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对分析哲学在我国的研究现状及其与我们的哲学研究工作之间的关系做出全面分析。全文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对分析哲学在我国的传播和研究工作进行深入反省，特别指出我们在对分析哲学的理解上出现的偏差以及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第二，对我国分析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做出深入分析，特别表明我们在与国际哲学的交流与对话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指出我们的研究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三，重点分析这种哲学对中国传统哲学研究和当代哲学发展具有的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强调分析哲学对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也是我们从事分析哲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关键词：分析哲学 逻辑分析 中国哲学
江怡，男，1961年生，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
分析哲学是20世纪西方哲学中的一个主要思潮，它几乎占据了当代西方哲学（特别是英美哲学）整整一个世纪。这种哲学宣称可以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解决传统的哲学问题，并倡导通过分析手段研究一切哲学问题。20世纪上半叶，当分析哲学在西方出现的时间还不长，它就被介绍到了中国。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演变，分析哲学在西方已经呈现出逐渐分化的趋势，并进入了所谓的“后分析哲学”时代。而在我国，由于社会政治和历史文化的原因，对分析哲学的传播和研究经历了艰难坎坷的过程，迄今为止才开始认识到这种哲学的价值。[1]
一、分析哲学在中国的传播
回顾分析哲学传入中国的近百年历史，我们会强烈地感到，分析哲学在中国的历史，实际上就是西方哲学思维方式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相互碰撞又相互交融的历史。按时间顺序，这种碰撞交融大体上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的20-30年代在“科学与玄学”论战中的初次交锋；第二个时期是20世纪的50-70年代中国政治文化对包括分析哲学在内的整个西方哲学的“绝对胜利”；第三个时期是从80年代开始到20世纪末分析哲学的重新引入及其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对话与交融。在这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分析哲学始终都处于被动的地位，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当代哲学的严峻挑战；而中国哲学在与分析哲学的碰撞摩擦中也逐渐改变和调整自己的文化心态，并以自己的特有方式消纳分析哲学所体现的西方哲学的科学方法和理性精神。
自分析哲学开始传入之日起，它就面临着中国传统哲学的挑战。1920年罗素访华开始了分析哲学在中国的正式引入，罗素的一些著作如《心的分析》、《物的分析》、《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哲学问题》等被先后翻译出版。在“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中，罗素的逻辑思想以及同样属于经验主义传统的詹姆士、杜威的实用主义被丁文江、胡适、吴稚晖等人作为反对玄学的重要武器，而张君劢、张东荪、林宰平等人则以东方哲学的伦理精神和思辨特色反对用西方的科学式哲学思想解释中国的哲学文化。这是分析哲学与中国哲学的首次交锋，首战的结果则是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以其天时地利而告捷。所谓“天时”，是因玄学一方对西方哲学同样有着相当的理解，因而可以正确地指出分析哲学所存在的问题。例如张东荪就明确地写道，英美分析哲学的“所谓分析，其结果却只变为言语的分析，换言之，即分析语言中所含的意义。……其实自我看来，这依然不是哲学所独有的方法。因为无论哪一种学都须得用分析法，先把概念弄清楚了。所以拿分析来概括一切哲学，这是不够的”。[2] 暂且不论分析哲学是否真的是用分析来概括一切哲学，但就过分强调分析的作用这一点来说，张东荪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再说“地利”，这就直接关系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在人们的思维方式上所构成的机制，即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更为相信和依赖经验归纳的结果，相信心理学所提供的感觉材料，而不是逻辑的推理和分析的结论。其实，即使是胡适和金岳霖这样的哲学家，他们在宣传西方科学精神和逻辑方法时，同样没有忘记从中国文化的特定条件出发，用中国人所能理解的方式解说他们的哲学思想。当然，以中国人所能接受的方式阐述自己的哲学，并不意味着赞同这种方式，更不表示这种方式的正确性。但在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中，分析哲学的结局，或者说是西方科学式哲学的结局，并不是被中国传统哲学所消解，而是以一种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方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立住了脚跟。