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9月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9月15日至18日将在北京召开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研究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问题。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每五年一届中央委员会都有一次全会专议党建：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

对本次四中全会，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教授的期望是“能高举党自身改革的旗帜”，他认为，执政6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自身建设，带着特有的革命党传统，向执政党的转型过程仍任重道远。在“带有危机性质的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尤其是党内民主建设，需要加速推进。

转型仍任重道远

《瞭望》（记者汤耀国 冯晨）：自党的十二大以来，每届都有一次全会专门以党建为议题，此次四中全会亦如是，执政党如此重视自身建设有何历史传统与现实需要?

王长江：党的十一大以后每五年开一次党代会，中央全会大致一年一次。全会是研究重大问题的，党建是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并列的重大问题之一。作为唯一的执政党，自身搞得如何，对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意义重大。惯例多由四中全会来研究这一问题，表明我们党在推进改革的过程当中始终重视自身建设问题。

《瞭望》：与当今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数执政党不一样，中国共产党是从搞革命起家，获得政权并长期执政的。于是有其特殊的问题：需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为什么直到执政53年后的2002年十六大才正式提出这一转变?(十六大报告提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此前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以及实际的转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到目前，这一转型的“进度”如何?

王长江：政党政治是现代民主政治采用的最为普遍的形式，比较好地体现出民众和公共权力的互动。许多国家的党是在现代民主政治运作当中出现的，但中国共产党不是这样，是在专制制度下产生的，利用政党组织民众与专制制度对抗，夺取政权，是革命党。但是一旦掌握政权，这个政党就要回归到连接民众和公共权力的本位上，这就存在一个转变。

在很多人看来，只要掌握权力，就自然成了执政党，有什么好转变的?其实并不尽然。革命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关于党自身建设的思想、思路，包括党的目标、指导思想、性质、任务等等一套东西，对于取得政权非常有用，不过它只是在革命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经验总结，掌握权力成为执政党后，情况就变了，方向、任务、目标、职责都不同。但是，由于过去的经验依赖，很多人仍无意识地照搬革命党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在改革开放后，我们逐渐领悟到这一点，十六大报告上就提出了党的历史方位的转变，这是有极大意义的，表明我们已经认识到必须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必须有一套执政党建设的理论来作为支撑，才能保证我们党长期更好地执政。

但是，认识到了这个转变并不意味着实现了这个转变，那是两码事。有很多方面我们仍处于转变过程当中，一些思想、体制、架构、手段都还停留在革命党建设时期，要完成转变还任重而道远。

《瞭望》：在执政的不同阶段，面临的挑战、风险及应对方式又有何不同?

王长江：计划经济时期，党和政府无所不能、无所不包，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权力过度集中，失去人民的控制和监督，失去约束，和人民的隔阂越来越深。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这篇重要历史文献中分析过这个问题。当时强调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实际上却脱离群众。计划经济体制必然导致这样一个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经济就要刺激人的积极性，只要把人对利益的追求作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那么就会自然过渡到市场经济。一旦搞市场经济，我们就发现了党面临的新问题和危机。因为我们建立的那套东西基本适应革命和搞计划经济，在新时期，我们不能管得事无巨细，这就需要对权力进行调整。这种情况下，党应该摆在什么位置就值得深入研究了。

带有危机性质的新形势

《瞭望》：此次四中全会要研究“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问题，“新形势”主要是指什么?该如何应对?

王长江：这是一种许多矛盾、问题格外突出的形势，比如金融危机、群体性事件、民族问题等，都迫切需要执政党去解决。所以在我看来，现在可以说是一种带有危机性质的新形势。

应对之举是深化改革。问题的解决之道有两种，一种是集中权力的办法，一种是民主的办法。长期形成的体制机制使我们遇到问题时往往倾向于采用集中权力的办法，我认为，集中权力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民主的办法才是治本之道。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在一些人看来意味着暴露出西方政治体制的问题，进而得出结论：我们的体制中尚未改革的那部分使我们在这次危机中处于主动地位，甚至认为我国现行政治体制就这样挺好，挺优越，无需改革。这种政治改革的“麻木症”值得警惕。

政治体制改革不但不应弱化，而且越来越从各个方面(而不是个别方面)和在更深的层次上(而不是表面上)证明着其迫切性。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清醒的。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不是一劳永逸，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把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准确、充分地表达出来了。

用民众认同感巩固执政地位

《瞭望》：除十六大提出的两大转变外，似乎还可归纳出其他一些次要一点的转变，比如，一个长期擅长领导政治活动的党来领导经济发展，要求、方式有何不同?

王长江：过去我们党是什么都管，把经济也纳入到政治范围内，用下命令、搞运动的方式来管理，后来发现不行。经济要活起来，就必须给它一定的空间自由发展，这个过程中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肯定要发生一些变化。经济活动有其自身的规律，得让这个规律发挥自身作用，然后利用这个规律，限制各种消极因素。

《瞭望》：一个长期擅长动员民众的党，现在要协调已经分化为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的民众，需要哪些改变?

王长江：政治动员是我们党的一个长处，在特殊时期或用来解决一些特殊问题是完全可以的，但是用来执政，就是一种粗放的、缺乏效率的执政，往往意味着更大的执政风险。现实中不少做法仍带有很深的“运动”痕迹，一些地方和部门遇到问题，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回到“运动”的思维方式上去。社会前进有其自身规则，我们只能顺势行动，而不能一次次造大声势。“运动式思维”应当摒弃。

一个党如何代表不同群体的利益，这个问题已有了新的时代背景。在民众和公共权力的互动中，有巨量的信息流，在以前，政党就是处理信息流的主要渠道，但现在其他渠道越来越发达，比如社会组织、媒体，尤其是网络。所以我认为，在多元发展的趋势下，在现行体制框架下，通过改革来实现更好的信息沟通是存在空间的。

《瞭望》：还如，从“替人民当家作主”到“让人民自己当家作主”，面对这一变化，如何化解关于党的执政地位的疑虑?

