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总是话题的制造者。中学历史教师袁腾飞就制造了一个话题——其实是把一个争议的老话题又带出来，他说：岳飞、金兀术都是“中华民族的大英雄”。很多人由此推论：袁腾飞认为岳飞不是民族英雄。袁是不是这意思，有争论，不过，中学历史教学大纲确实已不再承认岳飞是民族英雄。当初，这一点，也曾引起过巨大争论。

说起来，在古代的将领中，岳飞的声誉、地位大概仅次于关公。但过去几十年来，岳飞的命运很不幸。先是五十年代，有人因岳飞曾镇压过农民暴动而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说他是“人民的敌人”。接下来到了八十年代，开始有人质疑岳飞的民族英雄称号。主要理由是：岳飞不是抗击英帝国主义或日寇，而是抗金，而金也在今日中国范围内，同属中华民族，岳飞抗金不过是中国人内部“兄弟阋墙，家里打架”。有人提出一种聪明的折衷办法：岳飞是“汉民族的英雄”，不是“中华民族的英雄”。正是依据这样的逻辑，金兀术与他的死敌岳飞并列为民族英雄了。岳武穆如地下有知，对于这怪异的荣誉，该作何感想？

形成这种错乱、争议的关键，在于人们错误地把现代的民族、尤其是中华民族的概念，运用于根本不知此概念的古人。坚持岳飞是民族英雄者，与反对岳飞是民族英雄者，犯的是同样的错误。

很多对否定岳飞为民族英雄之说痛心疾首的人动不动就说，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把岳飞看成民族英雄。这纯属无稽之谈。人们现在熟悉的“民族”概念，是一个崭新的概念，十六、十七世纪的欧洲人最早产生这种观念，十九世纪的德国人将其发扬光大。由此出现所谓“民族国家（nation-state）”，有了民族主义（nationalism）——其实，把nation理解为民族，本身就有很大问题。

这且不论，在中西文化大规模接触之前，中国人是没有这种观念的。因而，自宋以来，人们之景仰岳飞，是景仰其忠与勇。宋人就清楚表现了这一点。岳飞屈死二十年后，宋孝宗追谥岳飞“武穆”二字，并解释说，“折冲御侮曰武，布德执义曰穆，合兹二美以武穆谥公。”前者纪念其勇，后者表彰其忠。后人也就称岳飞为“岳武穆”。过了几十年，宋理宗又谥以“忠武”二字，这两个字能够更清楚地显示古人眼里岳飞最值得景仰的美德。

元灭宋，但脱脱领衔所修《宋史》对岳飞的评论与此相同：“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史称关云长通《春秋左氏》学，然未尝见其文章。飞北伐，军至汴梁之朱仙镇，有诏班师，飞自为表答诏，忠义之言，流出肺腑”。此处所重者，同样是岳飞之仁智并施、满腔忠义。至于民间对岳飞的赞美，更是集中于“精忠报国”四个字上。明代有几部关于岳飞的戏曲，直接以“精忠”为名，如《精忠记》、《精忠旗》、《宋大将岳飞精忠》等。

换言之，在古人眼里，岳飞最值得景仰的，首先是其军事指挥才能，其次是其对君王、对朝廷的忠诚，及对部下之义。这种美德是普适的、永恒的。当年生活于驱逐鞑虏而建立的朱明王朝之下的人，与后来又生活于满人统治之下的人，都会接受这些美德。那个时代的人们虽有夷夏之辨，虽有种群意识，却没有现代的民族意识，因而不论哪个种群，都可以从岳飞身上看到可景仰的美德，对岳飞的评价，虽历三族、四代而无变化、无争议。

到二十世纪，中国人接受了西方传来的民族观念，经过复杂的演变，大约到抗战时期，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概念、观念、意识。此时，评价岳飞及类似人物就成了一个难题。人们陷入两个相互矛盾的取向中而纠缠不清：一方面，民族强大已在人们的价值序列中居于最高位置，因而，人们不再看重岳飞的美德，而更看重他的事功对于民族的价值，尽管岳飞本人从来没有过这种民族意识。但另一方面，现代人的民族概念又是全新的，是基于地理、政治概念而形成的中华民族。依据这一概念，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冲突就都属于本“民族”内部的冲突，这些战争中的英雄自然就难算民族英雄了，很多人甚至于怀疑那些战争的必要性、正义性，而含糊其词地将其一笔带过。岳飞恰恰就是这类战争中的英雄，于是，岳飞是否民族英雄，就成为争论的话题。

由此可以看出，评价岳飞之难源于今人闭着眼睛跳进了自己的观念陷阱。人们过于固执地以今衡古，用古人根本无法想象的价值标准来衡量、要求古人。

摆脱这一困境的办法，其实很简单：同情地理解历史，尊重历史，尊重古人，从人的角度、而不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岳飞。岳飞从来不是为现代意义的“民族”、更不是为二十世纪才出现的“中华民族”奋斗的，他是在忠、孝、仁、义等传统观念支配下，为君王为黎民而战，其中彰显了忠勇之美德。这美德表现于具体历史时空中，但自身却是永恒的、普遍的。因为这美德，他就当得起英雄之美名。不要说当代中国人，哪怕是西方人，哪怕是当时他的敌人，也可以理解、接受、赞美这种美德，并被其英雄行为感动。而这，对岳武穆这个古人来说，也就够了。

岳飞以“莫须有”罪名屈死。今人没有必要以“莫须有”的标准拔高他，更不应以“莫须有”的标准来贬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