因为经过初次交锋，坚持中国传统哲学与提倡分析哲学的双方哲学家都认识到，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取代或消解对方，唯一的方式应当是和平共处，共同发展。正是在这样一种宽容的学术氛围中，我国对分析哲学的引入和研究不但没有因当时的战争环境而停滞，相反得到了很大的推进。例如，1927年，张申府翻译出版了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题为《名理论》，这是原著的英德对照版出版后第一次被译为其他文字出版。到了40年代，洪谦对维也纳学派的介绍和分析、金岳霖对罗素哲学的批判和对逻辑分析技术的运用等等，对分析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50-70年代末，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我国学术界对分析哲学基本上采取了阶级批判的态度，把它作为现代资产阶级腐朽哲学和反动思潮的代表加以抛弃。由于这种外在的政治压力，我们对分析哲学的介绍基本上就停顿下来，更谈不上有真正的学术研究工作。即使像洪谦、金岳霖这样的老一辈哲学家也只能是从事少量的翻译工作，或者按照阶级斗争的原则编写一些哲学史教材等。不过，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除了这种表面上的政治需求之外，分析哲学以及整个当代西方哲学在中国所遭受的这种命运还有着更深层次的文化原因。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整个哲学发展史都看作是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的历史以及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所有这些都使得对分析哲学的批判有了貌似合理的根据。尽管我们现在对这些政治观点和理论早已不屑一顾，但它们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指导性纲领，却有着深层的社会文化根源。[3] 同时，哲学的意识形态化也使得哲学丧失了自身的理论特征和独立思考的本性。
从80年代开始，政治上的改革开放带来了西方思想文化思潮的重新引入，分析哲学也重新引起我国思想界和学术界的重视，分析哲学在我国的传播和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分析哲学的基本特征，如科学的分析方法、理性的科学态度、自由的批判精神等，都对当时正处于拨乱反正的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在广大的青年学生乃至整个社会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分析哲学所倡导的科学实证精神和勇于怀疑态度，使得这种哲学一时成为学界讨论的时髦话题，分析哲学家的论著也成为大学生们争相阅读的当代西方哲学中的热门读物。同时，我国的哲学工作者也在介绍和研究分析哲学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出版了不少关于分析哲学的论著，发表了上百篇关于分析哲学的论文。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哲学界对分析哲学的研究取得了更为重要的成果。对分析哲学的介绍更为全面，除了我们所熟知的罗素哲学和维也纳学派之外，还有早期的弗雷格哲学和二战之后涌现的英美分析哲学家，如斯特劳森、达米特、蒯因、普特南、戴维森等，并注意随时跟踪研究分析哲学的最新发展，还翻译出版了分析哲学家的一些重要著作。
客观地说，我们在新时期对分析哲学的传播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远远超出了以前所有成果的总和。由于我们与西方哲学之间有过长时间的隔绝，因而我们在短时间内的研究工作还只是带有补课的性质，争取尽快缩小我们与西方哲学发展之间的距离。经过20多年的努力，应当说，这种时间上的差距正在缩小或已经部分地缩小了，我们研究工作开始能够比较及时地向国内学术界反映英美分析哲学发展的最新动向，并逐步开展与国外学者的对等交流。
当然，与西方分析哲学的发展历史相比，我们对分析哲学的研究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而这些问题又直接影响了分析哲学在我国的传播，影响着分析哲学在我国学术界以及文化生活中的形象。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们还没有完全摆脱以往那种化繁为简、分门别类的思路，喜欢把某个哲学家的思想首先划归到某个已有的思潮或主义，然后按照这种思潮或主义的思路去解释哲学家的思想，结果我们看到的都是属于这个思潮那个主义的哲学家，而不是具有独创性的思想家。例如，对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我们就很难定位：他究竟是属于分析哲学还是属于欧洲大陆哲学？从不同的哲学观点看，这两种选择似乎都有道理，但哲学史的常识又告诉我们，在这两种哲学传统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鸿沟。出现这种矛盾的原因就在于，我们首先是把他放到分析哲学的或欧洲大陆哲学的阵营中，然后按照这种哲学阵营的基本思路去理解和解释他的思想。其结果，自然无法理解他的思想中所包含的不同于主流文化的“奇特主张”。同样，我们在对普特南的思想研究中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普特南的思想从20世纪70年代闻名于世起就不断地发生变化。虽然他大量地讨论并在许多场合主张科学实在论立场，但他对这种实在论的批判同样是他思想中的重要内容。这就使我们很难始终把他的思想看作属于科学实在论，而且事实上，进入90年代之后，他的思想开始又转向反实在论。而我们的研究却往往简单地抓住他的实在论，认为他的思想变化不过是对他的“内在实在论”的修正而已。
