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内涵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军事战略文化背景。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华民族以“道”为本的核心，战争的出现是私欲的产物，是中华民族背离“道”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华文化几千年的沉淀，已形成了“天道不可违”的潜意识思维模式，老子的军事思想也正是这一思维模式的表现形式之一。

关键词：地缘，道义，道德经，军事思想，用兵方略

前言

世界上每个国家的原始思想和宗教文化，包括对战争的理解，无一不是由他们生活和居住环境所决定的。

从地形上看，中国就象一个西北高，东南低的大簸箕，上天为我们的祖先创造了一个天然封闭的保护网，自西北天神之地流来了两条大河，这大河两岸有肥沃多形态的土地，可以产生无数可狩之猎物，又有足够灌溉之水源，于是这两河流域和中间地带就成了最适于人类生存的环境，无数大小部落在这片不太大的地域男耕女织，生息繁衍，安居乐业。

安于自我封闭，专心耕织，不谋拓殖，是华夏民族这个农耕民族的原始文化的特征之一。对土地的绝对依附是中华民族的基本意识，孕育了中华最早的文明，这文明从—产生，就带有一种鲜明的特点，即安平温顺、消纳异端、以和合为核心、以平衡（中庸）为标准。无文字时代的《易》的图形及其变化，无不是这种精神的体现。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华民族以“道”为本的核心。

我们的祖先就在这种平静与安宁之中渡过了漫长的岁月，他们以自然界的变化规律为依据，以《易》及类似教材为标准，形成了一种真正对自然崇拜的和谐社会，也形成了直到现在还根深蒂固存在于我们潜意识中的，但被欲望掩埋得很深的“天人合一”的纯真。

这就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后总称之为“道”。

自从掌握了“剡木为楫，服牛乘马”之后，生产力与生产资料丰富了，来自动物本能的另一种品质开始出现，这就是“占有欲”。私欲的出现破坏了人类的的和谐，引发了最初的战争。

“重门击析，以待暴客，”是为防守，“弦木为弧，剡木为矢，以威天下”是为进攻，这一对矛盾的出现，使人类从“天人合一”的和谐跨上了自我毁灭的战车。来看看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几个大战役。

“涿鹿之战”发生在距今约4600余年前，是黄帝部族联合炎帝部族，与东夷集团中的蚩尤部族在今河北省涿县一带所进行的一场大战。目的是为了争夺适于牧放和浅耕的中原地带的生存空间。它是我国历史上见于记载的最早的“战争”。

“涿鹿之战”是一场融合中原各氏族部落的战争，是中华民族在发轫时期决定日后基本面貌的历史性“战争”，从文化上讲，是一种比较激烈的自然融合，从性质上讲，也可算是遵从了自然之道分久必合的理念。“涿鹿之战”过去了千年之后，五帝之末的禹创造了上古三朝的第一朝“夏”开始崩溃。

大约在公元前1766年，商汤正式兴兵伐夏，是商灭夏的一场大仗， 这就是鸣条之战。后人把这次政权变更称之为“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一战客观上推动了“国家”的发展，因此得到后人的肯定。

又过了大约700多年，商朝也走到了尽头，最终暴发了周灭商的“牧野之战”。“牧野之战”的结果，是华夏文明向前迈出的一大步，统一王朝的确立，为社会的经济、文化和科技的发展进步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环境，天命观的进一步淡化和以“德”治国思想的萌发，不仅在当时社会起到了王朝兴替变革的重大作用，还对后世的礼法制度以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道德、宗教神学思想和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与气节的形成，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上古这三次大战役，后代史学家都交口称赞， 因其均有“替天行道”的性质，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些激烈的变革都顺应天道的规律，是自然而然的变化，是正义战胜邪恶的战争，是为道义而战之战。

这也许是所有人类的共同规律，但中华民族在为私欲而战的同时，始终伴随着另一种东西，这就是“道”，这是真正的中国特色。

从“繻葛之战”开始，长期—统的华夏大地分崩离析，开始了有记载的第一次“合久必分”，也开始了思想的第一次大解放，这就是春秋战国时代。

孟子总结说：“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只有不义之战才能产生“诡道”，无数大小战争促进了一门新学科的出现，这就是“兵法”，或说“军事理论”。

关于春秋以前的战争技巧，史书有一些记载，《易》中也有提及，据说姜尚还写过一本已失传的《六韬》，但并未形成理论，这是因为上古作战人员少，地域狭，军械不多，战争目的很简单而已。只有春秋战国的大范围的普遍的军事实践，才能造就伟大的军事家，才能有伟大的军事著作问世。“春秋无义战”促进了军事理论的发展。

当众多思想家、军事家对这个血腥的领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形成军事理论、军事思想的同时，也有一位为挽救“道”而研究军事的思想家，他就是老子。只不过他不是教人如何杀人，而是教人如何少杀人和不杀人。

一、老子军事思想的本质

“道德经”中有不少文字谈到了战争和有关战争的话，很多学者都认为，老子讲“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是不该给帝王们讲如何用兵的。

这种指责可以理解，建立任何理论的目的，都应应用于实践，方可知其作用。《道德经》也不例外，它不是空中楼阁，其“玄之又玄”，正是从最具体的事物中才能体现出来，特别是在那个五霸纷争的年代，由战争引起的动乱是最大的变革，是人道与天道最激烈的对抗和冲突，是从蓄积以久的量变到社会结构发生质变的关键过程，如果回避这个问题，就是对自已理论的不自信，所以他必须申明自已的观点，尽管这些观点不会被帝王们采用。

