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政治经济学发端于现代社会的兴起，16世纪初叶的欧洲诸国，尤其是西班牙、荷兰、英国和法国就孕育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早期形态，时至17、18世纪，重商主义、自由贸易和重农主义等三个典型的早期政治经济学在理论形态上就日渐成熟，其中尤以亚当·斯密等人为代表的苏格兰政治经济学为佼佼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可谓早期现代（earlymodern）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由它真正地塑造出一门现代的政治经济学，此后，政治经济学经过李嘉图、马克思以及诸多19和20世纪经济学大家的发展而进入一个更为广阔和多元纷繁的理论场域。如今，政治经济学的形态，大致有三种：一种是英国的洛克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一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政治经济学，一种是华勒斯坦、安德森等人为代表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三种政治经济学对于我们来说都有重大的相关性，而且它们又都是各自独立的，有些甚至相互对峙。
早期现代的政治经济学包含两个基本层面的内容，一个是构建一个国民财富发生机制的政治与社会的前提性制度框架（尤其是主权国家的宪政框架），另一个是探讨在这个框架之下个人财富与公共财富之间的变量关系以及围绕着国民财富而发生的有关劳动、生产、交换和分配等经济领域的诸多经济关系。上述两个层面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
政治经济学在19世纪达到高度繁荣之后，很快就开始趋于衰落，甚至退出了主流经济学的领域。现代经济学把古典政治经济学做了较为系统性的层次分离，把原先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抛到经济学之外，政治的归政治，不再加以探讨，而集中探讨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并由此分化出诸多理论流派，诸如货币理论、增长理论、企业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劳动力市场理论等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也就是说，现代经济学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第二个层面问题的专属性学科制的分化与扩展。
在晚近以来的经济学界，一种去政治经济学或反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大行其道，这其中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笔者认为，这样一个过程恰恰从另外一个侧面揭示了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使命在西方业已完成，也就是说，西方社会或现代社会随着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制度化构建之完成，早期现代的政治经济学所诉求的有关国民财富的发生机制的政治与社会的制度前提已经确立，因此政治经济学的最根本的使命也就完结了。可以说，基本的政治的外部性问题不再作为一种变量直接纳入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之中了。
但是，现代经济学不再处理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并不等于这个问题不存在，而是把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即经济学的政治性（国家、宪政层面的，非政府政策层面的），作为一个不容置疑的前提或预设而设立了。只不过由于现代经济学的滥觞，原先自明的前提设立，反而在它们的局部扩展中被一步步抽空了，以至于没有谁再提及，就像政治学的利维坦（海上怪兽，比喻国家），大家都把它忘记了，或者说它主动藏匿起来了（有人说它在沉睡），但是，藏匿不等于不存在，一旦需要，它会苏醒，现身，那时将是非常恐惧的。所以，我们如果不理解这个现代经济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微妙而严峻的关系，将会铸成大错。
这也是在反思中国两个30年的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之转换过程的铺垫。否则，谈论中国当今需要怎样的政治经济学，就缺乏大视野。
中国两个30年
从大的方面来说，中国的现代社会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关于中国现代社会与西方现代社会其政治、法律、经济、社会的同构关系，从政治逻辑的层面来看，中国现代社会还处在一个早期现代的发展过程之中，现代政治（宪政国家-自由政体）和现代经济（市民社会-市场经济）都还远没有发育成熟，因此，我们很类似于16～19世纪的西方社会。而且，中国现代社会的发生机制从一开始又是处在费正清所言的刺激-回应的模式之中，与西方那种（相对而言的）自生演进秩序具有发生学的差异。尽管我们是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这150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500年的历程，其中很多关键性的结构性制度并没有建立起来，而这个逻辑是超越不了的。
当然，这个逻辑有中国自身的特殊性，我们不能也无法克隆、照搬西方曾经走过的那一套，但我们也不可能完全忽视或跨过这个历史的峡谷，一步就与西方现时代比肩而立，共同迎接所谓后现代社会。
从某种意义上说，与第一个共和国乃至于清朝新政相比，新中国成立后，是一个多少有些决绝的新时代，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一个新的现代中国的开始，经历了60年，又可以分为两个时段，前30年与后30年。前30年属于一个绝对的革命与创新时代，是一个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发轫、推进乃至破溃的时代；后30年则是一个邓时代，即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进入了一个现代社会的转型阶段，这个时代是一个现代经济学在中国发轫与发展并且面临巨大危机的时代。
