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怀疑岳飞《满江红》词是明代弘治年间人托拟之作。那时西北地区受鞑靼族的骚扰，作者托名于民族英雄岳飞，来鼓舞人民同仇敌忾。它虽不出于岳飞之手，但是我们仍应肯定它的时代意义、创作动机和对后世的影响，不应视为一般文士的伪诗伪文。
几百年来相传为岳飞作的《满江红》，是宋词里传诵最盛的一首名作。近人对它提出作者作年的疑问的，是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已故的余嘉锡先生。余先生在他的遗著《四库提要辨证》卷二十三《岳武穆遗文》条下，对它有详细的辨证（科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出版最后修订本），这里撮述他的论据有二：
一、这首《满江红》词最早见于明代嘉靖十五年丙申（一五三六）徐阶所编的《岳武穆遗文》，是据弘治年间浙江提学副使赵宽所书岳坟词碑收入的。这首词从来不见于宋、元人记载或题咏跋尾，沉霾数百年，突现于明中叶以后。赵宽不言所据何书，来历不明，深为可疑。
二、岳飞之子霖、孙珂，两代搜访父祖遗稿，不遗余力，“或得于故吏之所录，或传于遗稿之所存，或备于堂札之文移，或纪于稗官之直笔”（岳珂编《鄂王家集》自叙）。而岳珂的《金陀粹编》中却没有收录这首词。并且岳珂平生富收藏，精鉴赏，苟得名人法书，必著录于宝真斋而为之赞。使当时手泽犹有存者，肯不亟亟寻访而听其放失哉！乃自嘉定三年十一月作序之后，直至端平元年十二月重刊《金陀粹编》时，凡经三十一年，而其所刊《鄂王家集》仍只此三万余言，而没有这首《满江红》词。[1]
余先生这两点论据，都很有力量。徐阶所编的《岳武穆遗文》里，还有一首送张浚北伐诗，也不是岳飞之作。余先生文里也曾经辨过。这首诗首行题“送紫岩张先生北伐”，末行题“绍兴五年秋日，岳飞拜”。清代王昶《金石萃编》卷一百四十八跋这首诗说：《宋史·高宗纪》及张浚、岳飞传，绍兴五年都无张浚北伐之事。“署款尤非宋人体制；宋人赠诗标题及自书姓名皆系衔于上，从未有称其号而谓之‘紫岩张先生’者，又姓名之下，亦未有书‘拜’字者。似是明人伪托。”（以上王昶说。）余先生辨《满江红》词，可能是受王昶的启发，他的辨证比王氏更详赡。但他在北京写成《辨证》，不曾见岳坟各碑志的署年，因此无从断定这首《满江红》的作年。这首词最早发现于杭州西湖的岳坟，赵宽所写的词碑，现在仍然完好保存在岳坟庑下。我在杭州仔细抚读这原碑和其他有关各碑志的文字，比各种书本转载的较为完备，因此在余先生《辨证》之外，还能寻到一些补充的材料，并得出一些跟余先生不尽相同的见解。
岳坟《满江红》词碑是赵宽写的，碑阴并有赵宽所作的《后记》。原文如下：
镇守□□麦公，重修岳武穆王坟庙既成，得考功主事杨子器名父为昆山令时所刻王送张紫岩北伐之作，叹曰：“伟乎壮哉，王之手书也！……”遂刻而置之东庑。既又读王所制《满江红》词，叹曰：“思深哉！盍表而出之以示人？”因议刻石置之西庑。巡按御史夏公、邢公、□公闻之翕然欣赞，以为有功于世教。……咸乐观厥成。……俾宽书之……