老子所有的有关战争的话题，实际都是他的思想在“战争”这个领域的哲学观的体现，但他的理论并不适用于具体实战，可以说，他的战争观，是以人类最激烈的冲突为舞台，演出的—场最冷静的大戏，只是一场别有目的的演出，与战争并无关联。我们从以下几个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老子的军事思想。

1、避免用兵的国策

世上大小战事，无非以三种形式出现，一是入侵别国，二是保卫疆土，三是平定“窝里反”。这三种方式其实都是一个目的，为了统治集团的利益。

这是一种与道相违的手段，特别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要荒原遍野，要民不聊生，要血流成河，要人头落地，这是老子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事。

但在某种情况下，当你不得不面对这些严酷到关系生死的具体问题时，你该怎么办?老子的战争理论由此而产生。

首先，老子认为，不管是敌是已，引发战争的原因，唯有一个“争”字，争土地也好，争财产也好，争霸主地位也好，尽管说得天花乱坠，无为是一“私”而已，如果天下诸侯都没有这个“争”字，自然也无战事可言。

老子特别郑重声明：想当天下霸主的人，切不可有此妄想，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并非一人或一国之天下，天下兴亡更替，并非人力可定，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这是自然规律，如非要打破这种规律，失败的不仅是你自已，还有无数苍生来做陪。

其次，老子认为，当受到别人攻击时，应先想想为什么会受到攻击，那是因为你的政权不稳，国力不足，治国之策不“正”所致，只要在这个方面狠下气力，没人敢来欺负你。

善待人民，有难时人民才会拼死相争，不事奢华，国家才有力量保全自已，不去谋求别人的财产，才不会引起邻国的敌对，执此三宝，方能国泰民安，和平长久，这是唯一不受它国之辱的方法。

2、如何才能自保安宁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 曰法。”《孙子兵法》是讲用兵之道的，适用于古今中外的任何战争，特别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更是合乎自然法则。

老子也认为，“兵”对于一个国家是极其重要的，但它应当是一个国家用来自卫而不是用来侵略的武装力量。“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远。”就是这个意思。国家要有精兵良将，但不用来威胁或侵略别国，这才是真正的保卫自已的实力，是保证国家安全的唯一方法。

养一支精锐部队需要大量的财力，让百姓出资养活这样一批只消耗不生产的人或装备，不是什么好事，故称“不祥之器”，但在天下尚有“不义之虎狼”，养兵乃不得以而为之的事。为据敌之千里，就要保持这支武装有强大的战斗力，用老子的话讲，叫做“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3、以“正”治国，以“奇”卫国

《道德经》中多次提到“正”这个字，“正”就是自然法则，是人为行为要符合自然法则的意思。老子所说的“正”对统治者来讲，就是“见素抱朴，少思寡欲，绝学无忧。”，就是“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一句话，就是“无为而治”。

但“无为而治”是有前提的，这前提是“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没有这个保证，“无为”就是一句空话。所以，大从保全国家，小到爱护身体，都是一种“无为”之举，这是必须的，是前提。这种思想，就是老子所说的“正”。

具体到用兵上，老子还用了一个“奇”字，笔者认为不是出奇不意，不是尽量少用，而是“设而不用”。就象现代的核武器，放在那里，其震慑作用就足以使别人不敢来冒犯。

拥有一支让敌人捉摸不透的、具有强大震慑力的军队，是令敌国胆寒而不敢轻举妄动的“国之利器”，是保卫国家的法宝。这就是老子“正道”之下的“奇”兵。

4.以无事取天下

老子对国家武装力量正确使用方法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以无事取天下”，具体可分解为以下三个方面：

柔弱胜刚强。以静制动，后发制人，以柔克刚。不主动出击，以逸待劳，在保全实力的原则下方可动武。

鱼不可脱于渊。原则上，军队最远设在边境线以内，不离本土，易于后勤支援和回防，切不可深入敌境，远离基地，那就会有供给上的危险，就象鱼离开了水。要保持补给线的畅通，是保证军队少受损失的关键。

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隐避自已的力量，让敌人摸不清底细，从而不敢冒然侵犯。鲁迅先生曾有过一个比喻，说西人把武器库大门敞开，观迎参观，以示国力。中国人则仅开一个小缝儿，向内张去，黑洞洞不辨虚实，更让人心里发毛，这就是“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的意义。

应用此策，能够避免战争，是老子理想的胜利，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大捷”。杀得昏天黑地、尸横遍野，即使打败了对手，自已也消耗殆尽，那就不是“胜利”而是“两败俱伤”。这种战略方针，老子称为“无事”，是不生事之意。

二、什么情况下用兵

上述环境及结果，当然是最理想的，但往往不会有这种情况，就是说，有些时候，必须要主动出击，有些时候，必须要血流成河，在什么情况下用兵，就成了又一个原则。

事物进展到一定程度，就会由量变到质变，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是“道”的体现，如恰处这种时期，即使不得已，也不能一味默守陈规，这个时候，即使血流飘杵，也得应对，用老子的话，叫“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

国共之争，蒋委员长欲借日寇之刀消灭“异已”，是“以智治国”，反而八百万正规军不敌几十万土八路，终被赶到海岛，其病皆在抗战之初的小聪明，这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不识大体，着眼于私欲的结果。

用兵就要死人，故称“不详”，是非正常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君子所为，所以要掌握一个“度”。老子说“恬淡为上”，我意为不到万不得已，不用兵。即使开战，也要以歼敌于国门之内，退敌于国门之外即可，而不是穷追猛打，以全歼而后快。