出现上述简单化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缺乏对哲学家思想的全面理解，研究工作不是从学术出发，而是为了某种现实的需要，出于某种外在的压力。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直接导致了研究工作的随意性，缺乏科学严谨的论证说明。要避免研究中的简单化倾向，关键一点是从哲学家本人的思想出发，通过阅读哲学家原著把握他们的思想，而不是根据自己的需要从哲学家原著中寻找相关的说法或论证。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从事研究工作不能像完成时事任务那样追求时效性和功利性，而应当从所要讨论的问题出发，分析问题所讨论概念的理论意义，深挖问题的历史渊源，通过推理论证阐发作者的观点。
第二， 我们的研究工作还缺乏严格的逻辑论证，没有充分认识到逻辑分析技术对分析哲学的关键作用。石里克早在维也纳学派创建之初就明确表示，没有现代逻辑的建立就没有现代哲学中的革命，没有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对逻辑分析的运用，也就没有现代的分析哲学。当代西方分析哲学完全是在现代逻辑的熏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也是现代逻辑技术在运用在哲学领域中的重要成果。但我们的研究似乎并没有完全意识到现代逻辑对分析哲学的这种重要性，从大量的论著中看到的还只是对分析哲学家们思想的简单介绍，少有对哲学家们所提出问题的概念分析和逻辑论证。同时，由于缺乏对现代逻辑的了解，因而我们在解释分析哲学家思想时就出现了一些误解，甚至是常识性的笑话。这显然不利于我们的研究工作，更不利于分析哲学思想在我国学术界的传播。
例如，弗雷格运用数学函数的分析，提出概念和对象是属于不同的函数范畴：由于概念与真值相关，因而一个对象就被看作处于一个概念之下。在这里，概念是一个其值总为真值的函数。弗雷格对概念的分析完全不同于传统的看法，因为根据传统观点，概念是客观事物在人们在头脑中抽象概括的反映，而且总是由语词表达的，所以把握概念的方法就是认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但在弗雷格看来，概念作为一个函数必须与句子的真值联系起来，不能单独分析概念意义。弗雷格的思想包含了两个重要方面：一方面是他所提出的“语境原则”，即“必须在句子的语境中而不是个别地研究语词的意谓”，这个原则是整个分析哲学的一块奠基石；另一方面是必须从数学和逻辑的角度考虑问题，把研究范围限定在形式分析中。这两个方面正是体现了分析哲学的基本方向。由于我们对逻辑分析技术的欠缺，因而在解释弗雷格的这个思想时往往把它理解为混淆了概念与对象，以主观概念解释客观对象，最后再扣上一个“主观唯心主义”的帽子。这不但曲解了弗雷格的思想，而且表现出我们对分析哲学的无知。
分析哲学家对逻辑技术和哲学论证重要性的强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逻辑技术的应用，即充分认识到逻辑技术和方法对研究工作的基础性作用，强调在研究工作中建立和遵守共同的学术规范；另一方面，则是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遵守理性原则，强调分析论证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思想论述中坚持慎密的推理和细致的分析。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研究工作在这两个方面都表现出严重的不足，而且有各自走向不同极端的倾向，即一方面，对逻辑技术的研究越来越精细化、专业化，使得即使是哲学家也都很难理解和掌握，恰恰缺乏可以为一般研究者所能接受的对现代逻辑的一般介绍和透彻分析；另一方面，更为严重的是，我们的哲学研究工作缺乏对推理论证的重视和运用，我们的论著中大量充斥着对哲学家观点的客观描述和直言判断，没有从逻辑的或语言的层面上对这些观点本身做出深入的分析和推理。究其原因，除了学术上的华而不实和懒惰作风之外，主要是由于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本身以及整个研究过程和背景缺乏足够的了解，因而无法对研究对象展开深入的分析和严密的推理，也就提不出可以使自己的观点得以立足的有力论证。
第三，由于逻辑技术上的先天不足，因而我们在分析哲学家思想时往往倾向于避重就轻，不去研究那些包含逻辑论证的部分，而是尽量选择哲学家的分析结果或结论性部分，试图以此作为哲学家的代表思想。然而，事实上，恰恰是那些逻辑的论证表达了哲学家们的重要思想。自亚里士多德以来，逻辑论证就一直是西方哲学的精髓，哲学家们有创建性的思想往往不是在于他们的结论，而是存在于他们对这个结论的推理之中。无论是传统的经验主义者或理性主义者，还是当代的英美哲学家或欧洲大陆哲学家，他们对自己思想的阐发都是通过具体的论证展开的：从概念分析入手，提出自己的理论前提，然后根据这些前提展开自己的推理。当然，传统哲学中的推理过程依据的主要是亚里士多德的古典逻辑，而现代逻辑为当代哲学家提供了有力武器，据此发现了传统哲学论证中的缺陷，在修正这些缺陷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当代哲学的理论构架。