西方经历过政治经济学的退却与现代经济学的凸显。从形式上来看，中国的这两个30年，也似乎经历了一个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所具有的意义相比西方来说，却是大不同的，甚至是大相径庭的。首先，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在前30年是一种变异了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最后与之伴随的是国民经济的即将崩溃，而后30年的经济学，则又是一个水土不服的现代经济学，以至于到目前，难以为继。在笔者看来，某种意义上不尽如人意的双重性，从一开始就隐含在其内在逻辑之中了。
西方现代社会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所面临的两个任务都是建设性的，一个是构建一个现代的国家，或者一个宪政国家，一个内政的主权形式下的有限政府及其相关的政治的公共性；另外一个则是在上述的政治公共性的保障前提下的自由市场经济，从而催生出一个蓬勃发展的国民财富的动力机制，由此构建出一个基于国民财富的发展为目标的市民社会。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提供的关于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构造原理，是藏富于民，也就是说，一个现代政治，只有把财富的动力机制交付给作为个人的公民个体，由他们自主追求他们的合法利益和满足他们的需要体系，并通过法律机制限制政府权力，以及一切非法的侵权行为，维护一个有序的宪政秩序与市场秩序，那么，这样才能够培育出一个繁荣的市民社会。法治宪政、产权保护、自由秩序，这些到了现代经济学那里，已经作为一个基本前提，为所有的现代经济理论所接受。
中国前30年的政治经济学，准确地说，是一种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说到底是一种公有制前提下的计划经济学。后30年可以说是随着中国社会转型而开启的一个中国特色的现代经济学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30年校正了前30年的政治经济学的某种重大的偏差，摆脱了政治经济学的路径依赖，搞出了一套新的模式，但是，问题恰恰也出现在这里。因为中国后30年的现代经济学，它引进的只是西方的现代经济学，可是这种现代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前提在中国却是阙如的，也就是说，在中国还没有一个作为共设和前提的现代宪政国家与法治秩序。因此，现代经济学或者说所谓的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在中国所导致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作为其理论证成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难辞其咎。
这里的后30年是一个笼统的说法，更准确地说，是后30年中的后15年。正是在这一段时期里，中国的经济学彻底甩掉了政治包袱，以独立的、由现实的经济增长赋予合理性的姿态，在中国极为广泛地传播开来。经济学逐渐变成“黑板经济学”，而不再思考它与其他因素的互动，变得越来越教条。
由此可见，现代经济学只是西方的现代经济学，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学原理，其有效的半径是受到限制的，它是以西方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能涵盖的领域为前提的。在现代的宪政国家制度没有有效建立起来的地域，这种现代经济学的功能是十分有限的，甚至会导致相反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前苏联解体之后，在相关国家进行的所谓“休克疗法”，即企图通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来塑造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其失败是必然的。因为现代经济学并不具有古典政治经济学那种双重的功能，它只能在一个完备的宪政体制内塑造出一个发达的市场经济，如果没有前一个基础，结果将是不可预期的。
同样，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大多并没有经历过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双重的构建过程，现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于那里的市场秩序的建立、扩展，功能也是有限的。相比之下，我们看到这样一种独特情况，即一些威权国家或地区通过推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产生了某个时段内较为积极的成果，如曾经显赫一时的亚洲四小龙等。这些相对成功的案例，并不能说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有多大的特殊功能，而只是表明这些威权国家和地区，至少在形式上与宪政体制有某些相同之处，大致具备了一些作为现代经济学所必需的政治要素，例如稳定的乃至法治的秩序。
中国的后30年是一个经济改革、社会转型的30年。由于我们既不像前苏联那样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全盘解体，也不像后发国家那种陷入中心与依附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不能自拔，我们搞出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的这一模式，固然成绩卓著，但也问题巨大，在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情况下，经济改革有点单腿独进。经济的问题经济解决，政治的问题政治解决，这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一个平衡的结构，我们现在是到了重提政治经济学的时候了。