毛主席“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是乘破竹之势的一种大气魄战略，但也是“追”而不是“歼。”这是主席的过人之处。“追”有网开一面的生路，“歼”则有逼狗跳墙的危险，在自已力量的消耗上，二者大不相同。故老子取其“恬淡”，仍是一种“无为”原则下的“有为”，这与他的战争原则并无冲突。

总之，用兵必须是在“不得已”的条件下，要适可而止，以减少自已的消耗、驱敌于国门之外为要。这就是老子“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的道理。

三、老子用兵的原则

老子用兵的原则，核心是“曲则全”，在这个核心指导下，生出了一些匪夷所思的具体方法，有些地方与我们正常的理解相去甚远。笔者的理解依前所说，这“只是一场别有目的的演出，与战争并无关联”，是他“无为”论点的佐证，是一个大思路之下的书生式的哲学比喻，故军事专家只可参考，绝不可套用，否则一战即溃。老子用兵的原则如下：

1、不敢为天下先

用兵是一件残酷而又劳民伤财的事，强大的后勤保障是保证战争胜利的必备条件，需要无数人财物力的消耗，即使仗打胜了，其自损也难计其数，所以没什么可以狂妄自得的。况胜负均人力“有为”的短暂阶段，不过是一个过程而己，应头脑清醒，处之泰然才是。

老子历来认为，活着是硬道理，人与天地齐，乃万物之灵，是自然的杰作，万不可毁伤，尤其是为了利益而不顾自身的安危，是最愚蠢的事。特别是君王之流，身先士卒，投入战事，看似英勇，实是最大程度的对“道”之法则的破坏，因为他的行止，不仅大量消耗国力和人的性命，而且给国家带了一个坏头，引起了用暴力获取别人利益的诱导，这对天下的安宁不利，更对自已国民的思维不利，故切不可行。不要去掠夺别国的利益，才是真正保全自已的利益。

为对身外之物的追求而用兵(侵略)，是最大程度伤害国民的行径，故万不可为，这是第一原则。

2、慈以战则胜

老子“三宝”，以“慈”为首，叫做“慈故能勇”，在用兵上，“慈”更成了一件至宝，不但攻守皆赢，而且与天相通。这就需要对这个“慈”有一个真正的理解。

“道”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慈”。在自然界，其特征可喻为天降甘霖，泽被众生，不但无所取，而且无所弃。在人类社会，表现为“德”的一种性质，即施予不求回报。上天降雨，广及山川，微至草木，无一不施，绝对公平，这是“道”之性质，又叫“慈德”。

老子之道，本来就“与世反矣”，是一种大范畴的哲学思维方式而非具体“贴士”，如果把“慈”滥用于实战，实是误导，也是对“慈”深刻内涵的不理解。

认定了大趋势，在这大趋势之下行动，这就是“慈”，这是“战则胜，守则固 ”的原因，因其合于“天道”，故“自天佑之，吉无不利”，称做：“天将救之，以慈卫之。”

“勇”者，是深悟了“慈”内涵后的一种行为方式，主要表现在思维上，其次才表现在行动上，因其思维方式不同，故“勇”的方式也大异常规。只有为了保全自已，方可有真正的“勇”，如果是为了自已以外的利益(比如侵略别国)，你再兵强马壮，大概也内心发虚，“勇”不起来，因为你的行为不合天道之“慈”。

至于你合了天道，是不是会得到神密力量的救助，姑且不论，但你的必胜的信心要超过进犯者，确定无疑，有此差别，自有异举。

攻者以攻为守，守者寸土必争(因其再无退路)，这大概才是“以慈卫之”的真正用意。

3、不争之德

“不争之德”是“道”的又一性质，老子在讲这一性质时，引喻了用兵时的一个例子，叫“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从中可看出“不争”在具体战略上的体现。

士者，国之谋臣，应当以“正”佐君王，而不应鼓动君王以武力争天下，这是士之“善”。

战者，国之武装力量的统领，应当以有能力保卫祖国而又不给邻国形成心理上的压力为要，这是战者之“善”。

胜敌者，使用武力战胜对手者，却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不得己才使用而不是为利益而使用)，是胜敌者之“善”。

有一个词，叫“技痒”，说得是某人有一技之长或有些比别人强一点儿的地方，就不由得要表现表现，以显示自已比别人高超的部分，这种行为，骨子里就是一个与道大违的“争”字。如果是一个普通人，有此嗜爱，尚无大事，如果是一个君王，那就是祸事的开端，因为他这个表现，祸及的除了他自已，更多的是无辜。特别是应用于用兵上，一个“争”字，就是一场尸横遍野，在老子看来，这是万不可取的。

自已的长处，优势，特点，总之一切过人之处，都只能应用于对自已的保护，不能成为显示自已的本钱，更不能成为侵略它人的手段，即使在敌人入侵、不得己而迎战时，也要在“不争”的原则下确定具体战略，上述三点，—是完善自身防卫体系，二是不给邻方以戒备侵略的压力，三是绝不搞侵略，老子认为只有这样，才是长久之道。

三国诸葛先生是个大战略家，未出草庐就定下了三分天下的总方略，根据刘备的本事，他认为他只能在中原之外建一个小朝廷，偏安一方而己，什么吞并江南，问鼎中原，不过是迎合玄德兄的野心，说说而己。这种审时度势，“不与天下争”的策略是合于天下大势的“正”道，所以成功。

入川后他全力整顿内务，加强防务，数年之内，国富民强，使吴、魏不敢轻视，也是成功的，如果这种方略能贯于刘备脑中，成为国策，也许三国的历史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当年的蜀国，很可能是谁也不敢碰的—个“世外”强国，就象三星堆那个年代的神密国家。