我们知道，清晰的观念是哲学论著的灵魂，而要展现这种清晰的观念，靠的是完整的推理论证。在论证的过程中，我们主要使用分析的手段，对表达观念的某个或某些概念及其构成的命题做出细致的剖析，指出它们的特征及其与其他观念或概念与命题之间的的关系等。可以说，论证的过程就是分析的过程。当然，哲学的论证并不排除综合概括的作用。但这里要指出的是，其一，综合的方法主要用于经验科学，而哲学则是不同于经验科学的理性思维活动。这涉及到对哲学性质的看法，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其二，我国目前的哲学研究中并不缺少概括和综合，相反，过多的概括性结论和综合性描述占据了我们的研究成果，而缺乏的恰恰是对研究对象的细致分析和对自身观念的严格论证。当然，哲学上的论证不同于逻辑的或数学的证明，它的意义并不在于形式上的推理或公式间的演算，而是要求观念上的独创性和概念的可接受性，也就是思想的深刻性。我们不需要对所有的哲学概念都进行一番形式化工作，也不希望所有的哲学观念都用逻辑符号来表示。我们要求的是，论证中表达的观念或概念能够为其他研究者或为自身所在的共同体所理解或接受，研究者之间使用共同的可交流的语言，对研究对象的分析论证建立在遵守学术规则的基础之上。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工作还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距。
二、分析哲学在中国的研究
当然，分析哲学在我国的传播是伴随着我们的研究工作展开的，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我们不仅对分析哲学做了大量的介绍性工作，而且对分析哲学本身也做了深入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和观点，形成了自己的理论特色。这些理论观点主要有：强调和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对维也纳学派做出了重新评价；科学哲学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在语言哲学研究中取得了很大成果。[4] 此外，我们对分析哲学的研究已不限于简单地介绍哲学家们的思想，开始注重对这些思想之间理论联系的分析以及对他们所提出问题的历史考察，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
对我国的分析哲学研究更为有意义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步开展了与国外哲学界的交往和交流，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与西方哲学界以及哲学家建立了友好的学术联系，并开始在国内举办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如1992年召开的“科学哲学中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国际研讨会、1994年召开的“洪谦与维也纳学派”国际研讨会以及已经举办12年的中英澳暑期哲学学院。特别是以中英澳暑期哲学学院为主导，每年邀请3-5名西方哲学家来华讲学和进行学术交流，并以此为我国培养了近500人（次）的中青年西方哲学（特别是在分析哲学领域的）研究者。同时，我们还以各种方式邀请了诸如普特南、罗蒂、斯特劳森、塞尔等当代西方重要的分析哲学家来华访问，直接推动了我国的分析哲学与西方分析哲学的同步交流。
应当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对外交流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这主要体现在：其一，在对外开放政策的支持下，打开了对外交流的主渠道，建立了与西方哲学界的正常交往。在近20年的对外交往中，当代西方重要哲学家大都是通过这种主渠道被邀请访华的，同时，通过与西方国家哲学界的学术交流协议，邀请了许多目前在西方哲学领域非常活跃的哲学家。这些哲学家的来访不仅为我国的哲学界带来了分析哲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且直接促进了我国的研究工作，特别是推动了我们的研究工作朝着规范化、学术化和科学化的方向发展。例如，在中英澳暑期哲学学院的推动下，由我国学者参加撰写和翻译并经过以斯特劳森为首的英国哲学家们的审阅、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就是这种对外交流的直接成果，它为我国哲学界准确把握当代西方哲学的基本概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其二，我国学者多次参加各种层次的国际哲学论坛，直接与西方哲学家展开对话和交流，在国际哲学舞台上出现了中国哲学家的声音，这为我国的分析哲学研究走向世界提供了机会。例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曾多次参加世界哲学大会、国际维特根斯坦哲学研讨会以及“逻辑、科学与方法论”国际会议等，并在大会上做专题报告和发言，阐发了我国学者在分析哲学领域中的主要观点。同时，我们的研究成果也开始在西方世界发表，正在逐渐引起西方哲学界的关注。例如，1992年在北京举行的“科学哲学中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由著名的荷兰克鲁威尔学术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我国学者的论文占全书的三分之一以上；此外，我国学者也在西方著名的分析哲学杂志上发表论文，阐发自己对分析哲学中某些问题或哲学家思想的观点，如洪谦先生1981年在《第五届国际维特根斯坦研讨会论文集》中发表的“维特根斯坦与石里克”、1985年在《综合》杂志上发表的“论确证”、1989年在《理性》杂志上发表的“石里克：相互关联的哲学问题”等。