王长江：共产党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工具，它的目标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这一点上不存在任何问题。之所以会产生矛盾，就在于理论上我们讲人民当家作主，但以前设计的一套体制实际上却是代替人民当家作主，在计划经济时代体现得尤为明显。

人民当家作主，对领导干部的权力的确会有一定的削弱，但权力的削弱并不是党的领导力的削弱。领导不是靠行政权，而是靠自身的吸引力，靠人民群众自觉认同。取得政权之前的革命时期，正是这种吸引力使我们党具有很强的领导力。而执政后最大的毛病就是离开了行政权往往就不会领导，这也是过去一切重大弊端、一切挫折的根源。

改革本身是权力的重新分配，这并不是要削弱党的执政地位，而是要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因为它有利于拉近党和人民的关系，有利于增强人民对党的认同，有利于增强政治合法性。

党内民主加速度

《瞭望》：以前社会民主和人大、政府层面的民主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比较活跃，尤其是以村民自治、乡镇选举为代表的基层民主，而这几年一再强调要以扩大党内民主示范、带动、促进人民民主，是不是意味着党内民主要加快速度、先跑到前面去?

王长江：提以党内民主促进人民民主，是因为我们意识到了，由于人民民主不断向前推进，党内民主具有紧迫性，否则就要落后于时代了。所以党内民主发展要更快一些，带动人民民主。民主有很多操作技术需要规范，而党是有组织的，组织内好控制，可以找到一些办法进行规范，然后可以推广到全社会。但是这并不是说要让社会民主发展停下来等着，而是在社会民主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加快党内民主发展，给社会民主作榜样。

《瞭望》：从不同的权力运行环节来看，您对党内民主的进展有何评价?

王长江：授权、决策、执行、监督各环节的民主都有一定的推进，但相对而言，在决策、执行和民主监督等方面，步子要快一点，而在授权环节的民主上，似乎有点慢。而授权环节的民主正是整个民主推进的关键。要加强授权民主，就必须实行有竞争的选举，没有竞争，选举就会流于形式。

不能用选举否定党管干部的原则，这里面有一个观念的转变问题。党管干部管得是否科学、有效，说到底，就在于能不能既保持党对整个干部选择过程的有效控制，又不使公众的选择权失去意义，而不在于为了控制而架空公众的选择权。

《瞭望》：近几年，“协商民主”被认为是中国民主特色之一，您认为其在中国政治框架中的地位如何?

王长江：协商民主是民主当中的一个环节，它和授权民主、选举民主相比还是次要的，它取决于授权民主和选举民主。否则可以说，一个纳谏的皇帝也是民主的。

《瞭望》：从近年党内民主的不同“级别”来看，在中央，有政治局向全会定期报告工作的垂范，在市县，有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在基层，有公推直选……是不是意味着上下联动还是有所侧重?

王长江：地方的很多探索都是针对问题、为化解危机而进行，对这种探索创新要鼓励，给予空间，降低风险。实实在在鼓励探索创新，上下互动是最好的方式。现行体制已形成了一些党内既得利益，最主要的问题在处于中间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既不需要从全党考虑，也不需要直接面对老百姓，改革的动力最弱，必须上下一齐施压，迫使其改变。

期望高举党自身改革的旗帜

《瞭望》：过去讲党的建设，一般指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近年也经常在党的建设中“单列”出来，事实上也推出了不少制度、文件，但您曾指出它们其实多属“制度要素”，并呼吁要从制度要素的建设转向制度体系的建设，那么，您心目中比较理想的制度体系是什么样子?

王长江：按照一种对下负责与对上负责相结合、以对下负责为主的逻辑线索来进行制度建设。以之为主线，其他的将迎刃而解。

《瞭望》：包括您在内的学者经常会讲“政党现代化”，其本质是什么?有何具体标准?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程度如何?

王长江：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党自身也要实现现代化，根据现代化的需要来确定自己的理念、思想，调整自己的组织、结构、机制、体制、方向、目标乃至手段，这是一个根据现实需要不断调整的过程。总的来说，我们党的现代化是跟得上现实的现代化的，但是在有些方面有些滞后，所以需要改变甚至是加快改变。

《瞭望》：您是从世界政党比较研究开始学术生涯的，日前，执政日本半个多世纪的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失败下野，您认为从中可得出什么教训或启示?

王长江：自民党失败，也可以说是没有从一个传统的政党转向一个现代的政党，缺乏党内民主。这是它的要害。自民党的组织是一种带有很浓厚封建色彩的“门阀制度”，家族势力坐大，派系竞争激烈，利益格局调整难。

在这里面我们需要接受的教训之一，就是我们如何适应老百姓对执政党新的、更高的要求、新的期待，一方面继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另外一方面，怎么把自身建设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四中全会又把党的建设问题作为一个非常重要问题的根本原因。

《瞭望》：最后一个问题，您对此次四中全会的历史作用有何期待?

王长江：希望能高举党自身改革的旗帜。这只是我的期待，因为在现实运作中，这是一个各种利益实体相互博弈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