蜀国的没落，先从狂妄自大的关羽开始，延至失去理智的刘备，几年积起的一点儿家当，实是当不得一“争”，刘备几乎全军复没，在客死白帝城时，总算明白了这一点，惜大势已去，悔之晚矣。

之后孔明虽励精图治，但对刘备的“鞠躬尽瘁”的承诺却害了他，他六出祁山以攻为守的战略方针本不适合当时的国情，是在舆论的压力下(包括自已的心理压力)不得己的行动。

要“继先帝大志，重兴汉室”的不可能实现的理想是他对刘备的承诺，为了这种诚信，他只能放弃闭关锁国，休养生息的长期战略，而不得不为死去的先帝的理想而战。这就背离了“不争”的天理，使国力愈下，实力大减，这种局面又影响到大后方，造成奸臣当道，政局不稳，实际上已经给丧国种下了伏笔，孔明先生累死在五丈原，没有亲历丧国之辱，也算是万幸。这又应了老子另一句话，“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

诸葛先生一代人杰，怎么会犯这种低极错误? 笔者以为一味愚忠，不审天时是第一，自恃才高，不度天道是第二，兵道之诈看多了，违背了幼年学过的老子的自然之道是第三，有此三失，不得不败，这也是水到渠成的事。

“不争”是三宝之末，却是三宝之纲，以此治国也罢，用兵也罢，都是第一原则，由此我们知道，“不争”之道，比“抡开大斧一路杀将去”更难，因为它不是图一时之快，而是为长治久安。这是对“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原因的最好解释。

《老子》中两次出现“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是从大的方面对“不争”的反面结果的论断，应用在用兵上，是很快就有结论的，我举三国故事，也是这个意思。

4、上善若水

以水形容道的“低下、柔弱”，在《老子》中屡见，应用在战胜敌人上，又有怎样的形态? 老子用了两个词语，一是“莫之能胜”，—个是“无以易之”，说得是没人能战胜它和没人能代替它的意思。

这般神奇的能力源于老子对“水”的性质的理解和升华。

水是最柔软的东西，却有着无坚不摧的力量，这种现象在自然界中随处可见。水永远不象树一样向上长，也不象火一样向上升，(那时可能把水的其它形态另当别论)，即使是汹涌澎湃、一往无前，他也永远是向低处流，而且“无孔能入”，能渗进看来毫无缝隙的东西里，这两个特性升华到人类社会的“德”中，就有了新的涵义，除了“处众人之所恶，利万物而不争”之外，借喻在用兵上，就是无可取代的、无坚不摧的“阴柔”，这种无声无息的、不显山不露水的、迁移默化的力量，在当时人类的感觉中，无可替代，不可超越、也绝无可以战胜它的任何其它东西。

具体到军队建设上，它化为：

1.“不争”，即不侵略，不图利益，不“为战争而战争”，更不草菅人命。

2.“向下”，即不奢华、不张扬、不特权，他们的地位与种田的农民一样，同是为了国家的和平和富裕，无分彼此。

3.“柔弱”，这是一种不给别国压力的、让人难以捉摸的表象，使别国不产生侵略的念头或有这个念头而不敢冒然进犯。

实际上，在这几个原则之下，隐藏着的是一支有精兵强将的队伍，这支队伍确有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能力，但它不会给任何别国造成威胁，也不会给任何别国形成压力，但足以使任何人都不可轻易冒犯，这就是老子“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的水的哲学，或说是“建军原则”。

5、祸莫大于轻敌

自古战事，轻敌必败。不但战争，任何事体，如不假深思就去进行，其结果都不会太好。

从现象上看，轻敌是忽视了敌之长，暴露了已之短，在不成熟的时机下、在不明了情况的形势下的冒失之举，结果上了当，中了招儿，是必败无疑。

从理论上看，轻敌违背了“道”之原理，故不得不败。

违背一：“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轻敌就是没有全面深入的调查，没有认真周密的计划，没有事无巨细的布署。

违背二：轻敌就是没有把自已放在最“低下”的位置，不在最下处，就有空子可钻，有空可钻，无以易之的水的性质被“易”了，就有失败的可能。

违背三：轻敌就是小视对手，是有为的表现，有“争”的欲望，就有“失”的可能，就失去了百战百胜的能力。老子说“几丧吾宝”，主要对此而言。

轻敌往往是酿成大祸的序幕，因为它积累了多种不合天道的因素，故千万“不可轻敌”。

自已不轻敌，但让对手轻敌，这是老子“后发制人”战略的特点，后要说到具体方式，故这里先不谈。

6、抗兵相若，哀者胜

两军对垒，兵力、设备、战术相等，谁能赢? 老子说，是“哀”者。

“哀”字，是一个不祥的字，新华字典对此有两个解释，悲痛和悼念。

联想到“哀”字，我们可以有一个感觉，“哀”者，应当有被人冒犯，被人强暴，迫不得己，没有退路，不得不为之的意思，是一种心理上的战斗力。

这种力量可不是什么人都有的，是一种最后的拚争，是万不得己的自卫，故其潜能难以预料。后来发展出来的成语，如“置死地而后生”、“背水—战”、“破釜沉舟”、“义无反顾”等等，大概都是要被迫造成或自已主动造成这种“哀”者，因其只有生与死中的—种选择，故未战之时，从心理上就有了压倒不“哀”者的优势，这是“哀者胜矣”的唯一原因。