其三，我国学者与西方哲学家之间展开了各种形式的对话和交流，特别是随着国际互联网的广泛使用，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西方哲学发展的最新动态，与西方哲学家进行直接的实时交流。这种交流完全缩小了我们与西方哲学家的时空距离，可以有条件地与西方哲学家展开对话，使我们的研究工作与西方分析哲学的发展同步进行。这样，我们可以不用追随西方哲学家的研究足迹，像过去那样不得不对他们的思想做简单的转达式介绍，而是对西方分析哲学中的某些重要问题与哲学家们进行讨论，在讨论和对话中了解西方哲学家的思想并推进我们的研究工作。例如，心智哲学（philosophy of mind）是当前英美分析哲学发展的主流倾向，通过互联网我们对这种哲学有了相当的了解，并已经与西方哲学家展开了对话；同时，我们的学者通过出访，在英美等国与哲学家们直接交流，也是获得这方面信息的重要渠道。
当然，与西方分析哲学的发展相比，我们的对外交流工作无疑还有很大的差距，在国际哲学舞台上还很难看到来自中国的哲学家的身影，听到中国哲学家的声音。仔细分析各中原因，主要有这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的语言表达还没有熟练到像使用母语的程度，因而我们在与西方哲学家的对话过程中总是存在这样那样的理解困难，这就限制了我们对问题讨论的深入，也很难使西方哲学家真正理解我们的观点。另一方面，我们缺乏逻辑技术的训练，在与西方哲学家的交流过程中往往难以准确把握他们的思想表达，也就直接影响了我们与他们之间的相互沟通。不过，形成这些原因的内在根源是我们的研究者从内到外都缺乏完善的研究条件：从内部来看，研究者们很难静下心来认真学习钻研外语和现代逻辑，即使是博士毕业也很难达到在外语上的熟练对话程度，更不用说在大学中难以接触到的现代逻辑了；从外部来说，现实的社会环境也迫使研究者们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生存的问题，这样就会把研究工作完全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从而使研究者失去了静心钻研的动力。因为我们知道，在西方，哲学自古以来都被看作是属于闲暇阶层独有的闲情逸致，因此，在哲学家那里，哲学从来就不是用于谋生的手段；虽然他们也靠著述而获得微薄的报酬，但他们并没有真正把这种著述看作一种职业要求，而是看作传达他们思想观念的手段，那些微薄的报酬也只是一种副产品而已。从哲学史上我们就会看到，没有一个完全靠出卖自己的哲学著述为生的哲学家，即使像斯宾诺莎、费尔巴哈那样在生活上贫困潦倒的哲学家，也没有把出卖哲学作为换取自己生活条件的手段。可以说，正是由于研究工作的这种非功利性，才使得哲学家们能够超越生存要求而钟情于自己所喜爱的事业。
应当承认，我们的现实生活还不足以使我们“超凡脱俗”，“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尽管如此，但我们仍然可以说，如果没有对哲学事业的献身精神，没有对所研究问题的深刻思想，那么，即使具备了优越的客观条件，也不会产生有价值的成就，也就更谈不上在国际哲学舞台上表达自己的思想了。而恰恰就在这样的献身精神和深刻思想方面，明显地暴露出我们的差距。
三、分析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意义
我在“实证主义在我国当代哲学中的命运”一文中曾分析了这种哲学在我国当代哲学中未能立足的主要原因，从反面揭示了逻辑分析对我国哲学的重要作用。[5] 我们的研究者也都非常清楚，逻辑分析是当代西方分析哲学的重要手段和主要特征。但对是否可以和如何才能把这种分析手段运用到我国当代哲学的研究中，不同的哲学家却有着不同的看法。在1989年于香港举行的“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研讨会”、1999年于昆明举行的第一届、2000年于苏州举行的第二届“分析哲学与中国哲学”研讨会上，来自祖国大陆和港澳台的哲学家们就分析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意义问题展开了广泛和深入的讨论。
首先，研究者们对于用分析哲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的必要性提出了不同看法。分析哲学的主要特征是运用逻辑分析技术对概念和命题的意义进行澄清，并通过对语言的意义分析达到对世界和人类思维的科学认识。应当说，大多数研究者都强调了分析哲学方法的重要性，但关于是否需要把它运用到中国哲学研究中却产生了分歧。其次，研究者们还探讨了用分析哲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的可能性问题。再次，研究者们对于用分析哲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的途径也提出了不同看法。[6]
应当说，大多数研究者都承认分析哲学方法对中国哲学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研究者们也清楚地认识到，分析的方法并不是一种拷问和批判别人的武器，而是可以与其他哲学方法和风格融合在一起的一种方法。而且，在中国哲学研究中运用分析的方法，关键是要理解中国哲学自身的内涵和价值。分析哲学方法在中国哲学中的运用，一方面要看到，分析的方法只是一种方法和工具，而不是用分析哲学取代当代中国哲学；另一方面还要意识到，中国哲学中无法逻辑化的东西并不意味着没有意义，而且要把中国哲学完全逻辑化也是不可能的。这就要避免把分析方法作为一种教条化的框架和准则来冲击或批判中国哲学，否则就会导致对中国哲学的消解。