赵宽字栗夫，吴江人，成化辛丑（一四八一）进士，曾官浙江提学副使。见钱谦益《列朝诗集》丙集小传。碑中所说的镇守麦公，乃是弘治时浙江镇守太监麦秀，名见《明史·宦官·何鼎传》（以上见余先生文引）。赵宽这篇《后记》，其中颇有疑窦，我在下文再说。这里先从《满江红》原词谈起。余先生说送张浚北伐诗已被王昶揭出破绽，而“《满江红》词不题年月，亦不言作于何地，故无破绽可指”。我以为《满江红》也有其可疑处。“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一句便是。
以地理常识说，岳飞伐金，要直捣金国上京的黄龙府。黄龙府在今吉林境，而贺兰山在今西北甘肃、河套之西，南宋时属西夏，并非金国地区。这首词若真出岳飞之手，不应方向乖背如此。有人以为这词借匈奴以指金人，贺兰山也可能是泛称边塞，同于前人之用“玉门、天山”一类地名。但以我所知，贺兰山在汉、晋时还不见于史书。“四史”里无此一辞。[2]贺兰山著名于史书，始于北宋。《宋史》称夏元昊“居兴州，阻河，依贺兰山为固”。此后夏和契丹交战，才屡次提到这座山（《玉海》卷十六载北宋有《西夏贺兰山图》）。
在这以前，只唐建中年间，吐蕃请灵州之西，以这山为界；五代唐长兴年间，击败吐蕃，追至这山（见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二）。唐人有用贺兰山入诗的，如王维《老将行》：“贺兰山下阵如云，羽檄交驰日夕闻。”卢汝弼《和李秀才边庭四时怨》：“夜半火来知有敌，一时齐保贺兰山。”顾非熊《出塞》二首之一：“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等等，都是实指其地。宋释文莹《续湘山野录》记庆历中姚嗣宗题诗于驿壁云：“踏碎贺兰石，扫清西海尘。布衣能效死，可惜作穷鳞。”《野录》明说是指元昊之叛。到了明代中叶人作诗，用贺兰山尤多，也都是实指而非泛称（详在后文）。
释文：“卿盛秋之际，提兵按边，风霜已寒，征驭良苦。如是别有事宜，可密奏来。朝廷以淮西军叛之后，每加过虑。长江上流一带，缓急之际，全藉卿军照管。可戒饬所留军马，训练整齐，常若寇至，蕲阳、江州两处水军，亦宜遣发。如卿体国，岂待多言。付岳飞。”
又，南宋人实指宋、金边塞的，多用兴元（汉中）之北的大散关（陆游诗：“铁马秋风大散关”，“大散关头又一秋”，等等），从来没有用贺兰山的。因为贺兰山在那时是属西夏国境的兴庆府，它和南宋国境中间还隔着金国泾、渭流域的庆原路、凤翔路一大块地区。假使金人攻西夏，可以说“踏破贺兰山缺”，南宋人是绝不会这样说的。（刘祁《归潜志》记金国初年，有张六太尉者镇西边，士人邓千江献他一首《望海潮》词，起云：“云雷天堑，金汤地险，名藩自古皋兰。营屯绣错，山形米聚，襟喉百二秦关。鏖战血犹殷……”结云：“招取英灵毅魄，长绕贺兰山。”〔张宗橚《词林纪事》卷二十引〕这正是金人说贺兰山的地理形势。）《满江红》词里这样说，正是作这首词的明代人说当时的地理形势和时代意识。
明朝的北方少数民族是鞑靼族。鞑靼入居河套，骚扰东北西北，从中叶一直纠缠到明亡。《明史·鞑靼传》说：鞑靼初来时，“或在辽东、宣府、大同，或在宁夏、庄浪、甘肃，去来无常，为患不久。英宗天顺间（一四五七年以后），始入居河套。”从此他们西攻甘、凉，便多取道贺兰山后，甚且阑入山南，视为通途。又说：弘治八年，北部亦卜拉因王等入套驻牧，“其年三入辽东，多杀掠。明年，宣、大、延绥诸境俱被残。十一年，王越既节制诸边，乃率轻兵袭敌于贺兰山后，破之。”