揭开经济改革的铁盖子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到了难以为继的现时代，关于经济改革的反思，关于对新自由主义的声讨，乃至对于整个主流经济学家的批判，已经变成了公共话语，对此，我们应该审慎对待。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现代经济学在中国哪些是它们能够做的，哪些是它们做不到的。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这30年在它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第一，它们有效地破除了苏联式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那一套计划经济，把一个西方社会的完备的主流经济学植入到中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改革之中，没有这一派现代经济学的持久努力，我们很难走出政治经济学前30年之窠臼。第二，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是在一个独特而严峻的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条件下进行的，在如此狭仄的空间下，新自由主义努力推进个人产权以及市场经济，力主国退民进、市场秩序等等，致使一个相对的市场经济建立与发展起来，30年的成就可圈可点，不容抹杀。
问题在于，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盲目回避问题，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理论的限度与实践的边界，企图用经济化约政治，用现代经济学取代古典政治经济学。当然，现代经济学家只是一种专业化的经济学家，也大可不必要求他们担当政治经济学家、宪法学家、政治学家所应承担的学科责任。而且，中国社会的一系列问题，诸如权贵资本主义、贫富两极分化、权力寻租、国企垄断，等等，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无力解答的。为了应对上述问题，现代经济学有必要重提政治经济学。
近些年来，这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很多经济学家都讲过，问题是：我们需要的是何种政治经济学？结合中国60年尤其是后30年经济变革的状况，从而选择一条中国未来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道路，不但在理论上是有意义的，而且更具有现实的迫切性。
我们看到，中国有一部分人士完全接受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范式，认为中国已经全面进入到一个全球资本主义的铁幕之中，中国的问题是如何打破全球资本主义垄断对于中国人民的物质与精神上的奴役，从而获得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彻底解放。
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当前的经济体制还远没有摆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约束，甚至在新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形势下，这种政治经济学又以某种新面目出现。例如，政治国家对于国民经济命脉的全面掌控，国有企业的强势垄断。30年来，这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没有变化，我们根本性的经济制度还依然是60年没有改变的这一套。当然，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周边地带还是让渡出了一个市场经济的空间，但是，宪政国家的政治性并没有出现，于是一个巨大的政治权力与市场经济勾结的黑洞出现了，这才是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所在。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那里，政治与经济则是携手共进的，一个完善的自由市场经济必须依赖一个宪政国家，一个现代的宪政国家必然会约束权力的专横而培育出一个自由的工商社会。这两个部分的协调发展为西方现代社会的早期发育和后续发展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所以才有西方国家500年的政治繁荣和经济强大，使得他们在现代世界的舞台中占有主导性的地位，才产生了新老帝国主义。
对于我们中国来说，为什么要重提政治经济学问题，就是要解决中国当前面临的严峻问题，只有回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双层构建之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为经济发展提供政治经济学的制度前提，揭开经济改革的铁盖子，才能走出目前的经济困局。如果我们能够审慎而又稳定地走好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步，补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制度前提，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还是非常可观的。
当然，历史是不能重演的。这里强调的是一个内在的政治逻辑，这个逻辑可以为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政治经济学构建所分享，而普遍性里也有特殊性。实际上，古典政治经济学也有对外的一面，那就是国际政治经济学，洛克、亚当·斯密都有一套主动构建世界秩序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但这个方面是根基于内政的政治经济学之上的。要立足于世界，关键还是把内政搞好，这个重心偏于宪政建设的政治经济学，才是我们当前真正需要的政治经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