。在给斯维金娜夫人的信中,托克维尔不惮于从“最难看”的一点来坦白他的焦虑的原因:“您相信这种精神上的不安主要难道不是源于终生激励我的对于成就、影响和声望的激情吗?这一激情有时能促成伟大的事物,但它本身显然并不伟大。这是作家们通常有的一点坏毛病。对此我也像别人一样无法逃避。”(一八五七年二月二十六日致斯维金娜夫人)一八四○年《民主在美国》第二卷的出版并没有像第一卷那样取得成功,托克维尔对评论界的沉默感到沮丧,在给卢瓦耶-科拉尔的信(一八四○年八月十五日致皮埃尔-保罗·卢瓦耶-科拉尔)中表达了对自己作品的价值的怀疑。这并非仅仅像评论者认为的那样说明托克维尔缺乏自信,而是他对于自己不能取得期待的成功而感到失望。托克维尔并没有否定伟大事业背后的个体对不朽和荣耀的追求,他甚至希望民主时代的软弱个体能有这样一种雄心和骄傲,但是他知道这种个体的骄傲本身作为一种自我的私欲本身不是那么崇高的,不是他所推崇的那种忘我的美德。不过,托克维尔并非要对个体的骄傲进行道德审判,而是要指出这种骄傲会因为其挫败成为个体的重负,特别是在一个承认个体的骄傲和尊严的民主时代。

然而,托克维尔的焦虑更多地并非这样一种追求成功而不得所带来的苦恼。他认为他所取得的成就足以让一个有理智的人感到心满意足,但是他自己绝不是这样一个理智的人,因为他要在一个平庸的时代追求伟大,在民主的时代梦想贵族时代的德性。寻求伟大的托克维尔的焦虑不同于追求福利而不得的民主个体的焦虑。《民主在美国》通篇对贵族制和民主制的比较时时浮现出对贵族制的伟大的怀念,虽然他强调民主制远比贵族制公正。他一直被一种追求伟大的激情所支配:“神已赐给我对于伟大行为和伟大美德的天然爱好,然而当这种伟大事物总是在我眼前飘荡、而我却一直无法把握时,我很失望;我的灵魂希望生活于一种理想的创造当中,而我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和时代却与之相去甚远,这令人悲哀。”(一八五七年二月二十六日致斯维金娜夫人)生不逢时而不能像先辈一样在伟大的事业中呈现生命的意义,这是托克维尔的焦虑所在。托克维尔所追求的伟大是一种自由的政治行动,它并非为了谋求利益——他的书信中常常表现出对利益的鄙视,而是彰显一种如其曾外祖父马尔泽尔布所表现出来的自我牺牲的公共精神和刚毅的美德(一八三八年四月二十二日致博蒙)。因此,托克维尔总是把自由和伟大关联起来,自由的意义在于通向伟大。然而,民主时代的人们热爱自由不过是因为自由可以使他们追逐自己的利益,而如果专制能够更好地保证利益,他们宁愿放弃自由。七月王朝时期,法国人特别是资产者滥用自由竞逐私利,而第二帝国时期,法国人为了保护他们的私利而放弃了自由。因此,托克维尔悲痛地看到他和他的时代格格不入。平庸的日常生活令他厌倦和焦虑。只有“重大的事物和崇高的情感”才能让他平静。托克维尔以政治人为自己的理想,致力于在政治上成就大业,因为只有政治行动带来的激情才能平息他的焦虑。然而他不幸生活在一个政治为名利所充斥的时代,他自己的信念和气质与之背道而驰。事实上从政不久,托克维尔就悲哀地发现自己在当时法国的议会政治乃至政治世界中找不到位置(第四十二封信),政治行动中的无力感常常使他陷于一种深深的忧郁和焦虑。不过,让他略感欣慰的是,他一直受到他的选民的支持,选民的忠诚是他在政治的荒漠中的一小块绿洲。他长时间担任家乡地区拉芒什省政务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他一直珍惜这个职位,因为在其中他能够为他的家乡做一些实际的事情。

自从托克维尔十六岁失去信仰之后,他的焦虑就成了存在意义上的问题,因为他的灵魂失去了根基和方向,生命当中缺乏一种根本的确定性。这颗灵魂在世界上上下求索却无法找到安息之处,人世的任何美好事物都不能在根本上满足它。托克维尔对人类存在的种种问题感到忧心,试图去探求人生的奥秘但却总是陷入不确定当中。托克维尔一直试图重建信仰、寻回生命可以立足的确定性根基,对人类生存的问题寻求确定的答案,然而他一直没有成功。在一八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在一切事情上我想追求一种理想,但它总是不断后退。我渴望一种绝对、一种完整,但它们并不存在。”他对信仰有一些抽象的普遍性观念如上帝的存在及其绝对正义、另一个世界的存在及对善恶的赏罚等,但除此之外,他无法形成或接受其他的信念。在人生的根本问题上他不得不承受怀疑的折磨,一直把怀疑视为世界上最让人不能承受的恶之一,年轻时将其置于疾病和死亡之后(一八三一年十月二十二日致夏尔·斯托菲尔),而到了中年则认为它比死亡更糟糕,比疾病更恶劣(一八五○年八月致科塞尔)。面对怀疑,人自身的无能为力彰显无遗:在晚年(一八五八年)给他的哲学家朋友布希泰的信中对人的状况的描述和帕斯卡尔如出一辙:“(人)被赋予足够的光以向他展示他的状况的悲惨,却没有足够的光来改变它。”