《明史》卷一百七十一《王越传》也说：孝宗弘治十一年，“（王）越以‘寇’‘巢穴’贺兰山后，数扰边，乃分二路进‘剿’”。这是明代汉族在贺兰山抵抗鞑靼族的第一回胜仗。（鞑靼驻据贺兰山，下至嘉靖年间，仍见于《明史》，《鞑靼传》说：“嘉靖五年，亦卜刺复驻牧贺兰山后，数扰边。十五年夏，吉囊以十万众屯贺兰山，分兵‘寇’凉州。”）我们可以设想，“踏破贺兰山缺”在明代中叶实在是一句抗战口号，在南宋是绝不会有的。
岳坟《满江红》词碑阴刻赵宽所作的《书武穆王词后》，末行署年是“弘治十五年壬戌夏五月”。那正是弘治十一年王越在贺兰山打胜仗的后四年。这足以助证我们所要推测这首词的作年。我们不必坐定这首词作于弘治十一年至十五年之间，我们说它作于英宗天顺初年（一四五七）至孝宗弘治十五年（一五〇二）这四五十年之间，也就是鞑靼初入河套逼近贺兰山以后、下至赵宽写这首词之年。这样推测，大概是“虽不中不远矣”。
我翻寻钱谦益的《列朝诗集》，明代中叶人作西北边防诗的，颇多用“贺兰山”一辞，如丙集之六程敏政（成化年间进士）《题罢猎图》：“岭阴直接贺兰道，马上终老单于乡。”丙集之十一李梦阳（弘治进士）《胡马来，再赠陈子》：“沿边十城九城闭，贺兰之山安在哉。”丁集之十二汤显祖（万历进士）《夏州乱》：“贺兰山前高射天，花鸟池前暗穿虏。”这些诗所用“贺兰山”，也都是实指而非泛称。在明代初年作品里，却不多见。这也足为我说这首词的作年的旁证。
此外还有两件证据。元人杂剧有阙名的《宋大将岳飞精忠》一本（见《孤本元明杂剧》），四折都是岳飞一人唱，而没有一句引用这首《满江红》。第一折《寄生草》云：“堪恨这腥膻丑陋契丹人，我学取那管夷吾直杀过阴山道。”云“阴山”而不云“贺兰山”。第二折《牧羊关》岳飞勉励岳云说：“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的诗句都引用了，那时若已见到这首《满江红》，岂会放过不用？可见在元代还不曾流传这首《满江红》。
与此相反，明人姚茂良作《精忠记》传奇，也演岳飞事，第二出《女冠子》云：“怒发冲冠，丹心贯日，仰天怀抱激烈。”又云：“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空怨绝，待把山河重整，那时朝金阙。”又白云：“饥餐胡虏肉，方称吾心；渴饮月支血，始遂吾意。”这无疑是弘治以后人见过《满江红》者之作。（《精忠记》是汲古阁刊本六十种曲之一，不题作者。《曲海总目提要》卷十三冯梦龙《精忠旗》下，提到此剧，传说是姚茂良作；开明书店印的《六十种曲》也题“明·姚茂良”。茂良字静山，武康人。）
因此我怀疑这首《满江红》词不是岳飞之作，出于明代人之手。但可否因此就把它和一般伪书伪文一同加以否定呢？我认为不可以。它应该肯定的有三点：就时代意义说，作者在明代民族矛盾尖锐的时候，托名于历史英雄人物，作了这首洋溢热烈爱国精神的作品，在当时是有鼓舞人心作用的，这是一。
就创作动机说，明代文人好造伪书（著名的如丰坊造《子贡诗传》《申培诗传》，姚士粦造《於陵子》，杨慎造《杂事秘辛》，等等），那都是出于文人好名好奇之心，而这首《满江红》词则是从热爱祖国出发的，这是二。就它对后代的影响说，这首词有强烈的思想性，数百年来，激动人心，当我们国家民族被压迫被侵略的时候，它曾经起过鼓舞抗战反侵略的作用，这是三。所以实事求是地考证它的作者作年，是我们研究这首词的一方面；估计它的时代意义、创作动机和历史价值，是它的另一方面。