当然，以上这些看法并不是杞人忧天，对我们在中国哲学中运用分析的方法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然而，对当今的中国哲学研究来说，重要的不是担心分析哲学会取代中国哲学，相反，分析哲学在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的作用还远远不够，分析的方法还没有被有意识地运用到我们的哲学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当中。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说，正是由于缺乏基本的逻辑分析手段，缺乏对哲学问题的逻辑思维训练，我们在许多问题上的论争都变成了无法公断的历史悬案，我们关于某些问题的观点也很难在国际舞台上引起共鸣，甚至难以得到理解。例如，我们关于价值与真理问题的讨论，关于人本主义思潮的观点，甚至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提法，从逻辑上分析都很难经得起推敲，同时，我们习惯于接受的关于“本质”与“现象”、“普遍”与“特殊”、“绝对”与“相对”以及“思维”与“存在”等被广泛采纳的“两分法”，在逻辑的显微镜下也会暴露出它们的致命弱点。这些都会迫使我们拿起逻辑分析的武器，对那些无法经受逻辑考验的哲学概念或命题进行一番彻底的清除，以便使我们的哲学研究能够真正走向科学和规范的道路，并最终在国际哲学舞台上展现我们的形象。
根据分析哲学的特点和我们的研究现状，分析方法对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意义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其一，规范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基本领域，制定研究者们可以公认的研究准则和标准。我们现在使用的中国哲学史教材，通常都是按照西方哲学的框架大致划分为“本体论”或“形而上学”、“认识论”和“伦理学”等领域。但这种划分有两个主要问题：一个问题是西方哲学对这些领域的划分已经发生了变化。当代西方哲学出现了“语言的转向”之后，原有的领域划分都被放到语言分析的显微镜下重新审视，其结果是这些领域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了。特别是伴随着语言哲学、科学哲学、心灵哲学、逻辑哲学、数学哲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等等哲学分支学科逐渐确定它们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原有的领域划分也就显得更为古老陈旧了。在这种情况下，再坚持传统的划分就势必会直接影响我们研究范围的确定以及研究论题的选择，进而影响到对整个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框架。另一个问题是，即使在西方传统的领域划分中，“伦理学”也很少被看作是哲学史的一个必要环节，而中国传统哲学研究中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出于中国传统思想的特殊性质，因为与西方传统不同，中国传统哲学关注的主要对象是“人”，是以人为本的伦理规范，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这样，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就必然要把传统哲学家们对伦理关系的论述作为中国哲学的核心内容。但由于在这个领域内并没有可以作为普遍标准的规范或准则，不同哲学家对伦理规范的要求相去甚远，甚至使用的概念术语以及讨论问题的出发点等都不近相同，这样就很难把“伦理”或“道德”看作是一个共同的研究对象。
其二，运用现代逻辑，辨析概念的意义。中国传统哲学的特征是重视心灵的情感意向活动，这与西方哲学理性化传统形成对立。[7] 这个特征通常被看作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优势，认为“它在认知方面虽有不足，但在实践方面确有贡献”。但这里首先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哲学研究本来就是一种认知活动而不是实践活动，如果一种哲学只是在实践方面有所贡献的话，那么这种哲学的理论价值就是值得怀疑了。当然，严格地说，中国传统哲学的贡献并非只是在实践方面，诸如孔子、老子、孟子以及朱熹、程颢等伟大的思想家都在哲学认知即认识论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只是我们目前的研究工作还限于对他们的理论主张做个案性分析，把他们所使用的概念抽取出来，孤立地研究它们在各自思想理路中的含义，缺少把这些概念联系起来去考察它们在不同哲学家那里所包含的意义这番工作。另一个问题是，如果中国传统哲学是以重视心灵活动为特征的，并与西方的理性化形成对立，那么这种心灵活动是否不包含理性呢？倘若真是那样的话，就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哲学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理性活动，无论是以什么形式出现，哲学都会以理性思维为特征。而逻辑则是这种理性活动的主要形式。
一谈到逻辑，人们总是想到形式逻辑或数理逻辑等逻辑学的基本形式，以为要在中国传统哲学研究中运用逻辑，就是要使用那些令人生畏的逻辑符号或命题形式等。但这完全是一种误解。传统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和现代的数理逻辑都是形式逻辑的不同形式，而且，严格地说，数理逻辑不过是现代的形式逻辑。它们都是反映人类思维的基本规律，即都是对思维活动中的推理过程的形式表达。根据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定义以及当代逻辑学家的逻辑观，逻辑的本质就是推理，逻辑学就是研究推理过程的学问。[8] 在这种意义上，只要是在思维活动中运用了推理，就是具有逻辑性的表现；反过来说，哲学思维活动本身就是一种运用推理的过程，而且正是这种推理活动使得哲学与文学、宗教等区分开来。当然，哲学思维的推理活动并不是简单的从前提到结论的过程，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那种“有逻辑”或“有道理”，而是充分运用一切知识手段，最终达到概念意义的清晰和命题表达的准确。因此，哲学中的逻辑推理其实就是对人类思维活动的形式规定，而逻辑在哲学研究中就具有规定性的地位。无论是研究的哪一种哲学，我们都可以而且必须探讨它们的逻辑，从逻辑上分析它们的概念和命题，由此可以判定这种哲学是否具有普通的理论意义。对中国传统哲学研究当然也不例外。而分析哲学所倡导的分析方法正是要求把概念和命题统统放到逻辑的显微镜下仔细观察，这为中国传统哲学研究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武器。