“慈故能勇”与“哀兵必胜”有差不多的意思，只是前者是长期教育的素质，后者是被逼无奈的超常，其结果一样，这是老子对所用之兵的心理状态的要求。有这种素质的队伍，再加上用“国之利器”，保卫好自已的家园，应当是一件并不难办的事。

让自已的将士都有“哀兵”的心态，而不是狂妄的勇武，是必须，也不易，古时有许多军事家成功地运用了这一点，大有效果，“破釜沉舟”就是一例，可见其言不谬。

7、不敢为主而为客

老子纸上谈兵，说得是一种他之“道”在战争中的理念，这种理念在实际行为中如何具体表现，他是没有经验的，所以他借用了一位有战场经历的将军的话，把他的理念具体化，成为一种可应用的战术。

这就是“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的“以静制动、后发制人”的战术原则。并形象地描述了在这种原则指导下，自已的军队会给敌方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保卫国土的战争，自已自然是主，为什么不敢为主而为客呢? 主者，是首先发起战争、首先发动攻击的一方，而客者，则是不得已应对的另一方，老子认为只有不主动出击、从容应对来犯，才有在自身损失最小的前提下获得胜利的把握。这就是“以静制动”的优势。居主之地而以客自许，加之下句“不敢进寸，而退尺”也都是这个意思。不过下句之中，又增加了“后发制人”的内容，从而全面表现了老子“不争”的思想核心。

“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一直是我不明白的话，队列混乱，士气低落（喊口号连手都不举），从不发起攻击，更见不到什么千军万马的压倒气势，这样的军队能打仗吗? 能打胜仗吗? 为什么要把自已的队伍搞成这个样子?这种表象正是要给对手留下的印象，是一种精心制造出来的假象，是“以静制动、后发制人”战术的组成部分，其目的是要造成对手思想上的麻痹，从而犯兵家“轻敌”之大忌，以利自已的“哀”兵一发而全胜。这大概就是老子的“国之利器”。

四、用兵的危害性

老子是反对用兵的，从道义上讲，用兵违背了“道”在人间的作用，从现实上看，它破坏了国家的安宁，造成了百姓的灾难，影响了社会的发展，故不到万不得已，还是不要有这种冲突发生，他用了几个比喻来说明战争的威害性，历史上无数事实证明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故—译以记之。

在古代，人们饲养马的主要用途，大概就是为了打仗。因其与牛相比，力量不足，耐劳不足，饮食要求又高，其长处是能跑且快，所以为战争之必须品。

天下太平的时候，养马不如养牛，因牛能适应农田中一切活计而马却不能，故马价很低且少人饲养。

战争爆发后，马的优势突显，荒僻之地的马也被征用，这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非同小可。

军营在田间，毁坏了农人辛苦种植的庄稼，战争之后，粮食不足，不但影响了人民的生活，而且造成了心理的混乱，动摇了国本的基础，会形成长期的动荡，是谓“凶年”。百姓成为最终的受害者，百姓是支撑国家的唯一基础，这个基础的动摇，是有百弊而无一利的。

不得不应对的自卫战争，应以付出最小的代价，有效地保全自已为要，特别是不要过分损害本国的百姓，因为那是国之基础。

一定不要有侵略战争。这是《老子》论用兵的根本理念。

五、对“用兵的人”的态度

每一个国家的政府内，都有气盛好战的“鹰派”和相对温和的“鸽派”，君王的决策取决于某派的实力，如果好战份子占据了上风，这个国家的末路也就开始了，日本从“明治维新”后，军人的势力膨胀，最终把它拖入了战争的深渊，从而永远蒙上战败国的耻辱，就是一例。

如果君王是一个狂热的好战者，就更不得了，会有亡党亡国、生灵涂炭的必然结局，先前的希特勒先生，眼前的萨达姆先生，今后的小布什先生，都逃不过这个结局。

所以，老子认为，永远不能让这种倾向成为国策的主流，从国家的礼法上，应有严格的约束，从臣子的等级上，应有亲疏的区分，用来限制以战争为乐(如巴顿将军)的狂人。

东周未年，周王朝虽然大不如前，后几位君王又实在荒淫得可以，但老子生存的环境还算是相对安宁，以他自然无为、不仁不义之心态，自是对发动战争的人恨之入骨，这也应是无可置疑的人之常情。

安宁形成的腐败使王朝的基础出现了无数裂痕，各路诸侯羽翼已丰，不但不把帝国放在眼里，反而时时窥之，先是问鼎中原，想挟天子令诸侯，后来竟有取而代之的念头，这种国之将亡前夕的动乱，使早已失去主导地位的武官们有了施展的空间。侯王们为了不失落政权的宝座，不得不把用兵提上了日程，鹰派们开始占上风。

这就出现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全力保卫残存的国土，还是大肆教训背主的奴才，在用兵问题上又形成了新的鹰派和鸽派。

老子的地位并不太高，大概无权直接参予重大决策，但他的经历和他的研究项目决定他必然是温和份子，因为他看到了“天下大势，合久必分”的不可逆的趋势，为了使自已的王朝再苟延残喘几年，他把自已的理论应用在用兵上，提出了笔者称之为“奇怪的战争”，的理论。

笔者之所以用“奇怪”二字，一是因其太“理论化”，不能具体应用于实战，二是要求已有条件太苛刻，无法达到，三是对诸侯们的目的抱有幻想。有此三条，足见其所出的点子有些书生气味，是典型的“秀才用兵”，幸未被采纳，不然大周王朝死得更快。