有一种托名古人的文字，历来被视为赝品伪作的，而它在当时却有其时代意义、历史价值。举《窃愤录》及《石达开遗诗》为例。《窃愤录》旧题为南宋辛弃疾著，记载宋徽、钦二帝被俘北行的路途经过，它里面有许多地方不合历史事实，无疑不是出于辛弃疾之手。作者当是南宋遗民，他是托名于这位民族志士，以寄托国族沦亡的愤慨的（书名“窃愤”可见）。《石达开遗诗》也曾经传诵了几十年，近来柳亚子先生已经指出它是他的友人高旭（天梅）之作，是拿它来鼓吹辛亥革命的。这类文字都不应该视为伪作而一笔抹杀。岳飞这首《满江红》也正如此。拿《石达开遗诗》来作比，它的创作动机和社会意义是更相近似的。
至于这首词究竟是何人之作，现在还没有确据可以下定论。写岳飞《送紫岩张先生北伐》诗碑的是弘治年间人桑悦，余嘉锡先生因他曾经伪造一本《琅環记》题名为元人伊世珍，便认为他就是《送紫岩张先生北伐》诗的伪造者。我也曾经指桑悦和写《满江红》词碑的赵宽都是伪造这首词的嫌疑人物，现在却不作这样想法。因为桑悦伪造《琅環记》之说，出于明代人钱希言的《戏瑕》。而《戏瑕》却是一本多“茫昧无征”之谈的著作（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本书条下）。我翻过桑悦著的《思玄集》十六卷，看不出和这一诗一词有什么关系之处。赵宽是科举场中的名士，他的《半江赵先生集》十五卷，十之八九是官场酬赠和模山范水的东西，很少反映时代现实。这种不关心现实的人，不见得会写得出这样洋溢爱国热情的《满江红》。
我以为这首词的作者，当是对当时民族矛盾有强烈感受，并且可能是亲身投入这场斗争的人，才写得出这般作品。我前文说过，王越贺兰山之役，在这首词出现的前四年。王越是明代边防名将，贺兰之捷，已七十多岁，就在这年的冬天，因谏官弹奏太监李广，连累及他，忧恨死于甘州。他是中过进士的文人，积战功至大将，工诗，钱谦益《列朝诗集》丙集之三，录他的作品十五首，称他“酒酣命笔，一扫千言，使人有横槊磨盾、悲歌出塞之思”。
他弘治十一年这次战功和他不幸的政治遭遇，在当时士大夫中间可能会有相当大的影响。这首词里点出“贺兰山”一辞，也许与此有关。如果如我的猜想，这首词的作者是参与这场斗争或对这场斗争有强烈感受的人，可能会是王越一辈有文学修养的将帅（他们的身份正和岳飞相同），或者是边防幕府里的文士。他绝不会是逃避现实的科场名士像赵宽一流人。[3]
这里附带谈谈和《满江红》有关的两首作品，一首是上文提到过的岳飞《送紫岩张先生北伐》诗，一首是明代夏言的和这首《满江红》词。
岳坟《送紫岩张先生北伐》诗碑阴，有桑悦作的一篇碑记，末行署年作“弘治庚申夏四月”。庚申是弘治十三年（一五〇〇），就是赵宽写《满江红》的前两年。这首诗的全文是：
号令风霆迅，天声动北陬。
长驱渡河洛，直捣向燕幽。
马蹀焉支血，旗枭可汗头。
归来报明主，恢复旧神州。
下半首“马蹀焉支血……”四句，和《满江红》“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四句，语意很相似。我们不必因此疑心这一诗一词出于一人之手，却可见号呼抗战在当时是普遍的社会心理。根据前文引过王昶《金石萃编》对这首诗的辨证，它无疑不是岳飞之作，它跟这首《满江红》词同时出现，正是反映同时代的社会意识。
夏言和的这首《满江红》词，现在西湖岳坟有他手写的碑刻（也见梁诗正的《西湖志纂》卷十五）。全文是：