其三，弘扬科学的理性精神，摈弃无法证实的“心心相传”。分析哲学的精神就是一种科学的理性精神，这是西方哲学理性传统的继续。哲学本身就是一种理性活动或理智活动，完全不讲理性的哲学只会被看作是痴人说梦。这里的“理性”不是指一般的道理或想法，而是指具有概念、判断和推理的认识过程，是指一种逻辑思维。之所以说这种理性精神是“科学的”，是因为这样的理性是可以得到验证的，通过公认的规则或标准，确定我们的思维所使用的概念是否清晰、判断是否准确和推理是否成立等。所以，我们看到，在西方哲学中对规范或准则的运用始终的被放到首位的，即使是在那些被称做“非理性主义”的哲学思想中，同样需要首先确立公认的或可以为他人理解或接受的规范，因为这里所谓的“非理性”并不是不要理性，而是对作为哲学形态的“理性主义”的一种反动而已。但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缺乏共同的规范和可以为人们所理解或接受的概念等，正是各种传统学说的最大缺陷。这就要求我们对传统哲学的研究工作能够根据科学的理性精神，对各种传统理论学说做出一番意义上的梳理，澄清各种概念的基本含义，看看是否能够从中找到可以为大家普遍接受的或认同的用法；同时，还要从逻辑的角度对传统学说的各种主张逐一给出语义的分析，看看它们是否真正具有普遍的意义。
当然，这番工作的出发点不是要消解中国传统哲学，相反，这是用现代的科学精神和逻辑手段对传统哲学中的精华重新加以确认，使那些经过历史考验的真知灼见真正能够建立在科学的、理性的、也就是逻辑的基础之上，从而彻底摈弃那些无法证实的“心心相应”的意见或说法。这里的“心心相应”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口传心授”，即认为哲学的观念是靠每个人对某种说法的直觉判断产生的，因而需要的是心灵的感应，是我们对某种哲学主张的领悟。所以，毫不奇怪，中国传统哲学总是与宗教或神秘主义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后者恰恰是不需要逻辑理性的，它们靠的只是个人的直觉和领悟。但一种哲学如果要成为一种讲求理性的学问，那么它就必须放弃对直觉的绝对依赖；而分析哲学正是为中国传统哲学的重建工作提供了非常有力的工具，它可以赋予我们对传统哲学的研究工作以科学的理性的新生命。
应当说，分析哲学对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更主要地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中国哲学的主要内容。根据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现状，，这种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厘清概念，正本清源。澄清概念的意义，这是分析哲学的基本工作，也是分析哲学所倡导的基本研究方法。这样做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只有澄清了概念的意义，我们才可能进入判断和推理，才可能清楚地展开我们的哲学研究。然而，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现状却是，充斥着大量意义模糊或根本没有意义的概念，而且由于概念意义不清而引起的争论比比皆是，这就严重地影响到我们的研究工作，自然也就直接影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发展。比如，围绕“价值”和“真理”引起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争论各方对这两个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就是说它们在争论者那里有着不同的意义，这样的争论自然很难得到有意义的结果。再比如，与此相关，原理界曾提出“价值真理”这个概念，试图把价值领域内的所谓“真理”客观化、普遍化。但从逻辑上看，这显然是混淆了两种不同的关系概念，一个是伦理关系，一个是事实关系；而且，使用“价值真理”这个概念的结果恰恰适得其反，不但没有得到价值领域中的客观普遍“真理”，反而使“真理”这个概念变得相对化和主观化了。另一方面，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也还存在着断章取义的现象。这或许并非有意为之，但各中缘由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研究者并不清楚某些思想观点的来龙去脉，因而也就无法准确地把握这些思想观点的发展脉络。所以，“正本清源”，对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显得非常重要。这里的“本”应当是我们所谈问题的根据和出发点，这里的“源”应当是我们所谈问题的语境。只有做到“正本清源”，我们的研究才能够在准确、清楚、科学、规范的基础上进行。