不得已的仗还是要打，但要遵守他理解的“道”的规则，战争永远从属于政治，是政治的一部分，即使是战绩辉煌的将军元帅，也永远不应成为决定国家大计的主流。所以，他认为军人应当永远从属于文官，只能在“右”的位置。

从《易》开始，主人的左边就被定为最尊贵的位置，发展到现代，请客吃饭，都泛殇为以左为“上”，这是个挺有意思的传统。

《老子》中说，“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是说正常时期，君子居左，一旦动武，即使还是“君子”，也当退居右侧，失去最尊贵的位置，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在干不祥的事。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不吉祥的事，当然不能占主导位置，即使打了胜仗，庆祝的方式也要是丧礼的规格，因为这胜利的代价是死了好多人才换来的，不应当显示出欢乐的样子。

“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则更是离谱，即使是在战场的军帐之中，冲锋陷阵的上将军也不能是主导位置，而显贵的左边，仍要让给出谋划策和处理后勤工作的人，(三国中，军营的文人多有偏将军的头衔，决定着战役的策划，真正外出玩儿命的，则都是上将军、大将军之辈，不知是否从此古传统而来)。

古时真正的情景是不是这样，还要多找一些根据，但亲临前线保家卫国的军人们永远要在远在后方的“君子、偏将军”们的遥控之下行动，这是不争的事实，从现代军事历史来看，中国外国，皆是如此，可见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法则。

古语“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大概除了通常的解释外，还有些这些受到利用的将军们的抗争之意，也未可知。

除了他们的位置决定不给他们独断杀伐的权力之外，还有种种的限制条款，集中起来，大约是以下三点：

1.不到万不得己，坚决不得用兵。

2.即使不得不用兵，也要以平定事件为要，不能以建功立业为目的，大肆杀伐。

3.战事结束，首先要为伤亡的将士(包括对方乎?)举行隆重的丧礼(统计损失)，然后再说庆贺之事。

老子认为，即使是不得已的战争，也不合天道，非君子之举，为了让这种伤害性命的事的损失降到最小，他创造了“以静制动、后发制人”的保守战术，又引经据典，详细解说，劝说君王不要重用在第一线出生入死的将军，因为他深知，在人类中，有这么一批家伙，有天生的暴力倾向，草菅人命，杀人不眨眼，不但是他们获取名利的途径，而且是他们的一种爱好，这些人一旦重权在握，对人类就是一次全面的浩劫，对理性思维就是一次彻底的破坏，对“向道”的进程就是一次大大的倒退，这是老子无论如何不愿看到的事。

为了充实自已的论点，他还对这类人发出了警告式的劝诫，用俗语讲，叫做“玩刀者刀下死，玩火者火中亡”，说为别人(哪怕是君王)去厮杀，伤及自已是迟早的事，因为你从事的这个行当太危险，就象替坐在家中的木匠上山砍树的人，希有不伤其手。

上天有好生之德，而人为利益则生好杀之心，集中体现在战争中的一线人物上，是人道与天道最激烈冲突的焦点，老子以此为例，本质还是对他“三宝”的反证。

六、用兵的不可知性

即使是完全按照老子的设计行事，也未必每战必胜，即使是每战必胜，也未必是什么好事。

一味排开大斧砍人的，未必会死，而胆小怯懦不敢向前，却未必能保住小命。这番话用在这里，是掩饰失败的伏笔，是推卸责任的托词，还是狡黠文人的圆滑?

都不是，这是老子指出的天道与人道的差距，是从两种角度对人类行为的判断，是自然之道与非自然之道对同一种具体现象的不同结论。

主动用兵自然是不合天道，不得不用兵却又是天道之驱使，对于人类所掌握的那一点儿可怜的智慧来讲，不可能知道真正的原因，当然更不会知道最终的结果，若仅以阶段的现象就要下最终的定论，往往会陷入迷途，觉得难以理解，这其实是未能融于“道理”的表现，对用兵是这样，对其它事也是这样。

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

后人说这是“朴素的辨证法”，虽然有些贴边儿，其实还是皮毛，因为老子暗示的东西有着更为深奥的涵义，是语言表达不清的东西。

借用兵的事假说事物发展的不确定性，是笔者的一种推论。

笔者是这样理解的：天地及其间一切，都是依“道之法则”而生，自是依“道之法则”而变，这叫“自然”发展的规律，没有设定，没有结果，因而是“顺其势”的变化，这个“顺其势”，就是老子所谓的“无为之举”。老子说，“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这个“不自生”，就是“顺其势”的意思，也就是“无为之举”。如果非要给这种变化设一个结局，唯有“长生”二字可以搪塞。

天地间的相互转化，无奇不有，无所不在，无一不尊从于某种规律，有循环的特征但绝不是循环，有性质的变化但绝无定律，有生有灭，有消有长，但无目的，无终点。但无一不是尊从于某种规律，这就是“无为”动力下的“长生”，唯—不变而起作用的，就是那个无所不在的自然法则，就是老子说不清的“道”，我称之为“天道”。

在这依“天道”而行的大千世界中，出现了一种叫“人”的玩艺儿，他们虽然是“天道”的产物，却偏偏要创造—种违背“天道”的法则，以满足自已本能以外的欲望，这种由人自造的法则，我称其为“人道”或“霸道”，在这个可因人而变的法则指导下，人类有了阶段性的追求，似乎也有了最终的设定，并为此展开了无序但有目的的争夺，这种争夺的最激烈表现方式，就是战争。

依“天道”的转换和依“人道”的转换结果是不相同的，也许有时会有意义完全不同的相似，什么时候相同，什么时候不同，天尚不知，况人否? 这就是老子所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天之所恶，孰知其故？”的真正涵义。

古人所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是对老子“孰知论”的一种形象引伸，我觉得比较准确，其中“认真地做好准备工作”，不要太计较结果，正是对“道”的深刻理解。

自然法则作用在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纵观几千年世界史，无一处不如此，这绝不是“上帝”之类的神设计好的，同样使猴子变成会玩儿计算机的人或别的什么，也绝非有一定之规。因而数个小国的统一或一个大国的纷崩也毫不为奇，这也许是我们认为的“进步”，但也许是别的什么，自然法则之下的具体物质的变化本无定形，又有谁能做出准确判断呢?