托克维尔认为他的焦虑是“所有人的故事”,是现代人的处境。不过,托克维尔并没有因此陷入绝望。大革命之后法国政界频频改朝换代,社会动荡不定,改变立场、转换阵营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以至于在十九世纪的法国,不动摇(l’inflexibilité)、坚定(constance)成为受人钦佩的德性。我们在托克维尔身上可以看到这样的德性,虽然他一直在议会政治中处于边缘,无法进行真正的政治行动,但他始终秉持自己的道德操守。他接受了一度被他视为精神导师的科拉尔的教导,一个人不能指望在政治中发现高贵,而是要通过自己的行动使政治高贵,正如科拉尔所言:“今天议会代表的生活是一种粗俗的生活……别指望在那里找到光荣,应当把光荣带给它。”一八五五年冬天,这时托克维尔早已接受了他在政治上的重大失败而退出政界,他在雪后的贡比涅森林中散步,回首差不多二十五年前他和博蒙在田纳西的森林中散步的情形,对岁月的流逝充满感伤,然而他对自己过去的选择和奋斗并不后悔。在给博蒙的信中写道:“当我回顾这些年之后,我想如果我重新开始这四分之一世纪,我想做的事与我已经做的不会有太多的不同,于是我又感到宽慰。也许我会努力改正细节上的错误,防止一些明显的蠢行,但整体而言,我的思想、我的情感、甚至我的行为,都不会有任何改变。我也清楚地意识到,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我对于人的总体看法很少变化。从中可以看出,托克维尔不仅仅是一个充满焦虑和怀疑的人,也是一个在道德上坚定、忠诚于自己的原则的人。

正如这封给博蒙的信中所体现的,这种忠诚特别体现在友谊当中。和蒙田用旁征博引来为自我做注脚不同,托克维尔直抒胸臆,让自我的沉重、内在的冲突在对朋友的倾诉中完全暴露出来。书信中的自我并非散文、日记和回忆录中的独白式的自我,而是和他人分担、在友谊中敞开的自我。通过书信来表达自我,托克维尔事实上是在借助友谊来面对孤独的自我。

托克维尔理解的友谊首先是一种信任和尊敬的情感,能够体贴和关心彼此的软弱,也能够向对方敞开自己的软弱。对于少年和年轻时的朋友,这一点毋庸置疑。即使后来认识的一些长者,托克维尔也强调,自己对他们的友谊是建立在他们对他的善意和理解以及他对他们尊敬和信任基础上的。其次,如亚里士多德所说,这种友谊是一种品质;这种品质在于理解和接纳对方的“善”或品性,并以自己的善和品性来加以回应,“回报的友爱则包含着选择,而选择出于一种品质”(《尼各马可伦理学》1157b30)。真正的友谊要求相互的回应和责任。托克维尔一直希望“在大社会以外形成一个理想的小城邦,那里居住着我热爱和尊敬的人,我希望在那里生活”(一八三七年八月二十日致皮埃尔-保罗·卢瓦耶-科拉尔)。通过他的书信我们可以领略一下他“理想的小城邦”,那里的少数居民围绕着关于人生、信仰和政治的重要问题在进行严肃的讨论;托克维尔常常和他的朋友们探讨他的作品,和他们分享他写作的动机、意图、构思、困惑和主题等等,倾听他们的批评和意见。在托克维尔那里,思想构成友谊的源泉,而友谊也成为思想的伙伴。

托克维尔以道德和友谊来面对焦虑,但并没有能克服焦虑。这也许是为什么我们无论在他的肖像还是在他的文字当中都能感受到一种忧郁。他没有逃避自己的命运,面对内心的紧张中而坚守对德性和伟大的追求,并不惜承担由这一追求带来的更大的紧张。《民主在美国》的写作也是托克维尔理解和面对其焦虑的一种方式。他通过处理民主时代的人的焦虑来思考自己的焦虑。我们已经提到,他从自己对成功的渴望而感到的焦虑当中深切地体会到现代人关注自我利益和成功而带来的焦虑。此外,现代人沉溺于自我的焦虑而遗忘了对伟大和德性的追求,因此民主时代的平庸和堕落会让追求德性和伟大的人感到焦虑;而现代社会中上帝的不在场让现代人陷于对生命意义的焦虑当中。民主社会最迫切的问题是大多数人沉溺于第一种焦虑当中甚至不会再产生后两种焦虑。因此,托克维尔首先致力于说明第一种焦虑可能导致的平庸、堕落和罪恶等种种危险,而试图借助于通过政治自由和宗教来培育道德和友谊。如果在一个民族实现了宗教精神和自由精神的结合,良好的民情成为政治的基础,公民的友谊成为城邦的纽带,那么这第一种焦虑是可以得以克服至少是被缓解的。而对伟大和对生命意义的焦虑,在托克维尔看来,这仍需要人们在政治、友谊和宗教中去面对。他尤其强调宗教对于现代心灵的意义,虽然他自己始终没有形成坚定的信仰;这并非是一个有某种隐微教导的人提倡一种显白的教导,而是常常对帕斯卡尔感佩不已的托克维尔对人生的感受。不过托克维尔远没有像帕斯卡尔和冉森派那样走向对人性和世界的否定,更没有接受他的助手戈比诺(ArthuerdeGobineau)的宿命论和种族主义,而是相信“如果想要从别人和自己那里获得巨大的力量,我们就不应该蔑视人”(一八三八年四月二十二日致博蒙)。根本上,托克维尔是一个有宗教情怀而敢于直面人生不幸的人文主义者。

谨以此文纪念托克维尔逝世一百五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