第二，加强逻辑论证，杜绝空谈泛论。如果说逻辑思维是哲学的本质特征的话，那么这种思维的主要标志即论证推理则是哲学研究的必要条件。但在我们的研究中往往缺乏这样的基本条件，不是从哲学问题出发或根据某些公认的前提，而是从经典作家的某个观点出发或根据经典作家的某段论述，展开自己的一番解释，而且这样的解释通常缺乏严密的论证和细致的分析。分析哲学强调的哲学论证是根据已有的推理规则，对所讨论问题展开逻辑的分析，从而发现其中的症结所在，并对该问题做出重新构造。例如，分析哲学家对“存在”问题就有大量非常精彩的分析，通过运用逻辑手段最终令人信服地表明，“存在”问题其实就是一个语言问题，而且在语言表达中，“存在”不是一个谓词，由此就从根本上结束了西方哲学围绕这个概念所展开的历史性辩论。逻辑论证的最大优势是使概念清晰、判断准确、推理得当。再比如，罗素的摹状词理论被称做“分析方法的典范”，这个理论的要点就是把名称的意义与指称联系起来，通过分析某些形似名称而实则摹状词的表达形式，揭示了并不存在它们所指称的对象，这样的摹状词只有在它们所出现的句子中才有意义。马里奥·邦格曾指出：自19世纪以来，唯物主义没有取得进步，“这部分地是由于它无视现代逻辑并拒绝向对立的哲学学习。”“大多数唯物主义哲学家都只说日常语言——从而必然只能以一种不精确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们很少考虑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方法对自己的观点进行论证。”他认为，“哲学研究应当系统地、精确地和科学地进行，而不能采用文学的描述方式。”[9] 这番话对我们如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极好的意义。
第三，放眼研究，沟通对话。分析哲学提倡的科学理性是一种开放的思维，对话的思维，学术的宽容和思想的自由是这种哲学的基本原则。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这种哲学思潮中，各种不同哲学观点可以平等相处，而可以交流对话则是这种和平相处的基本条件。我们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需要这样的开放精神，需要这样交流对话的条件。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不可能永远正确，也不可能一旦形成就十全十美，否则就会变成宗教信仰中的教条。哲学的魅力正是在于不断变化和创新，在于可以根据人们的思想和现实社会的变化不断调整或修正自己的理论主张以便适应这些变化，并能够对这些变化做出恰当的解释。对任何一种哲学来说，不变总是相对的，而变化则是绝对的。哲学的科学性正是体现在这种变化，体现在波普所谓的“可错性”上。另一方面，放眼研究就需要能够沟通对话，而沟通对话的条件则是可以相互理解。我们的研究现状却是很少具备这样的对话条件，大多数研究工作都属于“自言自语”，更多地是使用只有我们自己能理解的“私人语言”，这就使我们既无法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交流，甚至无法在我们的研究者之间展开讨论和对话。例如，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著名论断，对“实践”这个概念就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因此对这个论断也就有了不同的解释。有观点认为，这个概念是联系主观与客观的桥梁和纽带，还有观点认为，“实践”是检验认识的方法和手段，更有观点认为，这个概念就是指认识活动的实际效果。由于对这个核心概念有着如此不同的理解，因而对上述的著名论断也就很难形成统一的认识，虽然都在使用这个相同的表述。这表明，把分析的方法运用到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1] 参见陈波的“分析哲学的价值”，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2] 张东荪：《科学与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73-174页。
[3] 历史是最怕去追问的，而人们对历史的健忘往往是导致历史悲剧重演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什么人们对分析哲学拒之千里而对德国的思辨传统趋之若骛？为什么人们热衷于大众流行意识而对自我意识缺乏反思？出现这些社会现象的原因，除了客观的政治因素，重要的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集团伦理意识，即个体只是集体的一个分子，一颗小小的螺丝钉，而只有集团的伦理标准才是个人的行为准则。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集团意识导致了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普通大众面对极权统治只能人云亦云。也正是这种意识，导致了分析哲学在与中国传统哲学交锋的第二时期再次败下阵来。但这次交锋的结果，恰好充分暴露了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中严重缺乏科学理性精神和社会民主意识。
[4] 关于我国分析哲学研究取得的成果，请详见我的《对我国分析哲学研究现状的分析》，《哲学动态》即出。
[5] 参见拙作“实证主义在我国当代哲学中的命运”，载《哲学动态》，1999年第9期。
[6] 参见李红的“从分析哲学视角看中国哲学”，载《哲学研究》，1999年第10期。
[7] 参见蒙培元的《心灵超越与境界》，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8] 参见王路的《走进分析哲学》，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27-330页。
[9] 马里奥·邦格：《科学唯物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5页，第22—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