天道消长，本无目的，但人却非要使其有目的，并为此大费其力，其自然有不同设定的结果，这种不可知是永远的，而似乎达到了的目的定然是“另有蹊因”，这“蹊因”是什么，无人能说清，总之是另一转化的开端，另一转化是否仍合人类之所愿，就更是渺茫不可知。

转换是必然的，非人力可以阻止，老子战争理论的出笼，唯—的目的是教人在这个正常的转换过程中少些伤亡损失，是“无为”“不生”思想在“人道”中不得己的勉强使用。

在用兵之外的其它地方，他也有这种使用，看似违背了“无为”的信条，句句都是“有为之举”，其实是“无为”在“人道”中的渗透，是无奈又无奈之举，切不可以此就将他定为心口不一的“势利”之人。

七、外交是避免战争的最好手段

老子认为，战争是一种不合天道的祸事，一旦暴发，于国于民均不利，万不得已才不得不干。

挑起战争的原凶，不管是敌方还是已方，其实都是对物欲的—种追求形式，这根本的原因，一是“不知足”，二是“欲得”，是产生“祸、咎”的根源，所以他劝人们“知足之足，常足”。意思是满足于你现有的环境、把它弄得完完美美，就足够了，而且会很稳定，自丛不会有“祸、咎(过失)”的发生。

这当然是最理想的思维准则，是老子理想中的生存环境，他之论道的目的，就是以此为本的。

也许上古真的有过这种历史，那是一个安宁的年代，大概延续了千万年，惜时无文字，故无迹可查，其情景只能从老子的想象中感觉到一点儿，仅此—点儿，就足以让我们想入非非。

这大概就是后人所谓的“原始共产主义”。其无高深的指导理论，仅一“知足之足，常足”就足够了，用在与其它部族的外交上，也不过“相安无事”四个字或俗语“尽扫自家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但是，“人道”的出现打破了这种有序的安宁，从此部落偷了彼部落一只鸡开始，就有了战事，从此愈演愈烈，直到今天，人们不但把大部的国力投入其中，而且创造了无数杀人的理论、方法和设备，培养出一批专以此为业(为乐)的人，上古的和平居然成了不可思议的神话!

如何不让人类继续坠落下去，以至最终毁灭了自已，老子在创造自守为基础的战争理论的同时，也指出了“如何才能不通过战争手段避免战争”的方法，我称其为“外交方略”。这些方法仍是以“上德”为理论依据，在“无为”原则指导下的具体的“有为”之举，从深处想，其实也是一种无奈。

外交方略之一:静

“和平共处，相安无事”在人欲横流的社会变得不可能，因为人道的“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符合天道变化的规律，不可逆转。如何用一种不通过战争的思维方式使之“和平过渡”呢? 老子认为，唯“静、下”二字可取。

“牝常以静胜牡”，是古时人类对万物观察的总结，从植物的雄雌，从动物的公母，人们看到，凡属“牝”(雌、母)的，都以静为主，万物之“后代”皆由此出，而属“牡”(雄，公)以动为主，却无任何具体延续，牡以动而行之，牝以静而受之，所得唯牝，所出唯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正如毛泽东的“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本，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内因通过外因而起变化。”正是这个原理最好的俗释。

“牝”的特征是“静、下”，引伸开来，“静、下”就成了万物之母，持“静、下”以受、以待，就成了发展的根本，在处理与邻国的关系上，持此原则，则可达到新形势下的平安过渡，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作用。

一个国家大也罢，小也罢，实力强也罢，弱也罢，都要对其它国家有一个正确的态度，现代称之为“和平相处”。

和平相处，互不干涉别国的内政，原理即是“静、下”二字。干好你自已的事，为“静”，尊重别国，为“下”，大国别老想着吞并小国，小国也别破罐子破摔，老想占大国的便宜，这个世界就会很安静。

政治清明，发展经济，搞好防务，是每一个国君的本职工作，有困难，但不困难。放下一国之君的架子，与每一个国家都平等相待，甚至把自已的地位谦虚地放得更低，却不容易，这需要的不仅仅是能力，更是一种魄力，一种老子之“道”提倡的兼容天下的思维境界。

外交方略之二: 下

老子说，大国吞并小国，是为了扩大自已的势力，小国从顺大国，是为了依靠山而正常生存，这都是最终目的，相对之下，大国如能善待小国(而不是用武力去强夺)，其目的也可达到，所以，大国当更应礼下于人，其所得要比大动干戈便宜，也不至陷入泥潭，让后人耻笑。

新中国建国之初，基本上确定了一条传统的外交方针，后来虽有变化，只属调整，没有大的改动，这个以“五项基本原则”为中心的外交方略，本质上就是依据老子的外交原理，不同的是，初时尚有自负的刚性，继之逐渐走向成熟。