南渡偏安，瞻王气、中原消歇。叹诸公、经纶颠倒，可怜忠烈。曾见凄凉亡国事，而今唯有西湖月。睹祠宫、宰木尚南枝，伤心切。
人生易，头如雪。竹简汗，青难灭。拄乾坤要使，金瓯无缺。后土漫藏遗臭骨，龙泉耻饮奸臣血。恨当时无奈小人朋，盈朝阙。
夏言和曾铣为了主张收复河套，嘉靖二十七年同为严嵩诬陷弃市。这词署年作“嘉靖乙巳（一五四五）”，是他被杀的前三年。这时他再度入阁，跟严嵩、陆炳一班人的矛盾已很尖锐，这首词里所说“龙泉耻饮奸臣血，恨当时无奈小人朋，盈朝阙”，分明是借秦桧而骂严嵩的。赵宽《满江红》同碑的《后记》里提到的“巡按御史夏公”，就是夏言。弘治十五年赵宽写这首词时，夏言正在杭州任巡按御史。过了几十年，他和了这首词送杭州岳坟上石，他当时必是另有寄慨，不专为吊岳飞而作。它斥骂奸邪的内容，虽然跟原词号召抗战不尽相同，但于此也可见这首原词在明代中叶对政治所起的影响，“踏破贺兰山缺”句也许和夏言收复河套的主张有关。
总之，依据历史文献，实事求是地考定这首《满江红》词不可能是岳飞之作，这是就对它作科学性的鉴定一面说；肯定明朝中叶人作这首词是时代意识的反映，是作者爱国精神的表现，不同于一般无聊文士的造作伪书伪文，这是就它的历史意义说；把这两方面都作了周详的估计，又不把它们互相混淆起来，才会对这首词有正确的认识。反之，或者过重感情不愿意说它不是岳飞之作，或者因为它不是岳飞之作便一笔抹杀它的历史意义，这都不是严肃的科学精神，不是对待这首历史名作的正确的态度。
一九六一年三月属稿于杭州大学
同年五月写成于北京民族饭店
本文选自《大家国学·夏承焘卷》，陆蓓容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
注释：
[1]岳飞的孙子岳珂平生不遗余力地搜集他祖父的遗文，而不曾见到这首《满江红》。岳珂著的《桯史》附录里有这首词，我怀疑那是后人误收的，理由是：这首《满江红》词是名作，如果是岳珂亲眼所见，绝不至于把它收在附录里的。又：唐圭璋先生《宋词三百首笺》引宋人陈郁《藏一话腴》却有四句话论这首词。我检《适园丛书》本《话腴》，并没有这四句，这个问题尚有待考核。
[2]谭其骧先生告我：《隋书·地理志》：灵武郡弘静县有贺兰山，这当是贺兰山见于史籍之始；《汉书·地理志》：北地郡廉县有卑移山，以地望推之，当即贺兰山，可见汉世尚不以贺兰为名。《太平御览》卷四十四，引《泾阳图经》及《太平寰宇志》又谓鲜卑等氏族类多依山谷为氏族，今贺兰姓者因此名山。据此，是贺兰乃北族所命名，先以名山，继乃以名依此山而居之部族。贺兰部见于《魏书·太祖纪》：登国元年，太祖“北逾阴山，幸贺兰部，阻山为固”。是先有贺兰部居阴山北麓，其后移居今贺兰山，山因以贺兰部所居而得名，计其时当在魏道武之后，（以上谭先生说。）《元和郡县志》“贺兰山”条：“山有树木青白，望如驳马，北人呼驳为贺兰。”《通典》“突厥”条：“突厥谓马为‘贺兰’。”是“贺兰”乃突厥语。
[3]王越《黎阳王襄敏集》卷三有《贺兰山后平胡》诗：“兵事驱人老未闲，衔枚夜度几重关。地空虎穴藏劲敌，天运神机破大奸。杀气并天湖海水，威声高压贺兰山。凯歌齐唱红旗舞，报到元戎得胜还。”卷一有《平贺兰山后报捷疏》、卷二有《谒岳王词》辞、《吊岳武穆庙赋》。同卷《平虏（送项都宪）》有云：“铁山踏碎烟尘黄。”又《太傅王襄敏公年谱》弘治十一年二月制诰，有“踏碎毡庐，斩虏首如截瓠；蹂残余孽，扫腥膻似拉枯”等语，都可与这首《满江红》词参阅。