毛泽东是一个大家，他的思想旗帜鲜明，国家利益是最高利益，任何人不得指染，除此之外，什么都好说，他也从未想过要去图别国的什么利益，故心宽胆壮。

在强国面前，他表现出一种至高无上的不可冒犯，一种视天下为无物的狂放，在小国面前，他宽容得就象孩子的父母，有求必应、不讲代价。须知建国之初，一穷二白，与大国抗衡，他心里不是不虚，大把地援助穷国，他心里不是不痛，但正是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视天下为无物的博大气魄，撑起了一个人口最多的但最穷的国家，口不言王却被公认为“第三世界的领袖”，这种真正“天下为公”的人在人类社会中，大概几百年不会有了。

做为一个政治家，对老子之道的领悟如此之深，又有信手拈来，皆合天理的行为，几千年来，毛泽东是第一人。

外交方略之三: 把握“微明”

“静、下”是外交的基本原则，但不是一成不变的孺弱和无止的宽容，针对不同的形势，不同的对手，有其不同的变化，这表现在对其的全面、细致的观察之后，不动声色的“诱导”，制定出相应的策略，以使其达到与“我”不发生激烈冲突，从而达到保全自已的目的，老子称这种早期的预兆为“微明”。

“微明”是一种先兆，一种事物将发生变化前的表现，只有准确看到这种先兆，制订出相应的对策以备，方可使自已免除动乱的损害，这种相应对策的制订和实施，是一件需要把握准确，配套完备，精密详尽，随时可以启用的复杂工程，这自不待说，老子只提出了两条应十分注意的事，一是不可脱离国情，二是要不动声色的进行，以保证不为外人所知为要。这就是“柔弱胜刚强”的具体行为。

老子针对“微明”，举了几个例子，展开来理解，可以明白好多事，故要多说几句。

“势极则返”、“泰极否来”是人类对自然规律发展的必然性的认识和总结，不可谓不经典，但人类对“势”变化的“苗头”的认识，就要迟钝得多。其实不论自然现象，不论人类社会，每一个行为都会导致一种相应的结果，每一个“有为”的设计都是某种目的的手段，能从动机看到结果，不算是聪明人，能从“微”处看到动机，才叫聪明绝项。

老子的例子是“将欲歙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废之，必故兴之；将欲取之，必故与之。”。

自然变化本无目的，而人的动机，有明确的目的性，故切不可等同相看。

政客给乞丐一文钱，是为了买名声；老太太给乞丐一文钱，是为了发慈悲；和尚给乞丐一文钱，是因为相信缘份；醉鬼给乞丐一文钱，则是因为喝多了，结果一样，动机各不相同。倘真的天上掉下一文钱，现代人的理解，也许是自然现象中龙卷风的作用，钱落在乞丐头上还是落在国家主席头上，并非风的设定。

任何事物发展到顶点，都会有回落，这是必然现象，后人用“盛极则衰”来总结这个规律，已一语道破。

《老子》中，两次用“物壮则老”来说明“不道早已”已是罕见了，为什么还要详例呢? 笔者感觉到他另有深意，这个深意为：不是被动地观察，而是主动地引导，这才是他真正的“国之利器”。

对于周边国家可能侵犯我的危险因素，当区别对待：

对蓄集力量准备犯我者，要诱始他条件未成熟时进攻，碰了硬钉子后，他自会打消这个念头；

强大难敌的对手，要诱始他内部大量自耗，形不成进攻的能力(郑国渠即为“疲秦”而施，)，从而无法冒犯自己；

要让危险的国家消亡，就要激化它内部的矛盾，(扶植在野派)，让它忙于“窝里反”而自顾不暇；

要“下”小国，就要诱以利益，从经济上、文化上进行控制，使其离开你就完旦，从而无条件顺服于你。

把老子与这种形象联系起来，实在是不应该，从此段也可看出，其理论的延伸，不但可以“向道”，而且可以“背道”，不管“向、背”都有巨大威力，就象爱因斯坦的原子理论，造福和屠杀，都是超一流，千年来的君王们是没看到这一点，还是不敢用这一点，真是不得而知。

八、结语

现代社会是电子时代、信息时代，战争的形式已发生根本的变化，各国以军事技术为基础、作战需求为牵引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军事变革，信息战、电子战、网络战、联合作战等新型作战概念层出不穷。无论如何变化，其战争的本质与内涵是不会改变的。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内涵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军事战略文化背景。中华文化几千年的沉淀，已形成了“天道不可违”的潜意识思维模式，老子的军事思想也正是这一思维模式的表现形式之一。

老子不是军事家，他在《道德经》中表现出来的军事思想仅仅是他哲学体系中的一个方面，是用来论证“道”在现实社会中应有的作用，没有多少具体的可操作性。

有人认为《孙子兵法》含有老子的军事思想，所以把《老子》也划入了先秦军事著作中，这是不太恰当的，笔者对此做过专门研究，二者一个是抽象的思想，一个是具体的手册，相同的地方不多，不能对比而论。

老子的军事思想究竟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他是在构思一个模式,试图用不通过战争的手段解决当时非要用战争的手段解决的问题。其原则就是: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再抽象一步,就是“无为”。

当今世界，资源之争,利益之争逾演逾烈，各路诸侯无一不在虎视眈眈，窥视它国的利益。做为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经验不足的发展中国家，我们该从老子的军事思想中汲取其有益的内涵，即一是“慈”：善待百姓，搞好和谐，同心同德；二是“俭”：不该花的钱别乱花，别搞形象工程，有钱用在刀刃上；三是“不敢为天下先”：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审时度势，冷静处理国际争纷。

郝建民，男，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